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流两千年》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日交流两千年》是一本由[日] 藤家礼之助著作，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0.00元，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日交流两千年》精选点评：
●有两个地方看到感觉好逗比，一个是蒙古说要个日本建交，日本说蒙古是夷戎，不承认蒙古正统地位，竟然还和日本打仗，最后一仗4千多条船都给台风吹折海里了，忽必烈是气死的吧！哈哈哈！！ 第二就是 南明建立那里，什么福王，潞王给日本借兵，日本还真的借，幕府还超级重视，而且是答应了16次还是18次，虽然没有真的借过来，也是挺逗的。 最后，国姓爷，牛逼！ （恶意，揣测一下日本这么积极莫非是像在朝鲜半岛那样的，先进来，正好站个盘！然后再入侵？可怕）
●「（孙文《大亚洲主义》）最后，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或者做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客观友好的中日关系论述 融两千年交流史于200页小书之中
●2019#198th。这是一本中日外交的断代史，史料详实，文笔流畅，论证有力，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在亚洲史视角下重新审视中日历史的机会。整体读下来会发现在很多的时间里，中日外交都波及到了在朝利益，朝鲜半岛不太平啊……
●该书清晰流畅地梳理了两千年中日关系史的主要脉络，1977年首版，可见四十多年来魅力不减。几点感想：一，既高度概括复杂历史关系，又不吝笔墨分析中日关系史重大争议问题，将前代学者观点一一列出，再提出自己的想法。二，该书关注日本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反映的日本特质和东亚背景，如菅原道真停止遣唐使，不仅是因为唐朝衰落和耗费巨大，还因民间唐船已取代遣唐使成为主要贸易；再如北条政权对蒙古始终抵制不惜两战，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处于元宋交战状态，而日宋关系紧密，且商人僧侣已把蒙古残暴形象传给日本；又如日本对南朝南宋南明的友好一以贯之。三，正是长时段写法，该书才看出两国关系史的主流和不可分割的命运，此亦作者念兹在兹的现实关怀，引用孙中山的神户演讲主张日本应做“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为啥我们很少有人能写好长时段的历史？惭
●言简意赅，颇有见地
●来日旅游时读的，全书主线突出，且不晦涩，不需要很好的历史储备，但首尾两部分有点简单。
●一部非常有趣的日本史，也是一部东北亚的交互史，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之间的战与和，作者的视角看起来这是和平为主轴，战争只是波折的交流状态。中日之间固然在很多时候是冤家，但是看看这交互的历史，那些仇恨真的是有必要的东西么？
●古代部分是全书精华，邪马台国的位置、倭五王的考证都有作者的研究心得。后面略嫌流水，毕竟是七十年代的书，入门看还是不错的选择。
●资料很全面，论点推论过程站得住。
《中日交流两千年》读后感(一)：中日交流两千年
这本书花了两三天时间慢慢看完了，也不长总共200多页。 正如书名一样写的是中日的交流，对于日本史几乎没有提及，可以说作为我的第一本日本历史读物来说是个不太好的选择，可没办法，谁让它是第一本到的呢。关于里面提到的日本史，看了很多维基的日语词条，也做了很多笔记，算是读得比较认真了。 提到中日的交流绝大部分人应该都会想到唐朝的遣唐使与鉴真东渡，但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0多年）就有了往来。早期的日本史只存在于中国的古籍之中，邪马台国（三国时期）之后更是有了150年的完全空白期。 本书的前部分关于邪马台国位置与倭五王的身份做了很详细的探讨和推测，是很精彩的部分。但后期就有些记流水账的感觉。 还有就是，有关历史读物，读者切不可把书上记载的事当做真实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也不是神，他们也只能通过史册来推测当年发生了什么，而史册也存在误记，所以才会产生对一个问题的多个学说解释。（这句话是一位日本史学家说的，但是名字忘了。）这本书在对邪马台国与倭五王问题的讨论中让我对这一点有了深切的认识。 总的来说还是一本不错的读物。
《中日交流两千年》读后感(二)：以邻为师：作为方法的他者
国际关系著名学者亚历山大·温特曾经强调，身份的塑造将决定国家利益及其行为。例如，500件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不如5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其原因在于朝鲜是其敌人、英国是其朋友的身份认知。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然而彼此之间却如雾里看花，其中夹杂着太多的想象与误解。然而藤家礼之助在《中日交流两千年》一书中言道，“中日近代百年的历史虽然主要是对立、侵略和反抗，但在此之前却有着长达两千年友好往来的历史。”中日彼此作为朋友的时间无疑远大于作为敌人的时间。鉴于此，《中日交流两千年》一书抽丝剥茧，选取倭王金印、遣唐使、入宋僧、蒙古来袭、甲午战争等事件串联起中日两国两千年的互动往来。不可否认，正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彼此以邻为师，将对方作为一种方法，通过他者塑造我者，通过学习成就我者。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破解当下中日关系困局的方法。
