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春生的读后感大全
《万物春生》是一本由林为攀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页数：26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万物春生》精选点评：
●若我有命名之权，我会给他取一个世上最动听的名字： “春生”。
●小说中大量的想象没有停留在对器物细致的描摹上，而是纯粹的细节叙事，一段接一段，却又封闭在一个窄小的故事框架里。这对于靠大背景多人物混线索的类型作家来说，林为攀的这种写作，是他们不具备的。
●林为攀的作品致力于经营整体效果，在细节上往往信马由缰，顺其自然。由于作者良好的结构能力，小说规避了意识流的通病，总能在发散之后不失时机地收回，使情节走向始终处于作者的控制之下。如何在两天时间里装进一家三代人的历史，这部小说提供了范本。作者丰富的乡村经验在同辈作家中也很少见，这是他的优势，相信只要持续深耕，未来会有更加亮眼的表现。
●南方乡村的喧哗与骚动， 一个傻子的暗潮和低语。
●说实话一般 更像一个短篇故事集
●《万物春生》探讨的是人与之间关系的融合与裂变，题旨深刻独到，在写法上也有追求，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声音。
●就像印象派的作品，你得隔开一段距离去欣赏，这样你就会发现作者文学空间的根深叶茂。
●只有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才能真假难辨，才是生活的真相。
●好！
● 豆瓣分数虚高，其实也就一本可读的乡村小说，刻意模仿马尔克斯？
《万物春生》读后感(一)：一座南方乡村的喧哗与骚动 | 一个傻子的心灵暗潮和低语
“我”是倪氏家族的独孙，因脑袋反应慢，被人视为“傻子”。“我”常常陷入幻想，像一只好奇的鱼，经常被外界丢过来的诱饵勾引过去。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顾视角，由“我”发声，讲述了“我”在十岁那年春节前后的所见所想。十二个小节——大量的意识流、闪回、作者及人物对“我”的视角盲点的补充——共同将倪家三代人的生命画卷铺展开来：姐姐与“我”在家中的地位相去天壤,作为独孙的“我”即便脑袋不灵光，仍被视作珍宝。她却从小在家中成为劳力，六岁辍学回家放牛，在母亲的眼中牛比女儿的命值钱。父亲命途乖舛，被倪家收留，后与母亲渐生情愫，意外得子，入赘倪家，从此与走出乡村的同学们踏上殊途。爷爷是非常年代的狂热分子，时至今日也未能清明醒悟，甚至怀念那些可以动武的光辉岁月......不同于鲁迅《祝福》里的旧历年欢天喜地的场景，《万物春生》并不是年味儿十足，即使讲到传统习俗“传灯活动”也是滑稽可笑，还有小叔正月里在垃圾桶里找吃的、父亲在炮仗烟雾里捡鞋等一系列荒诞情节，使作品达到了与《祝福》同样的反讽效果，增添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作者书写的是自己最熟悉的那边土地，正如他自己所言——“写这部小说是为了给自己的童年作个告别，让自己的执念暂且放下，或者说小说是我抒发郁结的通道”——小说确实郁结着一股苍凉的气息。故事发生在“我”十岁那年，也就是2008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已推进多年，然而读者依然可以在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爱爬树的族长、会驱鬼的大脖子奶奶、与女尸温存的捞尸人、看黄色录影带的花甲老人——的身上看到闭塞乡村的落寞与人们命运的悲凉。
卡尔维诺说，每个青年作家都有一个明确的迫切感，就是要表现他的时代。林为攀写这部小说，是为了给童年作个告别，让执念暂且放下。他书写自己最难忘的那段记忆和最熟悉的那边土地，文字既有稚气之声，又有一股苍凉之意。
作品涌动着深沉而复杂的情感，试图往灵魂深处里走，挖掘人物心理的裂痕，揭开重男轻女、迷信神灵、不辨是非等一个又一个愚昧的伤疤，借傻子之口表达知识分子对乡村病症的指控，激起读者的阵阵隐痛。不过对作者自己而言，故事的尽头是他内心郁结的疏散，文中说“置身事外的怀念总比置身其间的苦熬容易”。如今，他终于可以将《万物春生》作为置身事外的怀念了。
《万物春生》读后感(二)：原乡与叠星
