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1976》读后感1000字

　　《静安1976》是一本由禹风著作，精装出版的2019-9图书，本书定价：248，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静安1976》读后感(一)：上海静观者言（一）

　　作者：榛子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上海霓虹最为黯淡的年代。外滩，南京路，淮海路，远东巴黎引以为傲的夜间霓虹不复再现，倒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每临节庆长安街华灯辉煌。这反而更令人想起上海的霓虹，是他处的灯火难以替代，自有别一种魅力。

　　某段历史时期把上海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是从政治的角度命名。而洋人，买办，外国水兵，红头阿三，百乐门，大世界，老板，跑街先生，黄牛……这是从百姓眼里看，作家自然同样是百姓。如果没有“殖民地半殖民地”[1]，上海的神秘魅力则无从谈起，又与其他城市有何不同。这个带有“民族耻辱”的历史定位，今天该有一个新的解释：引进外资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样一说，上海何以领百年风气之先就不难理解。

　　自近代中国起，写上海的小说不计其数，前辈作家中有《海上花列传》、《风潇潇》、《子夜》、《上海的狐步舞》、《亭子间嫂嫂》、《半生缘》、《围城》、《上海的早晨》等等，极尽描摹光怪陆离之能事，当代作家也不遑多让，写上海的小说林林总总各有风采。然而写上海若脱离往事钩沉，若没有上海原著民的行踪风痕，又与别的城市何异。批评家程德培就这样说：“最能引起我产生本能回忆的还数有关上海叙事的几位。我从小生活的里弄叫三德坊，里面居住的除了我们熟悉的劳动阶层以外，还有不少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色人等，如牙医、律师、买办、二房东，国民党时期的报纸主笔、日伪时期的翻译、旧社会的舞女、消防所的股东、洗衣店煤球店食品店的小业主，等等，长久以来他们的人生是如何经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与革命、经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一直都成为我想象这座城市的源与流。”[2]

　　禹风是上海文坛的后起之秀，他的小说可能还在程德培的阅读视野之外，但命中注定或者说无可回避的是，禹风的长篇小说《静安1976》给了程德培一个完满回答。一个是满心期待上海小说，一个是有意书写静安历史，也算是当代上海文坛一个无意中完成的、两代人之间的唱和。

　　《静安1976》以夏、秋、冬、春为时序，以极具空间感的近乎鸟瞰的机位，全方位记录了少年眼中1976年上海静安区里弄街巷的人生百态。小说的第一章《外国人来了》属闲笔一荡，街面上出现了外国人，预示时代变化即将来临，政治气氛逐渐宽松。然而运动的余威仍在，第二章《批斗大小爷叔》算正剧拉开大幕，事情发生在葛小宝居住的三层小楼，便是整部小说的空间重心。小说以这里为圆点，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发展，物理空间亦呈放射性延伸，由家里到马路，到学校，到商店、公园，到点心店咖啡馆，到玩伴家里，到向阳院黄浦江苏州河……由近及远向四面八方扩散，直至完成全景式拍摄。

　　同所有的其他城市一样，大上海也是在不间断的历史洗牌的阵痛中负重前行。程德培关心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色人等，如何历经革命与运动而生存下来，那么，巨大的历史搅拌机运转过程中那些惊叫的灵魂和飞溅的碎骸，则注定要由禹风们来记录。

　　[1]“中国从来不是殖民地国家，最多算个半殖民地国家。”龚柏华：《从国际法角度谈十月一日》

　　[2]程德培：《时间之绳》

　　《静安1976》读后感(二)：上海静观者言（三）

　　作者：榛子

　　禹风主张“所写必我经我见”，由此可以判断，《静安1976》里的人与事，大体具备非虚构的特质，但其笔法却有虚构文学的灵动，没有老实的平铺直叙，场景、人物、事件频繁切换，整体通透充满生气，这生气便是寻常日子的喧嚣表象和暗流涌动。在城市的日常生活里，各阶层之间从未停止过由利益引发的彼此关照和互相倾轧，每天都在上演大大小小的悲喜剧。同其他小说家一样，禹风关注的是世态人情伦理和个人命运走向，众多家庭、人物的命运线绞缠交错逐一呈现，便构成一部音律丰富的小型交响乐（仅就篇幅而言）。

　　《静安1976》这种叙事切入，符合叙述视角的少年特点，即便以苛求的眼光看，似有浮光掠影之貌，却也显出举重若轻之工。少年没有成年人那般沉重，他们一眼一眼瞟来的生活碎片，草蛇灰线片片衔接，编织成厚重的里弄故事，却在成年读者心里生发出感慨和思考。

