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读后感锦集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是一本由刘军宁著作，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50，页数：6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精选点评：
●我的启蒙书之一。
●这是我本人的关于自由主义的启蒙之书
●看看现今的北大，一言难尽啊
●校庆买的
●资料翔实。
●只读了适之先生的《自由主义》
●李慎之作序，刘军宁主编
●这些已经可以算历史文献了
●李慎之的序比较有名，呵呵
●北大没有真正走向欧亚的可能，更加的是根本没有对自己的土地采取行动的可能，输送给他的青年，获得的也不过是一个乾隆，可怕的不是繁荣的衰弱，而是其内部和土地一致的心知肚明，那不可抗拒父亲的起点，和无法真正回应质量的力量储备，如果想拔地而起，那，处死自己吧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读后感(一)：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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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读后感(二)：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序
值此北京大家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其意义与作用则远非佛教可比。自由主义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
自由主义当然也不仅仅是北大的传统。中国至少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北大以内到北大以外，接受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曾有几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但是，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确确实实是北大人。
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把北大改造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北大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自稷下学宫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超越这个传统，使学术得以脱离政治权力而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以后在一九一九年形成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
继蔡元培自一九二三年起任北大校长十五年的蒋梦麟也把"大度包容"作为办校的方针，继续为北大、也为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元气。蒋梦麟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
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比北大成立晚几年的清华大学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重镇，五十年代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学，其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由主义流行在许多校园中和社会上，又通过《大公报》以及其它各种报刊，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
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
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人才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
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自由——个人的和全社会的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人人都享有自由，就有可能形成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同时堵塞了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
但是，中国毕竟是几千年皇权专制的传统极深极厚的社会，经过几十年学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义在有几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也只是浸润到了薄薄的一层。它的根扎得太浅，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历史的狂风暴雨中，它曾濒临灭绝的境地。
虽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话是他在王国维纪念碑的铭文中说的。原话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地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
一九五七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国已成不可抗拒之势。当自由主义在中国眼看就要灭绝的时候，写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在猛烈的围攻下，仍然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发出《重申我的请求》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正是这样尊严、坚强的个人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义精神得以维系于不堕。
今后，随着中国的文明进步，这种精神一定会发扬光大，使中国再也不再遭受那样黑暗悲惨的日子。这是因为自由的要求最终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自由主义者最懂得一个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胜，最懂得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他的信条是："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他只是决不宽容扼杀别人的自由的专制者和独裁者。
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要走。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
我们可以抱有信心：
第一，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年的传统。中国的更古老的传统虽然有许多是阻碍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像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兼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太史公蔡鹤卿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第二，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它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历史证明，凡是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其绩效总是最好的。
第三，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百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这个潮流对中国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读后感(三)：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
