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目少年》的读后感大全
《怒目少年》是一本由王鼎鈞著作，爾雅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 340，页数：200502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怒目少年》精选点评：
●没有家没有国，愤怒的少年。
●读来时常使我泪目，泪光中仿佛走来一位懵懂青年，战火中风雨飘摇，这片受伤的大地上有那么多破碎的情
●先生文字，诚恳动人
●和《昨天的云》一样的好。但看得多了，我也发现了王鼎钧写作的一个小毛病：他的技巧太好，文笔太圆熟，熟极而流，以至于某些地方写得有点“油滑”了。比如说写抗战胜利后，山东已被共军占领，他的父亲托人带话给他，叫他不要回家。他感到幻灭，于是去河边吐。这段写得就有点太“油”了，不是真正沉痛的感觉。
●3.5 他有一种关怀的视角 不含道德判断与评议 他可能知道对与错 也应该明白对与错 但有时候他却不想讲什么对与错 这点有利有弊
●大时代下的少年人多少悲欢离合都溶解在了岁月中，早岁哪知世事艰，唉！
●夜读鼎公文，情不能自禁
●究竟什么样的世界才是坏世界？战乱年代里，那些少年尚有愤怒，可以愤怒，敢于愤怒，也真的就愤怒了，助长了一个政权摧枯拉朽的倒塌与溃败。但无能的政府或许要好于暴戾的政府，真的令人愤怒的或许在于少年没有了愤怒，不敢愤怒，无法愤怒，少年终于早早就开始稳重，开始事故，开始与一切妥协。
●受益良多，要重读
●鼎公的散文笔法与春秋笔法在这一册中的得失便清楚体现了。笔法终究只是蘸水，没有实料就不会好吃。这一册的内容相对而言并不充实，加之鼎公的春秋笔法，有些人有些事也写得也不甚清楚，所以散文笔法写成并不是很好看。也就最后写学潮部分较耐看，其余也就平平了。
《怒目少年》读后感(一)：抗战之苦，一路硝烟
幸运的是找到台版的书，虽然繁体字阅读还是有些不习惯。民国是我的兴趣所在，这本书所写的抗日时期流亡学生的生活点滴和见闻，有抗战八宝饭，有迁校过程，也有爱情，有时让人叹息生活之艰，有时有对侵略者的愤怒和怨恨，也有对战事成败牵挂于心，书中那些不为人知的陈年旧事，值得我们拂开尘埃，一探究竟。
《怒目少年》读后感(二)：孤独的旅程
看书速度越来越慢，花了几天时间看完了这本书，本书讲述了鼎公离开故乡后去异地求学到辍学离开学校去闯学校外面的世界的历程，书中记叙着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本书让人感动的地方太多，最为有感触的小人物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所能做的事情寥寥，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无论自身多么努力想要改变什么，在大的背景之下，显得是这么的苍白。乱世人命贱如狗，生病期间城外就在打仗，全城的百姓学生都避难去了，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在空城里求活，眼睁睁的看着老鼠从房梁上下来偷自己的水喝，然而为了活下去哪怕老鼠喝过的水在那种情况下也是一饮而尽；由于体力不济，在学校迁移路途中落单，必须独自一个人面对崇山峻岭，散兵游勇，面对着危险的世界，用“散步”的方式来赶上先头部队。"有些事情不能等到明天。少热水烫脚，把脚上的水泡刺破，咬紧牙关，用食盐水杀死伤口的细菌。事情是痛苦又无聊，我逼迫我自己，毫不姑息，学会了自己对自己严厉，人生在世最忌顾影自怜“。个人的意志在绝境中得到打磨，最终克服了千难万险。
我始终觉得作者十分孤独，独自一人上路，独自一个人思考，独自一人享受。似乎没人能懂他，能了解他，能安慰他。他就好像一个过客，平静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和他们那代人相比，似乎现代的我们都有些矫情了，我始终认为面对死亡，能极大地锤炼一个人的性质。当然，一代人有属于他们一代人的苦闷和心酸。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怒目少年》读后感(三)：读《怒目少年》
