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遭遇》经典读后感有感
《一个人的遭遇》是一本由陈应松著作，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一)：很沉重的乡土小说
沉重的故事，沉重的乡村，死亡，生存，耕种，爆发，糜烂。
故事写湖北荆州大地，湖北湖南人彪悍的乡村人。
外出的人心心念念想落叶归根，留守的人建设了一百亩的养猪场，满村的猪粪味。
村里人研制灭鼠药发家致富，导致渊子水坏了，村里的娃子长了各种各样的病，这是报应啊！
乡村里毒狗的，偷牛的，逮猫的，泛滥，这还是乡村吗？？？？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二)：小说集《一个人的遭遇》后记
文/陈应松
这本崭新的小说集收入的是我近几年的作品。喜欢我小说的读者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犯不着我在这儿还得啰嗦几句。
可以说，这几个小说从未收进我任何集子中，读者完全不必担心会重复买到我的这些作品。
如果硬是要说点什么的话，我想讲2009年我跑到家乡而非神农架呆了一年。于是后来有了一些关于湖泊生活的故事，比如野猫湖。在故乡的田野上自由行走，对许多所谓成名作家是件奢侈的事，为了对自己身份的显摆，不可能独自去重温旧梦，再一次吹吹童年的野风。我庆幸我不属于这类作家。我是个比较不太在意这个世界的人，不会认为自己到了何种需要尊重的地步。回到故乡，就像一个在外干了些杂事又回来过日子的人一样。我怀着一种不被人注意的窃喜，独霸了故乡某一天的田埂与湖水。重新像回到儿时一样打量她。水的气息，庄稼和野草的气息，人与畜的气息，村庄的气息，甚至夕阳的气息，都是好闻的，并且不想与人分享。谈不上感恩，谈不上思乡，谈不上热爱，就是回来走走，没有目的。就像那些鱼类，非得要万里迢迢回到它出生的地方去产卵。写小说也是产卵的方式吧。我所做的一切，分析起来，不过就是一种基因密码，如此而已。
但人不是鱼，人还有思想，人对他所有经过的地方会有对比，会有感悟，会思考这里与那里有何不同，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里的人为什么会吃这种饮食，会这么讲话，为什么会有这些与他人不同的记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生和死亡（比如风俗）等等。这个地方孕育了我和我们的过去，还将孕育更多的人和更久的以后。她的生活如此漫长柔韧，有什么道理？有哪些是对的，哪里是不合理的？哪些是要痛哭的，哪些是应该欢笑的？
关于小说，大约就是这一些无头绪的的东西吧。就像一堆从臭水中沤过许久的麻秆上扒出来的麻，乱七八糟，你把有用的，梳理一遍，编织出了你需要的物品。当然可以编织成任何东西，但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编出他认为最有趣最好看最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所处的生活，我们的审美，我们认为的时尚，全都在改变，世界在不断的沧海桑田中轮回。许多的水面没有了。不急，也许哪一年一个大地震一次大洪水，又会有一个大湖出现。有的正在隆起，有的正在坍陷；有的鸿沟正在填平，有的深渊愈来愈瘆人；漂亮的村庄在荒芜，荒芜的田野成为了城镇。
没有不变化的，沙漠也在改变形象。我的小说也是在变化，我不会成为僵死的标本，因为我在不断的行走和写作。我知道我的脚让我获得了新生，永远有泥巴在脚上，晚上再清洗鞋子，还带回一些过去曾忽略的植物。现在知道了它们的名字，它们的少年、盛年和老年。还知道了一些庄稼。过去我伏在它们中间，但并不十分了解它们。现在我与它像彬彬有礼的客与主，可以探听一些陈年旧事，细看它们，不再是一个靠它们的产出养活的人。这是很好的事。我已经有了与它们对话而不是被它们奴役的权利。这是年龄赐予我们每个人的恩典。因为我们努力过，所以我们成为了田野的散步者，也成为了田野的生客、观察者和记录者。当然，我们会成为田野的亡灵，会在故乡游荡。我坚信，我们的作品也将永远在故乡的田野上游荡。
感谢那些饮食和水。我现在变得如此温和。我的这个后记就是证明。
2012年9月8日于武昌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三)：“一个人”与体制的较量——读陈应松《一个人的遭遇》
文/李云雷 原载《北京文学》第3期
