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四分之一的读后感大全
《人类的四分之一》是一本由李中清 / 王丰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50元，页数：29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类的四分之一》精选点评：
●曹树基老师写的论文信息量特别大2333 很多东西感觉反常识来着。
●虽然被人驳的体无完肤，但凭借这股子挑战经典的勇气和甚有逻辑性的论证，还是令人敬重。
●人口学可以很有意思
●大学时候曾读过一次，很受冲击，这次再拿出来读，感觉到恰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摆脱自身加诸自身的愚昧状态”。自我启蒙的路， 看来是漫长乃至终身的。
●当世界日益变小时，我们对共享经验的理解越趋复杂化，复杂到无法进行简单的综合。
●即无对未来的预测，也没梳理好中国人口的过去。除了否定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的定论和提出中国人口转变是一种复兴的集体意识的产物之外，总体乏善可陈，研究较为粗糙。 1019 李中清王丰的关键在于反驳了马尔萨斯中国人口控制是被动的，是一种积极抑制。而李王的观点是中国的人口控制一直是一种主动的预防性控制，并不是一直是饥荒和灾难在均衡中国的人口
●作者尝试作运用中国人口史反驳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集体主义的国家里，人口发展模式与以个人主义立基的西方截然不同。整本书读来，我感觉虽然作者的观点新颖，但是材料和论证略显单薄。而且这本书把计划生育对人的限制完全数据化，进而肯定计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全然不顾其产生的人伦与社会弊端，我觉得这样的研究也是有失偏颇的。
●不经批判的选用各种数据，将剧烈变化的三百年历史平滑化等等，可以吐槽的地方太多了。
●顛覆馬爾薩斯對東西方在生育婚姻死亡上的假象設定，重新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語境下以大數據分析這三個指標。但是因為研究的區間太老，很多數據連作者自己也承認是倒推或者拼湊的，損傷了反駁馬爾薩斯的力度。 總體來講，還是蠻尖銳的，很多分析對於當代中國依然適用。中國人一脈相承的實用型思維哈哈哈，連生孩子也不放過。
●按需。
《人类的四分之一》读后感(一)：被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再次带给国际学坛的震撼
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海内外学者为之如痴如醉重大课题。被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再次带给国际学坛的震撼。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1] ，都以其全新的视角、方法与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多获得美国学术奖项[2] 。以上述学者为代表，构成了迅速崛起的“加州学派”[3] ，该学派因其代表人物集中于美国加州而得名，其实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学派，更重学术理念 。加州学派以一批活跃的少壮派社会经济史学者为主，他们研究领域相互交叉渗透，彼此交游密切，不断切磋论辩，相互呼应，已经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形成强大冲击波。
大致简单说来，加州学派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学术理论与方法。第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第三，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第三，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本文结合加州学派及相关学者的成果，评述其主要观点与创新，并探讨研究范式方面的突破。
《人类的四分之一》读后感(二)：严重以偏概全和选用/回避史料
想在中国搞翻案把马尔萨斯批判一番，还是图样图森破
马尔萨斯撰写《人口原理》的时候，还是工业革命的初期。老马回顾的是两千年农业社会的情况。
基于煤-油能源驱动的现代化工业革命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给了人口爆炸一个缓释的窗口期；但从长远来看，最迟不超过在两百年内，工业社会也将触及马尔萨斯瓶颈。
完全逃避了中国最大的马尔萨斯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在论述16-18世纪江南肉食增长时，又回避了明清易代战争的影响。
在地域上，作者一再使用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中下游作为论据，却回避华北、西北、华南的情况；
同一套丛书中，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所描述的华北三料危机，就足以证否本书的扯淡了。