去年承山东杨兄转赠鼎公《怒目少年》、《葡萄熟了》两书，一直未有时间细读。或许是我的职业使然，或许是当年《左心房漩涡》给我的印象实在剧烈，我读了几次《怒目少年》的开头，又放下了。 我并不喜欢读传记作品，关键的原因在于一种轮回思想。阳光底下无甚新鲜事。今日人的生存境况，剖去技术层面，与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人的生存境况相比，我总猜测其间没什么本质区别。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活物，在任何时代所遭逢的痛苦，大抵相仿。而就这种痛苦而言，掩埋与挖掘之间的区别有什么意义，我也看不出。倒不如知白守黑，蔽不新成，在沉默中守护自身的历史。文学家多有自传，而哲学家罕有自传。两相比较，哲学家恐怕更清醒，真正的自传已经在思想著作中呈现了，何必多此一举？ 时至07年岁末，大雪封城，一切陷入困顿。我又在床头放上了《怒目少年》。读到第二部时，我才发现这本书的奇特。此书固然在追述个人的成长史，但是视角是多重的，有近，有远，有环视，有透视，有活陷黄泉，有离地七寸，有上诉天地精神，有下达和光同尘，有现实主义的混沌，有魔幻主义的犀利。这是怎样的自传？或许书名已经交待了鼎公的意图：“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是回忆，也是聚集和召唤，“呼声由远及远，唯欲回归者闻之。”这场回忆，我不能苛求太多，我应该全力倾听这个年长者与那个年少者的灵魂对话。一人一生。这样的对话，每个人都要经历，每个人也必然经历，关键是，到那时，你听到了什么，你能听到什么？ 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一切之王。王鼎钧说，战争是一架机器，制造秘密。他们说的都对。战争是时代的强力，它让一切早熟，尘归尘，土归土，让青春以民族的名义而挥霍，这是怒目少年所能承受的最高恩典了。战争让人混沌，战争也让人犀利，让人透过纷纭的此世看穿人类历史的美与丑。战争给了少年以观察力，要看到风雷迅烈的单纯，也要看到社会推演的复杂；要看到月光下的眼睛是如何笑，也要看到人不是动物学的最后一个名词。一切渐悟皆顿悟，此时不悟何时悟。战争催化一切。战争让人成为人。最危险的事情可能最简单，最简单的事情也可能最危险，这不只是中国人的功课。战争让一切归零，战争也让一切重生。个人是单数，民族是复数。唯有挺过来的人，才能学好这算术。
《怒目少年》读后感(四)：种因由你，结果由不得你
是因为看了执中学长的推荐，才去买这套书来读的。读完感慨颇多，鼎公七十多年的历练展现在我们眼前，这里没有成败、没有对错，这里有的只是每件事、每个人之后的不得已。
平时读到的，只能微微体会的道理一一在这得到印证，被作者成文的展示出来。当然更多的是我不了解，没体会到，没体会过的。其中给我最深影响的还是那句"种因由你，结果由不得你"。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好熟的诗，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伊藤博文写的，也不知道这是当时日本政府为鼓励青年从军，聚训侵略尖兵而大加推广的人生观。这样的真实让我惊讶不已，因为没人告诉过我。不过，鼎公多讲了一句，这首诗不仅在当时日本家喻户晓，可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青年也是因为这诗句挣脱“安土重迁”的传统，走向反侵略的前线。嗯，这是“种因由你，结果由不得你”。
当时，共党的地下组织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遍布城市各个学校、机关组织，宣传自由，民主（苏维埃式的），策动学潮、工潮。当政者对于青年，尤其是学校中的青年的思想观察很重视，重视到怕的程度。不过那种教导主任似的观察指导，学生不待见，他也接近不了学生。不过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会很幽默，很亲近学生（这样的老师，学校一般比较怕，会干涉，不过有些人学校管不了，因为他有自己的系统），会轻轻的主张一点民主，悄悄地表示一下反动，搅动一池清水，看水底能泛起什么样的沉淀物来。这是一种制式的技巧，学生不懂，年轻人不懂。不过，大多时候这样发现不了藏在学生中的“左倾分子”，中共地下党，但却能给不是左倾的人一个左的萌芽，因为你讲的那套太吸引人了，很多人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最后去了延安，留在了大陆。嗯，这也是“种因由你，结果由不得你”。
可是，我知道了这些又能怎样？一个老师知道他教育的结果，未必与施教的预期吻合，他又该怎样？难道能什么都不做，或者做，只为自己的目的，不要考虑周遭，因为考虑亦是徒劳。我想鼎公要说的不是这些，所以他在之后写到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校医务室的一个护士，很好的护士，对学生很好。她高中毕业辍学工作为供未婚夫深造，甚至一人带着未婚夫的弟弟生活在一起，她当然希望未婚夫学成归来一起营造爱巢，迎接战后的美好未来。她想现在是忍的时候，不过他没等来忍的结束。鼎公替她惋惜，替她流泪，不过也说道“她实在不该自己原地不动，用尽力气把未婚夫推举的那么高那么远。一个人用生命编写剧本的时候，要先想想自己在其中扮演哪个角色。”
总而言之，这只是我能写出的一点感悟，书中精彩不能尽叙与此。
《怒目少年》读后感(五)：留史为黔黎