也许是和作者生长在同一个县，有太多的记忆和片段看起来倍感亲切，尤其是在月亮坝、电鱼、赴墟、禁忌等几个章节当中更是如此。这些客家原乡的意象在作者的组织之下得到真实还原，更为难得的是作者的目光没有停留在这些日常的琐碎当中，而是在这些原乡背景之下去挖掘展现人性当中更加复杂、多元、深刻的情感和生活状态。以傻子为视角的小说很容易陷入到呓语当中，其作品的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有所折扣，但就这部长篇小说来说，作者在傻子为主视角的情况下，另外很巧妙地增加了上帝视角作为补充，所以文章在傻子的迷糊之下，却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清醒与克制。作者在两个视角之间的相互转换和补充也做得滴水不漏，甚至不仔细观察很难区分视角的使用情况。 整篇文章给我的感觉大概也和文章当中的“叠星”（将鸡蛋壳用一根筷子串联起来）类似。事件就像是充满棱角的鸡蛋壳一样在读者面前展开，作者运用大量的插叙、倒叙、意识流、闪回等手法在其中穿针引线，将事件一一串联起来，使得作品更加发散、多解、朦胧、也更具有把玩性。与大多数的意识流作品艰涩难懂不同的是，这篇小说在保有结构艺术性的前提下并不影响小说文本的理解和解读。这种阅读体验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存在某种契合，两者都给读者一种随文本游荡，不知将被带到哪的奇特体验，但是看完之后便会觉得作品线头始终不断。可以说，这篇文章就像是一颗大树，如果沿着大树的的脉络走下去，很容易觉得作品斜逸旁飞，但如果读者隔开一定距离去看，便能发现作者所创造出的艺术世界的根深叶茂。文章线头始终不断，这也作者对文章掌控力的一种体现。 在文学世界当中，运用傻子这一形象写作的作家并不少见，尤其是在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之后，但是作者与福克纳、苏童、阿莱等人所塑造的傻子截然不同。在文章当中，傻子这一形象带着非常强的童年色彩，甚至可以说就是五六岁的童年视角。文章当中的傻子在某些地方表现出常人难有的机智。这种阅读体验和萧红的部分文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童年视角的前提下的淡漠无情但又始终保持着人性的善良，荒诞但分明又真实贴切，冷酷但生活中的细小的美感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又在文章当中时常涌现。作者没有去塑造傻子的凄苦和对现实生活的焦灼，这或许就是主人公天生所具有的乐天性格导致，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作者内心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那时候幸福就像苹果，随便咬一口就溢出汁液来。 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有多少后劲才是更值得关注，也希望作者不断地用作品证明自己的实力，越写越好。
《万物春生》读后感(三)：《万物春生》编后记：一个关于裂痕记忆的故事
一个关于裂痕记忆的故事
《福建文学》副主编 石华鹏
不到30岁的90后小说家林为攀，福建龙岩人，现居北京，不算太长的文学生涯，他已经收获了诸多作品和奖项，也收获了“青年新锐作家“的声名。他的势头正健，是在写作上施展拳脚的大好年华，难得可贵的是，年轻的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叙述声音和叙述语调，如果佐以写作的激情和才华，将会有出色的作品诞生。
林为攀的长篇新作《万物春生》就是一部有着自己的叙述声音和激情的作品，是一部有着独特感受力和思考深度的作品。
《万物春生》不长，只有12万字，一个小长篇，但思考的却是大问题：一个人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生命才能融入另一个家族？一棵樱桃树容易嫁接到一棵苹果树上，但一个人却很难真正融入另一个家族，既然难以融入，那么内心的断裂在所难免。
