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十年》读后感精选

　　《梁庄十年》是一本由梁鸿著作，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2，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梁庄十年》读后感(一)：故乡在哪里

我的老家和梁鸿老师一样，也在宛城。不过是在梁鸿老师所在的穰县北边一点的涅阳县。因为和梁鸿老师是本家，所以老家的村子也叫“梁庄”。

我的父亲从上世纪70年代，就完成了他的“出梁庄记”。所以我出生和成长在离老家1000多里地之外的地方。小时后，每隔几年，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去待个10天左右。和当地的小朋友，似乎也没有太多可以交流的地方。我的“梁庄”与我而言，似乎只是户口本上面籍贯那一栏中的几个字而已。

梁鸿老师的这本新书，又重新聚焦回了梁庄本身，意图探寻这10年之间乡村的变化。

里面提到了农民的土地还有房子。尽管很多人已经不再村庄生活，却依然会回到村庄，重新翻修他们的宅院。这个宅院，似乎就是他们和家里的纽带，标志着他们仍然是属于这里的一份子，他们也不会是无根的浮萍。

恰好同时再看的是黄奇帆教授写的《分析与思考》，里面特意提到了他在重庆工作期间，实践非常有效果的，用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地票”制度。简言之，就是已经不在农村生活 的农民，将自己的宅基地，以“地票”的形式，进行流转，置换成城市的土地开发指标。将宅基地恢复成耕地之后，出售宅基地的农民，可以获得一笔货币补偿，城市取得了开发的用地指标，同时保证耕地总面积不减少。看起来的确是农民、城市和国家的三赢。

这两本书一起看，还真是挺有意思。一遍是略显“冷酷”的经济学，另一边是带有稍许稳定的社会学。可能不会有谁对谁错直说，我们的社会，也正式在这种对冲之中，不断的向前发展。

书的最后一部分写到了死亡，这可能也是现实中，村庄不可避免走向衰亡的最好注脚。一直带领梁鸿老师进行走访的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朋友们，也慢慢都不再了。再过去些日子，梁鸿老师童年、青年时代的朋友们，可能也会慢慢离开。

虽然在第五章的最后，写了阳阳，以及其他村里的孩子，似乎还预示着下一代的希望。可是，阳阳们的未来还会在梁庄吗？阳阳的父母，一直都在外打工，似乎也不大会回到村里了。阳阳长大之后，也极有可能步父母的后尘，继续外出。

梁鸿老师在最后说道，她想要继续观察梁庄20年、30年。但那时候的梁庄，还是“她”的梁庄吗？她和“梁庄”还有多少纽带存在呢？她看那时候的梁庄，和看其他的村子还会有不一样吗？

奶奶的葬礼

我的奶奶在2019年夏天去世了，所以我又回到了那里。距离上次已经过去了差不多15、6年的时间。

似乎和小时候相比，很多地方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很多新盖的、漂亮的房子，但是可能常年没人居住，原来村里的水沟大部分都被填平了，小学也是新建设好的，还有了幼儿园。墙上刷的口号，已经从计划生育，变成了脱贫攻坚。家族中的长辈，很多我还依稀记得，他们也还记得我。

小时候住过的爷爷奶奶的房子，已经完全坍塌了。拿出手机拍了照片（突然想到，似乎之前从来没在老家拍过照片），想要留个纪念。没想到回来之后，手机就坏了，所有资料全都没有了。

下葬那天，面对着坟地里长眠的各位先辈，不知道我属不属于这里？这里是不是我的故乡啊？

　　《梁庄十年》读后感(二)：对“乡村”印象的彻底改变

《梁庄十年》应该是我看的第一本记叙村庄中人与事的书。在此之前，我几乎不愿去看这类题材的作品。

在此之前，中国的农村在我的眼里是无知、愚昧、混乱、嘈杂的代名词，我很少回乡下，不愿去见老家里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在我的刻板认知下，这些更年期女性总是不能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官体验。

第一次打破这种偏见的是《山海情》。

虽然无知愚昧混乱嘈杂的符号依然能在其中体现，但我能更体会到的是朴实，每个人都带着一股浓厚的淳朴热情，是经年累月被乡土气息熏陶所攒积下来的质朴。那种绽放在屏幕上，绽放在心里的干劲，勃发着的蓬勃朝气，带着农村独有的风味。

带着这样的心情，我收到了一篇推送，起初吸引我的是《梁庄十年》中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乡村的婚姻，是搭伙儿过日子，感情被高度挤压，有的只是程序化的生和育。

乡村的女孩，有的只是芝麻大的命。她们在婚后，成为了某某的母亲，某某的妻子，唯独失去了自己的姓名，直接变成“XX家的”。

推送里也提及了关于半包办婚姻，农村的早婚早育，以及新时代冲击下的文化的晃动。

“只有在晃动的状态下，才会有很多新的东西慢慢滋养出来，然后才有可能去撼动日常生活的顽固性。”