“传统”这个概念，历来就是个很不好应付的话题，因为它就像空气一样，恒久地包围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每一个文化生命的存在方式，所以人世间无论多么悲惨（或幸福）的命运，多么对立的期盼，人们往往都会从传统中寻找出一些理由或原因。又因为人类的大多数都有崇拜经验和先人的习惯，使得传统经常成为一种被人争夺的资源。思想之战一般是不会对事实感兴趣的，它所要争夺的是观念，是一套蕴含在传统中的价值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传统的解释，为涉及到未来的各种选择方案提供着机会，尽管从某时刻看去，有些选择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从传统中得到的启发的确会经常发生重大的转变，为了避免解释权的垄断造成的机会损失，保持它的开放性应是一种很明智的做法。
刘军宁先生编出一本《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5月），他的立意十分明确，就是要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从近来人们经常谈论的“北大传统”中，为我们梳理出另一份不同的话语资源。因为在他看来，“使北大成为北大的那些东西”，既不是爱国主义（在宣传爱国上，北大并不比全国别的地方更突出），也不是传播马列主义（那只是它传播的许多主义之一），而是它的最具包容性的自由主义精神。
我们应当把这本600余页的文集看作一个“梳理”出来的产物，乃因为这种曾由北大一批杰出学人身体力行的自由主义，虽然经常受到世人称道，却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很有条理的思想体系。我们翻阅蔡元培、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著作，找不到一本系统阐述自由主义学说的专著，甚至可以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深入细致地研究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因此，所谓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并没有体现在它最卓越的学术成就上，而是仅仅体现在因几任北大校长和若干学者的带动而产生的一种风气，和一些散见于各处的断章残篇之中。
或许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由于不幸的时代际遇和系统的学术研究的缺失，使得即便是以自由主义立场讲话的学者，也经常表露出与该书编者心目中的自由主义毫不相干甚至相反的主张。因此我读这本文集，更为看重的倒还不是几十年前那些北大学人们写下的文字，而是编者以古典自由主义的若干关键性概念组织全书的方式，以及他为每一章所撰写的“提要与按语”。
他为读者做这些分类归纳的工作，是因为“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从半途起步”，这使它对各种伪自由主义学说往往缺少“基本的辨析力”（见前言）。这里所说的“半途起步”，我想还应当包括着两层意思：其一，作为一种近代化现象的西方自由主义，本为中国所无，只是受了欧风美雨的影响，才作为近代化努力的一部分而横生出来的；其二，中国人是在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已发展了一百多之后才开始吸收这种思想，而其时它却是正处在一个极为不利的国际背景之下。可以说，从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中叶，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得势的并不是英美的自由主义，而是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尊重个人选择的“无目标”（即哈耶克所谓“propose-indepent”）的法治政治，而是充满了目标感和设计欲的、以民族国家为行动主体的实力政治（power politics）。当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政治架构已经分崩离析，人们转向西方寻求新的智慧时，至少在如何重组社会政治生活这个十分紧要的层面，同今天相比他们是处在一个很不利的位置上。当年看到的先是俾斯麦德国的成功，后有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欧洲自由主义贸易体系的危机和英国的相对没落，以及在对抗帝国主义化的资本主义上，非常具有示范意义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在有了以上理解之后，我们自然没有理由期待，以北大学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会如18世纪英美先贤或今人那样思考自由主义的制度原理。如果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也有其“传统”的话，我们应当讳言，同有着悠久历史的大传统相比，这一传统是极其粗糙、短暂而脆弱的，它既没有像皇权中心或家族制度那样变成一种长时距的制度传统，也不属于马列主义或民族主义那种波及全国有着广泛民众基础的近代传统。直到今天为止，它依然不过是只在少数思想精英中才能找到信徒的边缘性文化，这也正是此书编者在谈论这一话题时一再表示叹惜的原因之一。
不过，一种思想的价值，毕竟不能靠一时的功名来断是非，历史也毕竟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它所包含的多样化的潜在价值，在不断地靠着当代人而揭示出来，因此对于本书中的这些文章，我们决不可低估它们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这也是该书的副标题）的价值。从这些长期受到冷落的细微先声中，我们可深切体会到几十年前一批最有才华的中国人对改变自己同胞命运的一份苦苦的期许。他们的智慧或许过于书卷气，因而一度显得不合时宜，但他们的许多见解却作为一种价值压力持久地发挥着影响，使我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这种精神努力的可贵，另一方面也不断促使我们去检讨自己面对的现实。
就此而言，我们大概尚不能说自己已经做得大有起色。梁启超先生说：“吾愿国中老辈，知自由平等虽非尽于中庸之道，然在德性中确能各明一义，在政治尤足以为民干城……自由平等之功用，什九当求诸政治，政治以外之事，不能动引此为护符。即其功用之于政治者，亦不守谓人人于法律之内享有自由。”我相信这样的文字，今天的自由主义或可为其多有补充，但断不会称它为肤浅或谬误。再看董任坚先生说：大学的学术自由，“更如一党一派之假学校以广播一种主义而贯彻一种政策，是以不免于主有。要之‘主有性学校’，均在乎发展一党一派或一种关系，非欲求学术进步而因以提供研究、讨论、教授，实不过恃金钱之补助而欲流传意见或偏见而已。然而意见与偏见，训导、indoctrination（灌输）与宣传，同是学术自由之敌”。今天，我们或许刚刚脱离这种状态，却决不敢说那已完全成为历史，距离他所说的大学应当承担的任务，我们更是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社会上有种种关系，经济上有种种问题，都在等着调节，等着解决……现代的大学虽不敢将这工作一起都承担下来，它却是应该对于这点最有贡献的一个机关。因为大学的教授们，应该有了理智的工具，客观的态度，历史的背景，远大的视点，研究的时间，这种训练和机会都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企业家所容易得到的……（而）大学要有这种贡献，第一须使大学的教授能够独立研究，不感受到一党一系的恩赐、指挥、限制、强迫，他们才可以内无顾忌，外无猜疑，自由地探讨真理，公平地批判结果。”
这些话，无疑是在重申由洪堡、韦伯和蔡元培等人所确立的教育理念，也是北大之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关键所在。但是我们也不可不注意到一点，蔡元培先生称“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他的意思绝不是说大学应当在思想自由上享有某种特权；如果他有这样的念头，那我们完全可以不承认他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要根本上说并不是一种教育哲学或校园文化，而是哈耶克所谓的“社会哲学”，它所思考和追求的，不是如何营造文人的自由或各种学说并行而不相害的儒雅学风，而是一种以经济自由和法治国家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北大学人肇其端的中国自由主义，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象牙塔式的先例，整个故事却远远没有完成。刘军宁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特别指出了蔡元培等人只是为我们搭起了一个缺少制度支撑的自由主义的“人格平台”，以及他们对经济自由问题的普遍忽视，我想他的用意也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