　　少年在夜晚树丛中瞟到马红娣两个碎片。一个，马红娣为生计所迫，利用色相搞定“向阳院”负责人石家阿爸，于是她得以在“向阳院”谋到点事情做；另一个，马红娣机智甩脱小流氓的纠缠，让人看到她不甘堕落自保清白的一面。接下来是“向阳院”批斗“破鞋”（上海人称作轧姘头）大会的场景，两个“破鞋”在众目睽睽之下颜面尽失，另一对“破鞋”石家阿爸和马红娣却作为大会主持人出现，荒诞的事实蛮横地扭曲了生活的逻辑，令少年迷惑不解。

　　同样在夜晚，少年瞟到被迫蜗居在楼梯储藏室的武家婆婆要上吊自尽，他好意告诉武家却遭到责备，事情闹到武家婆婆抖出儿媳做过妓女的不堪旧事，整幢楼房为之轰动，光鲜的面子和龌龊的里子，堪堪是这个社会的缩影。武家三个姐姐香喷喷出出进进和武家婆媳歇斯底里大撕底，家庭成员间的亲热和鄙视，这荒诞的冲突突如其来，使得少年无地自容，得一个“多管闲事多吃屁”的教训。武家夫妻为了平息众怒挽回颜面，大办结婚二十五年纪念，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陪着笑脸，挨家挨户送糖送苹果送蛋糕，这便是武先生为太太“正名”了罢。在整部小说里，武先生几乎没有正面出场，我们却看到他疲惫的身影——做儿子做丈夫做父亲——顾此失彼狼狈不堪，为国人“开坏”[9]上海男人提供了佐证。

　　生活中的人不仅仅是人，它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你这个旁观者，看你有没有偏见[10]。这是对小说家的残酷考验。我们无法判断禹风是不是合格的旁观者，正像无法判断我们自己。

　　禹风有巴尔扎克“写尽巴黎上流社会”般的野心，但笔触只在民众之间。他的阅历丰富，眼界开阔，对诸事满带兴趣，这正是小说家创作动力之源泉。他不掩饰世间的荒诞，他的嘲讽带有温情。当他酣畅淋漓书写荒诞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自语：既然生活如此荒唐，那就一起狂欢吧——来把这帘布撕掉！

　　与他的其他小说相比，《静安1976》的笔锋相对收敛，他对少年时期的记忆呵护有加，对那些人啊，那些给过他关爱、友谊、亲情、责备、难堪的人，他一一小心拾起，放回原位，含着微笑和泪，看他们表演从前。

　　这正是时间的宽容。

　　[9]沪上俚语，抹黑、泼脏水之意。

　　《静安1976》读后感(三)：上海静观者言（五）

　　作者：榛子

　　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静安1976》是典型的成长小说，“让我们荡起双桨”便是那个年代少年成长环境的典型呈现。恰恰在这一章里，白晓静看到的向阳院斗“破鞋”的场面，实在不该与“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同时出现。

　　《静安1976》里少年的友情，是禹风用情最深之处。成人世界浑浑噩噩尔虞我诈，唯有少年坚守着纯洁和天真，1976的时代曙光为他们而露，艳阳也将为他们而出。

　　三个同学午后溜到准海路喝咖啡，这便是上海少年独享的奢侈。葛小宝捧出两个好看的蝴蝶标本，一个送给白晓静，一个送给蔡晏。白晓静说你送蔡晏一个，自己留一个。蔡晏说你送白晓静一个，自己留一个。这吹弹欲破的拈酸吃醋令人忍俊不禁。这是少年版的绅士作派，少年版的怜香惜玉，少年版的拈酸吃醋，让后来进入内地的欧美、港台影视相形见绌。

　　这是禹风的专利。多年以后他逛欧洲居巴黎，英语法语混世界，正是1976的静安打下的底子。

　　作品里人物的愤怒和作者的愤怒，决不是一回事情。在很多小说、影视里，我们看到贫穷，暴力，仇恨，控诉，看到作者的愤怒。无需追究作者的主观，在客观上，这些情绪理性不够，积少成多可能成为暴力革命火箭的燃液。禹风没有愤怒，《静安1976》里关于少年友谊的描写，是对仇恨意识的反讽与消解，也是对人性复苏的期待。

　　葛小宝们读小学六年级，正是性意识启蒙的年龄。1976的上海，革命背景即将退场，声色犬马尚未归来。少年无意中瞟到邻家女人洗澡，瞟到马红娣在石家阿爸面前露出的身体，便心惊肉跳自责不已。少年无由地喜欢骑着楼梯扶手向下滑行，他能辨别女人身上是搽香还是体香。禹风把少年性意识的蒙发及由此生出的苦恼自责写到体贴细微，就表现少年的内心世界而言，这并非可有可无之笔。