但是真的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最触及我神经末梢的却并不是其中提到的女性问题。女性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环，作者描述的事物很宽泛，小到个人的发迹，生与死，大到家族的兴衰，但一字一句，无不透露着她对梁庄的热爱。是那种将自身完全融入一个集体之中才会有的归属感，是归属感促成了这本充满爱意的书籍。这种炽热的感情也灼烧着我的心，让我更加投入到她的文字之中。

也是这种投入，更加动摇了我的偏见，我开始理解这些家长里短的欢乐，这种村庄之间以血缘为纽带的情感，一种与城市间坚硬冰冷的水泥地，方格间昏黄的灯光和路上轰鸣的汽笛声截然不同的，充实的喧闹。

作者像唱着一曲婉转的江南小调，笔触细腻，平中见奇。叙述风格让人舒心又平和。最让我心潮澎湃应该是第二章的“芝麻大的命”，说的是在时代极速变化下女孩子们的命运，某天夜里我坐在床上看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看完这些梁庄女孩儿们的经历，我更加庆幸于自己处在一个能和男性一同竞争的年代，对女性的偏见也在逐渐淡化减少。

但是看完之后最让人唏嘘的也许是最后一章，死亡是最沉重话题，在哪里都一样。原来曾经看过一篇农村老人的自杀报告：“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药儿子、绳儿子、水儿子这三儿子最可靠。”但是这本书里的死亡却没有触及太过深沉的伦理问题，而是以平静而得体的叙述着，包括“我”父亲的过世，并未留下太多笔墨，但是那种自持的冷静之下却掩盖不住弥漫在文字之间的悲，是利益与亲情撞击之下在腊月寒天里尸体沦为筹码之悲，是满院的荒草颓败下被擦去一切痕迹的明太爷长辞于世，是生命之灯接连熄灭的梁庄之悲。

但在这章的最后，也是全书的最后，作者写的是阳阳，沉默寡言的阳阳，眼中总寄着孤独的14岁少年，阳阳和梁庄的孩子们，又在书写着下一个梁庄十年。

　　《梁庄十年》读后感(三)：《梁庄十年》：中国的梁庄很中国

作者： 贺绍俊

梁庄是河南的一个小村庄，因为一位作家的缘故，它成为全国有影响的明星村。这位作家叫梁鸿。她通过自己的写作不断将村庄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因为梁庄成就了一位作家。梁庄成为了梁鸿的文学生产基地，她一连写了不少以梁庄的背景的文学作品，既有非虚构，也有长篇小说，计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光正的光》《四象》，等等。

我最初认识梁鸿时她还在写着学术论文，她是一名大学教师和学者，又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我们经常在一些文学研讨会上见面。后来她写了一部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作品一出来就火了，逐渐人们都把梁鸿称为非虚构作家，非虚构作家梁鸿比学者梁鸿名声更大。再后来，她相继又写出一批小说如《梁光正的光》《四象》等，她又多了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我再见到梁鸿时，她仍旧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但我总觉得她的笑容后面多了一些让人猜不透的东西。《梁庄十年》是梁鸿的新作，写的还是梁庄，采用的还是非虚构写作方式。我在阅读中就发现，你不能凭这个文本就简单地说梁鸿是一位非虚构作家。在这个文本中，梁鸿的非虚构作家身份、小说家身份和学者身份都有所呈现，这是一个多重身份重叠的文本。

非虚构和小说这两种记述文体都是在讲述同一个世界，只不过作者呈现世界的方式不一样，非虚构是在看世界，小说是在想象世界。我要专门说说非虚构的“看世界”。我们都有一双眼睛，都在看世界，如此说来，非虚构是否很容易写，你把你看世界的结果写出来不就可以了吗？的确如此，但你这样写出来的非虚构也许只是一些类似于新闻报道的文字，算不得真正的非虚构。真正的非虚构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有没有这种精神力量不是取决于你看到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你怎样去看。世界虽然只有一个，但我们每一个人看到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会以不一样的方式去看世界，比如有的仰视，有的俯视，有的平视，有的窥视，有的透视，有的还会像孙悟空一样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看过究竟。我以为，梁鸿的第一部非虚构《中国在梁庄》出来时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就因为她提供了不一样的看世界的方式。她是从梁庄来看中国的，或者说，她在看梁庄的时候会把中国这一大的背景置于梁庄的后台。当一位作家要从梁庄来看中国时，显然光用眼睛来看是不够的，她必须还要有一双思想的眼睛。