陈应松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向我们揭示了当前乡村中出现的新经验，并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成就。我想，这首先得益于陈应松在家乡荆州一年的挂职生活，这让他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与理解当前社会的变化，并对各阶层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与心理有细致的把握，其次得益于他在艺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这让他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加以艺术化，从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一个人的遭遇》与肖洛霍夫的一篇名作同名，显示了陈应松的抱负，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两篇小说同样着重的是“一个人”，也即从“个人”或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展开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作为“解冻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反思了斯大林时期所造成的伤痕，从回顾历史中找到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充满了沧桑之感。陈应松的《一个人的遭遇》所反思的，则是现实生活中的“伤痕”，小说写的是主人公刁有福上访的历程，通过他屡次上访所遭遇到的事情，欺骗，诱惑，分化，劳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及其挣扎，小说涉及到的一个尖锐问题就是信任问题，即底层人对基层政府能否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的置疑，小说通过刁有福的“遭遇”及其心路历程的描述，向我们揭示了这一问题及其面临的困境。
小说中的刁有福，最初是因为家庭纠纷去派出所、法院、信访局告状，但是司法机关的推诿与冷漠伤透了他的心，“这不仅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且是一个冷漠的利益集团。走到哪儿都是一张冷脸，你要老百姓心气能顺的？”家庭纠纷没有解决，但在与信访局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他作为“水牛哞哞酒厂的正式职工”，在厂子“改制”后，按政策应该得到安置，但是“下面没有执行”，他于是和其他下岗职工联系，并被推举为职工代表，开始上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遭遇到了种种挫折，但他一直不屈，直到被以“妨碍公务罪”判刑两年半，他出狱后，当时拥护他的下岗职工也疏远了他，他继续上访，但被他们市驻京办的人殴打，虽然信访局治好了他的伤，但他自己也绝望了，只好回到村里“贷款”养猪搞酒坊，最后放弃了上访的念头。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与一个体制的较量，安置下岗职工本来是国家政策，但基层政府不执行，并想尽种种办法阻止刁有福等人的上访，刁有福的上访是有理有据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实现，他倔强地一次次走上上访之路，是因为相信他们的问题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得到解决，但是现实所给予他的却是一次次失望，直到他最后彻底放弃了上访的念头。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他对“上访”，对能够得到公平对待逐渐失望的过程，是一种置疑与不信任情绪逐渐弥漫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意味着他对政府、司法、信访等部门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甚至是处于对立乃至对抗的位置。如果是“一个人”失去了这种信任，或许并不可怕，但刁有福所代表的是几百下岗工人，与他们相比，刁有福或许是最顽强地相信可以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所以他的失望与不信任，也代表着这些下岗工人的不信任情绪。