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症》的读后感大全

　　《仙症》是一本由郑执著作，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仙症》读后感(一)：琐碎的美好与漫长的痛苦

昨天凌晨一口气读完，上一次读完《生吞》也是在凌晨两点半左右，郑执的故事，向来值得一场深夜。

最喜欢《森中有林》，琐碎的美好与漫长的痛苦错落有致，灵巧地嵌进了许多不便与外人诉说的人生。和许多伟大的故事一样。中原的《活着》，西北的《白鹿原》，东北的《森中有林》。没丢人，做到了。

这本短篇小说集，魔幻而又具体，像梦，又像未曾经历过的真实回忆。

而那些故事中的人生，又仿佛静谧而精密的仪器一样，总会在光明将至时，咔吧一声，跌入谷底。只留下时间和后来人，用钝感力，慢慢地消解掉余下的痛苦和不甘。

和我们，以及我们的家族，正在历经和未曾历经的人生，有着太多的相似性。

　　《仙症》读后感(二)：关于《森中有林》-- 当我们谈论意义的时候，我们最好忘掉“意义两个字

去年读《生吞》的时候就入了郑执的坑，这次小说集《仙症》一出来就买了，果然没有失望，满分推荐。《仙症》收录了五部短篇和一部中篇《森中有林》。我先看的《森中有林》，后再看的其他短篇。

读完整本书之后我把《森中有林》又读了一遍，发现之前忽略了很多细节。读完之后很想写点东西，但一直找不到思路，后来看到万顺啤酒屋的时候，我想也许可以从几段关系入手，试着理解这个短篇。

一， 廉加海与吕新开

读到第三章《春梦》，廉加海坐在万顺啤酒屋喝酒，我猜测这个故事的灵感是不是起源于他在《面与乐园》的演讲中提到过的那群人：

“以前有舞厅的时候，（万顺啤酒屋）这里最多会聚集上百人，非常壮观。他们是找零工的，有的人可能在这儿一站几年，有些人在这儿一站就是十几年。

他们脖子上通常会挂一块牌子，写着“电工、水电焊、泥工、瓦匠”之类的，当然牌子越长找到工作的机会更大。他们是一些从工厂失业下岗了的工人，连做一个小买卖的本金都没有，只能继续以工厂里的那些手艺谋生。” 廉加海或许就是其中一个，他骑倒铁驴给人送嘎斯罐。

他也在里面喝过啤酒，但时间一长觉得太浪费钱，就不去了。廉加海以前是狱警，退休之后就改送嘎斯罐了，有一次不小心眼睛被人射伤，之后就剩下一只眼睛了。射伤他眼睛的人后来成了他女婿，叫吕新开。

二，吕新开与廉婕

清明节那天，吕新开捕了两只黄鹂，他觉得那两只鸟是他爹妈的化身。那之后吕新开一直在琢磨一句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下一句是什么他一直想不出来。认识廉婕，第一次是在医院，第二次是在盲人按摩院，廉加海撮合了他们两。在按摩院，廉婕给他按摩，他随口问了她那句诗的下一句，她回：一行白鹭上青天。没见面的时候，吕新开嫌弃廉婕是个盲人，跟她聊天之后，他就一个感觉，想对这个人好，一辈子的那种。

在吕旷的印象里，那应该是吕新开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了，他的爸爸妈妈走在路上都是手拉着手的，吕新开负责家里的家务活，廉婕教吕旷背诗弹琴。但好景不长，廉婕出事之后，吕新开想给她报仇，从单位拿了一把枪，结果自己被抓进去了。

三，廉加海与廉婕

“ 那天的太阳落得很慢。廉加海一直站在我面前，好像一尊静止的雕像，直到他又开口说，小婕啊，孩子都没有罪，你说是不是？她儿子是她的命，你也是爸爸的命，爸现在没命了，但我又没死，赖活着，是不是等于我不存在了？” 廉婕去世之后，廉加海在他种植的对着窗口的那棵树上，刻了一个“婕”字。他日日守着这片树林，日落的时候就对着这棵树说话。