太平天国使中国1911人口尚未恢复到1951年的水平。
本书的论据上问题；
43 截止70年代末、长江下游和东北人均粮食产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废话，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两个地区
50年代-70年代，劳动生产率从232增长到255 ---- 怎么不和西方其他社会横着比，只比纵向呢？
问题：
江南：十九世纪中叶，农业雇工和普通农民有肉有酒----哪来的材料
46-47 又用长江下游的人民生活水平论证人多未必坏事
48 皇室成员的预期寿命没有下降----啊哈哈
20世纪的死亡率下降 ---- 工业革命的初步反哺结果
第三章一个脚注说民国某调查，人均摄入2300卡：谁做的调查，什么范围，面向什么人群，租界职员么？
《人类的四分之一》读后感(三)：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读这本书的原本目的是想了解一下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不过可惜作者并没有作出什么预测，也许这根本无需预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评述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性抑制两种制约人口增长的途径，同时提出了另外一种分类模型，即西欧的个人主义立场和中国的集体主义立场。
现代西方世界通过限制婚姻来限制人口增长，称为预防性抑制，而非现代西方世界由于无节制增长导致死亡率上升，带来的是现实性抑制，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但是这一假说并没有建立在足够的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新的研究表明，这一模型与中国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中国的人口体系中，并不象西方那样，婚姻是对人口增长唯一有意识的抑制，而是有多重有意识的抑制。包括溺婴、男性独身、婚姻和生育抑制等。
作者总结了中国人口的四个显著特征，首先，溺弃女婴对抑制人口的作用最为显著，这纠正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即饥荒是最有力和最频繁的限制人口的途径；
这种较高的女婴死亡率带来了第二个基本特征，即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一夫多妻制和反对妇女再婚的习惯恶化了这一状况；
第三个特征，虽然普遍早婚且结婚率很高，但是已婚生育率低，这纠正了马尔萨斯认为中国社会生育率很高的观点。中国这种低生育率的原因在于晚生、早停和生育间隔长。而根本原因在于无论在封建社会晚期还是在当代中国，生育决策几乎从来就不是个人的权利。而一直是一种家庭或社区的决策或一项国家政策。
最后，由于低生育率和低存活率，中国的父母亲不得不经常用非真实的亲属关系来代替其生物繁殖力。
作者所提出的新模型，从西欧的个人主义立场和中国的集体主义立场来解释中国人口行为的差异。过去和现在的中国人口行为主要是家庭体系的产物。“与西欧不同的是，西欧的社会组织来自悠久的个人主义的观念传统，而中国的集体组织则植根于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传统。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责权利都按照其地位被明确划分。西方社会执著于马尔萨斯和斯密的假设，即集体利益只能通过基于个人利益的个人考虑才能实现，而中国社会却遵循一种甚至更悠久的信念，即集体利益要求平等主义的分配与专制主义的实施相结合。当个人主义社会容忍一些社会不公正和经济不平等作为个人自由的必要代价时，集体社会却要求个人牺牲和奉献作为集体福利的代价。”
在这一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诸多由家庭和国家来控制个人生育的论据，在封建社会，每个人的生育与否都必须从整个大家庭的利益出发，在这一立场下，溺婴成为一种合理的行为。
作者的观点就在于，如果说中国和西方的人口行为存在二元对立，它主要不是存在于人口行为本身（即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性抑制），而是存在于每个社会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倾向中（即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
读这本书的收获，除了从这本书中列举的大量千奇百怪的数据中满足了一些好奇心和八卦心理外，则是从作者提出的这个新的看待人口问题的角度，再一次看到了东西方之间在社会和政治观念上的深刻差异。而国人与西方在看待计划生育这一空前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的态度上，更可以折射出在文化心理上的差别。这使我更进一步倾向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来看待今天中国这种备受批评的社会和政治运行结构，每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总是建基于一定的民众基础，忽视了这一点而去单纯的批评上层建筑，是没有意义的。
《人类的四分之一》读后感(四)：1