　　女孩总比男孩早熟些，白晓静对葛小宝的心思更加饱满。葛小宝长期给白小静辅导功课，得到白家大人喜欢。白晓静对纠缠她的施家小儿子宣称，小宝是她的男朋友，让葛小宝感到压力。小说后半部分写足两人来来往往，最后结局令人惋惜。白晓静考上外语学院附中，葛小宝家搬离朱家小花园，两人阴错阳差见不到面，葛小宝在明信片上写道：晓静同学，让我们坐上疾驶的火车，向美好的未来前进！白晓静看完幽幽骂一句：臭小宝，一句人话也没留呀。

　　两小无猜，两小无猜，究其实只是不懂爱情。这末尾令人遗憾之处，便是禹风用小说向一生难忘的少年女友告别。

　　《静安1976》人物众多。老一辈朱家、武家、王家、丁家、苏家，小一辈洪平、洪亮、国祥、志祥、雅茹、小玲，少年人晓静、蔡晏、小不点……场面阔大却不凌乱，人物性格也不含糊。即使偶尔出现的串场人物，革委会主任老吴和地下牧师老胡，弄堂小“赤佬”阿六头，也都各有情节担当，有来路有去处，为故事添色添彩。上海五方杂处，百业兴旺，广东人，宁波人，下江人，苏北人，杭州人，本埠人……他们的语言习俗大不相同，各行业各阶层也有自己的范式，禹风熟稔于心，下笔准确，老上海人读来定然会心一笑。

　　话说回来，世上没有无可挑剔的作品。小说的“形”与“神”是天生的欢喜冤家。“形似”太活跃“神似”便沉默，“形似”让一让“神似”便跟上。文与质，两者如何相得益彰，却也是言人人殊，不可强求。

　　与今天中国之夜的辉煌灯火相比，昔日外滩、南京路、准海路的霓虹早已黯然失色。与此相应的是，上海老房子拆拆迁迁，原著民纷纷迁居市郊，街坊弄堂所剩不多。禹风们由此更加怀念旧日时光，好在他们有本事记录。“如果我不讲述，我便不曾存在；如果我不记录，半个世纪的我的上海滩就长眠记忆中。[15]”

　　那些天真可爱的少年啊，已经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沧桑中年了吧，有的在上海，有的在外地，有的在海外，当你搅动杯里咖啡或者点起一支香烟，若要寻找逝去的岁月，禹风的《静安1976》恭候不谢。兼具文学读本和社会学读本双重身分，正是小说的荣耀归宿。

　　[15]禹风：《静安1976 自序》

　　《静安1976》读后感(四)：上海静观者言（四）

　　作者：榛子

　　女人和都市是小说家挥霍不尽的资源。

　　《静安1976》里写了许多女性，“癞三[11]”马红娣是最完整、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在世俗看来“癞三”是轻贱的，淫邪的，她与职业妓女不同。新社会取缔了卖淫的妓女，却对“癞三”无可奈何。正因如此，“癞三”具有出人意料的杀伤力，她让广大良家妇女恨之入骨，却同时成为男人梦里的蘑菇。“癞三”从来逃不脱男人的纠缠，“癞三”是男人在梦里都想嗅一下的，在男人那里，得不到的“癞三”才是“癞三”，得到了，便是无毒的美味。在《静安1976》里，石家阿爸得到了“癞三”马红娣，便把她提携到向阳院做事，可以对邻居们指手画脚。

　　这便是绝望的反抗，惨烈的报复。“黑格尔给悲剧的定义是：相互冲突的两种精神，都值得我们同情。推演之：相互背反的两种选择均属无奈，那才是悲剧。而来个清官即可化悲为喜的故事，乃愚昧的成果，只能算惨剧。[13]”

　　故事发展到这里痛快是痛快了，似乎缺了点回味。却不料峰回路转，在马红娣失踪的日子里，她的瞎眼母亲沿街呼叫女儿，人们才知道这一对城市里赤贫的母女，住在弄堂尽头一间破砖搭建的陋屋里，比旧社会从外地流落到上海的小苏都不如。

　　1976年的春天多么美好，连朱家都看到了希望。可怜的马红娣为生活所迫找到个“港澳台”，约会的私密空间都没有，只能在弄堂暗角的棕榈树下卿卿我我，活活被施家捉个现行。埋伏在黑暗里的施家儿子们，突然亮起手电罩住这对倒霉的男女，施家夫妇在一旁拉响小提琴狂奏《卡门序曲》，引来众多邻居围观，上海滩上与卡门同样桀骜不驯的马红娣，在这个夜晚遭到艺术的强暴。

　　这一出出人间活剧后头，隐藏着一个总导演，他不是禹风，而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是可爱可怕的双面体，一旦放出魔盒，空中密密麻麻飞舞的只是这两个因子：善与恶。

　　小说家的任务之一，便是探究人性的可能性——善如何守持，恶怎样突进，善与恶因何转换，人到底可以恶到什么地步，无意识的众恶、群恶的积蓄、爆发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条件。

