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读后感锦集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是一本由屈文军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18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精选点评：
●讲元代的较多，官制的一些内容可以参看。
●半本。辽西夏金元史从前知道的太少，即有所知也极肤浅（谁说我之于宋史不是这样呢...），借此普及一下。总体来说写得自然不算“很有阅读性”，仍然能感到有一些观点是根基很扎实的，破除了之前的不少成见。
●屈老师生性淡泊，为人谦和，思想深邃，在课堂上听过诸多精彩论点，这本书可为高屋建瓴，思路敏捷，锦心绣口，是屈老师的好书，推荐一看。
●在看了蔡美彪那本让人眼睛成蚊香状的书后，这本对史料“简单粗暴”型的叙述真是太得俺这种菜鸟的心了
●380 82 41
●70）整体上讲是本不错的书。作者自陈其未能注明所引用文献的原因是“丛书体例限制”，扣一颗星吧。
●赞
●总算对这方面有了初步的认识。 喜欢作者的行文。
●优秀的讲义，屈文军对征服王朝的看法和我一致，对辽金元清的征服性色彩讲解不错，而且对中书省的理解直接反驳了姚大力、李治安、陈得芝等人的片面看法。
●遼金寫的好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读后感(一)：近年难得一见的中国北方民族史方面的力作
在后记阅读之后，我们可以知道作者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著名教授姚大力的学生。
这本书借鉴并综述了大量最新的辽西夏金元史的研究成果，无陈词滥调，内容紧凑有序，无一些史学专著的枯燥感。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本书除了铺陈一些史实，最重要的是史论观点我非常之认同，且切中要点。
对辽西夏金元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一读。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读后感(二)：我是看了豆瓣的评论买这本书的。
看了以后觉得写作脉络挺清楚的。对我来说那段时间的历史大概不必五代十国明晰，这本书先讲了两种分析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王国前后与中国历史相互影响的理论，然后分章节捋清了几个王国（朝）的简史，否则他们政权更迭还真是让人迷糊。每个朝代或者王国里面又讲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每章最后提出问题留给读者思考。
对于“辽以释废”“金以儒亡”、马可波罗、还有儒生在元朝社会的地位也大篇幅地论述。
作者在最后说本书有很多地方是引用别人的学术观点，我不是学历史和史学的，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不过总的来说，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甚至在今天也有意义。
比如说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上，教化教化，既要化，更要教，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比如说为什么汉人能心甘情愿地为金人出谋划策，甚至为金的灭亡而怨恨宋，后来连元军灭南宋的大帅甚至是汉人，可见当时北方的汉人并不认同自己是和南宋的汉人是同一国家，虽然血脉是相连，但是对他们来说南宋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汉人建立的国家而已。而在辽金元即使在政治上汉人不占平等地位，宋朝却对士大夫礼遇有加的情况下，仍有许多儒生为少数民族政权服务，能单用一个“贱”字把他们归类么？但是现在却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
还有中国在历次经历外族侵略的情况下仍能生生不息，到底什么是中国？我个人比较赞同只要认同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的观点。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读后感(三)：干干净净的学问人——屈文军和《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
01.绪说.
要我说，我最喜欢的老师还是屈文军。
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这些外来音译词有的会进入该记录语言词汇中，如“站”字在汉语中原先的意思是“立”，后来用它音译蒙古语的jam,从此有了“驿站”的意思，进而引申出“车站”的意思。“哥”字原意为“声”，即今“歌”字，后用以音译鲜卑语agha(兄长）于是有了“兄长”之意；为了与原先的“声”相区别，另造一“歌”字表示原意。大部分的外来音译词，还是很容易看出不是，该语言的本来词汇的。如“胡同”显然不是汉语本来就有的词汇，大多学者认为来自于蒙古语quddugh,“井”意。“忏悔”一词中的“忏”也不是汉语本来词汇，它来自于梵语ksama，又译作“忏摩“悔”意；“忏悔”一词的构成形式类似于“驿站”，只是“站”的蒙古语的突厥语来源yam本身也来自于汉语“驿”。”
以上引自一篇屈老师的论文。这是一篇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极不好懂。即使是元史研究的大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一个分支的，也不定能读懂。但是这篇论文已经得到元史学界的公认。作者是屈文军，暨南大学古籍所的老师。
老师知识渊博，读书数量和种类多的吓人，又诲人不倦，他在元史课堂上，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诙谐犀利的语言，向同学们讲授中国历史研究的元史部分。不是元史方向的研究生都能被他吸引，元史方向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
人生苦短，几十年的生命，可以做的事情很有限。每个学者，只是学术链条中的一环，只是文化长河中的一滴。然而，没有这一环，链条会中断，没有这一滴，长河会枯干。学者的人生意义在于连接。连接链条，汇成长河。薪火相传，文化接力，“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学者的使命。
历史研究，是看一些人人都看过的材料，说一些大家都没有说过的话。不要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历史学就是根据一堆废墟，构造出房子的模样，要先判断这些废墟，是不是房子的本来部分，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过。
考虑到朝代的特殊性，中国历史的两条主线：一是汉族帝国的历史，另一条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黄河是母亲河，另一个重要的是长城。这一点，在屈老师的书里有充分体现。
屈老师说，做历史研究对史料要非常熟悉。《蒙元史研究导论》、《元朝史》、《元史研究》，这些书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推荐完这些书，屈老师说“另外就是在下的书《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鄙人的书得到了张其凡老师的谬赞，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本书里我提出了一些新的属于我个人的见解”。
02.《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提要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属于《中国史讲座》系列，对于这一时段的描述，本书突破了帝王史、政治史的框架，在讲座体的基础上，吸取了最新的史学理论的精神，以专题讲座为纬，以时间线索为经，由多元的现代性的视域，择取纠结有诸多矛盾因素的历史片断，通过生动可感的描述，与犀利有别裁的透析，在梳理纠结点之前因后果的同时，前后串联，带出整段历史的演进轨迹。