在目录部分，综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该论著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神话、现实和体系，这是全书的大结构；然后再每个部分去看的时候，又会发现此书的每一章节都是按照两个部分划分的，即都是就这样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马尔萨斯的遗产和中国的现实。可以看得出，本书的作者是位条理清晰、思维严谨的学者。
第一部分包括前两章——引言和“马尔萨斯的神话”。在引言中提到，马尔萨斯的遗产深深影响了我们对人口增长的认识（两种控制），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马氏未经证明的一些推理濒于倒塌。开篇作者引用了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原理》里的一句话：人类的早期迁移和定居及其动因的历史，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说明了人类增长超过生存资料的永恒趋势。但是，世易时移，关于人口的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口变化的性质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人口的增减不再只是受生活资料的束缚,即作者在文中提到的“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的发明与传播，生育率和死亡率在近几十年里出现了下降（“人口转变”。）
在马尔萨斯的书中，以之来发展理论的理论仅仅是在那一时期的西方人口的事实，除西方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情况则是根据一些耳闻与想象。。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氏在书中有关中国人口的臆想推断究竟可靠与否，本书的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地思考。正如作者在书中引言部分提出的——非西方的父权制、社会形态和经济过程，都被归入一个世界性的二元对立体系中本质上反现代的“另类”。中国尤其被当做是这种“另一面”的典型例子——部分是由于它的规模，部分是由于它有记录较完整的历史。马尔萨斯特别指出：中国是一个现实性抑制占主导地位而实际上毫无预防性抑制的社会的最好例子。（这种假说至少部分是由于对中国社会和人口缺乏实际的了解。）
因此，在作者看来，中国的人口情况不同于马氏笔下的西方人口事实，有其不同于马氏理论的地方。有鉴于此，作者在书中概括了对中国人口的认识，并力图构建一个中国人口行为体系的模型。有关这一模型作者进行了两方面的解释：首先，中国人口体系有四个特征，分别是溺弃女婴的传统，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一夫多妻制和寡妇难再嫁），已婚生育率低（TMFR<=6）以及收养习俗。这四个方面的特征奠定了中国人口增长的基础，并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的人口转变——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中国社会的人口转变是从家庭到国家的集体决策过程扩张的结果（计划人口的悠久传统）。所以，作者在引言的最后提到了“这些中国人口体系的特点以及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集体性便是本书的主题。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四个章节——生存，死亡，婚姻和生育，作者分别从这四个方面列析中国史实展开对马尔萨斯理论的批驳。
首先，作者在这一部分中指出，中国的现实戳穿了马尔萨斯的神话——贫穷和饥荒并没有阻止中国人口的增长，中国人口行为构成了一种可以替代马尔萨斯模式的人口体制，发达的农业扩张解决了马预期的长期饥荒问题，而多种方式的人口控制也瓦解了马氏预言的死亡危机；
其次，在有关“死亡”方面，作者提及了马氏的两种抑制——预防性抑制与现实性抑制（积极地抑制），而在中国的死亡模式则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性别选择性死亡是影响古代中国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人口转变则是随着这一死亡方式的下降开始的，再加上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发展以及经济状况的改善，马氏的两种控制只是影响中国人口增长的众多因素之一，并没有处于马氏所认为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再次，提及“婚姻”，马尔萨斯赞成“晚婚”，他认为晚婚（即马氏预防性抑制的主要手段）是通过“道德约束”起作用，即在有能力养活一个家庭之前不结婚的个人决策，而且，马尔萨斯对中国的早婚传统抱有成见。中国的现实在于，中国婚姻的多样性以及婚姻市场的性别差异并没有引起马尔萨斯认为的“早婚”所能够造成的人口急剧增长，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口的过度增加。