　　在母亲眼里马红娣是善。“你不要看不起阿拉红娣，她没一技之长，又要负担我这瞎子。她对我老孝敬，从不短我一顿饭，还买新衣裳给我穿。她没读过书，没人教做人，现在出乖露丑虽然活该，她也有苦衷呃。你千万不要看不起红娣！[14]”

　　马红娣的瞎眼母亲，武家婆婆，都是不幸的上海女人。上海女人有超过外地女人的虚荣心，却也有别样悲惨的身世。马红娣母亲生病无钱医治，悄无声息告别人世；武家婆婆住在底楼储藏间里，后来干脆被儿子儿媳送回宁波乡下，从此在上海滩蒸发。即使1976的10月即将到来，她们的命运离洗牌机器太远，这城市的牌再怎么洗，她们依旧还是她们。

　　武家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搽得香喷喷在楼道里走出走进，是葛小宝眼中瑰丽的风景，三个姐姐身上不同的香味，每每在少年心里掀起小小的波澜和遐想。但在严酷的生活里，为了过上好些的日子，武家大女儿嫁了个美国老头提姆，武家二女儿、三女儿跟单位里领导勾勾搭搭，毫不顾忌对方有妇之夫的身分。

　　有钱人家的女儿王小玲，爱上了每天举杠铃练出一自腱子肉的煤球厂工人丁家志刚，却遭到家里人一致反对，因为门不当户不对。退还抄家物品退还房屋的消息，助长了有产阶级的气焰，王家父子对丁家穷追不放，欲哭无泪的丁志刚对王小玲说了一句“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算是无产阶级认怂的表白。这丁家真是祸不单行，丁志祥和朱家的雅茹默默相爱，也遭到朱家无情退单。

　　穷家女儿伤心，富家闺秀伤情，少年一眼瞟来，直让读者感叹。

　　[11]关于“癞三”这一称呼的由来，版本颇多说法不一，百度的解释是：这是上海旧时洋泾浜英语的误导，苏格兰英语中小女孩叫：lassock,译音为“赖赛克”，上海人读成了“赖三个”。而上海话中“个”为助字，所以，省略后就把洋女人叫成“赖三”。因洋女人开放前卫，上海人看到她们“香面孔”（亲吻）都很随便，就觉得洋女人很放荡败俗。后来就把淫荡的女人叫做“赖三”，逐渐就成了女流氓的代名词。也有人写作“拉三”，皆取其音。其实“癞三”更接近沪语读音，且“癞”字突出了轻蔑意味，似乎更贴一些。

　　[12] 王安忆：《建筑与乡愁》

　　[13]史铁生：《姜文的电影》

　　[14]禹风：《静安1976》P181

　　《静安1976》读后感(五)：上海静观者言（二）

　　作者：榛子

　　《批斗大小爷叔》一章里交待了几组人物关系，包含了相当丰富的社会内容，了解从前的历史可以说是解读《静安1976》的钥匙，否则不要说外地读者，即便是涉事未深的年轻的上海读者，如果不了解上海的过去，也难以领会小说的真味。

　　葛小宝家居住的小楼，既不是上海的老公寓、石库门或老弄堂，也不是贫民居住的“棚户区”，更不是新政府为解决劳动者住房困难而建造的“工人新村”，而是1950年以前的私人花园洋房“朱家小花园”。朱家显见是老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者。上世纪50年代，民族工商业者交出自己的房屋、企业、财产，以支持新政府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为自己换取平安境遇。于是朱家搬到一楼阴暗潮湿的北向一隅，空出来的房屋由政府安置无房市民。

　　葛小宝从小寄养在朱家，长大后每天在朱家吃一顿饭，他得以每天出入朱家，对朱家的事情看得更多。小宝非常崇拜朱家人的“腔调”亦即尊严感，批斗在即，朱家兄弟仍然照常午睡，临上“公堂”，他们的姐（妹）[3]吩咐他们“揩一把面（洗一把脸）”，被批斗的朱家兄弟坐在高椅上，旁边摆一杯新沏的绿茶，批斗者则坐着高低不齐的矮凳，大户人家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段世相画面很值得咀嚼。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没有把人们心里的产权意识扫清，时代风向一旦回旋，旧有的产权意识便死灰复燃。那些批斗者貌似理直气壮，心里却明白房子老底子到底是人家的。无业人员小苏企图通过批斗叫朱家再让一间房屋，以解决自家的住房困难，却被葛小宝一通乱骂，批斗会草草散场。