本来死的应该是廉加海，阴差阳错，廉婕出了意外，他没法报这个仇，江湖儿女，有的事只能按照江湖的方式来办。凶手跟他算朋友，自己带了一包耗子药，死后就葬在了这棵树下面。

四，吕新开和吕旷

比起对父亲吕新开的记忆，吕旷更多的是对姥爷廉加海的记忆，关于父亲吕新开，吕旷只知道他的爷爷奶奶在大兴安岭的一场森林大火中去世了，那时候吕新开才5岁。廉婕去世那一年，没多久吕新开也被抓进去坐牢了，等他出来之后他的关注点就在那对黄鹂身上了。本来吕旷有机会考飞行员的，但因为他爸做过一年牢，审核没通过。后来他们父子关系一直不好，高中毕业后，吕旷就离开了吕新开，逃到了北京。

但是吕旷记得他爸出狱后有一回带他回黑龙江，想把吕旷爷爷奶奶的坟墓迁回沈阳，去到才发现那里已经是光秃秃的一片，森林没了，山也没了，什么也带不回去了。那一刻吕旷觉得他爸爸很可怜。

五，吕旷和王放

在东京机场，吕旷遇到了王放。吕旷因为携带玩具枪被滞留，王放帮助了他，他两年龄相差一轮。因为对火影忍者中自来也的狂热，两人相见恨晚。他们并不知道十多年年前，若不是吕旷的姥爷廉加海认识并看上了王放的妈妈，牵扯进那桩杀人事件，那么吕旷的妈妈就不会死，吕新开也不会进监狱，王放不会有机会考大学来到日本。但命运打了个弯，王放来到了日本学习动漫，吕旷一家四口却散了。

《森中有林》收录在《仙症》的最后一篇，在后记里郑执说这篇写于疫情期间，每天早上起来洗把脸，跟自己说这篇小说“要脸”。这把脸撑住了，《森中有林》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的中篇，叙事很多元，情感准确而微妙，进一步退一步都不会是现在这么好的故事了。

最近几年，大家都在谈论东北文艺复兴（郑执，双雪涛，班宇），今年他们三刚好也都出了新书，双雪涛的《盲哑时代》，班宇的《逍遥游》以及郑执的这本《仙症》。虽然都是写东北，但在我看来，双雪涛和班宇的虚构是建立在观察之上，他们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而郑执永远都是故事里的一部分，他与故事中的每个人都很亲近，是一个参与者。廉加海，吕新开，廉婕，那些虚构的人，好像他曾与他们生活过。他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愤怒，痛苦，柔弱和良善，面对生活，那把尖锐的刀永远都刺向自己。

在一席的演讲里，郑执说，有人问他”在他的故事里有哪些部分是虚构的，哪些部分是真实的”，他说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有时候我们必须承认现实也是虚构的一部分，而虚构有时更为真实。

“当这些地方和这些人有一天终将会消亡的时候，肉身与所谓的现实都会灰飞烟灭。但是他们的灵魂可能会留下一种遗址，就像历史的遗迹，你看它们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还在这儿，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曾经在这儿。这些灵魂的遗址可能会跟历史的遗迹一样，等待着被人用某种方式从命运轮回的暗河中打捞出来，然后被重新地解构，被重新地塑造，被重新地发挥想象，最后化身成一种不分高低贵贱的永恒。”

小时候的吕旷觉得姥爷种树很有规矩，他习惯先将四个边种好，南北两块被他圈成两个四方的空地。多年后当飞机飞在沈阳机场上空的时候，吕旷看到那不是两个方框，那些杨树林长成了一个“吕”字。我试图理解森中有林的含义，脑海里却只有一个老人日复一日的劳作，“吕”字种在大地之上，“婕”字刻在窗口的那棵树上，这一家四口从未分开过。