最后，在生育这一部分，马尔萨斯认为在生育率转变之前几乎不存在对婚内生育的主动控制。中国的现实在于低已婚生育率和婚姻内抑制，这样的现实完全推翻了马氏的论证；而且，在近代中国的生育率转变也不是马氏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中国生育率从总和生育率5.7到2.8再到最近的2.1的快速下降中，政府干预起了主要作用。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在根本上是一种集体组织和集体目标的结果，而非观念革新的结果。中国非同寻常的快速生育率转变因而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不需要态度的转变，而只需要建立新的目标和制度，以及有效技术的传播。
以上作者在四个方面分别对马氏理论展开批驳，推翻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马氏人口原理，以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的人口事实来反驳早已生成的理论，这在人口学方面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创新，但是仅仅推翻旧有理论还不够，重要的是通过反思来建立符合中国事实、适合现代社会的新理论。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作者便开始摸索建立中国社会的人口体系模型，探讨中国人口行为对认识比较人口过程和比较社会组织的更大意义。不仅要分析中国人口体系的历史背景，而且要将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的遗产进行对比。
作者在第七章（《体系》）中总结道：中国较早地形成了一种人口体系，即，已婚生育率、死亡率适中，溺杀女婴的比例却比较高，并由此引起常见的男子独生现象。而在今天的中国，则是国家取代家庭成为人口控制的集体单位，计划生育也成了中国的基本国策，这就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独有的人口体系——区别于西方的个体主义，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国家是人口增长的决策者。
西方盛行的个人主义深深影响着马尔萨斯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对他来说，自我利益的实现是保证集体利益的先决条件，而以牺牲自我利益为代价的决策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中国的现实就是，自古以来，集体控制在人口抑制中起了主要作用，中国的集体组织植根于以家庭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传统。这样的事实恰好说明了马尔萨斯在论著时候的浅薄，他甚至没有仔细考察中国的人口历史便妄自断言理论，这样的臆断在本书中得到了坚决的反驳，这也是本书的两个目的之一。
作者在第九章一开始便做了这样的总结——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可以解释中西方人口学差异的许多方面，但它们同时也构成了普遍地人类行为。全面看待问题向来标志着做学术的严谨，马尔萨斯的理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他那个时代的西方人口问题，但是不仅是在横向上，马氏理论并不能解释同一时期的中国人口事实，而且在纵向上，随着时代的变迁，理论也要做出适当的修正，才能在现代社会发挥应有的功能。所以，作者在本书的最后说道——本书使用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行为的历史，既是为了检验流行了两个世纪的旧马尔萨斯主义有关中国与欧洲及现实性抑制和预防性抑制之间的对立，也是为了提出另外一个可供选择的对立，即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
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在批判马尔萨斯理论的基础之上给读者展现了中国独有的人口体系模型，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中国人口史实，有力地论证了马氏理论的疏漏偏颇之处，为人口学提供了绝佳的比对范本，有助于读者更明晰正确地理解中国的人口过程。
《人类的四分之一》读后感(五)：《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和中国的现实》读后感
一、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是最早将人口与社会福利联系起来的社会理论家。他在1826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人口理论。他认为，第一，人口的增长必然受到资源的限制。人口的增长以食物为基础，人口政策对社会福利至关重要。第二，限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有二，一是预防性抑制，其通过控制结婚来限制人口。另一个是现实性抑制。通过罪恶（溺婴）和不幸(饥荒疾病)的手段来限制人口。两种抑制都发生作用。当预防性抑制失效后，现实性抑制就会发生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抑制措施则不一样。在西方社会和现代西方社会中，预防性抑制起主要作用。而在非西方社会和非现代西方社会中，现实性抑制起主要作用。以这两种人口控制措施为划分标准，马氏构造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人口体系，西方社会和现代西方社会为一元，以欧洲国家为主；非西方社会和非现代西方社会为另外一元，以中国和印度为主。