全书篇次纲目如下：
第一讲北族王朝与中国历史——辽、西夏、金、元四朝的历史地位
从北方民族与中国历史、关于“征服王朝论”；辽、西夏、金、元四朝的历史影响三个部分。今天，汉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不到全国面积的一半，占中国领土一大半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古代的中国，从文化地理角度也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汉文化的主导区域，居住人口主要是汉族人；另一块是汉文化主导区以外的地区，居住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文化上受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有的地方则以非汉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主。
第二讲辽王朝的双轨制
以可汗世选与皇位世袭；捺钵与五京；官分南北为对象，指出阿保机也就是辽朝的第一个皇帝太祖，阿保机借鉴中原王朝的皇帝制度，来确立自己的终身地位，以与契丹的部落传统抗衡。实际上开始了辽王朝政治设计上的两重性——既保留部落的传统，又引进中原王朝的政治资源。以后的历史证明，两重性的两个方面，有时可以平稳相处，有时则会造成严重冲突。
第三讲“辽以释废”？——辽朝的佛教
主要围绕辽朝的经济与文化；辽朝的佛教；“辽以释废”三个部分，考擦辽朝佛教的过度兴盛对社会的消极影响。首先，大量的钱财用于寺庙的修建和寺庙的宗教活动。其次，僧侣人口的冗滥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第三，寺庙的经济力量不正常发展。第四，佛教侵蚀了契丹人的勇武精神。指出辽朝由兴盛走向衰亡，佛教的影响肯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但如果将这个王朝灭亡的责任全部推到它身上，也是不恰当的。
第四讲丝路上的神秘王国——西夏
从西夏王朝的兴亡；西夏的法典；西夏王朝的经济与文化三个方面切入，认为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王朝，丝绸古道上消逝了的党项王朝，除了以它神秘的文化吸引了当今很多人的注意外，它让人吃惊的法律材料也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20世纪初，在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发现了大置的西夏文文献材料。黑水城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可以跟敦煌媲美。
第五讲公正地评价金王朝
这一讲以女真王朝的兴衰；政治制度的影响；经济文化上的成就作为讨论的对象，指出狭隘的民族心理，使得人们对与宋同时的北方政权总是抱有偏见，其实这些政权和宋朝一样，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一定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金朝依靠武功占有了中原地区，和南宋对峙，金朝的文治也“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尤其是政治制度和文化上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一些较为深远的影响，虽然有的是负面的。
第六讲“金以儒亡”？——女真人的汉化
是对汉制的采纳与女真旧制的维持；金世宗与金章宗；“德运”之争三个部分的考察，指出困难的财政，频繁的自然灾害，对金王朝衰亡负的责任应当要比“儒”来得更多。而导致金王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其实就是一条：它遇上了可怕的对手。这个对手以后要在世界舞台上刮起令人震怖的飓风。勉强说“儒”有什么责任的话，看来可以举出这么一条：太多的女真人学习汉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变得文弱了。
第七讲“胜者为汗”——大蒙古国的建立
从蒙古族的起源；漠北的统一；大蒙古国的建立三个部分，主要讨论了1206年，铁木真在鄂嫩河的祖先营地，召开了忽里勒台大聚会上宣布建立一个名为大蒙古国的国家，他本人则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大蒙古国不再是一个"帝国式部落联盟”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帝国”。成吉思汗以及蒙古族的创造，较之前的历史传统，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更大。
第八讲世界征服者的功过
围绕成吉思汗的西征；成吉思汗后裔的西征；南宋的灭亡三个部分讨论，近50年来国人对蒙古征服战争的评价，似乎采用了双重标准。西征否定的居多，认为战争造成了被征服地人口剧减和经济、文化的萎缩；灭亡西夏、金朝和南宋等则肯定的居多，认为这些是统一战争。实际上西征的消极后果，像居民遭屠戮、经济给破坏同样发生于蒙元王朝南向的统一战争上，统一战争的积极产物也曾同样出现于西部的被征服地区。
第九讲“祖述变通”——元代的政治制度
围绕国家符号的两套体系；职官制度的概貌；政治制度的影响三个部分，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在临民层次以上层面，元王朝没有实行双轨制，但在体现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国家符号体系上，它则一直存在着来自汉制和来自蒙古制的两套明显区别的形式。国家符号体系的两重性表明了元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自己的定位是双重的，既是蒙古人的大汗，又是汉人的皇帝，他们同时从蒙古人和汉人中寻求认同。
第十讲“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元朝对边疆和民族地区的治理
以岭北行省的成立；对西藏的统治；元代的云南地区三个部分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边疆和民族地区的治理。元代全国地域共划分为十二个一级政区，即中书省直辖、十个行省及宣政院所属吐蕃之地。十二个一级政区中，非汉民族比较集中的有三个：岭北行省、吐蕃地区和云南行省。
第十一讲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蒙元王朝的对外关系
围绕着与宗藩之国的关系；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与欧洲的关系，对蒙元王朝的对外关系问题进行考察。马可•波罗有没有来过中国，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西欧世界直接地，而不是通过很多中介环节，间接了解中国的角度来观察，马可•波罗就仅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不管他有没有来过中国，他都不是西欧与元代中国之间，直接沟通的唯一见证人，这种直接沟通开创了中国与欧洲关系史的新时期。
第十二讲“宜人新年怎生呵？”——蒙古统治下的元代社会
这一部分则是关于所谓的四等人制、读书人的地位：九儒十丐？、蒙古的统治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的考察。民族歧视固然造成了汉族人精英的赋闲或无所事事这样一种大环境，有些人甚至因此而离经叛道；但总体而言，封闭的社会阶层，并没有破坏汉地儒家士大夫集团的群体意识和内聚力。蒙古统治者关心的是，将这些人排除出政府主要高职以外，至于排除出去以后，他们在社会上是否继续起影响，是否继续作为精英而存在，蒙古统治者就懒得关注了。
