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閱世六十年》读后感精选

　　《讀史閱世六十年》是一本由何炳棣著作，商務印書館（香港）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HK$118，页数：4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讀史閱世六十年》精选点评：

　　●何炳棣先生的回憶更像是種高度理性化的歷史學寫作。自己的家世及經歷也視作是一種社會變遷的個案，學習生涯是學術史個案，在美遭際更是一代學人的移民史典型案例。其中夾雜各種學術糾紛人事糾葛，作者也毫不諱言，直見作者真性情也。其中對張光直先生的評價，個人有所認同。大一時讀張氏著作便以為張氏見解頗見新奇，然與文獻考證並不充分，而何炳棣先生之論甚然。另何氏早期英國史研究中對西人檔案文書等的觀點，於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也頗有借鑑作用。我國古典文獻可謂浩如煙海，卻往往忽視檔案文書之類第一手材料如徽州文書等的保存狀況，而舊有研究於此多有不足，文獻學教材中也未多加介紹，想來也是種遺憾。

　　●虽距“真正具有安全感的学人”还差一小截，亦属治史一流。遭际世变而身名俱存，比之当时前辈同窗幸运太多。不喜其标榜师友以自高，为人失之略狭，但对张光直、杜维明和新儒家的讥嘲还是有点意思。

　　●以前讀過，夜半温習提到哥大的部分。 何炳棣是Historian，不是Sinologist，沒有漢學家的習氣。

　　●何先生在史学界也许颇有建树,但对于此人我实在无法像崇敬其他民国学者一般崇敬.从第一章开始便是如何想出国,如何奋发,家族里有几位有头有脸的人物,然后便是他所就读和工作的中学大学如何牛X,好不自谦得说自己多厉害（虽然他的确非常非常厉害！这一点我在读书时也惊叹了好多回了），又怀才不遇过一阵子，如何随遇而安之类的，对故乡的土地没有半点深情眷恋，算是目前我读到的民国学者中的另类了，难怪同期的何兆武先生和唐德刚先生都对这位现今美国中国史界的泰斗颇有微词。我不会因为喜欢一位作家本身而喜欢他的作品，但若我不太喜欢作家本身，再好的作品在我心中也要打折扣。

　　●关于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期间的回忆相当有史料价值

　　●何先生与党走得很近嘛

　　●何先生很“愛現”，但像他這樣有足夠資本的人，大方秀出來才是嘉惠學林的事情~

　　●近年来海外历史学家出土的不少，何炳棣应属其中的佼佼者。尽管有些地方交代不清，不过瑕不掩瑜，算是不错的回忆录了。至于他关于人口，科举的学术著作，就有点艰深了。来日方长。

　　●真正的狂人日记

　　●炳棣先生的文哦，读后很有启发的！

　　《讀史閱世六十年》读后感(一)：读史阅世

　　1、学术研究最好的年代，还是清末及民国时代。那个时代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在这种氛围下，一批一批的优秀学者，诗人，科学家涌现。这部分人，为中华之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寒门难出贵子”，放眼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贫苦人家的孩子。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者本人，也是生于一个富贵人家，虽然家道衰落，但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成长的路上，也没少受到过亲戚朋友的援助。当然，我更坚信，作者能取得成功，成为一个国际级的学者，离不开自己的努力。

　　3、我很佩服那时候的大学校长，包括梅贻琦，蒋廷黻，蔡元培，甚至胡适先生，他们不仅是一流的专家学者，更是一位道德楷模。作为校长，能够两袖清风，这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文中写到梅贻琦校长的夫人还得打工赚钱，以及胡适怒斥小儿子骗取经费的事，真的是让今天的校长们羞愧！

　　《讀史閱世六十年》读后感(二)：今比陶公百倍难

　　第一次何炳棣先生的大名是在看葛剑雄先生的著作的时候，那时候感觉对何先生的印象还是很抽象的；后来偶遇听了一个博士生的答辩会，有个老师又提到何先生的生平，这才匆匆去图书馆把此书借来拜读。

　　看完此书，已经有两个月，现在留在脑子的东西还是很多。但影响最深刻的就是两幕情景。第一幕就是书的P8有首七言小诗“不是新年不汝宽，当今学问贵精专；陶公且把分阴惜，今比陶公百倍难”，这是何的父亲在一本毛边纸的寒假作业上题的，想想对于一个经历晚清国难，民国不振的老人来说，小诗里面不知道包含了多少对时局的看法和多少对儿子的期许，这个我未可知，但多少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重量。

　　还有一幕就是当何先生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次刘逸民先生讲《论语，季氏》，提到“益者三友。。。。友直，友凉，友多闻。”时大声问全班“谁是友多闻？“使何大吃一惊的是全班小孩高声喊出何炳棣！“那时和那事对于一位年届90经历了人世起起伏伏的海外学人来说，感受最深的就是同班同学那样纯真宽厚，内心里没有一粒尘垢。

　　当然此书还有很多优点，比方说较为公允的揭示了学界的一些分歧，还保留了第四届中英庚子赔款考试的英文试题。书中前半部分出现的海内外清华学子，尤其是在1934-1937年这一段出现的有90余位，这些学子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都不失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大师。谨以此小文纪念我与此书的缘分。。

　　《讀史閱世六十年》读后感(三)：读史阅世，感叹良多。

　　1、书中有很多学人的八卦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何炳棣的清华及西南联大的师友回忆录，雷海宗、罗应荣、丁则良等人建国后的遭遇让人难过痛惜。读的过程有种从群星璀璨到星辰陨落的惆怅。