日本：师从中国
《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藤家礼之助就此强调“他们之所以跨越大海、奔向西方，恐怕是出于一种欲罢不能的愿望，即从先进国家吸收文化，以及借进贡的方式进行经济交流。”这无疑是中日两国交往历史中最早的典籍记载，也是日本师从中国的开始。公元60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隋使，前后共四批；公元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直到公元894年日本废止遣唐使，前后多达12批。这意味着中日交流史中黄金时代的开启。遣隋使和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学习中国佛法和典章制度，并且直接推动了日本大化革新。这些僧人与学生“对创建新王朝及随之而来的制度和法制的改革、整顿等充满了旺盛的求知欲，并贪婪地吸取。这一切都是大化改新后日本国家建设的重要参考。”正如《旧唐书·日本传》所记载，遣唐使们“所得钖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他们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中国，以无畏的勇气和开阔的胸怀学习中国文化，创造了中日交流史中的辉煌篇章。不过有必要指出，日本对于中国的学习是有选择的学习，例如科举制并未在日本推行。进入宋代，日本以邻为师的典型案例是入宋僧。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学习禅宗。因为日本武士们在不立文字、提倡绝对认识、主张死生一如的禅宗中，找到了其他宗派所不能给予的打动人心的精神共鸣。因而，禅宗作为受到武士政权支持的代表性宗教，在镰仓时代迎来了兴盛期。与此同时，入宋僧们学习建筑、纺织技术，以及引入喝茶的风俗，荣西和尚即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茶艺最终在日本演化出茶道，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师从日本
进入19世纪中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中国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时期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开启了向“他者”学习的进程。与此同时，日本吸取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经验教训，开启明治维新，一举成为列强之一。尤其是1894年中国遭遇甲午战争惨败后，随后于1896年派遣13名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这是中国前往日本的首批留学生。藤家礼之助指出，“两千年来，一直是日本向文化更为先进的中国学习。至此，可以说中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随着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黄种人的日本打败白种人的俄国，使世界为之一动。中国赴日留学生进而在1905年达到8000人，1906年突破1万人。不过严格来说，中国赴日留学生并非学习日本历史和文化，而是探究日本何以实现近代化，何以避免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这也就使得时隔一百年以后，日本依然是我们最陌生的邻居。《中日交流两千年》虽然出版于1977年，但是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即迎来了第二次学习日本的高潮。这一次主要学习日本如何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并开创了二战以后中日关系发展的“蜜月期”。例如，中国高铁技术快速发展与学习日本新干线技术不无关系。
纵览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人是一个从无到无的过程，国家或许亦然——基于这样的宏观视角，当前中日关系所面临的一系列摩擦和争端看起来可能都是微不足道的。问题是，二战以后中日两国彼此都存在选择性的角色塑造：亦师，亦友，亦敌。藤家礼之助的《中日交流两千年》一书通过历史梳理，使我们重新思考中日彼此间的角色认知，以邻为师，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即从日本以中国为师到中国以日本为师，两国形成了水乳交融的文化形态，当前这一互相学习的进程仍在继续，如何强化这一角色认知或许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
《中日交流两千年》读后感(三)：转发拙作一篇 谨向作者致敬
遣唐使——中日交流的重要承载者
