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100字
《显微镜下的成都》是一本由王笛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80元，页数：3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一)：7
你才二十多岁，没遇到喜欢的人很正常，往后你会发现，大概是遇不到了。你努力之后才发现，智商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等你以后老了，走不动了，我就每天用轮椅推你到广场上去，让你看着我和别的老头跳舞。这段日子迷惘又黑暗，撑过去了会有下一个黑暗的日子等着你。别灰心，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的。你努力之后才发现，智商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二)：追问题的人
半天时间刷完，怎么说呢？本来是想给四星的，因为这部书里的几个专题内容，王笛都有相关专著出版，而收入这部集子的文章中，对于很多细节问题多只能点到为止，有些限于篇幅或资料，甚至只能陈述，而无法做太多讨论。例如茶馆为什么会在建国后短暂消失？这个消失的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反应如何？是否有人抗拒（即使无法改变结果）？这些都未能见到。还有袍哥雷明远杀死自己亲生女儿后的影响与原因分析也很简略，这些本可以作为理解袍哥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切入口的。所以本书最大的价值，可能是作为了解王笛教授学术转型的入门书。
至于加一颗星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作者在过去四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在自我反思，如在《跨出封闭世界》一书中认为自己对民间宗教可能抱有太多负面评价，在写作《茶馆》与《袍哥》两部作品中意识到要努力摆脱“精英话语霸权”的影响，为此网罗资料，传教士回忆录与巴金等人的小说作品都不放过，功夫做的非常细。但即便如此，他也很谦虚的声明：自己研究下层，却不是“下层代言人”。写作历史无法做到完全客观。
在与唐小兵教授对谈中，作者甚至会认真区分“下层”和“底层”两个概念的使用。对于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为副教授，早早享受“功成名就”的人来说，能够在学术上“追问题”到这种程度，实在屈指可数。所以我认为，读这本书，一方面可帮助了解近代四川社会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去学方法，学态度。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三)：显微镜下的成都
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读完这本书的感受。
首先是关于精英文化和庶民研究。书名“显微镜下的成都”即成都的微观历史，这是作者的史学研究方向，作者认为，一直以来的历史都由精英们书写，下层民众的声音无法得到真实记录和展现。怎样寻找庶民的发声？作者对微观历史的研究给出了答案。我非常赞同作者说的三点：1.与社会宏观历史一样，微观历史也自有其研究的意义，它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个案”；2.虽然研究的是微观历史，但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实际上还是反映整个世纪的社会和政治文化变迁，并更强地体现了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庶民文化与精英文化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系；3.史学研究要坚持多元主义的立场，不能因为精英书写的历史而忽视了下层民众的心声，也不能“因为主张民众史观而走向反精英的道路”。
第二个方面是作者在后记中记录的有关本书编辑是如何促成这部著作落地出版的过程，从约稿到沟通到选题策划到收集资料和图片到编辑出版，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图书编辑的职业操守和专业坚持。虽然没有从事过图书编辑工作，但是作为半个同行，我也深知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而在阅读方式、阅读习惯和阅读物越来越快餐化的时代，图书编辑严谨、敬业的精神，独具慧眼的追求和孜孜不倦的专业态度更是保障一部优秀出版物诞生的基本。可以说后记部分让我重新认识了图书编辑这一职业，也令我对本书责任编辑的职业精神深深感佩。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四)：显微镜下的成都
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读完这本书的感受。