　　《仙症》读后感(三)：东北青年作者的人性慈悲和精神复归

东北人的人生，多由失意组成。在这片热衷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土地上，能够赢得一个铁饭碗，早八晚五再明目张胆地可以迟到早退，是一份最体面的工作，这和多少年来东北的重工业脱不开关系。阀门厂、变压器厂、半导体厂，再加上一些和军工有关，名字由数字代号组成的厂，是东北人赖以生存并且骄傲的正式工作。稳定的工作时长，有固定托儿的幼儿园，能够住在一起组成社群的家属楼，是八零年代出生的青年人的童年记忆。东北夏天干热，阴凉处下棋打扑克；冬季寒冷，烧炕取暖，烫酒，吃腌渍或者油炸的下酒菜，海侃或者聚众搓麻，是人们休闲的方式。“下岗”一词出现之后，人们赖以生存的工作消失，大批的拥有正式工作的人失去经济来源，慌张地进入各种不体面的职业里，盘小店，做小贩，扫大街，或者干脆自暴自弃，像被放掉的坏血。他们本来的工作也许赚几百块一个月，后来为了营生，风吹日晒得到的是十块钱或者几块钱的收入，还要被驱赶，交保护费。同时，习惯了稳定的人被放归这种无序的生活里，实在是不懂生活为什么会落魄，上升不到思考制度和经济变化的层面，反过来会把命运交给“主”，“神”，“佛”，“仙”，作为自己心灵寄托。除去庙宇，九十年代在小城镇里见到一个“圣母玛利亚教堂”，门庭若市，也并不足为奇。

所以读到《仙症》王战团在街心驱赶刺猬的开头时，同是东北长大的读者能感受到的不是震撼，而是那种粗犷的，无处安放的命运感，曾经就在自己的身边，熟悉，亲切，差一点就成为这样的成年人的一员的，对苍凉的无奈和逃脱的侥幸。

《仙症》是继《生吞》之后郑执潜心创作的第一本纯文学小说集，也是纯文学道路伊始的野心之作。除去《霹雳》是都市故事外，其他五篇都是东北背景的小说，主要用东北方言书写，其中夹杂视角切换，书写东北人失意的生活。《仙症》是曾经是海军的精神病患者王战团，拜白仙（刺猬）、吃刺猬，最后被喂食安眠药控制病情三起三落的魔幻故事；《蒙地拉罗食人记》讲述青春期的“我”计划和女朋友私奔，在等待女友出现的时候遇到曾经的姨夫魏军，幻想自己变成一只熊；《他心通》借曹承博之口讲述父亲的逝世和父亲的告别和超度，以及由父亲的摩托车牵扯出的一桩琐事；《凯旋门》像一桩喜剧，健身教练时建龙为了面子用咯吱窝作弊夹碎啤酒瓶，结果扎破了自己肱二头肌，暧昧的女人离开自己，而他依旧在介怀自己的男子气概；都市题材《霹雳》讲述和感情出现破裂的妻子搬进新家却发现窗台恶臭，最终发现一只死猫，真相揭开令人唏嘘；《森中有林》篇幅较长，四次视角切换，三代人加一棵树，平静地记述了一个残酷的命案，结尾命案相关的两个年轻人相遇，从日本飞回沈阳，在临近落地时看到一片树林，完成一场精神的复归。