1944年年底时，王鼎均这些流亡学生们怎么都不会想到，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竟然会是羸弱不堪中国。在那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日军稍一发力，便连下河南、湖南、广西等省，打通了大陆交通线，陪都重庆岌岌可危。此时，国民政府已计划日军若一旦入川，便迁往更偏远的西康地区做最后一搏——种种迹象显示，国府要效崖山、肇庆之后了。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在蒋委员长的号召下，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争相参加青年军。出征前夕，自忖必将“成仁”的中学生们酗酒闹事，肆意殴打老师和政府职员，敲碎教室玻璃，“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半个多世纪后，王鼎均却这么写道：“那时的青年多么苦闷。国破家亡，饥寒交迫，日军的攻势如此凌厉，政府和社会的腐败气味已飘入每个人的鼻孔”，所以“的确有许多人该打，有许多地方该砸，出了一口恶气再去赴汤蹈火，才算痛快淋漓。”
作为当年愤怒青年的一员，王鼎均将回忆录四部曲之第二部命名为《怒目少年》。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是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但以往的回忆录，都是出自一些著名国立大学的学生之手，他们更津津乐道于当时校园里的名教授、名校友的奇闻轶事，以及在艰苦环境中那摇曳不灭的学术之光。但二十二中却没有什么名师，学生的资质也很普通，所以作者更关注于校园之外的人与事，其视角也显得更为草根和粗砺。王鼎均写道：“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历史忽略了他们，不愿笔生花，但愿笔发光，由我照亮某种死角。”
二十二中由鲁籍国民党将领李仙洲在驻军安徽阜阳时创办，其初衷是收容山东的流亡学生，保证其基本生活，“管吃管住”。后来考虑到这些青年都在适学年龄，于是便给他们配备老师，于1942年就地创办私立成城中学。一年后，经教育部批准，改制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同年，李仙洲将军计划“入鲁”，将这些学生们带回山东。但此时国共合作已名存实亡，九十二军腹背受敌，除了要对付日军出动的空军和装甲车外，还要留意背后共军的伏击，“日军共军本是敌手，但在防堵国军入鲁一事，理异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谋而合”。 最终计划失败，1944年夏，二十二中的学生也不得不踏上西迁之路。
在抗战中后期，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的状态。各股政治势力此时都在精明地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一边抗战，一边抢地盘：“共军认为‘天下逐鹿，捷足先得’，国府认为‘天下有道，礼义征伐自天子出’，两者根本无法调和”，后来的内战，根本就是无法避免的。“不论国军共军，当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背后已无朋友”，别说是国军、共军了，就连北方尤其是河南一带的农民都结成了“民团”自保，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组织。民团基本没有国家观念，只有乡土观念，所以无论是对国军、共军、日军还是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都充满了敌意。豫湘桂战役中，败于日军的汤恩伯部队就是在撤退途中，在河南境内又被民团袭击一次，伤亡惨重。
如此阋墙内耗，遑论反攻？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王鼎均和同学的意气消沉到最低点，“谁也没料到这年八月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苏联出兵进攻伪满洲国，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无论国共两党都认为，战争至少还要再打几年。这样的话，国府便会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系统地接收日军的武器和物资，而装备和人数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共军，最多能恢复到二三十年代的“红色武装割据”状态，并稍加扩展罢了。
