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经典读后感有感
《问题与主义》是一本由秦晖著作，长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页数：5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问题与主义》精选点评：
●任何奉行强制原则的主义都会面临如下悖论：如果信仰能够成为强制的理由，则被强制者不仅无从判断强制者的信仰是合理的还是荒唐的，是可实现的还是“空想”的，甚至也将无从判断强制者是否真的有信仰，从而为全无信仰只为一己私利滥行强制者迫害虔诚信仰者创造了最佳的条件。
●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年少时候
●借以标记《走向帝制》。
●秦先生之学问，一代先锋
●想当年是秦粉的时候读过，哈哈
●选篇目的人脑子有点问题啊……每一辑里的选目内容都是类似的，只不过探讨的问题稍有变化，本质思想一以贯之。读起来感觉就是点赞——重复——点赞——重复——这样的循环。大共同体和产权明晰都是看熟了的，几篇文献综述性的学术史还是颇有趣。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和南斯拉夫内乱真不熟，算是补课。文化决定论那篇做得很好啊，逻辑上推漏洞真是出色。但是秦晖的写作目的一直是文以载道，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就比较弱。听说金雁是秦晖的媳妇儿的心情就像听说万峰老师是二婚头的时候那么复杂……后记可以看出编辑是傻逼。不能再面对同一个信息源了啊，接下来要看点左的东西。
●启蒙读物。
●他山之石那辑读的不爽！！不好读！
●十年前读的，没消化好。书被借走不还，略感可惜。
●秦晖是个明白人
《问题与主义》读后感(一)：大共同体 小共同体 个人权利
大共同体 | 小共同体 | 个人权利
..... 法 .... | ...... 儒 .... | .... 道
寡头主义 ..... 自由主义
民粹主义 ..... 民主社会主义
《问题与主义》读后感(二)：一点摘录和思考
学术性较强。
“在如今的中国可以不去争论'姓公姓私'，但不能不争论是否公正；现在我还应当说，如今我们可以不去争论'姓资姓社'，但不能不争论是否自由。否则我们就不配称之为'公民'。”抛开公正与自由而空谈主义，是舍本逐末。
我的感觉是，所有争论似乎最后都归于公正和自由两点。
90年代的学者们针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论战起来真是毫不客气，而且理论功底扎实。现在似乎很难见到这种论战了。大众的关注都被各种公众号夺去了，虽然仍有各种论战，但这种针对敏感问题的、理论功底扎实的论战，实在少见了。难道大家都觉得这是太平盛世，祖国已足够强大，赚钱就行，少谈国事？或者只是人们忙于逐利，无暇顾忌这些和自己“无关”的东西？但居安思危，一旦政局生变、经济动荡，再谈制度、主义、公平、自由等等，想必为时晚矣。当然我也只是表示关注，空谈而已，无力做些什么。
不了解现在的中学政治课本是怎么样的，应该不会再教育什么资本主义不好，社会主义好之类的假话了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资中有社，社中有资。封建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文化决定论一篇看得大快人心，讽刺的是，“许多本来明明白白的事，一旦进入'文化解释'，便立即变得云山雾罩，神秘兮兮。”有时候我感觉文化解释得太多了，把制度问题解释为文化问题，出现了不少强行解释的可笑、迂腐现象。有文化是好事，但是过度强调文化就有问题了。
一些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流变，有时候甚至是180度的翻转。同时，理论到实践会有着不小的差距。
主义的功能不是用来把玩，而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且是当代的问题，不是古代的问题。不顾主义的水土不服，乱用主义，则会造成不好的后果。
关于教育，作者提出了很好的一个逻辑问题。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不是对立的，因为一个是就形式而言，一个是就目的而言，所以两者是可以交叉的。
没有存量知识一定不可能创造出增量知识，人类的知识创造是一个积累与飞跃结合的过程，任何真知的创造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是不是永远解决不了？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学者们令人钦佩！
《问题与主义》读后感(三)：读后感