首先是关于精英文化和庶民研究。书名“显微镜下的成都”即成都的微观历史，这是作者的史学研究方向，作者认为，一直以来的历史都由精英们书写，下层民众的声音无法得到真实记录和展现。怎样寻找庶民的发声？作者对微观历史的研究给出了答案。我非常赞同作者说的三点：1.与社会宏观历史一样，微观历史也自有其研究的意义，它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个案”；2.虽然研究的是微观历史，但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实际上还是反映整个世纪的社会和政治文化变迁，并更强地体现了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庶民文化与精英文化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系；3.史学研究要坚持多元主义的立场，不能因为精英书写的历史而忽视了下层民众的心声，也不能“因为主张民众史观而走向反精英的道路”。
第二个方面是作者在后记中记录的有关本书编辑是如何促成这部著作落地出版的过程，从约稿到沟通到选题策划到收集资料和图片到编辑出版，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图书编辑的职业操守和专业坚持。虽然没有从事过图书编辑工作，但是作为半个同行，我也深知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而在阅读方式、阅读习惯和阅读物越来越快餐化的时代，图书编辑严谨、敬业的精神，独具慧眼的追求和孜孜不倦的专业态度更是保障一部优秀出版物诞生的基本。可以说后记部分让我重新认识了图书编辑这一职业，也令我对本书责任编辑的职业精神深深感佩。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五)：一个慢节奏成都的诞生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喔…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018年，赵雷的一首民谣歌曲《成都》唱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成都再次火了一把，一首歌曲让成都的旅游业发展迅猛。生活在四五线小城市的我，有时候特别羡慕成都，西南一方，天府之城，人们慢节奏的生活，同时生活在大都市，物质资源丰富，文化内涵深厚，包容的成都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的到访，同时也吸引了大批高精尖人才的流动。
本人对成都一直很向往，最近一段时间，抽出零碎的时间阅读了王笛老师的著作《显微镜下的成都》，对成都又有了更多的了解。本书从成都的街头、成都的茶馆、四川的袍哥以及我们很熟悉的麻将这四个部分来介绍成都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底蕴。
对于街头来说，成都的街头是可以在街上看戏的，寻着锣鼓声，喧嚣声，我们就可以找到演戏的地方。戏剧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也是中国价值观的具体表现。我们或许赞叹于川剧的变脸，我们或许赞叹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欢乐。
对于茶馆来说，也许我们首先想到老舍的《茶馆》，但是成都的茶馆则多了一份悠闲。不仅仅是人们用来休闲的地方，也是最好的社交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很多酒桌饭桌上的生意，在成都则是在茶馆去谈，又方便又舒服啊。
对于袍哥来说，我们就要说一下青帮和洪门了。三大帮派的影响深远，比如文字方面，很多方言家乡话，都是很独特的。语言学家对于他们是很感兴趣的，特别适合汉语言文学的教师和学生来阅读一下袍哥的隐语等。
对于麻将来说，脑子中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成都人办婚礼要搓麻将，大水都快淹到家门口都要搓麻将；另外一件事是王菲说的，你可以说我歌唱的不好，但是不能说我麻将打的不好。关于麻将到底只是普通的娱乐项目，还是影响人们工作生活的“”恶魔“？这真的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一个问题。
最后感谢王笛老师的精彩著作，感谢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的去了解成都，了解成都的一些微观事情。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六)：显微镜下的成都
成都是我人生中可以自行选择旅行地后的第一站，留在脑海里的记忆虽美好，但城市印象始终浮于表面，偏偏我对它又有着想要深入了解的好奇之心，不是旅游书里千篇一律的玩乐购物指南，也不是只帆片过的游记，我想观看身处其中生活过的作家就成都的人文历史等方面所呈现出更深层的内容，至少让它在我的脑海里将成都印象变得更具烟火气或更接近其真实的样子。