如果仅仅是这些工人失望，或许也并不可怕，但如果我们联系到近年来不少突发事件的发生，就可以知道，这种不信任情绪是我们当前社会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一。我们只有正面应对这一危机，重新建立起民众与政府的互信机制，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才有可能建设成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一个人的遭遇》通过对刁有福上访历程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情绪是如何酿成的，让我们反思社会结构中所存在的隔阂与障碍。小说直面当前社会中的重大问题，通过“一个人的遭遇”，具体而微地展现了他在这一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屈辱直至最后的刑罚，让人看到“一个人”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是多么无力，而他最后的放弃，既是对现状的一种无奈认同，同时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在艺术上，小说平实自然，与陈应松“神农架系列”的瑰丽神秘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小说也不注重故事，而注重对人物命运的把握，在具体生活场景的写实中，展现了社会中少为人知的一个侧面。
当前的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一个作家只有置身于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才能发现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与新经验，才能不断地有自己新的观察、思考，并进而将之艺术化，写成文学作品。这就需要一个作家与社会的变化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的不少作家那里，或者是关在书斋里“两耳不闻天下事”，沉浸在虚幻的想像中，与中国的社会现实颇为隔膜，或者是问题意识较为陈旧，仍然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思维模式之中，对社会发展的新变化缺乏了解与认识，因而只能写出在思想意识上较为陈旧或僵化的作品。而陈应松与这两类作家不同，他始终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观察着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并以文学的方式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回应。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曾先后到神农架、荆州两地挂职去体验生活。“体验生活”，作为作家与社会联系的一种方式，可以让作家走出个人生活的范围，深入到不同阶层尤其是底层生活的内部，对社会的变动及其在不同阶层心灵上所引起的波折，有一个更加具体、生动、形象的理解与把握，有助于作家观察与理解社会的整体，也有助于他们写出更加生动形象的作品。
“体验生活”是重要的，但仅有生活也是不够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否在生活中发现新的经验与新的问题，能否将这些加以艺术化，则是同样或者更加重要的。在艺术上，陈应松的艺术表现方式颇为丰富，小说的艺术风格也有较大的差异，这可以使他根据不同题材的需要，以适合的方式加以表达，而在这样的差异中也有相对的统一，那就是陈应松始终关注社会现实的变化及其对底层民众的影响，他的小说虽然具体的题材不同，但都从不同方向指向这一核心问题，并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陈应松努力的方向在于两个方面：在深入生活中发现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关注底层民众的命运与心灵；在艺术上不断探索，执著追求，不断开拓新的可能性。我想，这是陈应松的小说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也是他的创作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四)：污秽、毒以及创痛 ——陈应松《无鼠之家》
