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锦集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一本由[美] 丹尼尔·贝尔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00元，页数：35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精选点评：
●没读太懂。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有双重的根源和命运。一个源头是清教与辉格党资本主义，它不仅注重经济活动，而且强调品格（节制、诚实、以工作为天职）的塑造。另一个源头是世俗的霍布斯学说，它本身是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认为人的欲壑难填。虽然这种个人欲望在政治领域受到君主制的限制，它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却肆意蔓延。这两种冲动长期难以和睦相处。但这种紧张关系逐渐消失了。如上所述，美国的清教思想已经沦落成为乖戾的小城镇心理，它只讲究所谓的体面。世俗的霍布斯学说养育了现代主义的主要动机——追求无限体验的贪欲。新官僚机构的出现侵蚀了社会自我管理的自由主义观点；在此影响下，把历史看作是开放尔进步的辉格党世界观业已寸步难行，尽管它尚未完全垮台。以往支撑所有这些信念的基础都被彻底粉碎了。
●书虽然以“文化”为题，但作者的思考实则涉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希望对现代艺术有所了解，还是想认清当代美国种种思潮的根源，这都是一部不可错过的作品。
●对美国的清教徒和新教解读挺好，对中国的政治的认知和美国普通大学生没啥区别
●不一定都认同，但真的好看，而且问题意识在当下几乎是重现了。可以明白左翼自由主义为何要匆忙拥抱激进左翼，而这种结盟从来都是不稳固的。
●06年7月18－30日
●一本书好与坏看它的注脚即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简直可称学术论文的范本。
●翻译得太好了，像散文，，！！！说了新教，享乐主义，然而没说是怎么滴过渡的。 先读新教伦理在读这本书，会易懂得多O(∩_∩)O
●文化，是为人类提供一套关于生存困境的解释系统。
●贝尔的问题，是马尔库塞的问题，是卡林内斯库的问题，他的解决的之道偏于理想性了，毕竟是文集的拼凑，有些地方了略有点大言不惭，呵呵。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一)：对于社会现象
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很深刻，但让人痛苦的是分析太感情用事了。所有的新的都是不好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危险的。验证了曼海姆：保守主义往往走向宿命论？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很深刻，但让人痛苦的是分析太感情用事了。所有的新的都是不好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危险的。验证了曼海姆：保守主义往往走向宿命论？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很深刻，但让人痛苦的是分析太感情用事了。所有的新的都是不好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危险的。验证了曼海姆：保守主义往往走向宿命论？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二)：以资本为经济动力的社会都会有的文化矛盾
首先，资本主义的精神，就是不是为了钱、享受和消费而赚钱，而是为了赚钱而赚钱（韦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同样也是资本主义。不过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在法律的控制内，我国的资本主义是在权力的控制内。因此，西方的资产阶级之上，再无阶层。我国的资产阶级之上，还有一个红色New Class阶层。
其次，资本主义起源于资本主义的精神的出现，这种精神是源自小城镇小商人经济时代，因此当年还有religion作为ideology对人的生活做出regulate，但是随着传统religion受到现代科学的猛烈冲击，已经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精神危机。精神危机在文化上的表现包括哲学和艺术上的现代主义思潮，在政治上表现为优秀民族一统世界的nationalism、世界大同拯救全世界水深火热受压迫人的communism和60、70年代的全世界范围的年轻人rebellion文化运动，在生活上表现为hedonism横生，推崇所谓“过把瘾就死”。Bell提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让religion回归，这是一种错的离谱的想法。
最后，对于资本主义文化自身，Bell说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一方面公司希望员工勤奋工作，一方面希望他们作为消费者放纵享乐的这个矛盾。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消费不等于放纵享乐。Bell认为资本主义引发享乐和虚无主义，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享乐和不寻求精神超越不是资本主义引发的。Bell认为公共家庭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他的这个想法其实就是模拟土著的clan或kin community，不可能的，别瞎想了。
ell其他的问题还有，把社会或阶级或其他群体看做人格化的entity；没看出来很多问题是人类进步的伴生物；由于自己是个精英，犯了把自己过度代入的问题，把大众看成跟自己一样的看法和需求；还有其他琐琐碎碎的问题。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三)：摘抄/ 世界文化之熵，何以！
一个人可以一夜暴富，然后披金挂银，珠光宝气，但是他不可能一夜之间修炼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一个阶级可以用三年五载的时间推翻另一个阶级，然后耀武扬威，招摇过市，但是它不可能在三年五载中把自己打造成文化巨人。凡是文化上落后的个人、阶级或民族，即使他（它）的经济霸权如何坚挺、政治霸权如何结实，也依然无法理直气壮；他们还需要文化霸权为自己涂脂抹粉，甚至吸脂整容，如此才能去掉市侩气、鄙俗气、流氓气，让自己变得大气秀气儒雅气。