值得一说的是《森中有林》。开篇的吕新开是个在机场的驱鸟员，捕了两只黄鹂回家，半夜因为烧烤店太过吵闹，用气枪往远处的啤酒箱套打，碎片打中了廉加海，直接让捡破烂的廉加海瞎了一只眼睛。而吕新开拗不过良心的谴责，带着一千块钱去医院给廉加海道歉。廉加海是个被单位卖了职位架空了的狱警，看中了吕新开的正直和坦率，硬是要把自己的女儿许给吕新开。吕新开纳闷至极，发现廉加海的女儿廉婕是个盲人，羞愤至极。而在见第二面的时候，吕新开发现廉婕视力不好但非常聪敏，两个人结婚后生下儿子吕旷，廉加海开始蹬三轮车给中医药学院送煤气罐。幼年的吕旷一直嫌外公骑三轮车接送自己上小学很丢人，总是让外公停在远处，上车就跑。而没过多久，二零零六年，妈妈被一辆帕萨特撞倒身亡，爸爸因为喝酒滋事，回单位拿驱鸟的猎枪寻仇，进了监狱。廉加海在这之后不再送煤气罐，改种树。而廉婕的死亡，和廉加海脱不开干系——曾为狱警的廉加海坠入爱河，看上了一个叫王秀义的女人，王秀义在食堂工作，有个非常优秀的儿子，以及一个有钱的装修队头子男朋友，男朋友给王秀义一辆帕萨特作为代步车。借口给对方送煤气罐进家门时，发现王秀义的儿子脸上有淤青，而那个男朋友就是罪魁祸首。知道这件事的廉加海依旧钟情王秀义，而王秀义拒绝了廉加海的情意。之后，廉加海发现自己的情敌失踪了，而王秀义撬了家里的地板装修，锅炉房的卫峰所烧的锅炉里有一块钢板，这种钢板经常放在人体里，烧不坏。起了疑心的廉加海把钢板悄悄偷出来，因为腰痛难忍把钢板交给了在按摩院上班的女儿廉婕，希望她务必转交给警察宋羽（警察是廉婕的初恋情人），而转交的过程中，廉婕被王秀义帕萨特撞死。不再送罐改种树的廉加海，潜心种树，并且在树上刻下女儿的名字。把一切藏在心里的廉加海没有再报案，等来了锅炉房卫峰，卫峰带来一包老鼠药，用自己的命做交换，保证廉加海不追究真相，放王秀义和儿子王放的平安。而最后长大的吕旷在机场遇到王秀义的儿子王旷，两人一同从日本归来，王放说起自己的妈妈曾经把食堂本该作废的饭票留给了锅炉房的工人卫峰，让卫峰一直有饭吃。从小混不吝的吕旷一直想要逃离沈阳，在临降落时看到了外公种下的“吕”字形的树林，想起自己仅有的家人都不肯离开故乡。

这是个层层嵌套的故事，其中有一命抵一命的献祭式的悲壮，案情不见天日不了了之，又仿佛在最后真相大白，打动读者的更多的似乎是东北人的血性和义薄云天。吕新开在打瞎了廉加海的眼睛之后，工资不高却带上了一千块钱去赔礼道歉，也并没有因为廉婕的视力而厌弃对方，相反感情很好，即便廉婕死后，在买醉中也不忘寻仇；廉加海在发现王秀义的儿子背打后，也被王秀义婉拒了情谊，但最后出于对曾经喜欢过的女人和年轻人未来的考虑，没有为了女儿的正义去报案，而只种下一片树林，在杨树上刻下自己女儿的名字；而文中笔墨不多的卫峰，牢狱之灾六年，出来到处难寻一份工作，王秀义在食堂本该销毁的饭票，都留下来给了卫峰。卫峰每天都有饭吃，就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换取对方的自由。换在其他人身上也许很难理解，但在东北衰败的土地上，经常会有这样的道义交换：微时的一口水一口饭，你我就是过命的交情；患难的朋友相识，大家同吃一锅饭，尝过一壶酒，你我都是莫逆之交。

总结起来，《仙症》《蒙地拉罗食人记》《他心通》是借魔幻故事、佛教、迷信等元素讲述东北人如常生活中较为庸常的一面，《仙症》的王战团是无视他人看自己为灾祸，活在自我臆想中的英雄，《蒙地拉罗食人记》是少年想要叛逃家乡的奇幻想象，《他心通》是悲痛的儿子在葬礼前后，对父亲的一场尚未释怀的道别。《凯旋门》和《霹雳》是人到中年后，无论在故乡还是生活在别处之后，对生活困局的个人书写，《凯旋门》夹杂对自我认可的执念，有中年人不可绕过的情感和性的困顿，《霹雳》则是和生活较劲，最终发现真相的尽头是无意义。而《森中有林》完成了一场灵魂的复归，在东北的土地上，一切都在衰败，但人们对爱和正义的追寻终将用自己的方式得到报偿，年少时期并不愉快的经历总让年轻人想要逃离，而终有一天，属于灵魂深处的，来自这片土地的残酷、狂躁、爆裂的爱，都会被隐忍沉重同时又迂回的亲情所召唤，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归来。