章林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开放的朝代之一，同时也是中日两千多年的交流史中较为密切的一段时期。日本派遣到唐朝进行交流的使节——遣唐使，正是两国这段交流的重要承载者。 遣唐使的百年兴衰 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实际成行16次，3次任命后因故中止。若再排除1次为迎接渡唐后回日本的“迎入唐大使”和3次为送还访日后回唐朝的“送唐客使”，正式派遣的遣唐使为12次。 遣唐使团官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成员包括掌管祭祀的主神和水手、翻译、船师、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工匠以及警卫等各类人员，类别将近30种。此外，还有若干留学生和留学僧跟随使团一同赴唐。可以说，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航海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为了更好地把握遣唐使的发展演变，学者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遣唐使的不同分期。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根据遣唐使的目的和内容，将其分为初期、盛期、末期三个时期。 初期从630年舒明天皇派遣第一批遣唐使开始，到669年天智天皇派遣第五批遣唐使为止。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可以说是隋朝时期遣隋使的延续，其主要目的在于学习唐朝的制度、典章以及佛法。初期遣唐使团规模小，一般为两艘船，人数少，往往100至200人左右，组织也不严密。 盛期从702年文武天皇派遣第六批遣唐使开始，到752年孝谦天皇派遣第九批遣唐使为止。此时的遣唐使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唐朝。使团具有相当的规模，使节阵容齐整，一般为4艘船，总人数在500人左右。为此，日本古籍《万叶集》中经常以“四只船”来称呼遣唐使团。除了数量方面的变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质量的变化。盛期的遣唐使人才济济，如名垂史册的粟田真人、藤原清河、大伴古麿等人。此外，在遣唐留学生和留学僧中，诞生了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玄昉等人。 末期从777年光仁天皇派遣第十批遣唐使开始，到838年仁明天皇派遣第十二批遣唐使为止。末期的遣唐使在规模和组织上并不弱于盛期，但不管规模多么庞大，组织多么完整，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已呈现出明显的衰退征兆。最终，宇多天皇接受菅原道真的建议，于894年正式废止遣唐使。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遣唐使的衰落直至最终废止呢？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四个因素。 首先，盛极一时的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不安，国势日渐衰落，国际影响力江河日下，在日本人的眼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形象。 其次，日本经过200多年的摄取与吸收，已逐渐趋向饱和，开始进入消化阶段，对学习唐朝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 再次，派遣遣唐使耗资巨大，日本的国家财政压力日增，加上路程艰辛，朝廷和使节们逐渐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与热情。 最后，唐朝对日贸易不断增加，不仅弥补了日本对唐朝物品的需求，而且能够节省朝廷的费用开支和遣唐使往返的时间，让遣唐使的派遣失去了意义。 遣唐使的交通路线 遣唐使赴唐并前往都城长安的路线，大致可以分为北路、南岛路和南路三条。 北路从现在的福冈县一带出发，抵达朝鲜半岛的南岸后，沿朝鲜半岛西岸北上，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然后走陆路经莱州、青州、兖州、汴州、洛阳等地到达长安。北路虽然费些时日，但大部分是沿海岸线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所以遣唐使初期阶段几乎全走北路路线。不过，从日本文武天皇开始，遣唐使走的就几乎全是南岛路和南路。 南岛路主要从九州的西岸南下，沿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一带跨越东海，抵达长江下游流域。接着经由扬州，通过大运河邗沟和通济渠到汴州，然后西进至长安。南岛路主要航行在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南岛路和北路都需要航行一个月左右，有时甚至更长时间。 南路从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出发，横渡东海，在长江口和杭州湾附近登陆。接着也经由扬州，利用便利的水路交通，前往长安。南路是三条航路中耗时最短的路线。根据遣唐使伊吉博德的随行记录《伊吉博德书》记载，走南路的第四批遣唐使船，乘着强风，实际上仅用了两天半就到达了杭州湾附近。