　　朱家小花园住着很多小苏这样的无单位的无业人员。无单位人员从来不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反而是新政府比较头疼的一个阶层：来历不明，政治面貌不清，无固定收入，流动性大，生计所需及年节福利严重依赖政府[4]。新政府破坏了旧的等级，却又建立了新的等级，同样坐在批斗人群里的小苏，即便他敢于站出来跟朱家兄弟“单挑”，仍然是人们眼里的最低阶层，因而葛小宝才敢指着他乱骂。故事到了《一家人团团圆圆》一章，朱家插队江西的女儿老六回到上海，洗了头洗了澡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上门来跟小苏“单挑”。 “六阿姨轻悄悄反手将小宝往身后一推：我辣你个妈妈！你个赤佬！欺负阿拉爷娘是哇？姑奶奶不在上海，你以为阿拉屋里没人呀！你老想住到我家来是哇？好呀，你来！姑奶奶从今天开始，在楼下等你们两个贼夫妻！你不来不是人！”[5]

　　在有产者与无产者对峙的局部空间里，无产者忍气吞声，有产者扬眉吐气，这场面可以看作拨乱反正的前戏，也透露出有产者后代粗鄙化的表征。

　　朱家伯伯朱正庭，旧工商业者，参加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后做过电厂的技术副厂长，可见其虽为“剥削者”仍有一技之长，运动高潮时被免去职务接受劳动改造，沦落到人生最低谷。唐山大地震又被电厂“任命”为“领队”，带队去灾区援救，其工作性质是对灾区进行技术输出。这一任命可以看出朱正庭具有技术专长和管理能力，其身份却正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控制使用”。在整个50—70年代，上海有无数这样的人才流落到全国各地，并处在同样的尴尬境遇，这也是科学与文明在彼时中国的诡异遭遇。

　　朱正庭在唐山操劳太久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回到上海以后，两个儿子要去厂里讨说法，却被他严正劝阻，说出来的话相当得体。“歇了歇，朱伯伯讲：看见唐山，就不会生这份闲气了！你们都觉得自家苦，哪晓得唐山家破人亡，死了没人收尸，臭得像十八层地狱！我们比一比，简直在天堂！”[6]

　　我们无法猜度一个资本家是如何成为识大体顾大局最终为抗震救灾献身的英雄，这个变化究竟证明了人的素质之恒久可贵，还是解释了对“剥削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合理性。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民族工商业者都有一部节衣缩食亲力亲为的创业史。

　　朱家伯伯是文学形象还是实有其人，这个问题看似无关紧要。禹风是记者出身，转为小说写作之后，他仍然主张“所写必我经我见”。这一主张可能会限制创作的想像力，却也有效地避免了描写失真的遗憾，使得朱正庭这一人物比影视剧里或是脑满肠肥或是唯唯诺诺的“剥削者”形象真实可信。

　　朱正庭的三弟朱振北，旧社会《中央日报》的记者，无业，靠兄长养活度日。这个旧社会的写作者无时无刻不处在压抑苦闷之中。他是个有洁癖的人，从不去公共浴室洗澡，家里的浴缸在运动中敲掉了，他自备木桶烧水洗澡。然而街道命令他跟随众人去黄浦江捞浮尸，彻底击溃他最后的自尊。在江里泡上一天带回满身恶臭，他只能到拥挤肮脏的公共浴室洗澡，更让他惊心的是，捞浮尸竟会捞到圣约翰大学的同学[7]。在1949年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很多人面临着关乎生死的选择，朱振北错失了选择机会，或者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足以让他后悔半生。这个旧社会遗留的文人，远没有他大哥朱正庭应对社会动荡的定力，他痛心疾首地以种子做比喻，对葛小宝说“该逃的时候一定要逃走，剁了手也要逃走”[8]，表露出这个旧社会报人心中无比的懊悔和沉痛。

　　好在运势在转。朱家在运动中被查抄的物品要归还了，朱家被他人居住的房屋也要归还了。这形势真是有风有雨有阳光，有人欢喜有人忧。朱家的房客忙着寻找新的居所，有单位的人家靠单位解决，无单位的修车匠小苏则无处求告。葛小宝的父母是中学教师，也为一时找不到新住处关起门来吵架。住在碎砖搭建的破屋里的马红娣，她的老娘贫病而故，没钱看医生直接送到太平间，“好比砖头缝缝死了一只蟋蟀”。黄浦江苏州河里的浮尸突然多了起来，预示新一轮洗牌即将开始。给朱振北施过洗礼的地下牧师老胡莫明其妙失踪，大概也是天意，朱振北竟然在苏州河捞到他的尼龙公文包，里面是一本浸湿的《新约》……这城市的牌不管如何洗，总有无辜者得到补偿，也总有无辜者沦为新的牺牲品。四十年后的今天，也许朱振北摇身变为归国华侨荣归故里，举目四望物是人非，这本《静安1976》便装满了足够他欣慰的乡愁。