　　2、何炳棣的治史受益于清华及哥伦比亚大学的严格史学研究方法训练，在通识的基础上，用西方科学方法考订史料，结合重要的史学议题开展研究，史料基础扎实，观点和发现非常具有原创性，也非常精彩。看到他研究明清史要翻阅上千种地方志、碑记等原始史料，光史料的数量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这是一个在学术上有天赋，很小就有明确志向，要进入世界第一流学校，做第一流学术研究的史学家，在求学、治史过程中极其勤勉，也幸运得到一些良师益友的帮助，所以他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

　　3、为人处世方面，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回忆录写得很坦诚。很明显地感受到这是一个自信、自豪、自得、甚至有些自傲的人，回忆录中在多处流露出对自身才智才华及取得的成绩的得意自傲。同时也是一个性格刚硬，爱憎分明，重视名利的人。对帮助过自己的师友，一生感念，对损害过自己的人，也会耿耿于怀，记仇。他的幸运是了解自己的性格，选择留在了相对学术自由的美国从事史学研究工作，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性格特点，其实不适合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环境，他一生尽量避免涉入政治纷争中，精力和志向在于追求更高的学术地位和成就。

　　4、书中介绍了何炳棣自己的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可以窥见其主要学术思想。其实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扬州盐商的商业资本发展、明清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分析、先秦思想，儒、法、道、墨各家的思想成型时间及流变，读起来非常精彩具有启发性。何炳棣显然不崇尚儒家，对新儒家也有所批评，他对中国深层的政治意识的思考，要比儒学研究者深刻得多。

　　5、都是晚年回忆录，对比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会更钦佩梁先生的品德与为人，然而学术成就上何先生更高。

　　何炳棣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引导，建立了清晰的对社会晋升阶梯的认知，也心无旁骛地追求着这种目标，从考进清华、考取中美庚款留学生、读取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英属哥大任教、芝加哥大学正教授…一步步在通往世界一流学术殿堂的阶梯上攀登。

　　梁漱溟则不同，他早年既对人生困苦多有思考，研究佛学、儒学、哲学都是为了解决自己内心的困苦，也祈望寻求改良社会的方法。晚年受限于时局环境，也难以集中精力投入学术研究，所以最终的学术上没有再攀高峰。

　　6、最后感叹一下时代，西南联大教务处驳教育部长的函，真正让我感受到了教育理念和社会文化理念的今昔对比，时局变化与百年树人，学术自由思想的捍卫及与政治控制之间的对抗。西南联大时代显然更利于教育育人和思想文化繁荣。

　　《讀史閱世六十年》读后感(四)：鄭天挺奉調南開大學內幕考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師友叢憶第一章提到鄭天挺，【最令我不解的是：1952年院校調整時，大大擴充改組了的北京大學竟容不下這位全部身心奉獻於北大如此之久（至少從1933年受命為北大秘書長起），生平最喜愛，最需要北京這清代文物史料中心的清史權威，竟把他與清華的雷海宗拔根調到天津南開大學。此中內幕，希望今後學人多做考證。】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魏宏運撰文《回憶我與鄭老相處的歲月》， 【我熟悉鄭老的名字是在1952年他來南開之前。當時我奉組織之命，到沙灘北京大學紅樓聽取北大方面介紹鄭老的情況，以便做好迎接與安排諸事項。接待我的同志講，他們不願意鄭老離開，鄭老一走，北大的明清史就沒人講了，只有商鸿逵一個人，還不是專搞明清史的。這完全是出於人事安排，因為燕京大學合併到北大，翦伯贊被確定為歷史系主任。這幾句話給我印象極深。】

李懷宇《巫寧坤：受難心史》的訪談文章提到此節。【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後，巫寧坤被調到南開大學教書。同在南開大學教書的有著名教授雷海宗，巫寧坤回憶：我是因為政治問題沒搞清楚到南開大學去。雷海宗跟鄭天挺都是北大，清華的大教授，而且很有名，很有學問。翦伯贊要當北大歷史系的主任，把雷海宗放在那裡怎麼行呢？翦伯贊的威信怎麼樹立起來呢？因此把雷海宗搞到南開大學去了。後來評教授的時候，鄭天挺評了一級教授，雷海宗才評了二級教授。他是我的老師，我當學生的時候，他已經是教授。】

章詒和《心坎裡別是一般疼痛—憶父親與翦伯贊的交往》，【1952年在官方進行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過程裡，鄭天挺被調到南開大學，清華歷史系資格最老的雷海宗教授，也被弄到了南開。接替鄭天挺出任北大歷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別人，正是翦伯贊。

作為翦伯贊的老友，父親為他高興，但同時又很替鄭天挺惋惜，對母親說：鄭天挺從20年代起，便在北大任教。30年代，就任北大秘書長。抗戰勝利還是北大秘書長，兼任史學系主任。史學功底比老翦深，可南開的學術環境怎麼能跟北大比？可惜呀！他搞的不是馬列主義史學，位子自然要讓給老翦了。】

回到史家何炳棣先生之問，鄭氏赴南開原因無他，學術為政治讓位也。何氏七十年代訪問中國後發表文章《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對文化革命高唱贊歌，政治洞察力似與其治史之縝密嚴謹大相徑庭。《讀史閱世六十年》西南聯大一章，何氏回憶留美初試失敗，【我多年後不斷反思，深覺1940年初次留美考試失敗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如果那年考取，二次大戰結束後我應早已完成博士學位，一定盡快回國了。以我學生時期的政治立場，加上我個性及應付人事方面的缺陷，即使能度過“百花”，“反囗右”，亦難逃“文囗革”期間的折磨與清算。】多年後他見到當年經濟史第一名吳于廑時脫口而出：【保安兄，我是你的手下敗將，可是你卻救了我的命。】晚年何先生結合個人體驗的歷史回顧讓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