东北赋予文本的诗意，是属于作者才华之外的，土壤浇铸给灵魂的异禀。

我对郑执老师的文本一直很欣赏的原因是，无论曾经较为青春轻狂的作品，还是到《生吞》正式的初出茅庐，再到《仙症》，他一直有对人性的悲悯，以及到了仙症，依旧没有脱开这种对细微情感的重视。曾经有人和我表达《生吞》的故事并不成立，因为十七岁的花季少女被玷污以及校园霸凌，并不是什么大事，《生吞》用这样的基底作为故事核是不成立的。当一个人开始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时，也许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冷漠，理智，默认世界上的规则就是残酷的，并且学会了用上层人的优越去忽略压迫。而郑执没有。在《仙症》中，“我”被迫跪在白家人——刺猬的灵牌前忏悔时喊出的“我有罪”，是一场震撼的反讽；《霹雳》中执意想要和窗外的恶臭抗争，隐隐地知道较劲下去也没有意义仍要去给自己讨个说法，《森中有林》廉加海和卫峰在砖房里决定一命抵一命，卫峰还笑着要埋在树下陪廉加海种树，那种对道义的坚决仍旧打动我。作者骨子里那种赤诚和正义没变，依旧令人感动。

《生吞》和《白夜行》经常被放在一起做比较，并且经常有人做高下类比，其实青少年因为破碎的童年并蒂生存，因为命运被欺凌而有人愿意献祭式的付出，这种残酷故事的土壤，东北黑土地比日本肥沃得多。曾经的东北（或者说现在），不乏因为几百块钱而愿意铤而走险的人，车里放个手机被砸车窗，防盗门不够防盗而半夜被窍门时常发生，包括经常被诟病的东北猫贩子多，三九天喝醉了倒在路边冻死的事情，仿佛自从下岗以来，东北的衰颓一直没有停止。年轻人一直在离开东北，而骨子里又怀着对东北近乎沉痛的思念，以及叹谓。近几年经常被提及的“东北文艺复兴”多也与此有关。也许很多人已经对东北的文本开始疲惫，毕竟近几年文艺复兴的人物越来越多了。但是东北的书写不会停止，下岗的人们还在街头游荡，煤矿依旧在衰落，年轻的人们还在失业，稚嫩的孩童还在长大，看到身边的老人比年轻人多，父母经常为钱发愁，霸凌的事件依旧在发生，走出东北到了大城市发现自己像没见过钱，总有贪污的官员被曝出富可敌国。东北作者的精神寄托，就是在有旺盛的创作欲和幸运的关注度时，尽可能地表达。对郑执接下来的期待依旧有，继续书写东北，超越自己，写出新的一本，也许又是两年，但用一句比较土气的话来说，未来可期，郑老师严肃文学的路才刚刚开始。

　　《仙症》读后感(四)：“拿起笔，我是自己的神，放下笔，我仍是尘埃，是野草，是炮灰”

2017年，郑执出版《生吞》，一部生猛的作品，身边不少书友聊起，难掩偏爱。或许，你也难忘那些故事，随手记录书中的只言片语：

“挺讽刺的，人这一辈子，唯一逆生长的东西就是胆量——青春期第三个发现。

尽管仍是寒冬，可还是妨碍不到凡人行立坐卧、吃喝拉撒，反正他们早已习惯了寒冬，几百年，几千年，老天爷冷他的，我们活我们的，这他妈才叫人性。”