在图书馆书目繁杂而排序混乱的书堆里发现了这本书，秦晖写的的《问题与主义》，颜色显得暗黄，出版于1999年底，封面有些破旧，扉页还还有一串像是电话号码的数字。内容页倒显得完整和干净，似乎之前没有其他人阅读过。
随手翻翻，所到页面的字句都显得有些生涩，或许因为之前看的书都没有像它有这么多的长句，以至于我的思维面对令人咂舌的长句子时往往单薄得首尾不相顾。然而这本书却令人着迷，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些探讨，尽管写于六七年甚至更久以前，但今天读来却依然值得深思。例如对国企改制问题的看法，对腐败的反思，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探讨的对象在今天仍旧新鲜；甚至这些问题其实在更多的时候是被新的词汇和描述所变味了，事实却是六年的历史似是原封不动的。
秦晖在他的书中始终不忘强调自由和公平，这两种相互依存的社会理念或社会状态，它们在不同的时空里，在两者中的哪个是前提上是不一致的——而在中国，公平——尤其是起点的公平确实最重要的。我们今天仍然盛行将1980年代后的改革和东欧的变革相互比较，我在大部分时间里坚信，东欧的改革是停滞甚至是 “堕落”的，秦晖的言论让则我感到了此前的无知。中国的国企改制很多是在政府越权情况下出卖企业而完成的，原来养活企业的工人此后必须“自己养活自己”；然而东欧如波兰者，因其有强大的工会而要求在进行市场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工人利益——买主必须承诺保证工人就业。拿今天中国的社会福利和波兰相比，很容易发现，以短视的眼光嘲弄长远的选择的确相当愚蠢。
无论是“卖”也好，“分”也罢，在市场化道路上工人都不应该成为双手空空的无业者，而“庙穷富方丈”这样的起点不平等则更令人不能容忍。在市场化上，我们与其大讲自由，远远不如先保证平等，尤其是起点的平等。在市场的条件下，如果政府可以真正地履行《行政许可法》且市场健康的话，那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利索当然可以自由竞争。然而若是从一开始，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平等的起点，那这些自由便成废话。如秦晖举的例子，农村实行分田到户的土地改革，如果不是将土地平等的分配给农民个人，而是将整村的土地划给村长或者村大队队长作私人庄园，那这种改革不仅农民无法接受，且这样的“起点不平等”上再谈农民与村长、大队长之间自由竞争就没有意义。更简单的比喻是：在跑步比赛里，把某些人置于起点，而却把某些人放在终点附近，那么不管比赛的规则如何平等竞争如何自由，在终点附近的人都必然能够胜出；但如果起点平等的话，那么结果就算有差别也不可能相差太大。
不过，秦晖似乎过于强调起点平等了，以至于很少有关规则平等的内容；当然这不是忽视，而是令人觉得强调不够。尽管起点平等不会让“结果不平等”太过明显，但越是远离起点，这种“结果不平等”则会越来越凸出，以至于在另一个时候又成了新的“起点不平等”，此时又该如何再次实现新的“起点平等”呢？
《问题与主义》读后感(四)：《问题与主义——秦晖自选集》
积五天之功，断断续续读毕。真的是秦晖各领域研究的精华了。各篇文章都有很强的代表性，农民战争问题、“大共同体社会”、公社问题、中国现代化转型、东欧社会转轨、左右论争、社会公正、现代化模式比较等问题，大多有系列文章，最后敷衍成书，而核心文章已入此彀中矣。
《求索于“主义”与“问题”间》是学术自传，应当放在篇首。读之可提纲挈领，拉出秦晖的研究主线来。“农民学”由小而大、由实而虚、由古而当，核心问题意识却是一致的。秦的文章不是现在通行的学术文章体例，观点上有重复，但这正是研究彼此关联带来的现象。一文中三言两语带出的观点，往往会在后续的专篇文章中看到具体展开。按理来说，秦在学术自传中已经拉出了自己的研究线索，然而《自选集》编选时却先以时政批评为第一辑，以90年代左右论争为第二辑，以美、俄改革研究为第三辑，“农民学”的老本行放在了第四辑，也可约略见到秦晖的现实关怀吧。
秦晖立场相当明确，所有文章的指向，在经济上，指向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包容民主的政治体制；在社会上，建立一个享有个体独立与尊严的公民社会；对于秦晖而言，自由是底线基础，是普世价值（生存、自由、尊严）。而秦晖一贯的思想是团结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先为“获得1”而奋斗（主张2还是主张10不是一个“当务之急”）。——即寻找一个“共同底线”（这个共同底线既是知识界，也是国内各利益集团各阶层的，也应当是文化之间的），即“分开走，一起打”。条分缕析，能攻能守。
以上种种，只能服气。
《问题与主义》读后感(五)：问题与主义
在市面上一直没找到这本书，直到年前从沉香书屋的卿松处借来复印了一本。由于自己读书的坏习惯，东翻一页，西看一章，到如今还没看完。不过书读的慢自然也就读的细，以下笔记来自该书中一文“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