凭以上阅读目的翻开王笛的《显微镜下的成都》，在大致扫了一遍目录内容后，脑海里渐次闪过作者的其它作品《消失的古城》、《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和《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由于以上作品均未看过，于是细读了本书文前导论以作初步了解。作者在其中将自己以往的作品做了大致的介绍，包括其写作时的切入角度、研究方法与论述方向。将宏观历史中某一点放大并呈现出其微观状态后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而所谓的碎片化研究与阅读，利弊究竟如何衡量。也许《显微镜下的成都》不仅可以让你领略成都的深度，同时也可以让不曾读过王笛作品的读者感受一下作者的写作风格。
阅读《显微镜下的成都》的过程与记忆中的城市无法贴合，我毕竟只是个过客，从未真正走入或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内里，感受城市本身历史发展至今的痕迹及其独有的魅力，而本书将从“街头”、“茶馆”、“袍哥”、“麻将”这四个角度切入来展示成都的古往今来。
作者通过历史资料、新闻报道及档案等多种途径，试图还原一个真实且有温度的成都。在书的第一部分首先走入这个城市的内部，开始展述它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对城市的影响及定位。本书在作者详实的文字中附加了相应的照片，让读者对100多年前城市布局独特的成都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同时正文下的注解也为本书增色不少，甚至可以成为与此相关主题延伸阅读的来源之处。
对成都轻松休闲慢节奏生活的初浅印象便来自它露天的茶馆，在朋友寄来的明信片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顿时羡慕不已。作者写过此主题相关的作品，茶馆做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可以直观反映社会民生经济及文化的载体，也是提供了以不同角度来观看或解读这个城市历史变迁的舞台。
书的第三部分“袍哥”是整本书中我最陌生的部分，看到它，我的脑海也仅仅是闪出“社会组织”、“哥老会”这类名词，具体何指不甚了了。阅读完这一主题相关内容后，竟是本书中最吸引我的章节，遂将那本《袍哥》加入了后续阅读计划做进一步了解。读过了最感兴趣的部分之后进入到最无感的部分，比起“麻将”我可能更想了解“火锅”的历史渊源。
在结束整本书的阅读之后，我自问是否比之前更懂得了成都，也许有那么一点，只是它不是我预期的方式，我可能期待的是作者以个人角度沉浸式的讲述，一如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戴明贤笔下的安顺。
最后忍不住想提一下文景的书籍装帧，阅读体验太舒服了。
疯猴勿杀20200901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七)：旧成都的韵味
一提到成都，人们都说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好地方，节奏缓慢，舒适，安逸的城市。虽然发生过诸多的历史变迁，但它依然保持着独有的文化特征。《显微镜下的成都》以街头、茶馆、袍哥、麻将典型的代表，揭开传统成都的古老文化，悠闲生活。
作者王笛，历史学者，代表作《街头文化》获得2005年“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显微镜下的成都》集合《街头文化》、《茶馆》、《袍哥》的精选节选，是一本关于了解成都，了解王笛微观历史的入门书。在写作形式上，利用细节描写、实例等，引出社会问题，收集档案，报刊资料，社会调查，回忆录等呈现传统成都日常文化的独特性，古老的韵味。同时，插入老照片，还原历史的真相，勾勒出昔日成都民众闲逸的生活。
近日读完司昆仑著作《新政之后》，也是写清末民初的成都，两书相比，两种不同的视角和研究方向。《新政之后》强调成都的城市改革，文明的进程，分析管理者的组织和管理，以及像周善培、赵尔巽等著名人物做出的贡献。而本书着重于改革之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改变，细微地探究城市底层社会自由变成自治城市时民众的回应。
《显微镜下的成都》集中了成都独特的文化，体现着旧时的古老气息。街头，自由的公共空间，充斥着行人、小贩、车辆等，商业街和居住区区域并不隔离，街上有小孩、家禽很是热闹。在节日、仪式里，街头的公共空间更是能反映地方文化特色，体现人与人的情谊。家族和宗族的仪式，成为古老的社会习俗，在街头和公共空间举办，变成了公共娱乐，而庆祝节日还夹杂着一些大众的宗教仪式，如民间的春节“守岁”，拜灶王爷，正月十五后，人们聚集南郊举行“迎喜神”活动。以街邻为单位的庆典，大多是居住在同一社区和街道的人们，组织在一起相互进行许愿、祭祀等活动，呈现他们自己的风俗文化，也表现出邻里之间的情感。
茶馆，对成都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公共场所之一，它也是成都社会变化的缩影，反映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向的发展。茶馆，它开始是安逸自由生活的象征，底层民众可以在任何时间呆在茶馆里。茶馆，给卖艺人提供了娱乐的舞台，就业的机会；也给民众提供了教育的机会，评书可以让民众了解历史、时事。后来，茶馆也成为了商业交易的地点，调节民事、经济纠纷，最后，它卷入了政治斗争。茶馆中的戏剧内容去向了政治，袍哥组织也在茶馆里秘密活动，造成茶馆不再是单纯的娱乐休闲，自由的公共空间，而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有秩序的场所。茶馆逐渐变成了只保留形式，但失去了古老的韵味。