小说以一个十岁傻子“我”的视角展开，讲述倪家在大年三十那天，由一件琐事引发家庭纠纷，从而让“我”意外得知，原来父亲倪云洲本姓黄，叫黄红兵，在二十出头时入赘到倪家，从而生下姐姐和“我”。原以为已经完全融入了倪家生活，没想到爷爷的一席话让父亲惊讶地发现，倪家一直将他当个外人看待。父亲与母亲之间、父亲与爷爷之间、父亲与舅舅之间某种融合的平衡被微妙地打破，生活的摩擦和裂痕也在日常当中产生，无形之中时时刻刻在伤害一个十岁的傻子“我”。
“我“在胡思乱想中幻想姐姐以后或许也会招一个上门女婿，而“我“可能也会和“父亲”、舅舅一样，被别的女人娶回家。“我”要在被人娶走之前，提前给姐姐的儿子取名为：春生。以此期望一切都会如万物春生一般融洽与和谐。
这个故事的讲述或许会激起每一个少年心中的记忆：父母之间的争吵、家庭之间的暗战，或多或少总在伤害一个孩子简单而脆弱的内心。这种伤害会以成长的伤疤作为代价，它影响人的大半辈子甚至一辈子。林为攀写下这个独特的故事，其实他是写下了一个普遍的关于裂痕记忆的故事，他用这个故事表达一个渴望，渴望去修复那种难以融合的内心裂痕，人与人、人与一个家族、人与这个世界都是彼此融入的过程，但这一切又是何其艰难！
林为攀总在追求一种有辨识度的写作，这辨识度就是追求自己独特的叙述声音。在《万物春生》中他做到了这一点，他设置了一个少年傻子“我”的叙述视角，这一视角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它放大了一些被人忽略的细节，另一方面也打乱了叙述的时间和逻辑，让小说具有某种神秘的气息。小说史上，有几个著名的傻子视角，比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里的班吉、阿来《尘埃落定》里的二少爷，林为攀在这里也借用一个傻子来讲述故事，让裂痕的冷漠记忆有了温暖明亮的一面。
另外，林为攀讲故事的发生集中在几天内，尤其集中在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如此紧密的时空让看似散乱的叙述有了一个集中的内核。小说讲述一个傻子在几天内的内心变化，采用过年这个分界点，是作者的一种暗示——辞旧迎新：辞掉人们心里过往堆积的矛盾，迎来春暖花开的美好时光。但从母亲和舅舅、“我”和姐姐、父亲和爷爷的关系来看，这只是一个乌托邦似的美好期许，或许心里的裂痕才是众人活着的根基，才是世界运行的法则。
《万物春生》有自己的思考力度和艺术上的辨识度，是年轻的林为攀在小说创作上的新收获。
发表于2017年《福建文学》长篇小说专号
《万物春生》读后感(四)：自序：我希望写作时保持真诚
我以为，在生活中可以偷奸耍滑，在工作中可以敷衍了事，在学习中可以三心二意，唯独写作要百分之百真诚。
现在审视这本写完一年有余的小说，先不说结构，仅凭真诚二字即让我面无赧色。相较于短篇写作的一蹴而就，长篇的书写总要占据我过长的时间，这里的时间不是说书写的时间，也不是寻找素材的时间，这两样对我来说，都不成问题，而是无法号准素材的成熟时刻，就如掌握不了焐热一颗心的火候一样。
有时候，我宁愿找不到素材，如此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干别的事，然而我不去找它，它却自动送上门来，就在我窗边那棵陌生的树上。
正值冬季，树冠上有一个鸟窝，刚降过雪，地面一片洁白，我的大脑瞬间就被这幅雪景激活了，旋即回到幼时最冷的那一年。
接下来的几天，我试图忘记这个场景，因为我一直有个偏见，在脑海发酵不了三天的想法不值一写。没想到，三天过去了，脑海中的这棵树却越长越高，记忆里的雪也愈下愈大。我到底是被它攫住了，无法挣脱。
于是，我只好放下手头一切活计，每天通过散步或者观看街头大爷下象棋来喂养这娇贵的素材，我知道这次不会再无功而返，强烈的预感让我忍不住对将要书写的这本书狂喜不已，误以为彼时还不到27岁的我将要重现加缪27岁写出《局外人》的壮举。
就如在牌桌上最后一刻才能分高下，定输赢一样，我知道在这种紧要关头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因为不必要的冲动而吓跑这位高贵的缪斯女神。
所以我又把它在脑海里焐了一段时间——我还是首次克制这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待我在心中想好大概的开头和故事走向后，我终于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了。