　　[3]朱家孃孃是朱振北之姐，朱振东之妹。

　　[4]张济顺：《远去的都市》

　　[5]禹风：《静安1976》P095

　　[6]禹风：《静安1976》P92

　　[7]“阿哥，我晓得要出事体，没想到应在你身上。你晓得这些畜生叫我到苏州河去做啥？去撩死人呀！苏州河黄浦江有浮尸，泡得肿起来，像气球！我一看，我伤心，阿哥，我还撩到了我圣约翰学堂的同学！……” ——禹风：《静安1976》P101

　　[8]禹风：《静安1976》P185

　　《静安1976》读后感(六)：《静安1976》：小生活与大历史

　　从读者角度来说，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聚焦型，随着阅读的终结，总可读出某种清晰的题旨和思想来；一类是发散型，在阅读结束的那一刻，小说的题旨也随之发散和模糊了，难以找到某种聚焦点。两类小说无关高下，各自精彩，各自有人喜欢。前者可以读到小说的力量和深刻，后者可以感受到生活的丰赡和细腻。禹风的长篇小说《静安1976》属于后一类。读完15万字的《静安1976》，我停顿下来，习惯性地想一想：小说写了什么？小说家要与我交流什么？当我试图从未曾消失正升腾着热气的阅读记忆中获得答案时，我却有些犯难，抓不住要点，就像无数的文字沙粒一颗颗从我指缝间漏走，我却未能筛选下大颗粒的闪着光亮的“题旨宝石”。我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假使我给小说家禹风打个电话或发条微信，问他《静安1976》写了什么，我似乎看到他略带狡黠的表情说，我也不知道，你说写了什么就写了什么。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回答。一部小说写了什么？这样的问题交给作者显然有失偏颇，它属于每一个读者，一百个读者会有一百一十个哈姆雷特。问题是，我们读者总是有些功利地渴望从一部小说中聚焦出某个题旨和思想来，获取精神的“利润”——当然这也天经地义——然而，有些小说却执拗地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不提供给读者那种清晰和确凿，它如时间的流水漫过生活中的每一寸土地，如深秋早晨的雾霭笼罩整个大地，盛大而朦胧。当然，一个小说家写下一部漫长的小说总是想记录些什么、思考些什么、表达些什么，但当他的记录随记忆跳跃、他的思考不甚明晰、他的表达欲言又止时，他的小说便呈现出某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美来。禹风的《静安1976》拥有的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读者我而言，既是一种阅读吸引也是一种阅读挑战，我愿意接受这种挑战，走进小说的构造世界里，去获得我的感受和触动。这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静安那一年，人生几十秋。时间是这世间最玄妙的存在，它不可逆，一刻不停，转瞬即逝，它具有相对性，远近与有无，瞬间与永恒，万千变化，它构成万物又解构万物。两位哲学大师对时间与心灵、精神与的关系做过系统论述，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没有心灵，时间就是不可能的。”黑格尔说：“以精神必然地现相在时间中。”意思是说人的心灵、精神与时间互为存在、互为现相，那么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人类的艺术无不是对时间的认证和阐释。小说也不例外，小说对人的心灵和精神的表达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多种维度上展开，与小说的空间相比，小说对时间的依赖和拓展显得尤为独特，这一点从《静安1976》中可以发现。在我看来，《静安1976》至少涉及时间的三个维度。一是表现时间的相对性。小说题目叫“静安那一年”，回忆静安之地那一两年发生的事情，回忆的时候小说主人公葛小宝年近五十，中间隔了三十七八年，也就是说，一两年的事情影响了主人公近四十年，可以用“静安那一年，人生几十秋”来概括。时间在这里成为一个相对物，一两年等于三十七八年，如古人讲的“天上一日地下一年”。二是展示时间的多种情态。一年有多长？12个月，365天，这样说没错，但小说《静安1976》向我们描述了另一种时间情态，一年有15万字，有200页，无形变有形。小说在讲述一年的故事时，以夏、秋、冬、春四个季节来结构，但是在每个季节的叙述中，故事的时间又回到模糊、混沌状态，禹风并没有交代哪一天哪一时，这种写法契合了记忆模糊的特质，时间的情态在小说中自由地变换，让小说别有意味。三是体现时间的非线性和多重性。小说家是时间的魔术师，他的道具是文字。禹风在小说中说：“岁月的旋涡，立马逆时针非转……”小说由“当下”进入“过去”，在对“过去”的表达中，由“夏日”开始到“春光”结束，时间在文字的叙述中自由翻转，从不同的时间点讲述一个故事或多个故事，塑造了时间的多重性和非线性，将读者带入叙事的魔幻和魅力之中。这是一部关于成长记忆的小说。少年成长记忆是雕刻在一个人心灵史上的印记，难以磨灭，一个作家的写作也难以绕过这种记忆。海明威说，一个伟大的作家需要一个不幸的童年。是否也可以说，一个出色的作家需要一个刻骨铭心的少年。我不知道禹风是否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少年成长，但《静安1976》确实写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少年成长记忆。所谓成长，就是一张白纸上时间之笔画出真善美的人生画卷的同时，也顺手画上了假丑恶。十一二岁的葛小宝，生活在静安区一座大的老房子里，老房子里住有十几家房客，特殊的年份，不同的人生，各家各户的欢乐与哭泣，共同搭建成葛小宝的成长舞台。舞台上有与他一同成长的小朋友白晓静，有小拉三马红娣，有三个风骚如花的武家三姐妹，有朱家嬢嬢和朱家两兄弟，有可怜的臭婆婆等等，他们有的善良真诚，有的热情大方，有的不合时宜，有的虚伪小气，如作者所说，“老屋里十几二十家房客的冗长日子，像江宁路上梧桐树叶，正面翻过来，就是毛拉拉的反面，反面一转，又是蜡光发亮的正面。”这些正面反面的影响就是小宝的成长记忆。讲述十二岁少年的成长故事，其底色终究是敞亮的阳光灿烂，天真、快乐、朴素，黑色的乌云偶尔笼罩天空，苦闷、冲动、失落，随着时间流逝，人一点点长大，一天比一天懂得事体，这个简单明晰的世界逐渐变得复杂模糊起来，那些弄堂里本来看不见的东西，被孩子们看见了，看见善良、诚意、欢喜的同时，也看见了谎言、陷阱和仇恨。当小说向我们呈现这种看见时，小说便与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关系，这是好小说品质之一。这部小说还写下了小生活与大历史的关系。小生活是弄堂老屋里的春夏秋冬、锅碗瓢盆、爱恨情仇、生老病死；大历史是特殊年份里的革委会、唐山大地震、揪斗游街、新天新地。小生活是葛小宝在四季里东游西逛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大历史是主宰人们命运的或明或暗亦有亦无的那种神秘力量。小生活与大历史是什么关系呢？小说家禹风借由《静安1976》试图做出阐释，或许可以从这样几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面与点的关系。那一年，是社会大历史中的一个点，也是人生年岁的一个点，但是当那一年变成春夏秋冬的每一个日子，变成许多的故事和细节时，它便是每一个人的小生活了，小生活是立体的多个面。另一方面，是对抗与裹挟的关系。小说中的马红娣是一个塑造得甚为成功的悲剧人物，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在于马红娣身上交织一个孤单女子，既有被大时代裹挟得无法动弹的无奈和绝望，又有个体对抗生活渴望获取享乐和尊严的绝地反击。当大历史的洪流奔涌而来时，自我命运如同被裹挟的那些残枝败叶，所谓的抗争只不过是翻转几个跟斗然后再顺流而下，但正是这几个抗争的跟斗，让人生显得尤为绚烂。再一方面是悲喜剧与正剧的关系。葛小宝及其周围的小生活每天都在上演多情的悲喜剧，而大历史颇似面无表情的正剧，任时间流逝，任雨打风吹去，我自无动于衷，见怪不怪了。不过，终究值得一过的是《静安1976》所描述可供选择的小生活，而小生活之上的大历史，我们无法选择和改变，只有迎头而上。四十年前的那一年如此，今天也是如此。《静安1976》是一部精致的作品，它留给我们丰富的想象空间和阐释空间，在许多成长小说和关于那个特殊年份的小说中，它仍是独特的。我依然想说，如果你想从这个小说里得到明晰的题旨，或许你会失望，但如果你抱着“来看看，过去那一年发生了什么”的态度来阅读，你或许会收获满满，思绪绵长。