袍哥和打麻将，作者都是以一个事件引出的社会问题。袍哥，以雷明远家的惨案引出袍哥组织，它是四川哥老会的俗称，从清朝到民国时期的社会秘密组织，他们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守旧思想和严格的帮规，雷明远是首领，竟然没有调查清楚，就以暴力手段杀害了亲生女儿。雷明远事件影射了袍哥组织内部思想和结构的真相，特定时期四川的独特性。打麻将，以余女士官司事件引发社会的关注，虽然法律给了余女士公正，但她却失去了邻里间的关系，一个人抵抗不了集体，她只能搬家重新生活。麻将活动依然是人们娱乐的项目之一，也是成都现代自由、闲适文化的象征之一。
《显微镜下的成都》进入成都的大门，寻找着这座古老城市独特的韵味。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八)：成都的微观世界与社会空间
在历史学传统的学科分工里，以分析空间为主要工作的是历史地理学。不过，新史学扬弃了这个观点，空间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范畴，也应成为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分析对象。
王笛的史学研究始终围绕故乡成都及长江上游区域来描述、分析社会空间，代表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小生意、日常文化和公共政治，1900—1950》和《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和秩序》等。
这部《显微镜下的成都》包括四个部分，即：街头，进入城市内部；茶馆，打开微观世界；袍哥：解谜秘密社会；麻将：跨世纪的困惑。该书前三部分大致上就是王笛若干旧作的简明摘要版，第四部分是新增补的近期研究，分析思路与茶馆研究接近，可视为茶馆的延续和变体。如果没有读过王笛作品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本书当作入门，快速了解。
近年美国汉学研究学术成果之一，是对清代与民国时期城市历史的考察，出版了很多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在美国高校求学、教授多年的王笛，当然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与汉学家更关注的京沪广等大都市相比，近代成都和其他中国城市在自然形态和社会组织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偏居西南且是省会的成都又有着独具特色的地理区位、历史条件和人情风物。
从1995年着手写作《街头文化》一书起，王笛便竭力发掘关于成都地方文化的细节资料。他谈到自己集中考察和回答的一些问题，包括：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等等。
王笛在处理茶馆时，不只关注其内部运作、茶馆与客人的关系，而且侧重探讨信息交流、经济交易、社会纠纷、行话规则、文化表演、政治谋划等活动如何在茶馆这个小世界里有条不紊地进行，并且还讨论了现代民族国家对茶馆的改造及其结果。没有哪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拥有如此多的茶馆，没有哪座城市的茶馆像成都那样具有如此多的功能。成都的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吧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它作为社会公共场所是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如果把茶馆视作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那么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无疑会使我们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刻。
王笛早在讲述茶馆时就提出了“显微镜”的比喻，他在“显微镜”下对成都这个“肌体”不断进行全面考察和细致描述。在茶馆的人群构成里，“袍哥”是一个有着民间话语权力的特殊群体。在雷明远为中心的《袍哥》里，王笛进一步分析了在《茶馆》里就注意到的袍哥“吃讲茶”在地方权力和控制中的作用以及川西平原的风土、社会、组织、管理、政治、经济等共同运转所构建的一个既有普遍意义又有独特气质的中国近代民间社会。
王笛还一直尝试把文学式的描写和严谨的历史研究相结合，并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本书的多处场景，比如，1900年1月1日，成都的茶客们是安逸的，他们对于遥远的华北平原正在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动几乎毫无所知，就算有些风声，也不过是几声唏嘘。比如，雷明远亲手处死与裁缝偷情的继女的沉河场景。人物的情态、心理活动、对话，亲人的焦虑、悲痛，周围人们的目瞪口呆与雷明远本人的反应等描写都有着栩栩如生的画面感，类似史景迁《王氏之死》的笔触。历史学家G.斯皮瓦克有句名言：“底层人能说话吗？”我们可以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声音，以他们自己的声音来考察他们的思想行为。