但是8月15号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却使天时、地利因素都向中共一方倾斜，中国历史开始大急转。北方的广阔沦陷区里留下了大量的权力真空，基本上处于一种“先到先得”的状态。此时中共的军队虽少（已从刚到延安时的2万发展为120万），装备虽差，但其抗日根据地却遍布华北；国民党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却困于西南一隅，被长江、黄河、秦岭等天险阻断，只能眼睁睁看着共军控制华北各省的铁路，占领交通要道，接收日军投降，迅速把沦陷区变为解放区。
当劳师远征的国军在美军的帮助下，于1946年年初终于在东北的各港口登陆时，遇到的却是以逸待劳的解放军，后者早已是今非昔比：装备了由日本兵工厂生产或苏联提供的优良武器，背后肥沃的东北平原予取予求。国民党军队则士气低落，兵员严重不足，补给线更是漫长。3月，内战全面爆发，在关键的东北一役中，国军一败涂地，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毛泽东曾说过：“取得东北，则华北华中即有了依靠，我党地位将为之一变。”因为在30年代，中共虽也有自己的根据地、政权和军队，但都散布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相互间难以照应，极易被“围剿”。但东北则由日本人苦心经营几十年，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还背靠苏联老大哥。得到东北后，共产党政权才第一次彻底摆脱了原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流寇”性质，真正具有了独立国家性质。它与国府的关系，也不再是以前的“匪” 与“官”，而是两个完全平起平坐的政权了。
抗日战争刚结束时，国府虽领导全国取得抗战胜利，声望达到顶点；但却没意识到，人民对其忍耐力，也已到达极限。抗战时期，国府（以及陈寅恪、胡适等知识分子）自知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是不可能单独战胜日本这样的先进工业国的。所以只能采取一切非常手段，尽量拖延时间，待欧洲战事结束，美苏盟军移兵远东后，才能将日军赶出中国。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除了“以空间换时间”外，国民党还不得不“以党运换国运”，采取一些杀鸡取卵性质的政策，包括扩大田赋征实、滥发纸币、强征壮丁等。
王鼎均就曾在流亡途中，亲眼目睹国民党干部在押送壮丁时，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连成一串，路上缺食少穿，“生了病也没有医药，一旦轻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国民党认为，自己做这一切，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占据了这个道德制高点后，便一味地要求人民绝对服从，要求他们无条件为国家牺牲，自己则难以约束官吏的腐败和渎职，遂将人民的生命任意挥霍。
八年抗战“太大太久，透支太多太滥，只有等人民大众遗忘”，直到被政府亏欠的那一代人“死亡或是得了老年痴呆症”，才能再举干戈。所以对国府来说，失去东北和华北后，可行的办法其实不是立即收复失地，而是像东晋或南宋一样，先“修养生息，与民更始”，待站稳脚跟后，再徐图后计。但蒋中正偏偏是那种坚信“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的领袖，不愿意当晋元帝、宋高宗；毛润之更是雄才伟略，一眼便看出国民党表面虽强大，但致命弱点却在政权合法性透支，是一只跟脚未稳的“纸老虎”，便不顾苏联和党内的反对声音“继续革命”。王鼎均总结道，不管哪个国家“在三十年内不可有两次战争，国民党的悲哀，就在八年抗战之后，接着又打三年内战，前债既未忘记，由干部到群众都不让你再透支下去，当然要捉襟见肘，终至破产。”最终如推翻多米诺骨牌般一败再败，遂失去整个大陆，仓皇逃至台湾。
最初，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二十二中时，流亡学生们砍下竹竿，灌上桐油制成火把游行庆祝。一个乡绅站在戏台上高喊：“抗战胜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大战过后，黔黎们只想恢复原本的生活秩序。和同学们一样，王鼎均此时也是归乡心切，但一个传教士却从家乡带回了他父亲的口信，一个噩耗：山东老家已成为内战危险的战场，“你绝对、绝对不能回家。”在转徙四省后，王鼎均发现自己仍注定是“家庭安放在棋盘空旷之处的一枚棋子”。江河湍湃，奔流绝谷，他这枚孤零零的棋子，不知道还会被卷往何方。
2013-4-15
（已发表于2013年6月3日《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