第十三讲“江南有眼何曾见？”——元代交相辉映的多元文化
以宗教的兴盛；瑰丽多姿的异民族文化；精英角色的扩散三个部分为对象，指出多元文化的问题。元朝的统一，打破了150年来“天限南北”的局面，汉文化得以重新在全国范围内交流。南方的书籍成船成车地运到北方，北方士人到南方访友问学者络绎不绝，南方士人也终于有机会，游历中原诸多的名山大川或孔孟故里等人文胜地。不过，元朝处于一个儒家学说达到新的高度的朝代之后，除少数人外，总体而言，确实有些乏善可陈；但理学在元朝取得了官学的地位，这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演变很有影响。与理学、经学成就—般形成鲜明对比，由于统治者的兼容并蓄政策，元代的宗教则呈现历史上少有的兴盛状态。
第十四讲“穷极江南，富夸塞北？”——元代的经济
包括元代的交通与海运；元代的纸币；有无“13、14世纪的转折”三个部分。蒙古人的征服与统治，虽然造成北方人口的剧减，和南北经济不平衡的加深，但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并没有因为非汉族的统治，而受到多大影响。至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后来最终为何没有走出困境，或者说到了一定时期为什么与西欧经济出现了“大分流"现象，肯定与包括辽、金、元等王朝在内的征服王朝的统治没有多少关联。
第十五讲“天意如此，朕将奈何？”——元代的衰亡
以中期激烈的帝位争夺、顺帝朝的危机、元王朝为么衰亡三个部分为对象，对朝代更替之际社会问题进行考察。忽必烈漫长的统治，结束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的正月，他死于大都，这时已经80岁。忽必烈的去世意味着元王朝下坡路的来临。
03.结语
历史最容不得假设，但人类对历史作反思时，往往最喜欢提出假设，如果当初不是这样，将会怎样？按理说，知识分子是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屏障，而社会道德，总随着时俗的变化，而不断被打扮，唯一无法被修饰的,是那些正直的学者的良心。千古皆然！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读后感(四)：北方民族与中国历史——辽、西夏、金、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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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是由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四个非汉民族分别建立的或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政权。由于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传统的汉族历史学家往往对它们不大重视，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这四个王朝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辽、西夏、金、元四朝是否代表了历史的退步，待下文再辨析。这里首先要强调一点，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文明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我们不仅要了解汉族人和汉族王朝的历史，也要了解少数民族历史和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各个王朝或政权的历史。
今天，汉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不到全国面积的一半，占中国领土一大半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古代的中国，从文化地理角度也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汉文化的主导区域，居住人口主要是汉族人；另一块是汉文化主导区以外的地区，居住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文化上受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有的地方则以非汉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主。
中国这种文化、人口分布格局大约形成于两汉时期，以后尽管不断有发展变化，但直到晚清以前，基本面貌仍然没有太大改变。
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包括东南、中南、西南等地的少数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制约，一般只形成分散的、实力有限的地域性集团，很少对中国历史的全局发生影响。西北戈壁、沙漠间的绿洲民族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沟通者，政治影响方面，由于本身实力有限，往往为其他强大政权所控制或者被它们所争夺。
而其他北方民族，包括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游牧民族、内蒙古东部大兴安岭地区和辽西一带的游牧狩猎民族、中国东北的半农半猎民族以及青藏高原上的游牧狩猎或半农半牧民族，则常常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原地区以及中国历史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北方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首先出现在蒙古高原上。这一地区大致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两麓，南至阴山、河套地区和长城一带。因为当中有一大片荒无人烟的、古人习称为“漠”的戈壁，史书上经常以“漠南”、“漠北”称之。
大漠南北的古代民族生活以游牧为主，狩猎、采集为辅，虽然有一定的农业，但产量极其有限，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甚微。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随四季转移牧场，住帐篷，饮食以词养的动物乳、肉为主。大漠南北游牧民族同南方的农耕民族，包括中原的汉族以及西北地区的绿洲民族之间天然地需要互通有无。农耕民族需要游牧民族的动物产品，如毛、乳、皮、肉等，军旅需要游牧民族的马匹；游牧民族则需要农耕民族的农产品、纺织品、手工业产品以及制造兵器所用的金属等。
和平时期，双方可以通过正常的贸易互通有无，但这种贸易经常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而不能正常进行。最常见的因素是畜产品的剧减，游牧经济相当脆弱，遇到风雪雷旱等灾害，牲畜往往大量死亡，这时游牧民族就拿不出多余产品进行交换。
农耕民族的统治者有时出于政治目的也会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正常进行。如果游牧民族因为畜产品剧减而生计艰难，他们往往会通过对农耕民族的掠夺来维持生活，在生存于恶劣环境下的他们看来，困难时期对其他民族的掠夺是一种正常的谋生手段。