三年之后，郑执交出这部全新小说集《仙症》。回忆自己的写作，他说有几年里，“文学”被他亲手杀死，兵不血刃，头也没回过，眼皮底下只剩“文字”。现在，“拿起笔，我是我自己的神，我给我自己指一条生路，放下笔，我仍是尘埃，是野草，是炮灰，是所有的微不足道的子集，于现实中坦然地随波逐流，从不迟疑。”

跟曾经那数年里的惶恐做了断

郑执

2018年底，《仙症》在“匿名作家计划”比赛中获了首奖，我的小说跟人突然受到很多关注，这当然是好事，一个作家能收获更多读者永远是好事，但同时也陡增惶恐—很多借《仙症》一篇才初识我的朋友，满怀期待地购回我几年前的旧作（多指比上一本长篇《生吞》更早以前的两本集子），阅后大失所望，惊呼“写出《仙症》的作者竟然还写过这种东西”—说实话，这也在我意料之中，幸好这两年学着脸皮厚了不少，搁前几年得找堵墙撞半死。

我出版个人第一本长篇小说是2007年，当时刚满二十岁，出道也算挺早，但那时候的确嫩得很，本也没有天纵之才，加上当年对文学所有的认知仅建立于自己有限的阅读与无限的假想之上，狂到没边儿，站不稳脚理所应当。同年，我在香港读了大一，暑期去 TVB 电视台做实习编辑，不过为赚点零用钱，却整天抱怨自己被大材小用，又在粤语听说无能的环境中，表达受缚，自我挣扎。后来因与节目制片人爆发矛盾，一气之下辞了职，既得罪了电视台，又白瞎从学校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实习名额。犹记得当日被男制片指着鼻子骂：“你呢种人将来喺社会上一定扑街！”我脾气也暴，逼身边会讲粤语的女同学帮我翻译：“老子回去当作家了，老子不上街就不会扑街！”后想想，当时自己真是狂得可以，竟认为作家不算一种社会职业。再一个，那女同学在翻译中一定是擅自把“老子”俩字给和谐了，不然对方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摆摆手放我走，也有可能他是在听到了“当作家”三个字后，彻底当我疯了。

一年半后，经历了父亲离世，家境骤落，我休学一年回沈阳，每天除了读书、练字、跑步、买菜、做饭，陪母亲看电视剧，其余时间都用来写作。此后三年里，铆足劲又写出两本长篇，都成滞销书，深受打击，才幡然醒悟，原来作家作为一种职业，一样也要谋生。待我重返校园后，家中已无力支付我的学费，“写作能否养活自己”变成我的日常自问，昼夜深处一种惊慌之中。再后来的事，其实我有在“一席”栏目的一次演讲中详述过——借了高利贷，磕磕绊绊地拿到大学毕业证，随后在香港的一家出版社里谋得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干了不到两年，偶然贱卖出一本旧书的版权，将够填债务的坑，脱身后跑去台北读了一年半的戏剧系研究所，幸好学费跟生活费都相对亲民，手中仅存的一点可怜版税勉强够撑，直到2016年，才因一个电影剧本的工作，退学来北京定居。正是来北京前的那三四年里，我写过很多“那种东西”，都是短的，轻浮的，谄媚的，懒动脑也不走心的，被我丢在自己一度鄙夷的网络上，手机 App 里，无非想告诉别人我仍在写，攒够篇数再结集成册，说穿了还是谋生。2014年前后，港产网文刮起一阵风，情色小说随三级片一起回暖，最“夯”的出版后甚至占据畅销榜首半年之久，作者跟出版社赚得盆满钵满，于是有编辑同事怂恿我也写一个，工资版税两头拿，何乐而不为。时陷困顿的我，全无半点抗拒，甚至是兴冲冲地打开内地某知名文艺网站，笔名注册，借坐班偷懒的工夫坚持连载，数月过去，竟也成了“夯”款，底下评论盖起高楼，更乐此不疲，本计划完成后一键简转繁，在香港出版卖钱，可惜最终因尺度过大被网站后台枪毙，才惊觉自己一直是在发布框里敲，连个底稿都没留存，小十万字从此无踪可寻，枉余酸楚，如今只能当段子在酒桌上逗人一乐——那几年里，“文学”被我亲手杀死，兵不血刃，头也没回过，眼皮底下只剩“文字”。丧失了敬畏，自然就无愧疚可言。我甚至公开调侃所谓的“严肃文学”，不过是故步自封的小圈子笑话。今再忆起，那种心态就跟一个苦情少女在初恋惨败以后，放话“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差不多逻辑，天真又可笑。