历史不能仅仅归结为学术史（应当说这正是当今思想研究的一大通病），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决不可能脱离现实的“问题意识”而仅仅从学术传承的脉络中产生。在欧洲，哈耶克与其以前的“消极自由”先驱伯克都出现在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中：当时“自由秩序”已然确立，伯克时代的英国已在一个世纪前完成了“光荣革命”，哈耶克时代的欧洲自由秩序也已有百年的历史，这时有人不满于这一秩序的弊病，而百计千方以某种设计得很“完美”的方案取代它（卢梭－雅各宾派思想、法西斯与布尔什维克都被归入这类“完美”设计中）。于是哈耶克们提醒人们：自由秩序虽非尽善，但仍然可欲，轻弃之而代之以想入非非的“人为设计”是会带来灾难的，因为人的理性有限，还是顺其自然为好。显然，伯克－哈耶克们的问题是捍卫（“保守”）自由，而非建立自由。哈耶克提醒人们“理性的自负”会导致陷入“通往奴役之路”，这一提醒是以人们本来未受奴役为前提的。因此他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什么事，否则我们将失去自由。但他却没有讲：我们应当做什么什么事，以便得到我们本来并未享有的自由。他只是说“通往奴役之路”往往走不得，却没有告诉我们“通往自由之路”何在？“走出奴役之路”又哪里去寻？从哈耶克那里我们懂得了，自由是可欲的，但问题在于：自由如何可得？
哈耶克的理论在两种情况下是极富有意义的：第一种情况是身受奴役而不自知，甚至仍然陶醉在想入非非之中。犹如在“文革”的狂热时期，那时我们如果能够读到哈耶克的书（《通往奴役之路》当时已有内部“灰皮书”译本，的确有少数人是读到了），或许就不会做蠢事。第二种情况是已经身处自由秩序而自足，总想挖空心思去追求更“高级”更“完美”的理想，这里指的就是欧洲的新老左派。当然他们对哈耶克的批评是不服气的，但他们与哈耶克的争论总算是在讨论“真问题”（而不像在另一些本无“自由秩序”的地方，“新左派”的反哈耶克便是在玩弄“伪问题”了）。而人们如果接受了哈耶克的看法，认识到自由秩序虽有弊病但仍可欲，并且是人们可能建立的弊病最少之制，那么这种秩序也就可以稳定长存了。
但在另两种情况下，哈耶克的理论便显得意义不大（并不是说他错了）。其一是人们已身处自由秩序之中但很自足，并无想入非非改变现状的强烈“自负”。缺少社会主义运动的美国就属这种情况，正如李普塞特所说，美国既无工党，也无保守党，既无社会主义，也无“欧式保守主义”。其二是自身受奴役而已自知，自由可欲但未可得，在这种情况下哈耶克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消极自由主义”对人的理性（包括理性的两个方面即德性与智性）的要求都是极为低调而“现实”的。“计划经济”需要深奥的“科学”来为动态经济方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人不偷不抢，公平交易自会“顺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不侵犯他人权利。应当说这些要求比“社会主义新人”要好做得多，因此人们曾经认为“私有化”比公有化好搞，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容易实现。然而东欧国家当年苏军开进去，一道命令便实现了“国有化”，而剧变后的私有化却迁延日久，一波三折，以致有“两个没想到”之惊呼――“共产党垮得这么容易，连反对派都没有想到；私有化这么难缠，连共产党都没想到。”在中国，从1949年革命胜利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才不过7年时间，而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至今已二十年有余，犹未看到尽头！稍为明白事理的人都清楚，如今阻碍改革的不是什么理想主义的浪漫激情，而是现实的厉害关系。起码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放弃乌托邦”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摆脱强制却难乎其难。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强制给自己带来了莫大的利益，而对更多人来说，反抗强制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哈耶克的理论作为一种捍卫自由秩序的理论是成功的，作为对一些从自由秩序而沦入“受奴役”状态的社会之解释是有效的。但这一理论作为建立自由秩序的理论便未必成功，用它来解释从不存在自由秩序的社会之历史与现实，更未必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