另一方面，当游牧民族的畜产品过多，而农耕政府又人为阻挠两者间的贸易时，游牧民族也往往会通过战争手段来强迫农耕民族开放贸易。古代这两种导致战争的情形时有发生，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主要是汉族——间的冲突以及由和平或战争交往导致的民族融合也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一条重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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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在秦统一六国的同时，匈奴在大漠南北也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先后同秦、西汉对峙。到东汉时期，匈奴政权由于统治者间的内讧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而瓦解，一部分匈奴人西迁，一部分南下融人到汉族等民族中，留居故地的匈奴人则融人自大兴安岭一带西迁过来并占领其地的鲜卑人中。
东汉末年起，汉地统一的国家分裂，北方各地不少少数民族包括鲜卑族乘机进人汉地，西晋灭亡后，它们先后在汉地建立了十多个国家，历史上习称为“五胡十六国”。
公元4世纪末，鲜卑人的一支拓跋部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的北方汉地，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北朝时期。北魏王朝的强盛使“拓跋”一词声名远扬，同时或稍后的波斯、拜占庭等地即以此称呼中国，直到金元之际，中亚还把汉人叫做“桃花石”，该词也来自于“拓跋”。建立北魏的鲜卑人后来同化于汉族，他们曾居住过的大漠南北则兴起了柔然、高车、结骨等游牧民族政权，其中以柔然的实力最为强大，是北魏北方的劲敌。
公元6世纪，突厥崛起于大漠南北，并向东西部扩张，形成东起辽东、西至咸海的强大游牧政权，后来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大汗国。在突厥政权出现不久，汉地也先后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王朝隋朝和唐朝。唐朝消灭了东突厥，臣服了西突厥，控制了西域的绿洲国家。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实力锐减，大漠南北旋为回鹘人控制，西域被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控制，西方大食人的影响则进人中亚；唐朝最后不得不借助回鹘人的兵力平定安史之乱。
公元9世纪，东部亚洲几个强大政权相继衰落或瓦解。唐朝陷人藩镇割据状态，907年最终灭亡。北方汉地相继出现后梁等五个王朝，习称“五代”，其中后唐、后晋、后汉为有突厥血统的沙陀人建立。吐蕃王朝衰落、瓦解后，其曾经控制的地域内也出现不少割据政权；大食政权衰败后，中亚也呈现群龙无首状态。
840年，立汗廷于漠北的回鹘政权被黯戛斯（即北魏时期的结骨）人攻破，回鹘人一部分南下融入其他民族，一部分留居故地融人后来进人的民族中，大多数人则西迁河西走廊、西域以及中亚地区，同当地人融合，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权。如在河西走廊，他们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后来大部分地区被西夏吞并；在西域高昌，他们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又称畏兀儿，后来归附于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
黯戛斯人攻破回髀汗廷后，并没有在漠北长期立足，他们很快又迁到了原先活动的叶尼塞河流域。大漠南北出现了权力真空，大兴安岭地区操蒙古语族语言的民族遂不断西迁至蒙古高原。之前蒙古高原上的各种游牧部族中，匈奴人的语言不大清楚属于哪一语族，鲜卑、柔然政权统治者民族的语言属于蒙古语族，但治下的大多数游牧民众的语言则应不属于蒙古语族。
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回鹘帝国瓦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蒙古高原上的各民族所操的语言以突厥语族为主。漠北回鹘瓦解后，回鹘民众大多迁走，东部操蒙古语族语言的各个族群、部落不断迁移至蒙古高原，大漠南北开始了语言蒙古化的过程。
大约与匈奴同时见于史乘的北方另一个强大部落联盟是东胡，位于匈奴以东。战国后期，当其最盛时常威胁燕、赵。匈奴强盛后，东胡部落联盟为其所破，余部退居大兴安岭和辽西一带，号鲜卑、乌桓》东汉时期，乌桓人大批居塞内，渐融合于汉族。匈奴政权瓦解，鲜卑人大规模地西迁并南下后，其故地今西拉木伦和老哈河流域有契丹部，其北，即大兴安岭北段有室韦各部。
契丹和室韦都是鲜卑的后裔，所操语言均是蒙古语族。南北朝、隋唐时期，室韦、契丹力量比较薄弱，时或依附汉地的中原王朝，时或受蒙古高原强大游牧政权控制。
大约7世纪起，室韦人就逐渐向蒙古高原迁移，不过由于蒙古高原上有强大的回鹘等游牧政权存在，他们的西迁开始只是零星的、分散的。到9世纪下半叶，蒙古高原处于无霸主状态，这为室韦人大量西迁并扩展地盘提供了良好时机，到10世纪前期蒙古高原上已经到处是室韦人以及室韦人和留居大漠南北的原突厥语族民众结合的部落了。
唐朝衰落、回鹘帝国瓦解也为契丹人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公元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契丹国，即历史上的辽朝。阿保机时期辽朝征服了蒙古高原各部，灭亡了立国于中国东北地区由秣鞮人建立的渤海国。渤海国长期为唐朝的附属国，典章制度模仿唐朝，辽朝也按照治理属下汉人的方式统治原渤海国的臣民。
后来辽王朝又从后晋石敬瑭手中获得了今天北京、河北、山西北部一带的幽云十六州。辽王朝的强盛使“契丹”一名的传播更为久远，在现代蒙古语中以该词的复数形式指称汉族；波斯、阿拉伯、欧洲的历史文献中广泛使用“契丹”一词称呼中国，俄语中至今仍称中国为ki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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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建立后不久，960年，五代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北宋结束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它的统一只是有限的统一。除了北边有辽朝、西南部包括今天的云南全境和四川西南部有由白族祖先建立的大理国外，当时青藏高原上四分五裂，北宋政权无力顾及；西北则有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
逾西则有髙昌回鹘以及族属还不大清楚的以今天新疆的喀什以及中亚八剌沙衮为中心的喀剌汗王朝。党项本是中国古老民族羌人的一支，故又称“党项羌”。早先居青藏高原东北部，后受吐蕃势力所迫，北徙至今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西北一带，经济方式为半农半牧。
五代、北宋前期，势力渐强，1038年，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宋人称西夏，后世沿袭称之。极盛时期疆域包括今天的甘肃大部、宁夏全部以及陕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和新疆、内蒙古部分地区。西夏先与北宋、辽鼎峙，后两王朝灭亡后又与南宋、金并立，1227年亡于蒙古。
辽朝后期，东北的女真部兴起。女真之名始见于五代，当时契丹人称渤海以北以黑水秣鞮为主的诸部为女真，后为避辽兴宗讳改称女直。秣靼族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语言属通古斯语族，其先可能与先秦文献中就有所记载的肃慎人有关。隋唐时秣鞮各部发展不均衡，其中粟末部曾经建立过渤海国。与契丹、室韦人从事游牧不一样，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为半农半猎。女真各部发展也不平衡，其中的完颜部在辽朝后期逐渐壮大，并统一了女真各部。大约在1117年，首领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1125年，金与北宋结盟，灭亡辽朝；1127年进而灭亡北宋。