那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菜做饭，在去和回的路上，都碰到了同一个发健身传单的小伙，那天我心情很好，因此我来回两次接了这个小伙的传单，而且我还在菜市场对每个大妈表示了我的友好和不差钱（因为我没让她们找零），这些大妈看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脸幸福地在摊位前东挑西选，都在掩嘴偷乐。
回到住处，我给自己做了一顿可口的早餐，然后抹了抹嘴对自己说：
“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开始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回答说：“准备好了。”
就这样，从那天起，我每天保持写五千字，在写作期间尽量关闭手机，尽量不与我的狐朋狗友来往，就连话都变少了，写作让我由一个话唠变成了哑巴。
我确实说不了太多话，因为我在书中和我创造出来的人物说太多了。我对书中的族长说，你应该跟别人不一样，族长真用他的举动给了我惊喜，如他在过年期间竟然认为乌鸦是孝顺的象征（乌鸦反哺），而其他人则认为是不祥的预兆；还有我在书中以“我”的视角围观了一场巴别塔事件，一个从城里回村的小孩和留守在乡村的小孩分别用普通话与土话对骂，但却彼此听不懂的滑稽场面……
走笔至此，如果非要我说写作长篇的必备条件，除了刚才所说的真诚，即把最有感触，最能触及内心柔软的情愫表达出来之外，另一个条件就是结构。
真诚是长篇的食材，结构则是佐料，两者缺一不可，缺了真诚则无法成席，少了结构味道又难免寡淡，因此如何避免发生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的情况，又得另费一番功夫。
以往无数成功的例子告诉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是最保险的办法，就如现实中的每个人都从昨天来到今天，直至走向明天，一切都是新奇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但这种结构的缺点就是过于平铺直叙，体现不出一个作者的匠心，毕竟我现在还年轻，还处于时刻要证明自己的阶段，当然不能像个千帆过尽的中老年人那样，怎么稳妥怎么来。
我选择的结构是把故事劈成三截，先捡第二截开始写，然后回过头去写第一截，最后再处理第三截，后来我看川端康成的《雪国》，发现他老人家也用了类似的结构，我才稍微松口气。
当然，每本小说都有不同的结构，每本小说同样也有不同的内容，这两者看似技术层面的环节，却对一本小说的好坏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作者书写时是否真诚，是的，我们不是作者心里的蛔虫，无法获悉作者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过却能从结构和内容上大致判断一个作者的写作心态。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我害怕要是读者觉得我写的不好，会不会认为我不够真诚，从而把书丢了？
2018年5月23日于北京朝阳
《万物春生》读后感(五)：梦境制造法则或唐•吉诃德和牧羊人打了一架
当我意犹未尽地读完《万物春生》时，脑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闪现出一个句子：“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这个场景或者这幅画面极有可能来自“万物春生”这四个字的直接刺激。不得不承认，林为攀又一次成功地勾起了我的乡愁。
《万物春生》以极具浪漫化的笔法将作者童年的生活经验糅合在绵密的虚构之中，无论是鸡鸣犬吠还是乡间闲谈，无论是白云游鱼还是趣闻轶事，都在这文本之中横行游弋，点缀着、构成着、完成着这幅作者苦心孤诣建构的田园图景。《乌鸦巢》的神秘悠远、《孵石》的天真幼稚、《叠星》的天马行空、《电鱼》的惊险刺激、《月亮坝》的烂漫任性、《玩具》的幽怆悲戚、《方圆》的刺骨现实、《嫁接》的淡薄人情、《赴墟》的孤独旅程、《不祥鸟》的谶纬悲鸣、《禁忌》的荒诞不经、《船灯》的尘埃落定，这十二章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一帧帧，一副副，让人沉迷。
