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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读后感锦集

2020-12-13 03:22:28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王安石传》读后感锦集

  《王安石传》是一本由梁启超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元,页数:3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安石传》精选点评:

  ●看得累死

  ●讀的是飲冰室合集的版本。考據嚴謹,論說充分,對王安石大為褒揚。但略嫌枯燥。

  ●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立德立功立言,王荆公是也。

  ●任公为了给荆公平反,发愤读《临川全集》,仔细参考了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据得极细,把官修正史的脸打得啪啪响。不过这本更适合叫《评传》,对那段历史缺乏基本了解的话,读着很费劲(没看《一代名臣王安石》之前就完全读不动)。假如现在写王安石的作者略略翻过这本书(对,说的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王安石变法》和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也不致写出那种全盘照搬宋史的东西来。相形之下,还是台湾学者范文汲的《一代名臣王安石》最适合当传记来读。

  ●矫史者诚可恨也

  ●比起林语堂夫子式全盘否定王安石的论断,我更偏向任公的求是,至少论据充分,宋史的不客观恐怕林夫子也是清楚的,只是他对苏轼的偏爱和崇拜远远盖过了这种理智罢了。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王安石变法带着股穿越的味道……=~=

  ●就是梁启超的一个读书摘抄和笔记而已,当然也是有价值的。评唐宋八大家的部分很精彩。

  ●读的是2017年版的,没有这个词条,在这上面标注。是因为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所以才对王安石感兴趣的。毕竟林语堂和苏轼都是文人,对政治的观点可能存在偏见。梁启超的传记写得确实很好,大开大合的气象,但是和他的李鸿章传比起来,引用太多,显得芜杂。总结来看,王安石是个有抱负有担当有魄力重德行的人,同时也不会用人矫枉过正太急躁。想法是好,只不过那个国家撑不起来他的想法而已。

  《王安石传》读后感(一):《乘客与士兵》读后

  读《乘客与士兵》,后来发生的谁也想不到。。。。。。作者扑捉现实生活当中再平凡不过的情景,融进新的构思,巧妙运笔,刻画了百姓与新兵小伙的情怀,凸出并印证了“军人优先”之慷慨。

  兵之可爱,国之金汤。

  《王安石传》读后感(二):超越时代者的悲哀

  超越时代的人要不为这个时代所不知道而漠然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便是往往会作出些或大或小的事迹来,而他们的行迹方式、功过是非也往往难以定论,并且往往是贬多于褒,王荆公就是这样一个人,任公对他的评价很高,这一方面得意于任公的眼界,另一方面安石却有穿越千古之魅力,一个在前年前就准备施行近代商品制度的中国人,你说他能不招人非议或者招人无限景慕吗?

  世上唯无誉无咎者无名,安石当然知晓这个道理,他是不愿也做不了一介凡夫的,“安石不出,奈苍生何?”极具忍耐力和抱负的他必定要创一番千古之业乃罢...

  可是他出身的时代根本就无法把他的一套思想执行下去,而他依然和神宗硬是推行了十九年之久,其毅力不得不叫人佩服...

  安石的意义不尽在于他的思想,他的诗文,更在于他的坚韧人格和积极勇进的人生态度...

  安石曰:“男儿少壮不努力,挟此穷老将安归?”

  《王安石传》读后感(三):王安石并不优秀

  总算勉强读完。

  如果说之前王安石基于历史课本的宣传在我心中还是正面形象的话,这本传记真是大大减弱了这种好印象。

  首先,关于历史人物,最好作者能如实记录兼具一点儿文学性就好,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对于自己呐喊与鼓呼的传记作品,我是缺乏信任感的,对灌输的思想天生有抵触反应。

  其次,很多论述逻辑缺陷一望而知,比如“均输法没有实行是因为实行了市易法,均输法的作用寓于其中”,一个是平衡赋税统一调配物资,一个是调控市场价格兼储备物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作用。这种强行成立的逻辑比比皆是,反而作者视而不见。

  再次,既然是传记,如果在综合史料的基础上适度加工,使作品读来流畅有趣,类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想来令人更加印象深刻。长篇累牍直接引用各种书信文章,间杂一部分作者的溢美之词,对这种风格毫无兴趣。

  最后,考虑到作者所处的需要改革的环境,以及作者本人改革积极推动者的身份,他对王安石的态度不难理解,只是难免代入过多个人情绪,比冷静的旁观者失之公允。

  王安石的各项改革措施,并未看出多么卓越和富有创见,青苗法强制借贷,保甲法寓兵于民,而且多数是农民,耕种间隙训练兵法,募役法免去劳役的代价是再从捉襟见肘的百姓手中收取一份银两,还有代养官马的保马法。。。竟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味。从现在的眼光看,显然这些措施是不可能成功的。强势推行的改革,专制独裁的制度,只能带来明智的人隐隐的担忧和失败的结果。

  那么多大臣群起反对,不惜丢官去职,纵然其中有如作者所称的沽名钓誉之辈,难道个个如此吗?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态度是不公允的,对人不对事。

  读了《苏东坡传》,不想仅看一面之词才来读本书,读过之后反而觉得《苏东坡传》更为真实可信。王安石有报效君上之心,却无统筹政经之才,再加上一点儿刚愎自用,变法失败无可避免。至于和后来的“靖康之耻”有没有关系,没有考证不作妄言。