辽朝灭亡之际，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远征中亚，后在中亚地区建立西辽，原喀剌汗王朝的东部纳入其版图（西部则被突厥一伊斯兰国家花剌子模吞并），高昌回鹊政权也受其控制，直到成吉思汗兴起，才最终亡于蒙古。北宋灭亡后，皇室赵构在杭州建立南宋，与北方的金朝、西北的西夏继续鼎立。
辽朝灭亡后，蒙古高原各部改受金朝统治，不过与辽代相比较，金朝对漠北各部的控制要虚弱得多，漠北各部就在群龙无首的状况下进行着无休止的相互掠夺和兼并战争。在日益激烈的残酷的战争中，室韦人的一支蒙古部逐渐强盛起来.并最终统一了漠北各部。
1206年，蒙古首领铁木真即大汗位，建立了大蒙古国，铁木真也号称成吉思汗。大蒙古国随即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对外征服战争，臣服了高昌回鹘，消灭了西辽，灭亡了西夏，势力扩展到中亚、西亚、南俄等地。
1234年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和南宋联合消灭了金朝。1260年，成吉思汗孙忽必烈即位，人们习惯将此后的蒙古王朝称为元朝。蒙元王朝同宋朝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战争，期间吐蕃地区归附了蒙古，大理政权也被消灭；1276年，元朝灭亡了南宋王朝，1279年南宋残部最后被消灭。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直到1368年被明太祖朱元璋推翻。
明代立国近300年间，北方的蒙古各部仍然是它强大的外患。明朝后期，东北的满族 般认为，其先为辽金时期留居故地的女真——兴起，建立了清王朝，灭亡了明朝，成为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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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北方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蒙古高原是一幕幕雄壮历史剧的中心舞台。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等游牧民族，在这里缔造过一系列辽阔而强盛的“引弓之国”，对南方的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压力；
辽、金、清三个北方民族的王朝也是在征服或控制大漠南北的前提下才将势力向汉地扩张的；就连偏于一隅的西夏王朝也因占有了蒙古高原的一部分而让两宋和占据中原汉地的辽、金政权感到头疼。
在以冷兵器为主要作战工具的古代，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组成的灵活的骑兵装备，对中原地区由不善于骑马的农耕民族组成的军队来说具有天然的优势；而农耕民族汉地的优势则在于有相对稳定的农业产量，其生活必须以外的增余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以供给一支人数庞大的军队来和游牧民族抗衡。
不过，由于农业经济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中原汉地的这种军事上的优势相对来说只是短暂的；另一方面，即使中原王朝的军队可以深入漠北取得一定的战争胜利，削弱或消灭某一个游牧政权，但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汉人不可能大量地迁移至蒙古高原，南北之间游牧与农耕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还有一个因素也值得注意，直到16世纪末，蒙古髙原的西部并没有出现特别强大的政权，所以，当蒙古高原上某一游牧政权因为某些原因——如被南方中原王朝军队击败或者内乱、自然灾害等——而衰落、分裂或瓦解后，其成员可以很方便地向西迁移，他们的故地则会被新的游牧部族占领，因此，大漠南北某一游牧政权的衰亡不仅不能让南方的中原王朝感到轻松，相反它还意味着中原王朝可能要面对新一轮的强劲对手。
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直到清王朝时期——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也是一个农耕民族——才取得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绝对优势。其时进人了热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骑兵装备不再具有优势；西部又兴起了强大的俄罗斯政权，蒙古人不能再像之前高原上的游牧部众那样失败了就往西迁徙。
亚欧大陆的北部，从大兴安岭一直延伸到黑海之滨，是辽阔的欧亚草原，从东往西，大致可分为蒙古高原、中亚草原和南俄草原三大块。历史上草原东西各地的游牧民族与其南方毗邻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都类似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和南方中原汉族之间形成的关系，即既相互对峙、抗衡甚至冲突，又互相依赖，民族融合的过程不断。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强大的草原游牧政权总是先出现于东部的蒙古高原再向西伸延而从来不是相反。美国著名学者巴菲尔德为此提出过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他认为草原游牧社会本身不需要比部落联盟更高级的政治组织，但是，如果与它毗邻的农耕民族组成了一个比较大而且相当组织化的国家，那么游牧民族就需要发展出某种国家组织的形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应付农耕民族的定居国家。
长期以来，与欧亚草原毗邻的农耕民族中，东部的汉族形成的国家政治组织最为完善，疆域最为辽阔，经济、军事实力也最为强大，用巴菲尔德的说法，这就刺激了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首先形成强大的“帝国式部落联盟”。
巴菲尔德的观点也能解释大漠南北游牧政权的盛衰经常同中原王朝差不多同步的现象，如匈奴同秦和西汉、鲜卑同东汉、柔然同北魏、突厥和回鹘同隋唐王朝等。很多人认为的由于中原王朝衰弱导致大漠南北形成强国的看法很可能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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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服王朝论”
就直接跟中原汉族接触的北方民族来说，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尽管形成了强大的政权，但并没有人主中原的企图，蒙古之前在大漠南北建立辽阔游牧帝国的民族大多如此。匈奴政权，满足于农耕民族受汉朝统治、引弓之民受匈奴控制的南北分治局面。
北朝后期，齐、周并立，争相巴结突厥，突厥汗廷满足于此两弱小国家向它“常孝”，并没有乘机南下占领汉地的意思。盛极一时的回鹘也没有攻占唐朝领土的企图。东汉和北魏的北方强劲对手、统治者操蒙古语族的鲜卑和柔然两个政权，虽然和南方对手攻战不断，似乎当时也没有去统占汉地的意愿。
第二种情形是，一些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和其继承者率领他的部众在中原战乱时机，初始以雇佣军的身份介人汉地政治斗争，逐渐地这些首领演变为支配汉地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最后时机成熟时他们在汉地建立了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民众在内的北族王朝政权。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诸多北族王朝以及五代三个沙陀人政权还有同样由沙陀人建立的北汉王朝都是这样形成的。