文化云云说起来玄听起来虚，但谁都需要这身行头。因为这话说白了不外乎这么个小道理：经济上、政治上合法那不过是小法，美学上合法才算是大法。“假若它不去了解艺术上的事，就被认为是粗俗的，而如果它试图去了解艺术上的事，则被认为是可笑的。文化领导权的旁落，使资产阶级手足无措，而贵族（包括精神贵族）和下层阶级却分别获得了美学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来引诱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和女人们离开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P63）于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逐渐走向了反叛其中产阶级父亲的旁门左道。。
可是，这场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新中产阶级为他那个不争气的“父亲”夺回了文化领导权。以我的直觉判断，这种解释比西方一些大牌理论家的解读更深刻也更富有启发性。比如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批评被马尔库塞理想化的青年学生时曾经指出：“他们在进行第一个由父母出资补贴的革命运动时，看起来似乎更像一个新版的儿童十字军东征（the children’s crusade），而不是一次革命运动。”[1]大名鼎鼎的贝尔先生也有类似看法。现在看来，他们的这些论断是不是还在拿“现象”说事，以至于把鸡毛当成了令箭？当然，麦金太尔等人形成上述说法时，这场运动才远去不久。对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形成判断，确实需要一个时间距离。马克思不是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吗？也许只有当后现代文化修成正果的时候，当亚文化蔚然成风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拥有反思“反文化运动”的能力。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左派学者对大学的大规模渗入标志着学院马克思主义松散群体形成的话，那么，70年代后陆续进入大学任教的前造反学生及远道而来的前殖民地的学者，则给人一种主题各异、流派林立的印象。他们像是一群群牙齿细密而锋利的鼹鼠，在英帝国“高级文化”的地层中四处打洞。文化等级制终于遭到溃败。黑人研究、族群研究、贱民研究、传媒研究、女性研究、性别研究、新历史主义、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等，全都进了英语系——或发端于英语系。
它们在方法上有一个共同特点：起于文本分析，成于文化批评；在理论资源上，也有一个共同点，即阶级理论、解构主义及知识考古学等。文学作品，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个个文学文本，而是一份份政治－历史文献，里面隐藏着权力关系。（P237）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四)：一点读后感
贝尔在书中将社会分为三个轴心集团，分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并指出这三个轴心集团以不同原则运作并相互影响着。其实，这倒是一种很常见的三分法，也符合一般人对社会的定义。第一部分讲的是经济与文化的纠葛。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要求人严于律己，勤勤恳恳工作，像早期的资本家们那样，过着清教徒苛刻简朴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发展又给人带来无尽的刺激和享受，让人沉醉于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里，这种“精神分裂”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陷入发展的困境。而在文化领域，自19以来发展至今的现代主义，以否定一切为精髓，只剩下追求新鲜、刺激。文化陷入了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鼓励个人经验和自我扩展，宗教从神坛走向没落，导致人步入”浮士德“的困境。在政治领域，贝尔将政治体系视为“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世俗问题”的体系。他指出，美国的政治体系在经历200余年的发展后，由于思想界的分歧、社会结构和人口的变化导致了政治体系上的动荡，针对这一现象，贝尔提出了公众家庭理论，他将公众家庭视为调整个人和社会需求的中介，节制个人无止境的私欲并分担一部分社会责任。
贝尔这本书著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的辉煌后步入了疲软时期，经济上的滞胀，国际霸主地位受到新兴的欧洲和日本影响，国内矛盾和冲突不断。在经济上，滞胀、失业率等指标不令人满意。文化上，人们普遍陷入失落与迷茫。如果说马克思讲述的是贝尔认为，这一切的困境都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无法维护资本主义这个体系本身的合法性与延续性。
书里写到的美国与当下的中国有几分相似。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已经过去，而到了21世纪，普通人却越发觉得经济发展给自己带来的不是丰裕和悠闲，而是越来越多的压力。在五四以前，中国人以儒家为信条，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五四打到孔家店后，一下子撕碎了这个链条。再到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在文革中所信仰的一切也一下子碎掉，幸好物质让极大的丰富让人们得到满足感。而在这一切过后，中国人又来到了一个迷茫期，对政府的失落，无处安放的精神家园，焦虑的心态，与文化缺位有很大关系。
贝尔在书中指出，工业革命带来的空间和时间距离的缩短，这种距离的侵蚀打破了原有的经验与理性之间的距离，破坏了理性的秩序。他提到了视觉媒介——电影和电视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人们窥视世界的窗口，青年人不再以长辈、理智为模范，而是作为以影视作品里的形象为模范对象。广告不再强调商品的实用性，而是花花世界的纷繁美好。这并不是说大众媒介应该为“文化矛盾”负责任，而是说这种文化的断裂让原本以公平、公正的传媒也迷失了方向。而观看中国当下，又何不是如此。许多青年人以影视为窗口，模糊了屏幕和现实世界的界限，他们模仿着屏幕上的明星的举止。许多过去是奢侈品的东西，比如iphone、汽车，在下一代人的心中却变成了必需品。传媒也不得不让位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否则，怎么会有软文、植入广告的出现。我们谈及这一切，不是为了要批判他有多不好，毕竟经济带来的幸福指数尚未为负，但文化和政治的空缺感却亟待填满。