  《王安石传》读后感(四):无灾无难到公卿最好了

  名臣初露头角时,上书天子,史书上常赞其“切中时弊”。然后一生兢兢业业,治郡县理边防,事功卓著,可是至于当初所陈时弊,并未怎么触及。以至下一代人物出来后,相同的时弊又切了一遍。

  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之弊,大体为兼并、徭役、集权、腐败四类。仁宗时,雄才若范文正公,其改革吏治只是治标。及至神宗擢温公改革财政,其竟偷安苟且,糊弄了过去:

  “神宗即位,首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后数日,光言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敝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

  任公于此处评论曰:"所谓贤者,皆习于苟且偷惰,以生事为大戒,不问其事之善恶利病,但有所生则骇而华之"。概何止温公,此实我民族读书人之最大疾病也。三千年来必待荆公即江陵出,天赋其胆识魄力、明敏卓见,不惜力,不避责,方了却兼并即徭役两弊端。是以此二公实为我国史第一等人物。

  只是荆公新法规模宏大,骤然抛出,且行之过躁。又强推其新学为官学,以致学人斥之,实在无故为变法招惹困难。 其性格执拗,独断专行,史书常言其与人争辩新法时易怒。其罢御史台、谪士大夫,遂绝言路,手段实在粗糙。若能团结人,和善一点,新法种种问题或得以修补而未可知。

  “岩岩元老,梗之于上;岳岳台谏,哄之于下;而荆公以孑然一身,挺立于其间,天下之艰危,莫过是矣!公于熙宁三年有答手诏慰抚札子云:“.....自与闻政事以来,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为,而内外交构,合为沮议,专欲诬民以惑圣听,流俗波荡,一至如此!陛下又若不能无惑,恐臣区区,终不克胜。”其危苦之情,百世下读者犹将哀之。非坚忍不拔如公者,其何一事之能就耶!”

  只是荆公处境愈孤危、抱负愈宏大,其愈孤独,愈执拗,愈苦心孤诣、无法自拔。若其天性圆融开朗,变法结局亦不至如此。

  至于正史及后世文人笔记中对荆公狭隘偏颇处,书中皆一一考异。读罢只是感叹做事不易,运精思、宏远猷,一生辛苦,身后还要被文人奚落,不小心的话更要跌进奸臣传里。还是苟且于切中时弊,汲汲于道德文章,无灾无难到公卿最好了。

  《王安石传》读后感(五):成事之难,难于得人

  从宋史给王安石盖棺定论后,梁任公这篇文章算是最著名的翻案文章了罢。

  现代人受的西方学术训练和国际视野,是读史书时常常沾沾自喜的地方。然而读任公的书,却总令我惭愧,虽然晚生百年,国学固然望尘莫及,西方人文科学的基本概念,任公也是深得精义。看看这本书里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论述,恐怕自己仍然说不出更多。

  不过,对任公的学识敬仰,但全文开篇就自称荆公粉丝,文中的根本论点却不敢苟同。

  基本上,由于史书否定的太彻底,任公则针锋相对地一条条全部翻案。从为人,为学,施政,进退,交友用人,家人,诗文各个方面逐个击破。可惜立场太强,如同史书本身全部否定失之偏颇一样,全部肯定同样难免过于武断。

  有说服力的部分:

  1、除了君实介甫的交谊名留后世,老泉的辨奸论是伪托之作的论证是可信的。同时王安石人品至少同时风评甚好,应该无可置疑。关于自己,甚至儿子的人格攻击立不住脚。

  2、新法本意深远,改革是必要的。这点看当时内外形势也洞若观火。特别是青苗,募役法,利远大于弊。

  3、边疆政策上取得了较大成功。远胜于后世如司马光,蔡京辈。

  当然,任公对王安石如此偏爱,无疑是有自己的寄托在里面,不过除了上面几点,连任公也只能把新法得罪尽天下名臣归结于党争和名士的迂腐,荆公无可奈何之下,只能任用吕惠卿辈。然而前如韩,富,后如文彦博,司马光,二苏,范纯仁,都是著名君子。任公选用的史料也都是加以攻击,回避了很多问题。

  例如,对文彦博攻击募役法,说皇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百姓。当然任公的攻击入木三分,但回头想,自魏晋来的世族经唐末五代动乱,宋代的士大夫实继承了其精神,这个阶层的利益被如此直接有力的动摇,政治反弹的力量不是靠民意两字就能化解的了的。几百年后张居正的权力远甚于王安石当年,真真正正的权倾朝野,推行一条鞭法还有那么大阻力。王安石的政治手腕不足,才是新法的最大问题所在。

  读宋史时,印象最深的是官和吏的分离,制定法律的固然是少数精英,道德,学问,思虑都是一时之选,然而真正去田间地头收税的,却是募役法都深恶痛绝的那些衙役之流,韩,富等名臣反对新法,或许正是出于这个“任凭官清如水,奈何吏滑如油”的心态,这些需要政府收钱的政策,到下面会给百姓造成多大损害,庙堂之上恐怕鞭长莫及。王安石身为宰相,家都让县里来上访的老百姓烧了,任公整本书二十多章只字未提,多少也有些春秋笔法。

  总而言之,翻案固然有收获,中国的史书过于在意“盖棺定论”,而很少总结经验教训。即如此书而言,如果任公能多谈谈王安石改革何以失败,后来者欲改革须行何种手段,恐怕全文价值会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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