第三种情形和前面两种不大一样，一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对于被它们纳入版图的那一部分汉地社会的征服，从而形成兼有汉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或全国性政权。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就是这样的北族王朝政权，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情形也与它们类似。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尤其是第一和第三种情形，面临的南方中原王朝都比较强大，至少都要比第二种情形下强大得多，但为什么第一类的民族没有占据汉地的意图而第三类的民族则要对此进行征服？而且更为奇怪的是，建国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政权，匈奴、突厥、回鹘似乎都无意向汉地扩张，而到了蒙古政权时期则非要把整个汉地征服不可，这是什么原因？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突厥语族的民族在与汉地政权势均力敌或者比后者略占上风的情况下都没有占领汉地的打算，匈奴以及东汉时的鲜卑、北魏时的柔然与它们类似，尽管其民众语言所属尚不清楚；有征服欲望的是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的民族，如契丹、蒙古、女真、满洲等。这种论断应该说反映的只是一种现象，作为解释的理由并不能让人满意。
我们注意到，在第一种情形下，北方民族政权尤其是大漠南北的游牧行国与中原王朝对峙，双方互争雄长，但总的而言，汉地的实力应该说是略胜一筹。即使是魏晋南北朝动乱时期，汉化的北魏政权不仅能有效防御北方柔然的骚扰和进攻，还能够向后者主动出击。
唐初在大漠南北和西域设置诸羁縻府州，显示汉人的实力达到顶峰。回鹘兵虽然受邀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并不意味着唐朝已经不堪一击，冋鹘没有乘机占领唐的领土，不能说与这种力量对比一定没有关系。
但是到了第三种情形下，情况发生了变化，汉地社会虽然在物质、人力甚至文化资源上远远超过契丹等族，但汉人在与北方民族的较量中则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这样的实力对比格局差不多延续了千年之久，其原因何在、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另一方面，匈奴、突厥、回鹘等大漠南北游牧民族尽管与汉人接触，但蒙古高原游牧区和汉地农耕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向来不是游牧政权政治中心所在，绝大多数的游牧民众对汉地生活和生产方式比较隔膜，这也可能是这些民族不愿南下的一个原因。
契丹族尽管以游牧为主，但其兴起之地历来为农耕和游牧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有大量汉地民众迁移至此，契丹人对汉地的了解程度要远远高于匈奴、突厥等族的游牧民。
女真人兴起之地虽然较为偏远，但却与汉人一样从事农耕，他们对汉人的认同会比契丹人更为容易；早在唐代，生产生活方式与女真类似的粟末秣鞘人在东北建立的渤海国政制就效仿唐朝。所以，当条件具备时，富庶的汉地自然会成为女真人攻取的对象。
金海陵王不满足于占据华北，还指望吞并南宋，只是因为力量有限，女真的金朝才接受了与南宋南北对立的现实；金朝未能如愿的东北农耕民族统治全部中国的意图到满族人的清朝时终于成为了现实。
蒙古汗廷虽然远在漠北，与此前突厥、回鹘政权一样，但蒙古人之前有契丹、女真对汉地的征服为榜样；再有，由于辽、金的经营，蒙古时期大漠南北的汉人数量要比突厥、回鹘时期多得多，蒙古人对汉地社会的了解程度之深也不是突厥、回鹘人所能相比。因此，大蒙古国南下征服汉地其实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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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学者魏特夫比较了以上三种情形中的后两种情形，提出了著名的“征服王朝论”。他认为以公元10世纪上半叶为界限，之前建立在汉地的北族王朝，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种情形下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可以称为“渗透型王朝”；
自契丹兵起，在汉地建立的北族王朝可称之为“征服型王朝”，以辽、金、元、清为代表。“征服王朝论”因为过于强调北方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差别，后来乂被日本侵略者政府所利用而不被中国学者所喜欢，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理论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公元10世纪上半叶这个时间界限把握比较恰当。前面提到，秦汉时期和唐代中叶以前，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政权有一定的优势，北方民族要在汉地建立政权只能利用东汉灭亡后中原分裂、动乱那段时期。但是这种优势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开始减弱，我们说这一动乱是中国史上的分水岭，在汉地与北方民族的关系史上也有明显体现。
不过，尽管汉地的优势在下降，唐请回鹘兵平定安史之乱是明显征兆，但是汉地的实力仍然可观，一方面表现在前面所说回鹘人不想占据汉地，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五代三个北族政权以及北汉政权对汉文化的服膺——这与后来的辽、元等征服王朝政权形成鲜明对比。
可以说，自安史之乱到10世纪上半叶的近200年时间是汉地与北方民族政权势力平衡时期，而自契丹兵起，天平明显地向北方民族倾斜。
其次，该理论对第二种情形下的北族王朝的特征概括很是到位„它认为这类王朝的建立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在这长时间的向汉地渗透的过程中，王朝建立者民族逐渐忘却或者牺牲自己本民族的族群特征，甚至是族群本身；这些王朝往往采取较为彻底的汉化措施，结果，王朝建立者族群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
第该理论对第二、第三两种情形下的北族王朝的区别分析相当精彩。魏特夫以及其他一些赞同该理论的西方学者认为，辽、元等征服王朝不仅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相对于渗透型王朝的建立来说，这一时间要短暂得多——将纳人其版图的汉地征服，而且它们还保留着自己的兴起之地作为政治认同来源的根据地；
而北魏等渗透型王朝在向汉地渗透的过程中实际上都丧失了自己的“腹心之地”，它们只能从汉地获取政治上的认同。辽、元等王朝保留着腹心之地，意味着它们的首领不仅只是辖内汉地民众的皇帝，他们还是本民族民众的首领，两种民众的区别始终存在，即使是女真、满族人，虽然和汉族一样都从事农耕，但终究是不同的民族；而北魏等王朝的属民实际上在不断地一体化，这些王朝的首领只需扮演一个中原王朝的皇帝角色就可以。
征服王朝保留腹心之地，还可能意味着它们将汉地只是作为一个财富来源的征服区域看待，如果条件发生了变化，不再适宜在此立足，它们是可以放弃这些地方的。元朝灭亡后，蒙古人的主体回归漠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辽朝灭亡之际，天祚帝的谋臣也曾建议放弃对金朝的抵抗，耶律大石更是想在契丹龙兴之地或漠北立足以谋复兴，只是因为形势不许可才未能得逞。