这同费时一个月左右的北路和南岛路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然而，南路也是最危险的航线。如第九批遣唐使的第二船就在归程中又被吹回到中国，之后才再次出发，比第一船晚了将近两年才回到日本。再如第十一批遣唐使船，在暴风中颠簸漂流了34天，才终于漂抵福州一带。 《续日本纪》中有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海上遇难事故的可怕情景：副使小野石根等60余人在一瞬间被海水淹没，船从正中间折为两段，40多人裸着身子聚集在船尾，6天不饮不食，随船漂流。 所以，有时候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地完成使命，同一批遣唐使团也会采取两条不同的航路。 遣唐使的多重使命 受当时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限制，遣唐使在跨越茫茫大海时，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因为他们背负着种种使命，所以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一代接一代地出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 在政治上，遣唐使背负着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使命。唐朝采取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与各国友好往来。自白村江战役之后，日本也积极同唐朝发展友好关系。遣唐使的派遣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次外交活动，其目的是希望通过频繁地出入来发出“日本声音”，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文化上，遣唐使背负着输入唐朝先进文化的使命。唐朝文化昌盛，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遣唐使的派遣，尤其是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的派遣，很明显就是为了引进唐朝的先进文化，以促进日本文化的迅速发展和进步。为了更好地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日本朝廷专门精选一批通晓经史、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一流人才作为遣唐使。当然，遣唐使团在唐朝也受到了盛情的接待。 经济上，遣唐使背负着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使命。日本与唐朝通过贡赐关系实际上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往来以互赠礼物的形式进行，即遣唐使贡献给唐朝赠品，唐朝则赏赐给遣唐使答礼。遣唐使贡献的赠品主要有银、绢、丝、绵、布等；唐朝回赠的礼物，主要有书籍、彩帛、香药、工艺品等。这些赠品大多不会直接进入市场，主要是满足天皇及贵族奢侈生活的需要，即便如此，在客观上还是对日本物质生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遣唐使的深远影响 遣唐使是中日交流史上前无古人的盛举，它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中日的友好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在古代世界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及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都是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的。在日本统治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制度革新时，遣唐使，尤其是担任国家要职的遣唐使主动谋改革、献良策，勇当政治改革的“智囊团”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促进了日本的文明开化，使日本进入了社会繁荣、文化鼎盛的历史时期。 我们可以举两位遣唐使官员的事例。吉备真备担任过遣唐副使，是从唐朝带回典籍和物品最多的一位留学生。他回日本后，在教育、礼仪、军事、刑律、建筑、历法、音乐等几乎所有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多治比县守担任过遣唐押使，同样从唐朝带回大批文化典籍。他回日本后，像时装表演一样，穿着唐玄宗所赐的朝服朝见天皇，并夸耀其朝服的优美雅致。结果，诸大臣纷纷仿效，从而带动了上层社会的移风易服。不久，天皇下诏，天下百姓衣服一律仿唐服。可见，通过遣唐使引进唐文化，常常立竿见影，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日本派遣遣唐使的目的之一，是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并帮助日本进行发展，而遣唐使确实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遣唐使从唐朝带回先进的制度与文化，促进了日本的制度和文化走向成熟。