闲叙此多，今都当笑话，非故作洒脱，更像是跟曾经那数年里的惶恐做了断。原来惶恐根源所在，是曾那般自我作践，兜兜转转今天还能回得来，多有侥幸。后怕。可那也确是我一路走来的踪迹，不掩盖踪迹是我对自己最大的诚意。若有人非说写作有多纯粹，我不会反对，但我坚信写作并没比谋生纯粹到哪里去，否则所有作家都该改写日记，或干脆把笔撅了。我本身是不太乐意在作品以外探讨文学的。写小说的坚持写，读小说的坚持读，这就够了。灯前纸背，台上台下，不用非逼自己挂相，照着一个作家或读者的模子去活，到头来其实没两样，殊途同归。作品以外，我更热衷探讨点儿别的，毕竟人生已经严肃到令大部分欢愉都显得太过短暂。十年前那句自问——“写作能否养活自己”，坦白讲，今天我的答案是“基本没问题”。至于自己如今写的小说到底有多“严肃”，会被别人怎样看待与评判，已不再置于心上。文学严肃与否，论心不论技，作品是好是坏，论 技不论心。我自恃有自知之明，懂得到任何时候都不该得便宜卖乖，觍脸说“《仙症》才是我真实水平”这种话，不能够，也不可以——曾经写过的每个字都是我。稚嫩不堪的处女作，装老成而失真趣的滞销书，闭眼捏鼻子写下的千字万字，通通是我。“不再愧对文学”这种话，更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我确定不想再愧对自己，跟自己越来越看重的读者。总而言之，这本小说集，是在《仙症》打了个头后，近两年里踏实写的，最后的中篇《森中有林》，完成于疫情自我隔离期间，每天起床先照把镜子，跟自己说这次就一个要求，要脸。

因此这一本，权当新的开始。给自己，也给我的新老读者们一个交代。

《仙症》单篇放出后，我曾在微博收到过两条留言，分别有两个词跃入眼中，一个是“浪子回头”，一个是“夺舍”。对于前者，男人活到一定年纪，能被用这四个字形容，不失为一件幸事，甚至还带那么点儿潇洒。至于后者，才疏学浅了，百度词意，原是道家用语，意为“借别人身体还魂”，反应几秒后我才笑出来，想必这位朋友是被我过去写的“那种东西”伤害太深。不管怎么说，两个我都当褒义收下，毕竟脸皮又厚了。在此，只想特别感谢一下这两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们离我有多远，但我猜我们很近。还魂归还魂，我还是回到自己的身体为妙——回到为一本插画版《聊斋志异》废寝忘食的身体，回到被爱伦·坡吓到脊背通凉的身体，回到被余华和川端康成抽空灵魂的身体。那副身体，可以是九岁，或是十七岁，也可以是三十三岁，或一条道走到黑。我不算特别迷信的人，但我相信凡此世间的每一个人，总要被一股力量所指引，无论这股力量来自内或是外。人渺小又无谓的一生中，神不可能时刻在场，我选择用写作弥补它的缺席。拿起笔，我是我自己的神，我给我自己指一条生路，放下笔，我仍是尘埃，是野草，是炮灰，是所有的微不足道的子集，于现实中坦然地随波逐流，从不迟疑。从今往后，我只想努力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除了那些个值得推敲再推敲的用词与标点，它们一定存在完美答案，相比人的命运，永远精准而明晰，只要它们各安其所，我便不再会那般惊慌。我必须写下去，也只能写下去，不存在别的救赎。

2020 年 8 月 18 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