　　作者：石华鹏

　　《静安1976》读后感(七)：《静安1976》：像葛小宝那样观世界后——

　　阅读禹风的长篇小说《静安1976》的过程中，我总是想到陈平女士的中篇小说《七宝楼台》。

　　不像禹风将小说的主角葛小宝和白晓静的人生长路定格在了1976年，陈平始终追随着女主角乔安她步步惊心的成长历程，直到她实现了人生梦想，那时，已经跨入了新世纪。从篇幅到时间跨度，两篇风马牛不相及乎的小说，怎么就让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由此及彼呢？就因为《静安1976》和《七宝楼台》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海或者与上海有关吗？

　　对。

《七宝楼台》的上海部分的重头戏虽然止于1966年，但是，正因为乔安母女不得已撤离了"有法国梧桐的嫩海牙，有无花果树下幽深的弄堂"的上海，原本只能蛰居在工人新村甚至棚户区的葛小宝们，才有可能入住《静安1976》所呈现的区域：江宁路、陕西北路、南京西路。上海市民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前，那一带被称作上海的上只角。

　　《静安1976》之前，作家们更倾向于将同情给予被迫失去位于上只角家园的乔安母女们，却鲜少关注当固化的阶层被意外踏破后，突然破除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壁垒，给原本肯定无缘上只角风情的在下只角长大的少年，带去了什么样的冲击。

