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光谱》读后感1000字
《思想光谱》是一本由西闪著作，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想光谱》精选点评：
●以前在南都每周必看的专栏，政治哲学启蒙~
●09年在南都看到，从此每周必看。如今结集出版，自当收藏。
●封面让人容易错过的好书。幸好从西闪作品的豆列中发现了。居然还买得到。不算晚。
●引经据典 评论时局。作者读书量很大 但文笔一般 引用过多，分析事件非得用高深理论吗。。。而且集结出书太晚，有的事儿还是08年的，但每篇都没发表时间orz。我没看完
●190511回望过去。 当年 自己在寻找成熟的世界观，以便自己走上自认为还算正义且舒适的道路。当年大四下还沉溺于直取捷径——人生幸福，而不知 这是副产品！ 大四下也在继续看政治哲学了。 201505夫妻签名本哦！“反对残酷”、"异化的进步观"、“从非暴力到公民不服从 ”，好评：）
●这些文章更适宜从纸上读……
●理性、缜密、流畅，帮助读者理清一些巨大的基本概念。
●: C52/1638
●闪闪发光的思想
●读书启程
《思想光谱》读后感(一)：这束光足以照亮头脑
西闪是我的友邻，我已忘记是如何在豆瓣发现并关注他的了。可能是因为他的某些令人钦佩的书评吧。作为我现今最喜欢的两位书评人之一（另一位是愿读品的梁捷），我总是惊叹他的巨大的阅读量和跨度，以及在书评中展示出的博学和深刻。每每关注他的阅读动态，猜测他下一次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而他确实很少令人失望。
这次他结集出版的随笔集《思想光谱》，有如一本政治学入门书，完整而不失生动，足以使我们重新检视视那些被误读和模糊的观念，梳理我们凌乱的头脑，，并把现实放到三棱镜下检视和分析。这本书有如一束光，足以照亮头脑。当思想照进现实，一切将变得清晰。
《思想光谱》读后感(二)：《思想光谱》·序
序
回头来看，《思想光谱》已经偏离了单纯介绍书籍的初衷，也不单单是西方现当代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简要评述，而成为与现实世界紧密相关的观念评论，实在是令我欣慰。
观念（idea）是一种很奇妙的事物。每时每刻，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在进行兆亿计的思维计算，迸发出无数个千奇百怪自生自灭的念头。但是，假如你认为自己的所有智力活动都纯属个人原创，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它们的背后，观念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观念是什么？观念是一种稀缺的思想资源。一个观念，就是一段用几个关键词表达出来的思想。它就像电脑程序的源代码，由少数人创造，经一些人传播，为多数人共享。在观念构筑的平台上，每个人才可能开展真正有价值的智力活动。更重要的是，观念一旦为多数人分享，它就必然与社会实践发生联系，形成社会共有的思想体系，从而影响或主导人们的社会行动。
谈到观念的重要性，凯恩斯曾经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影响力都要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大。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常常相信自己决没有受任何观念的影响，然而实际上，他们经常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迷恋权力而将观念当耳边风的人，其实正在践行着若干年前某个蹩脚文人的胡思乱想。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权力被大大夸大了，而观念潜移默化的力量则被低估了……不管是对于为善还是为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这个世界未必真如凯恩斯所说，由少数人操纵。可是说到观念的重要性，即便像哈耶克那样对立的论敌也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他除了引用这位学术对手的原话之外，还特别强调：“长远来看，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所以，我希望《思想光谱》能够为读者辨识观念和检视现实提供一些帮助。如此，我将收获更多的喜悦。
在此我要感谢王来雨、戴新伟、雷剑峤、方绪晓、李辉等友人的支持，还有本书责编成艳的工作。当然我更要感谢西门媚，没有她的关爱，就没有这本书。
西闪
2011.3.19于成都，发表于2011.12.4《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思想光谱》选载之二
西闪/文
在一本名为《意识形态新论》的书中，作者对民族主义进行了这样一番描述：“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主要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是民族内部成员所拥有的、以本民族为最高忠诚对象的政治情感和认同意识，包含着对‘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信仰。纵观民族主义兴起以来的人类历史，民族主义可能是影响世界进程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号召力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时效性最持久、成本小收益大的天然政治资源。”——这简直像节能办在推广沼气。