与此同时，遣唐使也将日本的某些优质产物带到唐朝，且有一些人留了下来，为唐朝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遣唐留学僧圆仁是典型代表。 阿倍仲麻吕的中国名叫晁衡，他在唐朝生活了50多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与王维、李白等互为知己好友。在唐朝任官期间，他一方面给日本的使者、留学生带去许多帮助，另一方面也为唐朝的朝野人士介绍了不少有关日本的知识，对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相互了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圆仁是随最后一批遣唐使入唐的，他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不仅非常详细且真实地记载了中国内地的情况，还细致地描绘了当时的物价、民间的各种风俗，以及有关佛教的情况，同时对繁杂的唐代官僚制也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因而美国的“日本通”赖肖尔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圆仁在周游中国方面所创下的成就要超过马可·波罗的记录”。虽然遣唐使后来被废止，但在友好交流氛围的影响下，中日两国民间的自发交往日渐活跃和繁荣。 总之，遣唐使作为中日交流的重要承载者，促进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发展和相互理解，在两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首发于2020年4月20日《学习时报》第3版。
《中日交流两千年》读后感(四)：中日交流两千年：落后就要挨打，日本对中国从仰慕到蔑视的原因
提到中日关系，相信很多人首先想起来的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稍微有点历史功底的大概会提一下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们，知道晁衡、鉴真和空海，除此之外呢？对中日关系的印象恐怕多半是空白的。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著名中国史学者藤家礼之助先生，从中国史书中有关日本的记载开始，按时代和标志性事件或者人物，全面介绍了中日两千年交流发展的诸多事件，将中日互动中的交流、融合、动荡以及相互学习都整理呈现在《中日交流两千年》这本薄薄的书页之中，一本小书把中日两千年的互动交流史都串联起来。
这本书并没有把两千年来的有关史实事无巨细的罗列堆砌，而是把握主要线索，结合每个时期两国发展的具体情况来考察当时中日交往的状态，（写到这里突然自惭形秽，想起自己写字经常主次不分，还总犯罗列堆砌的毛病。）脉络极其清晰，史料详实，是了解东亚史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
这本书对中日关系的评价十分客观，没有因为作者是日本人就对日本有诸多回护避讳。作者坦承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日交流史上最糟糕的时段，还介绍了那时因反对战争而被日本报纸恶毒谩骂的长谷川照子，让我们知道不管多黑暗的时刻，都有良心之光的存在。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国家，虽然在近百年中有过对立、侵略和反抗，但并不足以掩盖过去长达两千年友好往来的历史。
在过去的漫长时光里，可以说中国一直都是东亚的代表，接受周边国家的仰慕和学习以及朝贡，日本就是诸多国家中的一员，从西汉开始，就在向中华文化圈努力靠拢。
当中国汉朝统治朝鲜半岛的时代，日本才从长期、缓慢发展的绳文文化中摆脱出来，向出现金属器和水稻耕作的弥生文化转变，《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日本分为百余个村落国家。
这些村落国家中一部分比较强大的、对外部向往的国家，不知道是用组团还是单独的方式，千里迢迢派使者到现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乐浪郡太守那里，去进献方物，换取中国赐予的珍贵而稀奇的物品，然后满腔热情的回到日本。
在当时，中国的汉朝就像是朝气蓬勃的青年，神采奕奕的犹如旭日东升；日本那些小国家就是蹒跚学步的孩童，一脸钦慕崇敬的、跨越大海、借着进贡的方式来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再消化融汇成自己特有的文化。
到了中国东汉时期，日本遣使的对象就不是乐浪郡太守那样的边境机构，而是住在皇城中的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刘秀授予倭奴国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正式把来朝贡的日本奴国纳入中国的册封体制中。
对东汉朝廷来讲，奴国只是中华体系依附者的锦上添花，但对于奴国来说，却极具政治性，甚至超越了吸取文化或者经济交流的地步，因为中国皇帝对他的承认，无疑是对他在日本诸国地位中的肯定。