文/李旺 原载《小说评论》第4期
陈应松的小说序列，遍布扭结、不堪、呼叫然而归于暗哑的故事。迄今，陈应松的小说序列绕不过去的历史与现实是：知青回城、置身于威胁中的山林乡村和突奔而至的都市。不论是最后一个回城的知青（《暗伤》），还是被农村政策所灼伤的农民（《狂犬事件》）；抑或是进城被城市吞噬了的程大种（《太平狗》）；以及神农架那只最后的豹子（《豹子最后的舞蹈》），他们所遭遇的困境如同一个个癌瘤。这些癌瘤最终使他们毁坏于无声无形。《无鼠之家》（《钟山》2012年第2期），把陈应松小说序列中的扭结、不堪和暗哑的呼叫强化，它讲述的故事关于污秽、毒和创痛。
《无鼠之家》关涉污秽。对于公老倌子阎国立与儿媳燕桂兰之间的情色，小说聚焦了一场赤裸裸的肉搏。“灯拉开，他看到亲家那诧异的眼睛在看着他们：亲家公与她女儿两个人赤身裸体在电灯下白闪闪地拉锯战。”以阎国立的角度叙述的却是亲家母眼中的场景。快速的叙述角度切换呈现了不堪、污秽的最顶点。我关于污秽的指认与道德化的读法无关，而是意识到这场景不论在陈应松的小说序列中还是当代中国的小说序列中，都有着回应。这些越轨的情色在当代中国小说特别是乡土小说中的不断回应、复沓、重现，抑或隐现了乡土中国的生存状况：一直都没有脱出人与兽的纠葛。在陈应松另一篇小说《呆头呆脑的春天》中，毛大凤面对智障的儿子二憨的情欲，由母亲之爱而变为安抚儿子的女性之躯。小说不仅仅在于重复一个近亲结婚尝到恶果的故事，而更在于揭开一份关于革命的谎言。“文革”时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毛大凤以革命之名要求与青涩的表哥结为伴侣。正确而光荣的革命热血却实在无法抵抗一个人青春激流的奔袭。所以，这恶果不仅是关于乱伦的，更是关于革命的。由此看来，即使是那些堂皇的政治与革命，也无法阻挡乡土中国还是一次次原画复现般地重回不堪的原点。在其他的当代中国小说中，类似与阎国立与燕桂兰之间的乱伦故事一直在进行，鹿子霖与田小娥（陈忠实《白鹿原》），父亲与女儿（李锐《二龙戏珠》），姨夫与外甥女（迟子建《树下》），姐夫与姨妹（楚良《谷雨过后是清明》）。这些乱伦故事携带着的是乡村政治的压迫性与男女情色的对应关系，极度贫困中人性的丧失，以及以父系权利为核心的乡村伦理的脆弱性。不过，如果稍加回顾二十世纪初的乡土小说对于类似故事书写，可以知道，这些小说的叙事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述小说，除李锐、迟子建的之外，其他已经不再如《怂恿》（彭家煌）与《拜堂》（台静农）那样，取国民性批判视角进行俯察。对于乱伦的情色的注意，随着文学语境的变迁，已经越来越成为了寻求故事奇观化的方法之一。此类小说的整体风格已经由冷峻向荒诞传奇转变。以《无鼠之家》中公公阎国立与儿媳燕桂兰之间乱伦关系为引子，勾连其他小说中对于不伦关系的书写，这大致是一种互文性读法。“互文性研究取代了文本新旧更替论，其中对话语流动性的联系的考察取代了文本之间一成不变的历史——逻辑联系。……把识别互文性和一个明确的目的联系起来，以便看清楚话语怎样流动，而话语的流动怎样影响人物的语言构成和作品的整体风格。”[i][①]
《无鼠之家》的叙述，在燕桂兰患上癌症之前，主要是以阎国立的角度进行。初次见到燕桂兰，燕桂兰的婚礼，对阎孝文怀恨对妻女失望而体贴燕桂兰，护送燕桂兰会回娘家，这些故事都是由阎国立讲述的。外在于这个故事的叙事者的口吻也十分靠近阎国立：“就像老话说的，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和第三次。原因么？没有，人的生活就是个滑梯的凹槽，全在惯性中行驶。哪儿有事，将永远有事。第一次没有理由拒绝的，第二次也没有理由。唯一要做的就是照着第一次来。” 阎国立对自己与儿媳偷情故事的叙述和故事外叙事者的态度大致是等同的。这使得对于《无鼠之家》的阅读效果在小说的偷情故事败露之前，一直由阎国立的态度所统领。在这样的叙事中，公公与儿媳的身份不断淡化，阎国立与燕桂兰的暧昧关系被改写成为一个委屈的男人（儿子不理解苦衷）与一个委屈的女人（心有隐痛而下嫁）的热恋故事。直到燕桂兰患上癌症，阎国立甩手不管之际，燕桂兰的声音，阎孝文的声音，大妹的声音，甚至阎国立妻子和孝霞的声音在小说中才开始出现。于是阎国立的声音开始弱化，故事外的叙事者的态度与阎国立的叙事态度出现了分裂。“她想着这事一掀开阎家就更加一包糟了，妹妹跟什么教主怀孕，已让阎家颜面丢尽，这下是真的，还有脸？当屁股让人唾哩！过去外表还蛮光鲜，原来里面全是稀烂的。驴子屙屎外面光，男盗女娼一家人。” “说你做得出呀，你看着办吧？这个家倒台就在今天，你去死。阎国立就不吭声了，不吭声就等于默认了。” “阎孝文先笑，呵呵，后还是笑，嘿嘿，再后嗯嗯，再后哇哇，受不了了。是人总会这样。”小说的后半部分呈现的是阎家其他人对于阎国立与燕桂兰偷情一事的看法，对于阎国立的看法，颠覆了此前一直由阎国立的叙述统领带来的阅读效果。阎国立与儿媳之间的暧昧情事，至此才变为一场由占有欲驱使的的侵略战。“有一天，当桂兰给他说‘有了’时，他差一点腾飞到云端里去了。有一种当皇帝的感觉。皇帝的幸福也不过如此吧。” 对于生殖力的并未因年迈而溃散的自喜超过了代儿子行使传宗接代的沉重使命感，阎国立在儿媳那里获得的成就感（做了皇帝）暴露出乡土中国的鄙陋、阴暗、污秽的性格的一角。