作为社会整合与控制的工具，是否易于管理，或者说管理技术是否成熟是决定一种意识形态能否长期有效的关键。但人们会发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确与沼气有某种相似性：成份复杂，用途广泛，经济实惠，但在技术以及管理上存在着诸多问题。
如果说一般的意识形态总是包裹着某种实体，民族主义则相当尴尬，因为民族主义者所忠诚的对象——民族实在难以描述。尽管不少人竭力想证明民族是一个政治实体，但仍只能无奈地用一些形容词来描绘它。家庭是最常用的比喻，但极不恰当。谁是家长，谁是子女，如何做到长幼有序？大树也常用来打比方，但根系在哪里，花果枝叶怎么分，这可不是植物学或者园艺。故而有学者不得不承认：“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富有弹性，甚至变化无常的意识形态，因此它能为极其矛盾的客观目标服务。它既可用于肢解国家，又可用于建立国家……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外壳。”（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
通常来讲，一种意识形态必须保持某种恒定性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要想做到这点，体系化是最好的方法。但可以看到，变化多端的民族主义并不遵循这一原则——“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信仰显然有赖于激情，而非理性。就像《沉沦》（郁达夫著）的主人公因在日本逛妓院遭受白眼，悲愤地喊出“中国啊中国！你为什么还不强大起来！”他的性苦闷一步飞跃到民族情感，可以看到，其中没有理性，只有激情。
管理激情显然难于对理性的管理。激情易于释放，却不容易回收。激情因为具有理性无法比拟的爆发力，每到关键时刻，人们还是忍不住利用它。可是如何见好就收，往往相当棘手。当年孙中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利用汉民族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一旦革命成功，他就立即抛弃了汉民族主义，转而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主张。因为他显然意识到了，民族主义的激情具有多大的凝聚力，就具有多大的破坏力。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曾讲到一段我不大熟悉的历史。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改造下，以反清复明为主要目标的秘密会党逐渐转向民族主义，并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各大起义中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数千计的秘密会党成员为革命抛洒鲜血，不少海外秘密会党的财政募捐使革命组织得以维系。但当蔡元培准备将会党在革命中的贡献写入他将主编的国史时，却遭到孙中山的反对。他以秘密会党“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盖乎未有所闻”为理由，建议蔡元培“基于共和革命关系实践，似宜另编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可见，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民族主义只是具有工具性的意识形态，而民权主义才是核心价值。
再举一个例子。历史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是德法两国相互争夺的焦点。按照惯常的分类，大多数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应属典型的日耳曼人，应该视为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但事实却是，那里的人们是忠诚的法国公民。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远远高于血缘和种族。
进一步审视民族主义就可以看到，如《意识形态新论》的作者所说，它是一种天然的政治资源。但资源就是资源，它不可能上升为目的。将其视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多少有些勉强。如前所述，它既不具备思想体系的特征，也不具备明确的核心利益。即便将它纳入意识形态的行列，它也就是一支意识形态的雇佣兵，为各式各样甚而相互矛盾的目标提供火力。
《思想光谱》读后感(四)：政党的哲学基础
《思想光谱》选载之一
学者们注意到，从宗派转变为政党，是以这样一个漫长的观念转变过程为基础的：“从不宽容到宽容、从宽容到持歧见、从歧见到相信多样性。”（《政党与政党体制》，G•萨托利著，商务印书馆）简而言之，当人们意识到不同的意见与多样性不会对政治秩序造成危害时，政党才会脱离宗派的色彩，成为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与多元主义的世界观密不可分，没有多元主义的观念，复数的政党就没有存在的土壤。