能够有这种果断的眼光，并不惜一切代价冒险航行朝贡中国，这也说明日本已经出现能够带领国民，走向微弱统一趋势的强硬领袖。到三世纪时，日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就已经形成十分集中的联合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统一的国家职能。
很明显，邪马台国的女王就是日本松散联合体国家的盟主，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邪马台国抢先对朝鲜半岛建立割据势力的公孙氏采取从属的姿态，并在公孙氏被消灭后迅速向新生的魏国遣派使者请求进贡，女王卑弥呼被魏明帝任命为亲魏倭王，并授予金印紫绶。
进入中国核心国家的册封体制，对提高卑弥呼在各国联合体的权威无疑是极为有效的，扯起大旗作虎皮嘛！甚至于，女王可能在朝鲜半岛南部也有经济据点，所获得的一切无疑是要借助于中国皇帝的权威和中国在东亚的威信。
随后，中国进入黑暗的五胡混乱时期，日本也进入激烈的内战，既而诞生了以大和朝廷为中心的集权国家，中日交流史出现长达147年的空白期。
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物的相互佐证，在四世纪末，日本就在朝鲜半岛就实施了相当激烈的军事介入，企图进占朝鲜半岛或者半岛的一部分。作为近邻，日本只要想对外，朝鲜半岛就首当其冲。
为了维护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的经济权益，加大与高句丽较量的筹码，日本不但和百济联盟，到五世纪还极力开展对中国的外交。
倭五王连续派遣使者跨越万里海洋向中国南朝朝贡，并接受中国南朝对国王的除授，从安东将军、倭国王，到安东将军、倭国王、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再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不要认为这些没有意义，倭五王冒着风险、花费巨大经费精力的殷勤进贡，就是要从当时做为东亚世界坐标轴的中国秩序中获得权威认证，他的目的就是确保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及扩张政策得到实施。
当然，新罗和百济并不见得就真的对日本俯首称臣，日本也并没有真的获得对朝鲜半岛南部的统治权，但是，他通过中国南朝的认证，获得形式上的承认，足以让日本挟“形式”以令诸侯。
时间来到了中国隋朝，壮年时期的中国和生机勃勃的日本，因为国书事件发生小纠葛，“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随后又有“东天皇敬问西天皇”的称呼，都引起隋炀帝的不高兴。
对于国书事件的解读无非两种，其一是认为词句有藐视中国的意思，因此激怒隋炀帝；其二则认为或许日本是企图站在对等的立场上同先进的中国对话，这自然引起具有中华意识的皇帝的不悦。
其实，个人觉得，或许有那种可能，日本居然不逊的自称天子，妄图和中国皇帝站在同一位置的原因，正说明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所致，为什么这样说呢？
让我们把目光倒回南北朝时代，倭五王曾多次向南朝遣使进贡，却从没有向北朝派遣使者，虽然从交通便利性来说，日本与北朝通行更容易，但翻遍和北朝有关的史书，都找不到北朝和日本交流的资料。
而同样接受南朝册封的高句丽和百济，都是脚踩两只船，不仅和北朝联系紧密，还频繁向南朝派遣使节，政治态度是灵活又现实。
日本却相反，完全无视北朝，即便跨越万里，也只和南朝通好，这很可能就是源自日本对中国文化圈的仰慕敬仰，认为南朝继承了汉魏晋，代表了中国唯一的正朔。所以，才对脱胎自北朝的隋朝缺乏崇敬心理，居然把自己放在和中国对等的地位，从此可见日本的正统思想有多顽固。（关于日本国书事件日本态度的原因纯属个人借助藤家礼之助先生思维的yy式扩散。）
不能否认，日本人有善于学习和识时务的特点，看到统一南北、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隋朝，日本酷爱学习、崇拜强者的天性再次泛滥，积极派遣留学生，去吸取学习隋朝的先进典章制度以及中国佛法，成为大化革新后日本国家建设的重要参考。
在中日交流史中占据最重要篇章的，就是遣唐使，而遣唐使正是遣隋使的延续，日本正式派遣的遣唐使前后达13次，主要目的还是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和佛法。
而正是由于中国唐朝的强大，才斩断了日本伸向朝鲜半岛的爪子，迫使他从根本上修正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并更加满腔热忱的学习唐朝的中国文化，也让繁荣的奈良文化走向成熟。
直到八世纪中叶，日本才对遣唐使失去积极性和热情，那是因为日本已经充分学习到唐朝文化的精髓，并在自己的国家积存相当不错的学术业绩，当然，也有与大唐的衰落、盗贼太多以及花费过于庞大、平安贵族的消极思想等诸多关系。
唐朝是中日交流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太多耀眼的光芒，有留唐53年险些命丧大海的晁衡（阿倍仲麻吕），有历经磨难还被卷入会昌废佛事件辗转回国的第三代天台座主圆仁，有入唐40年把日语都忘记回国遇难溺亡的圆载，更有六次东渡、失明也不放弃、给日本佛教界带来巨大影响的鉴真，那真是个令人心潮澎湃黄金时代啊！
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官方遣使的没落，民间私人商船的往来在九世纪中叶迅速兴起，从唐船首次到达日本至唐末的半个多世纪中，唐船到达日本的次数远远超过二十次，一直到五代北宋，都有私船往来。