中国人当下也经历了一个类似于书中所提到的文化矛盾。中国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儒家的仁义道德。过去，无论社会如何动荡，士大夫阶层始终坚持了中国文化的底线。而现在，儒家的仁义道德被追逐利益的市场所搁置，没有了过去适宜生存的那种环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为人民币服务”的心态。而现有的政治体系，也不能调和这种矛盾，在加上民众对政府也普遍有种不信任感。然而，贝尔提出的这种公众家庭理论我认为并不适宜中国土壤。
公众家庭理论来自于古希腊的城邦思想，似乎西方的思想家都有这样一种传统，当在现实里，无所适从迷茫之时，就回到他们的黄金时代古希腊去寻求帮助，贝尔如此，波兹曼亦是如斯。中国的思想家，倒是很少回到同样小国寡民的春秋战国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层联系已经在近代被割断了。中国的学者们，普遍有像西方思想家看齐的倾向，少有像苏力先生那样从本土资源出发的学者。公众家庭这个看似不错，能平衡个人与社会，并帮助政府分担一部分社会成本，但从现实角度来看，倒还不如所谓的第三方机构来得有力。这本书的困境到就像大部分的西方批判学者那样，批判的时候高屋建瓴，但在解决困境上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了了带过。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后感(五)：解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文/左页
人们在讨论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文化时，会想起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讨论；在讨论未来社会的类型、服务性行业时，也会想起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这一流行颇为广泛的概念；在讨论“左”与“右”的派系斗争时，同样又会想起贝尔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论。但很奇怪的是，贝尔作为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分析大师，其理论和学术贡献却在专业学科教材内鲜有系统的总结和讨论，人们似乎只是偶尔想起有那么一个喜欢提出各种宏大概念的作者。在著名的乔纳森•特纳的《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以及吉登斯的《社会学》中，丹尼尔•贝尔甚至都没有被正式提起，而在波普诺的《社会学》、马尔科姆•沃特斯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布莱恩•特纳的《社会理论指南》中也只是稍微涉及贝尔的文化批评。
2011年1月25日，贝尔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家中去世，享年91岁。人们提起这位逝去的大师时把他称为“‘后工业社会’的提出者”。的确，在众多的社会学理论派系里面，贝尔很难被归类，他既不是结构功能论者，也不属于社会学冲突学派，更与所谓的社会学互动论无关，人们只是把他称为“批判的社会学家”。对于涂尔干以降，到帕森斯的功能论，贝尔颇多非议，他强调这个世界没有因为分工而增强社会的团结，反而因为分工的细化导致了“角色”和个人的分离，造成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但是他也不属于马克思以降，到马尔库塞代表的冲突理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堕落和感官文化并非单纯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而是和资本主义的文化根源有关，而且他强调文化对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反作用。不过这种“反作用”也没有让他成为类似布迪厄和吉登斯那种“行动与结构的互构论”，他强调文化潮流和人性异化的欲望力量对于个人的无情裹挟。而贝尔对自己的定位也颇为暧昧且多属价值立场而无关学术：经济学领域内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者。另外，或许是贝尔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经历，以及六、七十年代美国学术气氛的影响，贝尔的理论和知识体系颇为庞杂，而他从来也没有局限于任何一个狭隘的学科之内，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未来学、文艺理论、文学、文化批评，经济学等等都是他的理论来源。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作为贝尔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出版于1976年，这一年，贝尔已经因为1960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声名鹊起，早在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就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学者之首。所以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我们能发现一个充满自信且雄心勃勃的学者，他试图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等最优秀的社会学大师对话，并试图打破令人窒息的学科壁垒，恢复19世纪那些思想巨人们宏大的理论气魄。正如赵一凡在中文译本的绪言中所言：“贝尔却以他学术思想上罕见的组合优势，力图恢复马克思和韦伯时代的社会学的崇高地位，建立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综合研究的新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挑战姿态。”