静安区少年儿童图书馆，一栋老洋楼

　　葛小宝跟着父母寄居的"无花果树下幽深的弄堂"里曾经漂亮过的带花园的老房子，原本属于朱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朱家被赶到了底层潮湿的后厢房，"二楼被分隔出十五六个房间，分配给十五六家人家来住。什么系统分来的人都有，教育局分来的老师，公安局分来的小警察，医院分来的夜班医师，工业二局分来的厂干部，也有不晓得啥路数来的无业者，不是从前资本家屋里的小开，就是谁谁谁留下带不走的小老婆……"为不小心放跑了一只金屎虫而掉眼泪的葛小宝，在故事结束的时候，因为朱家落实了政策不得不搬离老房子，可就因为曾经在老房子里住过一段时间，葛小宝的见识就跟一直生活在工人新村或棚户区的孩子不能同日而语："他不记得自己啥时起，为啥原因把立场搬到了房东朱家一边去的"。

　　身在其中的葛小宝不知道原因，读《静安1976》的人知道，那是因为葛小宝生出来就被忙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父母寄养在了朱家，也就是说葛小宝是由朱家的老姑娘一手带大的，"外头这排下等人，猢狲穿西装"，朱家老姑娘无时无刻不再葛小宝耳边叨叨着的类似话语，决定了"小宝觉得老家具摸上去跟家具店卖的便宜货不一样，他欢喜摸那些老而潮湿的木纹，尤其喜爱沉甸甸往肺里头沉下去的老木头气味"。试想，假如没有住进朱家老宅二楼的机缘，葛小宝哪能听得到朱家老姑娘那一句句又酸又涩的吐槽？又怎么可能摸得到堆在朱家后厢房里的旧家具？葛小宝在朱家老房子二楼隔出来的一间小屋里看到的人和事以及物件，肯定会沉淀进他后来的人生中。

　　同样会沉淀进葛小宝人生里的，还有武家的故事。

武家姆妈除了跟小宝家一样住在朱家老房子的二楼外，还跟小宝家一样，喜欢在顶楼晒台上栽种花花草草，"每到三伏天，武家姆妈就用白石灰把晒台整个涂上一遍，反射阳光。看上去大热天落雪。她包揽了大晒台东边的女儿墙，花花草草养起来比小宝阿爸有格局，繁复多样、高矮简密、错落有致"。1970年代，为衣食担忧的上海市民谁有闲心种花弄草？可见，武家姆妈是个有故事的女人，这不，天生敏感、开始通过朱家老房子里形形色色的房客观世界的葛小宝，就在武家姆妈身上投注更多的注意力。我们或可将葛小宝对武家的特别关注归因于武家姆妈有三个姿色了得的女儿——纵然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代，少年的春心却不会因此而僵死。在非灰即黑的1976年，武家姆妈的3个女儿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一定会被葛小宝收录到了记忆里。不过，让葛小宝学会条分缕析看世界的，就武家姆妈一家而言，是那个被她们扔在过道里、跟武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臭老太婆。既然是武家的人，臭老太婆何以被武家推到房门外？风尘女子、小老婆等等与臭老太婆相关的字眼，1976年的葛小宝也许还不懂，但是，武家姆妈家的故事，已经注定了葛小宝有别于那些在工人新村或棚户区长大的男孩、男人。1970年代静安寺的样样

　　让后来的葛小宝变得与众不同的，还有插队落户后一进家门就大哭不止的朱家三女儿、依凭仅有的一点姿色起伏沉沦的拉三马红娣、一门心思要抢占朱家更多房子的苏北房客小苏，等等。

　　不过，将来的葛小宝回忆起1976年的自己，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那个名叫白晓静的女孩。家境优渥、骨骼清奇、落落大方的白晓静，就算在1976年的静安区，也是一朵白莲花，也就是说，假如没有因缘际会跟着父母住进静安的江宁路、陕西北路、南京西路一带，葛小宝遇不到白晓静这样的女孩。禹风让成绩优秀的葛小宝帮助白晓静从懵懂的差生变成考上了上海的神仙学校外国语学校好学生，这个过程，谁又能说白晓静没有在影响着葛小宝？

　　读着《静安1976》，会想到《七宝楼台》，那是因为两部小说给了我一种错觉，仿佛乔安母女的离开，给了葛小宝们住进静安的可能。假如没有这种替换，以葛小宝为代表的那一群上海少年怎么不可能越过自己生活的环境看到更广阔、更丰富的上海？如此推测，绝不是为了粉饰乾坤颠倒的那些年，而是觉得，

　　禹风用虚构的《静安1976》真实记录的，是一个被他之前的作家所忽视的一个角度，那何尝不是历史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