“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这是《尘埃落定》的开头，巧的是，《万物春生》同样是以一个“傻子”的视角来观照世界。“我”的感觉异常灵敏，能从极其细微的表情、动作、对话甚至景物的变化当中察觉到常人所不能体会的东西，当然在最后一章，“我”又蜻蜓点水地提到这一切不过是“我”的虚构游戏，但真真假假之中，那些乡村生活的真实印记早已留在读者脑海中挥之不去。当然，所谓的归园田居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演义，这个场域之中，矛盾才是最主要的。且不说“我”家庭内部的种种罅隙，即使周围各种人物，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比如倪姓与吴梁李温之间，比如新旧孩子王之间，等等，这些人物关系形成有效叙事张力，有别于人头攒动的城市之海，这是乡间最真实的生机。这些生命力是自然的、坚韧的，有别于在狭窄的城市空间中压抑的那种反抗。我们无从猜测作者写作的初衷，但是蛰伏于繁华北京的作者到底下笔还是写了故乡。在钢筋水泥的大都市面前，故乡是既虚幻又无比真实的，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并不如在思维中那么洁净，但确实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或片刻抚慰了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所感受的巨大真实。
老实讲，“嫁接”理论并不是那么有力，在繁芜的叙述中，作者其实已经淡化了所谓的主题，任性地将一切“思想”淹没在泥沙俱下的想象之中。所以我们看到，林为攀小说中的闲笔非常之多，一方面这是天马行空想象能力的有力体现，另一方面，这种叙事技巧又恰如其分地分割着读者的阅读惯性，造成一种阶段性“缝合”的阅读快感。譬如在第一章《乌鸦巢》中，前面几段都在叙述族长摘乌鸦巢这件事，当叙述者作为第一人称出现的时候，文本重心就转入了对奶奶的描述，奶奶的眼睛、热心肠、对小事的专注、对人生的怀疑，一直到“这双由布和针线组成的鞋，就像窗外那个乌鸦巢”，才又将重心回到了族长。之后，“我”去给姐姐送手套时，中间又花了大量篇幅来写“我”捏雪人、为了长大做的一些趣事的回忆上，直到“还未沾上雪的衣服就这样让我明白了这块会动的石头原来是我的姐姐”，才又回到故事重心。而《电鱼》一章，几乎一整章都在叙述与主线毫不相关的乡间趣事上，直到最后才又将故事的主线与前一章缝合。在情节并不十分复杂的文本当中，这些闲笔有意无意地填补着叙述空白的同时也营造着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又为主题所服务。通篇来看，有“心智不全”之嫌的“我”所做的种种幼稚举动，其实无不带有一种“宣战”意味，父母以及奶奶对我的无限包容，挤占了对于姐姐的善意空间，这种悬殊的对比下，姐姐的生存状态更令人唏嘘。其实，《万物春生》中的主要男性角色都带有一种“柔弱”的特征，第十一章中提到，爷爷因为历史原因成为村子里最不受欢迎的人，在家里也并无更大的话语权；而“我”是个“傻子”；爸爸是入赘而来，虽然爆发了几次和外人的冲突，但那充满了为尊严而战的意味。
“老师怀念的是一个美化的乌托邦，不是真正的山村，就像后人能从陶潜的诗中感受到田园生活的乐趣，但要让后人真的‘荷月带锄归’无疑痴人说梦。”于是我们看到，真正承担起“复述”这田园生活角色的不是父亲的老师，而是父亲的“傻”儿子，这对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身份重叠。“傻子”往往是先知，这让我想起《秦腔》中的引生。“我”就像唐·吉诃德一样，在故乡的花草虫鱼中、在思维的肆意流动中，成为一个疯癫的英雄，揶揄他人的遭遇，怜悯姐姐的委屈，对恶反唇相讥，怀揣着小小的善亦步亦趋。而作者就像那个制造梦境的人，在漫长的思绪中，捡拾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就像那浪漫的“叠星”——熠熠发光的灵感碎片：“最后我用一根筷子把这些鸡蛋壳串起来，好几个夏夜父亲抱着我在屋檐下歇凉的时候，看到我手里的这串鸡蛋壳，都会把破碎的鸡蛋壳边沿比作天上的星星。”
《万物春生》的结尾是终结也是开始，姐姐的最终长大意味着“我”的童年的最终幻灭，迎接“我”的是猝防不及的成长洪流……这与作者的写作历程又如此相似，“田园三部曲”之后，我更期待一个拥有更多写作可能的林为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