在这个二元体系中，中国被说成是实施现实性抑制的典型代表。在所有的抑制措施中，“饥荒是最为有力和最为频繁的”手段，其次是溺婴，第三是疾病。马氏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可以用下面的图表来表示：
工资水平低 饥荒
中国是一种糊口经济，
人口增长了，食物不增长 溺婴 人口下降
已婚生育率高 人口大量下降 疾病
中国始终处于贫苦的边缘，农民所收获的粮食仅能糊口，而不是吃饱，吃得有营养。所以即使在食物产量不足的情况下，原来十个人吃的食物也能维持二十个人的生活，只是生活水平不高而已。再加上极高的已婚生育率，促使人口激增，社会福利不断下降。当人口超过资源能承受的极限时，饥荒便产生了。为了确保自己原有的福利水平，人们不得不溺婴，所以溺婴是非意愿性的。 同时由于长期在温饱线上挣扎，人们无法保证身体可以获取所需的营养，中国又缺乏相关的保健措施，疾病由此蔓延开来。当这三种 “非意愿性”的、“罪恶”的抑制手段发生效力后，人口数量便开始下降，社会福利开始回升。
因此，马氏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可以简单地归为一句话：中国对人口数量的调控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二、李中清、王丰二人的观点
李中清、王丰二人并不赞同马氏为中国所描绘的人口模型，他们认为马氏缺乏对中国人口的研究材料，所以他的模型中存在着许多错误。而后世仅仅因为他对英国人口问题的分析符合事实，就把他的全部理论当做真理，就连他对其他国家的人口分析也不加考证地奉若神明。而中国的实际情况与马氏所说刚好相反。他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一书中重构了中国的人口模型，并以此来反驳马氏的观点，指出“东西之间的人口行为存在很多差异，而这些差异是社会组织的地区和历史差异，并非不同的人口抑制的结果”。李王提出中国的人口体系存在着四个特点：溺弃女婴、已婚生育率低、收养率高、婚姻市场性别失衡。这四个特点可以用下面的图表来表示：
工资水平下降 性别比偏向男性 婚姻市场性别比失衡
一夫多妻制 大量男性单身
父系祖先崇拜 溺弃女婴 女性不再婚
整体利益 低已婚生育率 高收养率
工资水平低下和不断下降的确会引起人们对于社会福利下降的担心，这时中国人采取的最主要策略溺弃女婴，而非所有的婴儿。这个行为当中掺杂了父系祖先崇拜和个人必须服从整体利益两个因素。整体利益过去指的是家庭，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转变为国家。溺弃女婴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性别比偏向男性。由于成功长大的女孩比男孩要少得多，所以婚姻市场出现性别失衡的现象。不少适婚男性找不到能与之相配的可婚女性。再加上传统的女性不再婚的观念和一夫多妻制，使得可婚女性数量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大量溺弃女婴和原本就不高的生育水平，又造成婚内生育率低下，这就抵消了中国妇女早婚和普遍结婚的影响。在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的刺激，以及赡养的需要，父母们便采取虚拟的亲属关系来代替血缘关系，从而导致了高收养率的出现。
总之，李、王二人认为，在中国，人口的调控存在人为的因素，是主动的，并不是被动的。
三、李、王二人对马氏学说的反驳
从李、王二人和马氏的学说中可以看出两种观点所存在的分歧。
1、溺婴产生的原因
首先，二者都同意工资水平的下降以及社会福利的减少，是导致这一行为的原因。但是李王二人更强调被溺弃的是女婴，而不是男婴。溺弃女婴是“产后流产”。女婴的死亡率比马氏推测的要高的多。高到成为中国人口死亡模式中最重要的人为因素，远远超过了疾病和饥荒给人口带来的损失。但是对于存留下来的女儿，父母会采用保护措施以确保她们能平安长大。李、王二人用两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第一组是清皇族人口资料，第二组是辽宁省农村人口出生记录。
在第一组数据中，他们将清皇族的出生人口与同一时期的欧洲相比，发现“欧洲男性和女性在出生后第一年里死亡人数大致相当，而在中国，女性死亡人数要大大超过男性”，“女性新生儿死亡率是男性的四倍”（P71）。1700年到1840年间出生的清皇族成员中，“十分之一的女婴有可能在出生后几天内就被杀死”。但在一岁到四岁的中国儿童中，女性死亡人数只是男性的一半。很明显，那些以溺婴来限制女儿数量的家庭，“采用新的儿科保健方法来保护他们的存活子女尤其是女儿的健康”。在第二组数据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李王二人对1774年到1873年的 12000个中国东北农民进行了调查研究。“估计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女性死于故意溺杀”。对辽宁省农村的人口研究也表明，一岁到五岁的女孩死亡率比男孩高百分之二十，女性的死亡概率为千分之三百一十六，男性为千分之二百六十六。女婴的高死亡率也有可能源于“在营养上、保健上对女孩的歧视”。（P74）
