《中国做对了什么》读后感摘抄
《中国做对了什么》是一本由周其仁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1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20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做对了什么》精选点评：
●凑合吧
●可能是2014年读2008年的文章，印象不深。尤其是对于“中国作对了什么”这个问题，作者的解答不太能说服我。作者认为通说的“廉价劳动力”不是中国成功的关键，而是“大幅度降低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才是原因；那别的国家（比如印度）1978年时可能比中国“改革开放”20年之后的1989年都更加开放、更加市场经济，为啥没成功？
●简洁明快，阐述了几个当代的热门话题
●之前零零星星翻过几页，这次兴之所至，再重新读了一遍。观点正确与否，没那么重要，对于经济分析，能提供更多角度，尤其是源于实地观察，有前后逻辑连贯一致性的角度，是更大的贡献。
●202005：各种场合的演讲、各类刊物的记录集合，而非专为成书写作的文章集，因此篇目之间虽然可以互相补充，但也多有重复。看着目录回忆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点印象深刻：1、试图将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大型公司来运营，制度与组织成本题太高，是行不通的，正如完美的市场是不存在的；2、货币是大多数金融问题的根源，通货膨胀、次贷危机、贸易顺差，归根结底都是货币问题；3、中国经济一度过分依赖出口，打不开内需的后果就是相应的弊端丛生；4、中国的城市化率仍旧过低，城乡问题，其实就是全国问题；5、中国多方面的改革与开放命题中，确权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书中着重讲了几个部分的内容，归纳总结起来就是： 1.改革开放：成功确立了民众私有化的产权，鼓励了生产的积极性，降低了制度成本，结合中国本已具有的低廉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大放异彩。 2：通货膨胀是明确的坏事，可是光价格管控治标不治本，关键在于政府控制货币量。 3.中国经济未来面对的严峻挑战：外需受抑制，要做出市场内向化的调整，可优化的经济部门还很多：环境、教育、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食品安全…… 4.关于土地市场结构调整：非农建地的市场化，确立农民的土地权力，加大土地流转。非农业用途的土地被城市购买，提高土地利用价值，获得的收益补偿农村，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农村城镇的双赢模式。
●多篇文章集合在一起的小册子，内容不错，但有不少重复的
●收拾宿舍翻出来的打印稿。我读过吗？或许吧，但头脑中至少是全无印象了；回想起来大学四年上过不少有趣的课，读过不少有趣的书，可留下的又不知有多少，到头来还是头脑空空，一无所知。所以什么是生活和学习的意义？
●让我回忆了一下大学里面学的知识，全书关键词：产权和货币
●似懂非懂 有点概念
《中国做对了什么》读后感(一)：中国做对了什么，还能继续做对么
之前零零星星翻过几页，这次兴之所至，再重新读了一遍。吸引人的首先是文风，虽然一小部分失之啰嗦，但口语化夹杂些许文言读起来既亲切，又显出功底；其次是作者的经历，对于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而言，无论是理论上的高大上，还是模型的漂亮严密，离开了社会，终显得空中楼阁，摇摇欲坠，而周年轻时上山下乡，后调研农村，再到后来负笈重洋，生活阅历之丰富，对人性洞察之深，对微观了解之清，较之一般所谓的经济学家，不可同日而语，正因其接地气，才使得文章有社会根基；再次，基于对社会实情的了解，不同于西方和马克思经济学者，周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较为客观，比如对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交织影响，从制度建设，货币，税收等多个角度论证，厘清了很多错误认识；最后，作为那一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对国家的感情和责任感非后来者可比，观点正确与否，尚可讨论， 也没那么重要，但对于经济分析，能提供更多角度，尤其是源于实地观察，有前后逻辑连贯一致性的角度，是更大的贡献。
十年之后重读这些文章，更发人感慨，回过头去，开放和改革仍然是未来发展的动力，汇率机制的形成在路上，土地制度的变革尚看不清，腐败的挑战仍压力山大，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制度成本的曲线是否回升，历史总是让身在其中之人看不清晰。
《中国做对了什么》读后感(二)：本书简论
《中国做对了什么——回望改革，面对未来》，周其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本书是作者有关近年中国经济问题的讲演、评论和访谈的合集，主要涉及改革开放三十年、通货膨胀、转型的困难、打通城乡土地市场以及未来的形势与挑战等方面。作者是文革时期的下乡知青，曾在东北边陲狩猎长达八年，1978年通过高考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由此开始了系统的经济研究历程。
作者肯定了改革开放的成就：“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载入史册。”同时对伟大成就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不同于若干观察家认为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作者指出，“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综合而言，“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作者指出，当年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应验，然而有一点却是例外，即贫富差距。不论是官方统计和报道还是国内外学界的研究和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贫富差距的扩大都是不争的事实。“基尼系数”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更大的威胁和隐患在于不正当收入（尤其是利用公权力所造成的腐败）在中国有增无减、愈演愈烈。而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比解决一般的经济问题困难得多。
（蔡舰 2011年3月9日）
《中国做对了什么》读后感(三)：回望改革，面对未来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可以说是历经中国大发展大踏步的一位亲身经历者，从其1978年在东北边陲的北大荒从事农业生产到其历经如今中国发展成一个受世界关注的新兴经济体，在当今，确认中国经济的奇迹般增长已经无需罗列很多数据和图表了。
1978年，周教授当时还在东北边陲的北大荒从事农业劳动，他是幸运的，在仅仅九个月后经历一场文化选拔后来到北京念大学了，这里就是中国腾飞的开始，1978年！