女真人面对强大的蒙古王朝时考虑过回归故里，无奈回头的路已被截断，只好坐以待毙。清王朝很长时间都限制汉人向东北移民，不能说一点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只是后来形势不由人，才逐渐放松了汉人向关东迁徙的禁约。忽必烈情愿放弃西域、中亚也要死保漠北，突出表现了征服王朝对祖宗根本之地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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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北族王朝除了在是否保有腹心之地上有所差异外，该理论认为它们的根本区别还是体现在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上，这一点非常有眼光。以往我们大多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模式来分析这两类北族王朝，认为它们的政权都采取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至少主体是这样），统治民族的民众逐渐汉化，原因在于汉族文明要比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先进得多。
应该说，这种理论在解释北魏等渗透型王朝的历史时确实是有效的，它和征服王朝论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大区别；但在分析辽、元等征服王朝时就有一些欠缺。
首先，我们不能把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化简单地判断为野蛮、落后，这些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社会组织能力已经不是匈奴、突厥等族群所能望其项背，也不是渗透型王朝的建立民族所能相提并论；很多方面，如出色的军事组织能力、高效率的行政能力、纯朴耐苦的精神以及一些价值观念，如尚武重义、重视宗教等，并不比汉族逊色，甚至比汉族还出色。
既然这些政权的政治认同不仅来自汉地，也来自腹心之地，本身文化资源又有诸多长处，加上更为重要的因素——征服的状态，这些就决定了它们在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设计中会保留诸多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而不会简单地汉化。
其次，汉化解释模式的依据是这些王朝采取了较多的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关于这一点，需要辩证分析。契丹、蒙古等占领汉地前，政治模式比较简单，占领汉地后，要用这样简单的政治模式去统治人数上占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也大不一样的汉族民众显然是不可能的。
比如，蒙古人就肯定不可能将汉地变为牧场，除非将汉人大量地人身消灭。因此，针对汉族民众，延续中原王朝的州县制度和相应的赋税制度是很自然的事。所以，要说汉化，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些政权在统治非汉族民众尤其是统治民族民众时多大程度上借鉴了汉式制度，还要考虑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它们采纳了多少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把王朝的统治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临民层次，即直接跟民众打交道的层次；另一个是临民层次之上的国家政府组织层次。
在临民层次上，这些征服王朝对治下的民众，大多各随其俗，用他们原来的治理方式，不仅对汉族如此，对其他民族也是这样。辽朝一直实行以汉制治汉人、以契丹制管理部落民众的双轨制，两者区别甚大。
金代地方上源于女真旧制的猛安谋克制始终存在。元代更是这样。另外，元朝在汉地还普设达鲁花赤代表蒙古政府进行监临；元朝各族民众还多被要求世袭从事某种职业，这些都是蒙古人政府带来的新东西。
总之，在这一层次上，基本按以前的老办法进行治理，所以这些王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法律体系破碎，针对不同的族群甚至不同的职业人群，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尽管各王朝破碎程度不一。因此，在临民层次，采纳汉法一说是不够严谨的。
当然，各民族相互影响以致某些民族的一些成员汉化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就这一方面而言，非汉民族成员的汉化程度也是需要仔细衡量的，而且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统治民族一些成员的汉化经常会激起该民族很多成员，特别是统治者阶层种族意识的强烈反弹。
在临民层次之上，国家政府组织最重要的内容是职官制度。征服王朝对中原王朝政治制度（即一般人所说的“汉法”）的采纳，也最集中表现在建立了类似中原王朝的职官制度。汉式职官制度有这样一些特点：
国家重要官员由皇帝任命；官员的职务和等级明确，皇帝也是官员中的一员；官员的报酬为俸禄，职务流动；官员来自于全社会，选拔的方式比较公正，皇亲贵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尽量避免；除了皇帝以外，官员的职务不能世袭；官员权力相互制衡，包括皇帝的权力也受到一些制约；官员权力行使一般有明确的法规，等等。
征服王朝的统治民族在占领汉地前的政权，一般也有些政治制度，我们多称之为旧制，如契丹旧制、蒙古旧制等，它们中最重要的也仍然是职官制度，当然其精密程度不如中原王朝。不同政权，其旧制也不一样，不过与汉式政治制度，主要是官制之间的区别都比较大。占领汉地后，它们基本上模仿汉式官制：设置哪些官署、官署中设置哪些官员，他们的权限是什么，很多都和中原王朝相似或有可比拟之处；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也多被吸收。
但是，在表面的类似之外，也要看到这些政权原先传统政治资源，包括存留的旧制对后来国家制度设计的影响。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先的旧制一般都比较简单，采纳汉制时它们是有选择地采纳的，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将中原王朝官制中的制衡机制大量破坏，尤其是对君主的制约因素大多给消除。良好的官制应该简而精，中原王朝官制虽然不简但相当精致，征服王朝形成的官制就简而不精了。
二是官员的来源比较狭窄，他们的人仕多靠出身而不是主要依靠某一方面的能力，不仅依赖其种族出身，（作为征服王朝，这一点倒很正常），而且，在种族之外还要考虑与皇室的关系；科举不要说对统治民族影响甚微，就是对广大的汉人很多时候也只是一种摆设。
辽、西夏、金三朝重要官员多来自皇室或与其有姻亲关系的异性贵族以及其他一些与帝国上层有密切关系的家族，特别是宗亲姻戚对帝国政务的干预很多。
元朝的皇室成员大多有封建领地或人户，在政治上的作用倒是比较有限，不过，这种制约主要不是来自于对唐宋政治制度的借鉴，而是来自蒙古传统的斡脱古•孛斡勒制度（即大汗世袭奴婢中立功者地位最高，最有权势）和成吉思汗创设的怯薛制度（即直属于大汗的世袭护卫军同时从事帝国主要政治事务）。
但元王朝主要臣僚的来源仍然很封闭，与皇帝有主奴关系的怯薛人员占了大部分。总之，唐中叶以来，随着贵族势力的衰落、科举制度的推行而形成的政治资源相对公平分配的社会面貌在这些征服王朝中就不容易产生。
其他的影响因素还有一些，当然也因各个不同政权而异。比如说，北族政权旧制一般有共同议事的传统，到征服王朝时有的就基本没了，如金朝；有的则有些保留，如元朝很多机构有多头现象。各征服王朝官员的等级化一般也不如中原王朝，官员的职务分工有时也不大明确，官员行使权力时也时常会不守章法。
官员职务流动性普遍不如中原王朝，另外有相当多的职务本身也是让人世袭的。汉式皇位继承上传嫡不传贤并且局限于某一家支的做法征服王朝统治者采纳时一般也都要受到很大阻力，而且经常不会成功。