其次，李王二人认为，造成溺婴的原因还有两个：父系祖先崇拜和整体利益的要求。而马氏则忽略了这两点。父系祖先崇拜表现在对儿子的偏好和对女儿的歧视上。养儿子是对未来的投资，养女儿却是情感上和经济上的纯粹的损失。整体利益即大家庭的利益。人口过多导致可分配资源不足，一些父母不得不溺死自己的女儿，以减缓人口过多给大家庭带来的压力。
2、饥荒的影响
马氏认为，人口增加导致饥荒，饥荒是最频繁有力的人口调节手段。李王二人则对此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首先，中国自有一套对付农业歉收的制度，足以应付灾荒造成的损失。其次，对18世纪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民生活水平的调查已经表明，中国农民与同时期的欧洲人相比，人均消费并无太大差异。
李王二人用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粮食消费和平均预期寿命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在过去300年内并没有下降的趋势。（P42）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耕地面积有所减少，但粮食产量还是有所增加而不是下降。同时，劳动生产率有了提高。在松江府西部，16世纪到18世纪每个农民的年均净产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从18.8石增加到24.5石。关于人均粮食消费，李王二人用中国男性的身高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民日常饮食来说明。1900年到1980年，中国男性的身高呈上升趋势。1900年左右，一般男性人口身高不超过163厘米，接近于20年代第一次全国范围身高调查所推断的城市人口身高。（P45）80年代以后，男性身高增长到了171厘米。这应当与营养的改善和疾病的有效控制有关。另外，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农民饮食记录可以看出，农民吃肉的日子越来越多。在十六世纪每个月只有十天，十七世纪增加到十五天，十九世纪增加到二十天。因此，人口增长导致贫苦一说，并不适用于中国，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P47）李王二人用皇室和平民的死亡率来说明中国人的预期寿命问题。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人口大量增长，却没有导致皇室人口和贫民平均预期寿命的下降。相反，在二十世纪初期，在一些城市和农村，死亡率持续下降。二十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死亡率开始以世界其他任何人口大国都无法比拟的速度下降。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的千分之二百下降到今天的千分之五十以下。（P49）
3、对已婚生育率的认识
马氏认为，由于中国妇女早婚和普遍结婚，中国的已婚生育率是很高的。李王二人则提出，中国的现实是低已婚生育率和生育率高速下降。
李王二人用17世纪开始的清朝皇室贵族资料和18世纪普通百姓的户口登记来作为论据。经过统计，他们得出结论，平均说来，中国妇女如果20岁结婚，婚姻状态一直保持到50岁的话，她们会有6个孩子。而与她们同条件的欧洲妇女平均有7.5——9个孩子。（123）1700——1840年间，清朝皇室贵族中一夫多妻制的父亲，生育率只有6——10个孩子。1930年左右覆盖了中国大部分的地区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妇女的生育率水平为5.5。这些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都要低得多。
四、曹树基对本书的看法
曹树基共发表了两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分别是《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和《尊重中国人口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的回应》。他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战争和饥荒对人口的影响。曹树基认为太平天国运动、西部回民战争和光绪大灾都对当时中国的人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李王二人的论著中并未提及。第二，人口数据的问题。曹树基指责李王二人用区域性的数据来说明全国性的问题，还指出中国的户口登记有不可信之处。第三,对于溺婴的看法。曹树基认为李王二人曲解了马尔萨斯对于溺婴的定义，溺婴仍应属于现实性抑制的一种，而非他们所说的产后流产。他指出“对男婴的偏好恰恰告诉我们，中国农民是在等待生育后通过溺婴来对家庭的人口数目和人口性别比进行决策”。对于溺婴造成了婚姻市场的挤压和性别失调，曹树基认为，男性结婚率与生育率无关，生育率只取决于女性。中国的婚姻形式是男大于女，性别比例的差异会自动在婚姻的年岁顺差上产生一定程度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