很明显在中国于2002年正式加入WTO之前，中国被公众认为经济大幅增长的理由恐怕是“廉价劳动力优势说”，但很显然这个理由在书中被推翻，因为在1978年 之前中国拥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但没有出现“中国制造”更没有形成“成本优势”，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这一由阿罗教授于1969年定义的“经济体制运行的成本”。
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改革绝不是那么容易的，更加不是国家领导人的心血来潮，在邓小平于芝加哥大学关于“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在1962年邓就明白了“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的意义，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应运而生，尤其是在传统的中央的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但原先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公经济，包括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与外资却在国民经济的诸多领域占了一席之地，到今天已占全部国民产出的50%以及全部就业的75%，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本书分为五大部分，第一是纪念中国改革的30年，第二则是通货与通胀，第三是转型的困难，第四则是新形势，新发展，第五是打通城乡土地市场，在这其中我个人比较关注第四部分，因为这涉及中国未来经济的挑战和走势，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中国未来走势的背景，周教授提出了两个基点，这是对我国经济所存在巨大冲击的两个点，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言及重点，深入人心。
其实由最近中国所发生的一些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瞩目程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于26日担任IMF副总裁，而且是专门为其增设的职位，法国财长拉加德正式就任的第二天就表示，全球经济已经从2007年至2009年金融经济中反弹，但这种反弹并不平衡，如中国和印度等老工业国家已经成长成为新兴市场，无疑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增加了中国在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但这只是起步，将来要走的路还很长，任重而道远，因为IMF还有24个执行董事组成的执行董事会，代表187个成员国啊因此要有耐心。
《中国做对了什么》读后感(四)：算是宏观经济与制度经济学的入门了吧
少的一星因为没诚意，收录的好多文章看起来像凑字数因为内容都差不多。不过读到后边越读越有意思，尤其是大师的想法跟自己不谋而合的时候。
因为是王老师让读的，而且还要去找他讨论，所以这次大概要写仔细一点。可是其实读的时候感想是很没有体系的，真是完全不知道要找他说些什么，所以大概把一些很散的点记下来会比较有帮助。
扯远了。周其仁是将邓小平的实践与科斯的“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理论相结合的。我还没有来得及查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理论的源起应用等等，不过想来也应该并不复杂，无非交易费用是外部的，组织成本是内部的。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论证外化的成本是小于内化的成本呢？在我看来确实是这样的。国家机器如果要尝试定价、定量，那么必须要付出巨额的信息成本、决策成本。而如果外化，那么市场机制的运行就要容易而自然得多。所以科斯认为当公司节约的交易费用与由此增加的组织成本边际相等的时候，公司的边界就确定了。而这样的边界，则一定不是超级国家公司。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另一特点是鼓励大众的积极性，这也是我之前一直所理解的东西，所以这里就不写了吧。
矮油该睡觉了明天再补><
果然写东西不能拖，今天再补好像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幸好书里边有标记，不然真的不知道写些什么好了。
第二部分是通货膨胀。记得大二学经原的时候，讲通货膨胀的害处是要重新标价什么的，因此增加了成本。今天再查，发现说通胀有再分配效应，使得靠固定工资的人的福利下降，那些靠资产变动的人提升。储蓄变得没那么有利等等。周其仁在书中批判了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方式。所谓结构性通胀，结构性对策都是骗自己，因为没有哪个通胀不是结构性的，CPI本身就有一定的结构。因此要治理通胀，还是要靠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又不单是一国的，也和美元挂钩。由于美元一直是宽松的政策，人民币要想保持兑美元汇率不变，也需要宽松政策。然而政府又说还是要缓慢升值的，于是外币进来，中国政府就要向市场上提供更多的人民币，结果是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货膨胀加剧。至于解决办法，我觉得周其仁说的有理，增加生产，让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来对付偏多的货币，应该是个好办法，起码比提高存准率的办法好（根据货币银行学XD）。
周其仁讲说，由于人民币迟早要升值，就应该把市场转向内部。然而这一转变却并不容易。当年由向内产业转到外向，由于市场需要是比较顺利的。而对于国际市场的过于依赖也可能导致失败，于是企业家们也想转向内部。但是现在是由易转难，老板们又没了当年的激情，恐怕这一转变确实不易。
周其仁对于财政政策走向发展的定调也是向内的。他认为过去外向发展的很好，而内部则没有跟上来。这一方面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城市建设。当然我最关心的是第三点，即医疗、教育、养老等产业的发展。这些领域现在就有大量的需求。我看了是十分激动的，毕竟和自己想做的方向十分契合。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那么多年经济发展十分迅猛，然而社会服务的发展则远远没有跟上。未来，这些领域都是大有潜力的。
他还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让修起来的路上很快有车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应该是为了修路而修路，而应该想好修路是为了干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不然政府投的钱没有带动经济的发展，那就是相当于白投。
最后一部分是土地问题。距离大一写国政概论文也是很久了，但是土地问题仍然十分亲切。现在政府征地是低价征地，钱都到了政府手里，农民什么也没捞着。提出土地交易所的解决方案，让市场决定价格，应该是更为有利的。然而土地问题的利益相关方又太多，农民、农民集体、乡镇政府、地方政府，这之间存在一个咬合的问题。成都的“村庄评议会”，让推举出来的长者主持评议，恐怕是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