有评论者这样评价陈应松的小说特征：“在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虚幻意境中，作者通常融入了大量的经验性真实描写。从而使荒诞意境中又出现了种种真实可信的生存情形与人生表演。”[ii][②]阎国立的制毒又为毒所覆灭的故事就是如此。它既是一个有着真实描写的故事，制造毒药，既杀猫也杀鼠，这一对天敌在阎国立的剧毒面前殊途同归。对于人的毒害阎国立也可能意识到了：“自作的孽，鼠药害到了自己？……”，但却又陶醉于这样圆满的结局：“第二年春天，儿子就生出来了。不是，是孙子。抱孙伢了，他和老伴的心愿了啦，人生圆满啦。”人造的毒也是一个关于特殊年代关于特殊年代中的人的命运的象征，制造了悲剧而不自知。《无鼠之家》以个人与时代的为毒所覆灭的象征对陈应松之前的有关毒药的故事在悲剧感上有所推进。在小说《母亲》中，子女们为他们的母亲准备下了毒药，对于子女的冷酷以及生活的贫困对人性的损害有着深刻的反省，《归去来兮》讲述一个似乎具有恋母情节的儿子毒死母亲的故事。个人、时代、历史的灾难在陈应松的小说中体现为一种漫漶的没有解药的毒性。
《无鼠之家》也关于创痛。阎孝文在整部小说中的一生近乎一个无声的悲剧，他发出最为嘹亮的声音的那一刻，竟是要对父亲复仇。在时代的污染中出生，从出生的那刻起阎孝文就是一个病儿。与阎国立的父子关系如同一场虐与被虐、骗与被骗的游戏，被父亲完全掌握。即使是婚姻，也是被作为傀儡，不论是失贞的燕桂兰对于他的利用，还是父亲阎国立对于他的蔑视。阎孝文如同一枚毒弹，填充的毒性来自外界，引爆和毁灭的是他自己。阎孝文是陈应松小说序列中那些木讷、拘谨，只有在与大自然相处时才显得得心应手的农民形象的一个。这些无言的生者在静默的一面之外也有着执着而强硬的一面。死在城市里的程大种（《太平狗》），被村里的恶霸欺负的韩巴猴子（《火烧云》），善良的金贵（《望粮山》），被修路带来的死亡的紧紧围困的伯纬（《松鸦为什么鸣叫》）都有着阎孝文的影子。在燕桂兰死后，阎孝文在北方的打工生活比较顺利，有了自己支配的钱，可以去医院治病，对于再婚发生了想象等等，但《无鼠之家》中阎孝文对于南方乡村怀念的独语几乎占据了后半部分叙述的三分之二强。与其说阎孝文的弑父是为了报复阎国立让他在伦理认同上的尴尬痛苦，不如说是因为由于阎国立让他丢失了乡村。“想想咱那儿农历的冬月，已没事了，不栽电杆不挖洞，油菜栽了，板田也耕了，要杀年猪了，要到湖里找过年的腊鱼了。”“没多少人知道鳖可凉拌的，煮熟了，切了，用生姜、蒜子加些炒好的黄豆，加酱油加醋加香油加豆瓣酱，凉拌的鳖，比什么都好吃。” “还有挖藕咧。咱那荆州地界没你们北方这样的，水冻得死死的，几尺后的冰，河上跑汽车。咱就早晨一点薄冰，太阳一出，化了，可下胡挖藕了。”“家里咧？有肉有鱼么？摊豆皮了么？糍粑打了么？……唉，管它的。”对于乡村生活的怀念，对于过年的向往，远远超过了复仇的欲望。阎国立其实是不属于乡村的，他的时髦和生意经，是与阎孝文的乡村格格不入的，在认同城市这一点上，燕桂兰确实是和阎国立属于同一阵营而与阎孝文的梦想背道而驰。在某种意义上说，阎孝文的乡居梦是必定要以燕桂兰和阎国立的消失为代价的。阎孝文与阎国立以及燕桂兰的对立也是乡村与乡村之外的世界对立的表现。阎孝文的最终覆灭抑或可以看做是一缕乡愁的覆灭。
《无鼠之家》并不止于讲述污秽、毒以及创痛，小说中的那个疯子一直在自言自语：“尊敬的中国农夫，我敢保证，你的儿子不是你的。”这是一个不无迷离的寓言。也许，那个疯子意在说明诸多中国农夫正如阎孝文一样，处于一个或是不自知或是无奈的困局。这份迷离的寓言抑或像陈应松的其他小说中出现的异象，如《望粮山》中金贵看到的天边的麦子，《吼秋》中毛十三看到土地的裂缝，虽然不能确认，但实在是一份躲不开的的威胁。
注释：
[1][①] [法]蒂费纳· 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 页。
[1][②] 李运抟：《大山的精神飞翔——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论》，《小说评论》，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