此时的日本，认为自己已经吸收并掌握先进而优秀的中国文化（唐文化），因此，对中国的外交态度上变得消极，甚至没有赵官家的积极性高。
而赵官家则急需恢复大唐王朝在东亚的声威，所以才积极的和日本交流。日本消极的对外政策是因为他们的锁国方针，但并不能阻拦日本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继续憧憬和向往，宋日之间的贸易逐渐频繁起来。到了南宋时代，日本学习了宋船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不再像遣唐使那样频频遇难，是故他们的商船日益增多。
这时候，宋日之间的交流更多在于佛法上，入宋僧并不比入唐僧少，宋朝的禅宗在日本备受瞩目，除了宗教方面，喝茶的风俗、中国的纺织技术都随着入宋僧进入日本。
因为日本的正统王朝价值观，日本对中国的汉王朝有明显的亲近感，对汉族一方的仇敌——夷狄们是反感的，所以，在南北朝时代只遣使进贡南朝，在宋金对峙时，也从不和当时东亚霸主金国交流。
等蒙古来袭的时代，或许是北条时宗夜郎自大式的无知，对外国事务的意识过于淡泊，也或许是日本人不了解蒙古人的凶名，但更可能是因为日本的正统观念、潜意识对汉王朝的亲近感，才促使北条时宗从一开始，对蒙古的态度就是拒绝的，最终引发蒙古人的两次远征。
当文永、弘安之役结束后，战胜了蒙古人的日本统治者更加自尊自信，甚至自我膨胀，终元一朝，双方都没有官方往来，只有繁荣的私人商船往来，来促进双方在文化上的交流。
正是因为蒙古来袭，引起了战争，因为战争，引起了御家人制度的动摇，在贫穷流亡的武士中又产生倭寇，他们最初对高丽进行侵略掠夺，随即蔓延到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形成沿海地区的倭患。
其实，真正的倭寇在中国明朝和日本顺利建交后，曾经出现消亡的趋势，现实又果断的足利义满为了挽救窘迫的财政状况，也为了满足商人集团的欲望，就重新进入明朝的册封体制。既然纳入中国秩序，就必须做出回报，所以，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对倭寇进行了整治，当然，还有在明朝和朝鲜的双重打击下的原因，倭寇才暂时消失。
到了明朝中后期，嘉靖大倭寇就全面爆发，但众所周知，这时候的倭寇大半都是对抗明朝海禁政策的中国人，和前期热衷掠夺的真正倭寇性质是不同的，不管是真倭还是假倭，他们更多是武装起来的中小型冒险走私的商人集团，比如郑芝龙。
此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步履蹒跚，日本虽然处于群雄割据的动乱时代，对外界却充满了野望，因此，才有丰臣秀吉的文禄、庆长之役，就是这两场战役，以及连年的倭患，在中国人和朝鲜人心中，植下对日本深深的恐惧，让他们谈倭色变。
当明朝被清朝取代时，尽管日本处于锁国状态，但对夷狄出身的清朝并没有好感，明朝的残余势力甚至向日本频频借兵，希望能得到日本出兵援助，日本幕府还认真的讨论明人乞师的问题，足见日本对中国正统王朝的唇齿之情，作为邻国的日本反而比中国人更反感统治中国的夷狄王朝，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时间来到清末，中国在经历一个又一个的苦难时，日本则迅速的脱胎换骨走向西欧化，并再次跻身于强者秩序之中，成为亚洲的成功典范。昔日的学习对象中国却日益耄耋，终于因为朝鲜半岛的利益，双方发生战争，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决裂的导火索。
战争的胜利让中日关系彻底逆转，在历史上，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有多自卑、有多敬慕，如今就有多蔑视、多看不起，这其中有日本人信奉权势主义的原因，也有日本人历来现实的特点，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自信和自得。
日本对中国从仰慕到蔑视的原因就是这样简单，你，不再如往日般强大，已经变得腐朽衰弱，凭什么让人看得起你？
因为迫在眉睫的危机冲击，中国也在努力改变自己，一改两千年来日本向中国学习的状态，派遣留学生去向先进的日本学习，希望通过走捷径，学习正在消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日本。
而师徒身份的逆转，让日本产生更大的贪婪之心，开始策划入侵中国，实施他极其蛮横的扩张政策，把小人得志之态展现的淋漓尽致。
还好，底蕴深厚的中国并没有一蹶不振，在许多为祖国前途担忧、奔走的志士们的推动下，重新焕发出新生，并再次以强硬的姿态站立在世人面前。让战争的失败者日本不得不正视昔日的老师、以及短暂的学生——新的中国。
在漫长的两千年交流史中，中日两国从官方到民间，通过各种交往方式去交流了解，有温暖的友谊，也有冲突和战争，日本从来都是善于学习、擅长顺应形势变化、能够轻易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对外界更是充满了野望，当你强大时，他急需获得你的认可，迫切向你表达钦慕之情；当你衰弱时，他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你极尽蔑视，并伸出贪婪的黑手。摊上如此有上进心的邻居，该怎么办呢？
只能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学习一切先进的文化，让自己变得强大，让他对我们一直处于仰望的姿态，让他一直以依附中国秩序而骄傲！
不然，落后就要挨打，就是昔日的学生也会来践踏欺凌，所以，加油吧！中国！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