当然，必须着重强调的是，多元主义指的是一种世界观，切不可与事实上的“多元状态”或“多元社会”混为一谈——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多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社会就许可多元主义的观念存在，或者承认多元主义的观念具有价值。同时要强调的是，多元主义的核心是“分歧以及对分歧的赞许”（萨托利语）。而分歧，在我的理解就是“和而不同”——它既不是全体一致，也不是冲突与决裂，它并不预设任何单一性的前提，而是强调在“不同”之中去追求、去创造“和”。这一点，汤一介先生有比较深刻的阐释。
那么，如果不借助这些稍显空泛的概念，人们还可以怎样去把握多元主义的事实呢？标准答案还是“组织”：大量自治的、互不隶属、非排他性的社会组织是多元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就这一点，政党和其他组织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个基础上，人们说政党是多元主义的产物，或者说“政党多元主义”，恰好符合“政党”一词的词源本义“part”（部分）。
可是，在人们的经验世界中，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复数的政党并非政党现象的全部。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存在的，那就是作为整体的政党，或者说单一政党。
按照多元主义的原理，作为整体的政党在概念上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不管一个政党宣称代表多少人乃至亿万人的利益，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永远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人类与政党这两个概念在外延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米歇尔斯语）。因此，这里的“整体”更多的意味着与多元主义相对的“整体主义”。萨托利用一个比方来说明单一政党在逻辑上的困难：一个砍掉四肢的四肢动物还可以称之为四肢动物吗？这的确令人困惑。
一方面，这困惑说明了作为部分的政党（复数的政党）与作为整体的政党（单一的政党）没有共享的原则，或者逻辑基础。它们都被称为政党，但其中必然存在着用词不当的情况，乃至故意的概念混淆。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一个政党不是通过政治市场的自由说服而发挥功能，它就不再是一个政党。不少学者也认为，当一个国家取消了其他政党而只留下一个政党的时候，它实际上取消了政党的本质性的东西。他们说：“集权制度下我们称之为政党的组织根本不是政党。”（《比较政治学》，阿尔蒙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但是另一方面的困惑来自现实——尽管单一政党体系（一党制）的出现比复数政党体系（多党制）晚了至少一百年，但它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时候，当人们使用“一党制”与“多党制”的概念时要意识到，这里可能存在着对所谓“体系”（system，也译作“体制”）的混淆。因为很明显，无伦“体系”一词有多少歧义，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只有存在两个以上的分析单元的前提下，体系才会成立。用阿尔蒙德的话讲：“体系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依存以及体系与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简单来讲就是，当“部分”存在时，“体系”才有意义。当政党是部分（复数）时，才构成政党体制。当政党是整体（单一）时，不可能有什么政党体制存在。因此人们应该清楚，一党制与多党制根本没有在同一个意义上谈论体制。
那么，如果一党制的“体制”指的不是政党体制，指的是什么呢？有学者给了一个恰当的称谓：“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意思是，一党制不是真正的政党体制，即国家体制之下的次级体制，而就是国家体制本身。在这种体制中，有时候政党看起来是国家的拷贝，有时候国家像是政党的工具，但不管何种情况，政党与国家在本质上是不分彼此的。可以这么讲，一党制是整体主义的产物，是“一元体系”（a system of unitarism）。
回到历史人们就会发现，一党制的出现之所以比多党制晚了一百多年绝非偶然。有学者认为，正是多党制的虚弱与失败导致了一党制的产生，它曾被视为多党制失败后的最终解决手段——不少人都承认，恰恰是在魏玛共和国的软弱中产生了纳粹。可是，既然多党制有自身的问题，那么何不回到没有政党的状态？答案是回不去了。没有政党是传统社会的自然状态，可是一旦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就必然涉及到民众的参与和资源的调动问题。如果说多元主义是多党制的先决条件，那么一党制的先决条件则是整个社会的普遍政治化——没有这样一个整体的党国体制，就无法对社会进行广泛的渗透与动员，也无法防止不同意见的产生，从而失去对社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