王笛的研究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实践。不过，“微观史”所表明的规模与其对存在的局限性的承认，实际上也意味着研究对象资料可能的枯竭和研究方法与内容的重复，近作多雷同或也由此。另外，还要注意，修辞化叙述对于历史研究可靠性的干扰程度。
我的藏书《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九)：【摘记】
王笛著，《显微镜下的成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导论正面硬刚了当政者对历史学的“功用”和老一辈传统对“碎片化”的看法（关于“碎片化”的讨论，文采就远不如罗志田前几年《非碎无以立通》那篇了）。
导论：微观历史、叙事与历史书写
2 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
5 把研究的着眼点聚焦在街头文化，使我能集中深入考察和回答一些问题，包括：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是怎样使用公共空间的？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公共空间中，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性质？以及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
10 中华晚期帝国以来，社会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失，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活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向其发起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
14 我们的史家热衷于宏大的政治叙事，还在于我们受“定性历史学”的影响。这种“定性历史学”显然源于中国史学“臧否人物”的传统。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史家更重视的是价值判断，而疏于探索这种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更谈不上在历史的语境下对某个事件和人物的行为，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做出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了。……我们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了历史的审判者，而非冷静的研究者。我们的研究经常充斥着政治名词，但又对这些名词缺乏学术的限定。
14 历史是否给人们以启迪，是否能为当政者提供“资治”，应该让他人去判断，而非历史学家自身。
15 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与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的，便是它的非运用性，它是我们现实社会中传承和传播知识的一部分。
15要允许不同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历史学家发表与现存的主流历史书写不同的历史观点，问不同的问题，做不同的解答。如果历史研究已经有了现成的标准答案，那还需要我们研究历史吗？或者，我们所做的研究还会有任何生命力吗？当我们看到有史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口吻，指责史学研究的所谓“不正常”或“不正确”的倾向，为别人的研究贴上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时，我们应该问问。是谁来判断“正常”与“不正常”，“正确”与“不正确”，以及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当我们只允许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做出一种既定的标准解释时，我们就应该问问，历史学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当我们用学术之外的权力来捍卫一种学术观点时，我们就应该问问，如果一种学术需要权力来捍卫，这种学术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16 历史作品的表达目前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话语分析（discourse），这一倾向可以从“后现代”的作品中看到，但这些作品一般是写给在“象牙塔”中的专家看的，其中所运用的许多复杂的理论和术语经常使普通读者云里雾里；另一种是叙事（narrative），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一点，避免过多理论和术语。前者是把读者置于所分析的“事件”之外，观看作者怎样熟练地把一个整体原子化，从而各个击破，使观者看到从事物外面所看不到的“精妙”内部，那么叙事则力图把读者引导进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