这样，在临民层次之上，或者说国家政治组织层面上，征服王朝既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一些汉法，又掺人了不少原先政权的制度因素，当然还有根据时势的变化新产生出来的东西。各征服王朝中，两种政治资源的比重是不一样的。辽王朝在国家层面仍然实行双轨制，但旧制成分似乎要浓于汉制。西夏王朝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汉制的采纳也是比较有限的。金朝汉制成分就多一些。
元王朝两种成分在不同方面表现不一，有的地方，如军事方面，旧制成分为主。有的地方，要说哪种成分为主，还需要看评定者对汉制的认识。比如说宰相制度，如果认为汉式宰相的主要权力在议政和辅佐决策，那么元王朝的宰相是不具备这些权力的；如果认为汉式宰相的主要权力在执行权，元朝的宰相制度就比较类似中原王朝的了。
就采纳分工精细、地位清晰的汉式官僚制度取代原先旧制中的官制作为帝国政治基础来说，这些征服王朝政治体制中汉制是主要因素；但如果就官僚体制的运作而言，决策过程和行政方式的简单化、人仕途经的过度封闭、君臣关系的主奴化等因素的存在，又显示这些王朝的官僚制度只具有中原王朝传统官僚制度的外表——有些时候、有些方面连这样的外在形式都不一定有多少——在一些最核心的精神上面仍然是原先的传统在起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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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习惯说法，中国古代王朝的特征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就君主权限来说，一直到两宋为止，中原王朝的君主都很难说是专制。唐代中叶以前，他们的权限受到贵族的制约。
唐中叶起，受到官僚制度本身的很多限制，如官员主要对职务负责，他们自认为是国家的职员而非一人一姓的仆妾，很少认为天下属于某一家；
官员包括皇帝做事都要遵守规章，除非皇帝极其昏聩或暴戾，不在乎丢弃江山；宰相、史官、谏官也被赋予一些制衡君主的权力等等。中国古代的政制一以贯之的其实是官僚专制，非民主选出的不对民众负责的官僚集体控制了社会的政治资源，但这种政制中的君主在征服王朝以前尚不能独断专行。
征服王朝通过对汉制的简单化处理，从制度上讲君主的权力更加突出了，国家属于一家的意识也强化了，君主和臣下的距离迅速拉大，君臣之间由尊卑关系变成主奴关系，这些在元代特别突出。不过辽、金两朝君主权限仍受到皇室贵族的较强制约，而元朝的权势贵族则因为身份上为君主的奴婢而不构成对君主权力的威胁，因此君主独裁的程度空前加强。
所以君主专制，其实是征服王朝旧制和中原王朝汉法结合的结果，准确地说，应该从元朝开始。在中央集权方面，征服王朝都要明显地低于中原王朝，尤其是同宋朝相比，这应该是它们的旧制传统使然。
总之，“征服王朝论”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辽、元等征服王朝，它们统治民族的种族本位主义意识和表现要比渗透型王朝显著且深刻得多。金世宗屡屡强调维持女真固有传统，元朝不断发生推行汉法和限制汉法的反复，就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而且，由于统治民族与汉族相比，人数上多处于绝对劣势，这些政权对汉人总会有相当强的防范心理，元代蒙古人政治地位远远高于汉人，清代官制中实行满汉双员制等是突出的例证。
另外，“征服王朝论”还启示我们，像辽、金、元、清等非汉族政权，尽管有统治民族汉化的成分，但同样也有拒绝汉化的张力，有时反汉化的趋势甚至会占上风，对这一相反方向的史实同样需要重视。根据魏特夫等人的分析，这些族群的完全汉化要等到征服状态结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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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夏、金、元四朝的历史影响
辽、西夏、金、元等王朝对中国历史的演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古代的汉族历史学家，受大汉族主义思想影响，往往不加分析地就把这些王朝的历史说成一团漆黑。这些王朝的建立和对汉地的征服，确实伴随着残酷的战争，对普通民众而言，战争带来了大量的伤亡和经济的残破，不过，这种战争的残酷程度，倒不一定比历史上其他的战争来得严重。战争过后的恢复工作，这些王朝做得一般也不比中原王朝差。
王朝既然延续传统的治理方式，民众的赋税负担也未必比汉族统治时沉重，对汉地的经济而言，异民族统治的影响就不会突出，经济中心的南移，与非汉族的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
生活习俗上，乡下甚至县一级的城市，普通的汉人百姓也许一辈子都难得遇到一个统治民族的成员；即使是金朝，女真人大量分散居住于汉地，一般汉人还是很少接触到他们。
当然，一些统治民族的生活时尚可能会通过各级渠道影响到基层平民，不过总的说来还比较有限。妇女守节观念的加强大概是元王朝时期的事，蒙古王朝将理学官学化也是会对民众的曰常生活形成深远影响的。
就文化而言，征服王朝时期呈现了多元文化色彩，特别是元朝，异民族文化可谓瑰丽多姿，不过对汉人影响其实弁不大•，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比元以前多多了，但很少是汉人文化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还有金元时期俗文化或大众文化的兴盛主要表现在宗教的世俗化和戏曲的兴起，不过它们与非汉民族人主中原之间关联也不是很大，除了戏曲中吸收了不少女真音乐。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变革期”论断，认为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巨变，宋代可代表中国近世的开始。他举了很多方面的证据，如君主权力的加强、城市和商业经济的兴起、科举的推行、文化的世俗化等等。按照很多人的看法，到了明代，两宋的活力已经丧失，于是他们就把责任推到宋明之间的各个征服王朝身上。
近些年，不少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就经济上而言，他们指出唐宋之间的变化并没有内藤所说的那样显著，而明代与宋代相比，也没有明显的逆转。姑不论这种质疑是否可以成立，这里只是要强调最近有学者指出的一点：
中国历史的演变具有缓慢性的特征。自宋朝以来，确实如内藤所说，中国有向近世发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仅是诸多趋势中的一种，并不必然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缓慢的演变过程中，很多偶然因素都会左右历史的进程，所以，虽然有近世的趋势，也未必就会缓慢地发生质变，说不定中途就消失了，即使没有金、元等非汉民族王朝的插入。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笼罩一切，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经济，所以，唐宋之间君主权力的加强实际上是不会引发西欧中世纪末期民族国家加强王权而形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即便这个东方国度的文化多么大众化、城市商业经济多么发达、政治资源竞争多么平等。从这一点上来说，征服王朝也是不必为宋代近世趋势的夭折负责的，如果这种趋势确实存在的话。
但不可否认的是，金、元等王朝对后世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讲，中华帝国的版图不再局限于汉地，民族成分多了起来，王朝的政治中心从黄河以南迁移到今天的北京地区。消极方面，也是很明显的。
君主权力加强并发生了质变，官员成为君主的奴仆，天下成为一家的天下；中国真正进人君主专制时代，政治制度变得简单而又粗暴。虽然相对公正的官员选拔上的科举制度重新恢复，但整个制度与唐宋相比是大大倒退了。从长期来看，政治制度的倒退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会有负面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