在资本主义的批评史中，马克思以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矛盾而著称，韦伯以揭露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而著称。所以在一般人的理解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揭露的现代世界“享乐主义”文化鄙陋更像是对韦伯的资本主义禁欲主义精神的反驳。但其实不然，贝尔的理论更像是一个对于马克思物质决定论的回应，并把马克思论述逻辑运用于文化研究之中，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结构中隐藏的必然爆发的经济矛盾，那贝尔揭示的就是资本主义掩藏的必然爆发的文化矛盾。他运用的批判工具既包括康德和韦伯的自由主义传统，也有新保守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文化困境的中和。而他提出的“公共家庭”却是以熊彼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设想的改造为基础的。不过贝尔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典型的韦伯式的“理想类型”研究，这不仅表现在他把社会分解成经济-技术，政治与文化三个体系，并认为三个体系都有独特的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又遵循各自的“轴心原则”。大致说来就是，经济-技术体系遵循效益原则，以最少的成本换回最大的收益；政治系统遵循平等原则；而文化系统遵循的是自我欲求的扩张原则。贝尔也像韦伯一样热衷于文化背后的“意义”和文化行为背后的动机分析。当然贝尔的文化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而是指的卡西尔所谓的“表现的象征主义”，即“绘画、诗歌、小说或由祈祷、礼拜和仪式所表现的宗教含义，这些都试图以想象形式去开挖并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所谓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指的就是文化系统的自我扩张与经济技术结构中的谨慎和工具理性积累原则之间的矛盾；政治官僚机构必然的等级分层与平等原则之间的矛盾；自我完满与现代分工的角色异化之间的矛盾。
贝尔揭示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潜藏于资本主义两大宗教基础之上，这一点贝尔借用了桑巴特关于犹太教作为资本主义伦理基础的判断以补充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观点。按照贝尔的理解，资本主义两大伦理基础就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在整个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强调享乐的、放纵的、感官的文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建立在新教伦理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攻击。而在20世纪的60年代，贝尔认为这种矛盾已经被彻底激发出来，最起码是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60年代的文化具有一种新的，也许是特殊的历史蕴含，它既是终结，又是开端”。但是贝尔没有交代为何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紧张关系直到60年代才彻底的爆发并趋于消失，它仿佛只是黑格尔辨证逻辑的自然展开。贝尔细致地描述了60年代的文化情绪及其背后的意义，尤其是作为表现形式的“现代主义”。60年代的美国，当艺术的形式盖过内容时，真正的艺术消失了；当个人的感官成为标准时，似乎每个人都是天才；在自我与世界的距离消失之后，连张扬的自我也消失了；飘忽不定而暴力的情绪成为我们的新崇拜，甚至我们崇拜的就是飘忽不定和暴力本身。所以贝尔担心的似乎不是“矛盾”本身，恰恰相反，他担心的是矛盾的消失，担心涂尔干神圣和世俗的区分的“距离的消失”，“我们能够（是否应该）重建起区分神圣与亵渎的体系吗？”。
这种文化的矛盾扩展至政治领域的表现，就是政治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和抱怨，官僚组织的效率原则无法提供价值上的判断，政治中关于平等的承诺也无法在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求文化中得到满足。贝尔对于政治的讨论比较琐碎，黑人问题、世界经济、知识分子的异化、越南战争、私人暴力、青年人的异化、后工业社会等等都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内，并热衷于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和论述。在最后一章中，贝尔讨论了他的“公共家庭”和“财政社会学”的设想。在贝尔的设想中，所谓的公共家庭结合了市场经济和家庭经济的特点，“是满足公共需要和欲望的媒介，与个人的需求是背道而驰的”。贝尔主张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财政社会学”，主张经济的再分配，并认为它不仅要提供资本的积累，也要满足政治合法化的需求。当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变成威廉•詹姆斯所谓的“道德性替身时”，却没有人愿意为经济增长相伴而来的通货膨胀负责。而个人的欲求又在文化自我的影响下不断膨胀，人们开始不再信仰政府的所作所为。在贝尔看来，如果不想求助于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此一矛盾，“公共家庭”就是唯一的出路。它一方面限制个人的欲求，一方面也满足个人的自由。
很难给贝尔的理论给出一个概括性的评价，就像他给自己的价值定位那样，显得颇为多情而暧昧，现实的描述与未来的预测相互交杂在一起，价值判断与经验研究也并非那么清晰。他想用简单的理想类型来理解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但同时又不想错过借鉴任何一个有创意的理论见解。尽管如此，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尤其是他对现代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的意义解读和动机分析，还是常常让人想起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天才式研究。
刊稿于 经观书评 2011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