18研究对象本身不存在重要与否的问题，关键还是看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
19 在中国历史学界，我怀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了一个问题。即使有了问题的苗头，它仍然不是现阶段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
20 这些批评主要针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因为老一辈历史学家基本上是不研究“碎片”的。
21 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弊病来看，我觉得应该容忍或者说宽容“碎片化”，因为“碎片化”的研究毕竟解决了一个个小问题。
21 任何一种“化”，都存在消极的因素，关键是消极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说“碎片化”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结果，难道整体化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吗？难道整体化就是历史研究中值得提倡的积极倾向？
22 “以小见大”固然不错，“以小见小”也并非不好，即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而不是勉为其难地回答所谓历史的重大问题，或说一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空话。在任何研究中，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所下的结论，一定要在课题和所使用的资料能支撑的范围之内。
22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碎片化”，而是学术研究和写作能力的制约。
22 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
25 一是“碎片化”并不是消极的；二是整体化和“碎片化”是共存的；三是“碎片”和整体的研究是同等重要的；四是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中间做出选择的话，宁愿选择“碎片”。……其实我理解，大多数担心“碎片化”的学者并非反对研究小问题，而是强调研究不能停留在小问题上，应该把这些小问题同我们想探索的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把小问题的研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希望是一种理想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我们有多么深邃的眼光、多么远大的抱负、多么宏伟的叙事，我们所写的历史也不过是提供了一块历史的碎片，最多是有的碎片要稍微大一些而已。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十)：成都的摆摊文化，可是历史悠久
本文选自《显微镜下的成都》第一部分 《街头：进入城市内部》
在传统中国城市，虽然街道的基本功能仍然是交通，但人们也普遍将其用为自由市场和休闲空间。至少早在宋代，中国城市的商业活动就已非常活跃，例如13世纪的杭州不仅商铺辐辏，而且“饭馆、旅店、酒肆、茶房以及歌女表演场等数目繁多”。在近代，街道的这种商业功能更为明显，从沿海到内陆都是如此。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商业最为繁荣的城市，街头是除了店铺外最重要的商业空间，而且商业的发展促生了丰富的街头商业文化。
古代成都便形成了街头月市，成为重要的街头商业和庆祝活动，人们可以在一年内参加12个月市。尽管我们对月市的起源并不清楚，但这种街头市场至少可以追溯到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里对此便有生动的描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岁华纪丽谱》里还提到“蚕市”“乐市”“花市”等。清末文人庆余便写有《成都月市竹枝词二十四首》（每个月市两首），生动地描述了这些每月一次的盛大商业活动。这些活动反映了繁荣的商业和丰富的商业文化。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描述的：“灯市未残花市到，春风何处不相逢。”在这些月市中，花市最为热闹，当春天来临，花会会址青羊宫游人如织，一首竹枝词称：“青羊宫里仲春时，赶会人多密似蚁。”沿着锦江河，行人、马车、轿子络绎不绝，数百花店设摊卖各种奇花异草。成都人喜爱花草，花会来临时，“青羊小市卖花天，何惜缠腰十万钱”。花会特别吸引着妇女，这样的日子对她们来说犹如节日， 一首竹枝词中的妇女便“一夜闺中嘱夫婿，明朝多买并头莲”。花会实际上成为一个商品交易会，那里“货积如山色色宜”。
除了这些特殊的集市之外，成都居民把街头变成了日常的市场。商人、小贩没有任何限制地在街头出售商品。一些街道变成了专门化的市场，如盐市、鱼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猪市、果市、花市、柴市等。据一个西方人观察，“不同的交易分别占有各自的空间，有的街由木工、靴铺、皮毛铺、刺绣、旧货、丝绸、洋货等分别充斥”。许多由此而得来的街名沿用至今，如盐市口、珠宝街、鹅市巷、棉花街、骡马市等。大多数流动商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他们的货摊可分为行摊、坐摊和地摊。当夜晚来临，交通不再拥挤之时，一些街道又变成了熙熙攘攘的夜市。夜市以东大街为中心，到20世纪初甚至扩展到走马街、青石桥以及东御街。商贩们在那里出售百货，顾客行人摩肩接踵。毫无疑问，夜市丰富了市民的夜生活。以前商铺都在夜幕降临前打烊，在夜市的带动下，许多商店延长了营业时间。不过，这些地方也有不少“奸商”借光线昏暗以假货蒙骗顾客，另外像偷盗、剪辫、抓帽子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街头不仅作为市场，实际上也成了工匠手工场。无论是在街角还是街沿，工匠们都可以制造产品就地出售。繁华商业区后面的居住区，成了产品的生产地。来访的西方人发现，小街小巷总是民居和作坊间杂，而且“每一居所总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卖”。像暑袜街和红布街等街道的名字，也反映出那里生产产品的种类。一首关于红布街的竹枝词吟道：“水东门里铁桥横，红布街前机子鸣。日午天青风雨响，缫丝听似下滩声。”外国人也注意到丝织是成都的“大工业”，有着“成百的织布机”。纱帽街既售卖又制作帽子，帽店和作坊密集。 在这些作坊里：
妇女纺棉纱或丝线，或刺绣、编织、缝纫，或做玩具、焚香、纸花以及上坟的纸钱。男人则编凉席，做木盆、桶、篮子、鸡毛掸子，或织布、织毯、绣轴、绣幌子，或做铁、铜、银的物件和饰品，或与女人同做手工。小孩从八岁甚至小到六岁便成为帮手，他们纺纱、清理鸡毛、磨光木头、混合香料，以及做其他无需技术的工作。这些家庭作坊的产品在其拥有的小店出卖或由其家庭成员沿街兜售。
虽然19世纪末，西方商品已渗入中国，但土产仍在地方市场居主要地位，“商铺中橱窗展示的多是中国产品”。而且，成都的各种商业组织和服务机构诸如汇兑、钱庄等业务都由“中国人控制”。
随着街头和公共空间使用的扩张，商业文化也得以发展起来。这种商业文化反映在商店的匾额、装饰、商品陈列、店铺与顾客关系、财神崇拜、工匠工作方式以及他们独特的商业语言中。成都商业区总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19世纪末，一个法国人写到他十分吃惊地看到成都街道“甚为宽阔，夹衢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之大马路然。各铺装饰华丽，有绸缎店、首饰铺、汇兑庄、瓷器及古董等铺，此真意外之大观。其殆十八省中，只此一处，露出中国自新之象也。……广东、汉口、重庆、北京皆不能与之比较，数月以来，觉目中所见，不似一丛乱草，尚有成都规模者，此为第一”。几乎在同时，伊莎贝拉·伯德也描述了成都的街道和商铺：“这座城市有着宽阔的路面、整齐的街道，各街成直角相交， 店面看起来比中国其他地区美观，特别是摆放着精细的金银制品的珠宝店和存列闪光蜀锦的绸缎店。”商业文化经常反映出该地区的宗教信仰、经济状况和社会传统。几乎每家商店都供奉财神，每天早晚店员都要敬拜。这些店铺也反映出当地的文化，正如爱尔勒斯特· H. 威尔逊描写的：“漫步成都街头，人们从各行业可领会到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商店的“金光漆亮招牌竖挂着，上面的大字书法显示店名和经营范围”。
东大街是成都最重要的商业区，许多外国旅行者都记录了它的繁盛。如一个日本人赞扬道，东大街“肆店宏敞，高轩绮窗。檐头悬各种招牌，长短参差，金碧炫目……商店的样式与北京相似，然这里更为洁净”。1892 年，一个西方人从东门进入成都，后来他写道：“沿东大街而行，从发光的油漆柜台和绚丽的商品陈列，看到了繁荣和祥和，并逐渐意识到在这个西部城市居然有着一条如此干净、宽阔和如此面貌的街道。在沿长江上溯漫长的旅途中，有此发现使我感慨万千。” 20 多年后的东大街繁荣依旧，另一个日本人又给予了几乎相同的描述，但这条大街有了许多“现代”因素。他从东门入城，看到街上竖有写着“向右手走”的交通牌，有身着制服的人指挥交通。
各种资料显示，20世纪以前，地方官员很少控制集市、市场、小贩和店铺。例如，有集市的时候，小贩们就会聚集在街头招揽顾客，这些小贩给集市带来了活力。由于街头远离官府的控制，这给予人们分享这一空间的机会，居民们尽其所能地使用街头。结果商人和小贩总是为使用街头的空间而争斗，店铺以其招牌、幌子、货摊、桌椅等把它们的“势力范围”伸展进入街道，那些“大而怪”的招牌和幌子跨越街道两边，重重叠叠，以致人们难以辨认上面的字迹。这种场面亦成为城市景观和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显示了商业竞争的激烈。不过，成都商人仍然保持着相互协作的传统，如夏天各商铺都统一行动，搭凉棚以避酷暑，一首竹枝词记载了这种活动：“万商云集市廛中，金碧辉煌户户同。春暮日长天渐热，凑钱齐搭过街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