梁鸿的这一双思想的眼睛非常锐利，这缘于她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她研究文学，有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事实上，当她进行非虚构或小说写作时，她仍然没有失去其学者身份。我由此更愿意将她的非虚构文本视为她的另一种学术研究方式。她回到家乡梁庄，面对熟悉的山水和亲人，不仅有一种情感的交流，而且还会因此而激活她的学术思想终端，于是梁庄的人和事都成为了她进行思想阐释的入口。我揣摸梁鸿便是以这种怎样看世界的方式进行《梁庄十年》的写作的，虽然她的情绪在梁庄时时都会处在兴奋之中，但她从来不会闭上思想的眼睛，哪怕最不显眼的日常细节都有可能擦亮她的思想火花。比如她与一群女人聊着闲天的时候，大家忽然问起五奶奶叫什么名字，五奶奶被问得露出羞涩的笑容，因为好长时间都没人提过她的名字。正是五奶奶的羞涩让梁鸿的思想瞬间一阵颤栗，于是她发现在现实中，女性的名字一旦出嫁后就被抹杀掉了，这背后反映的则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诸问题。女性名字便成为一个重要入口，她进入到梁庄众多女人的人生经历中，她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命名为“芝麻粒儿大的命”，因为寡妇妈从小教育女儿，女孩子们就是一个芝麻籽儿那么大一个命。这一章节的内容还包括着作者的自省。因为她觉得尽管自己有着自觉的女性意识，但在写到某家媳妇或花婶、二嫂时从来没有想到要写出她们的名字。于是她在这一次的写作中庄严地写出她们的名字，更写出她们在命运中是如何去应对名字的消失的。梁鸿领着我们去“看”她们的烦恼和快乐，当然，我们也从中领略到梁鸿的“怎样看”，她既看到她们对“芝麻粒儿大的命”的不认命，又看到她们不认命的不彻底性。她把女性意识觉悟在现实中的复杂性充分地呈现出来。

梁庄只是中原的一个普通村庄，梁鸿所写的只是梁庄人的日常生活。但梁鸿的学术视野是宏观的，她对社会、民生、历史有着自己的研判。因此她通过梁庄的普通和日常能够看到宏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她是将梁庄的普通和日常作为一个整体的神经末梢，每一根神经末梢都会通向大脑中枢。《梁庄十年》的几个章节也就是几个宏大的社会和民生的问题，如“房屋”是关于地产的，“土地”是关于农业的，“回乡”是关于城乡问题的，“生死之谜”是关于传承和成长的。至于如何将宏大与微观勾连起来，则更加体现出梁鸿“怎样看”的智慧来。因为神经末梢就像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你必须清晰把握每一根神经末梢的路径而不至于迷乱。梁鸿的学术思想积累仿佛就是她的导航仪，因此我们在梁鸿的叙述中可以感觉到一条清晰的思想轨迹。比如她从村子里张贴出的一张揭人历史疤痕的匿名小字报，看到的是乡村的房屋地基等问题。又如，他在与回乡当村支书的栓子的聊天中，一下就抓住了“人家”这一特别的称谓，并从中发现了乡村文化意识在处理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上的微妙。梁鸿在宏观与微观上的勾连，便赋予梁庄普遍性的意义，虽然梁鸿所述的人和事只是发生在梁庄的个别性的人和事，但我们在阅读时很容易受到启发，因为这样的人和事也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生。我们可以这样说，梁庄虽然只是中国众多村庄中的一个村庄，但梁鸿讲述的梁庄很中国。

梁鸿在写《中国在梁庄》时，就奠定了以学者身份讲述梁庄故事的基础，当她再写《梁庄十年》时，似乎变得更加老练。如果说在《中国在梁庄》中她的学者身份非常凸显，那么她在写《梁庄十年》时就有意让自己的学者身份隐匿在背后，她把所有的思想和理论思考都融化在记述文字中，我们需要通过象征、隐喻、暗示等途径去获取之。她把思想体操变成了文学体操。对于梁庄，梁鸿想必还会继续写下去，因为这里既是她的思想表达、学术研究，也是她的情感倾诉。在学术研究中是要排除情感因素的。梁鸿找到了一种能让情感与学术互不排斥的方式，这就是关于梁庄的非虚构。

　　《梁庄十年》读后感(四)：《梁庄十年》：从“问题”到“风景”

来源：《十月》　|　饶翔　　 关键词：梁庄 梁鸿

在“70后”的作家、学者当中，梁鸿是为数不多的“出圈”者，助其“出圈”的正是“梁庄”。十余年前，背负着记录“此时此地”“吾乡吾土”的责任与情怀，青年学者梁鸿回到故乡调研，不久，一部沉甸甸的《梁庄》成为《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栏目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凭借着“非虚构”写作的东风，一个寂寂无名的河南穰县小村庄为天下人知，梁鸿由此声名鹊起。其后，梁鸿继续拓展课题，由“中国在梁庄”至“梁庄在中国”，《出梁庄记》中留下了梁鸿四处寻访“梁庄人”的车辙和足迹，也使万千“出梁庄者”、“出村庄者”的命运有了某种隐秘的联系。提起“梁庄”，我总是忘不了这样一个我亲眼所见的形象：在某天深夜，北京一号线地铁车厢内，一个衣着朴素的青年正在捧读《出梁庄记》，他也许正是漂泊在北京的一名异乡人，此刻，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暗淡的生活也被照亮。

《梁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还在于，它参与建构了一个时期大众对于中国农村现状的认知，也推动形成了一种对于乡村的想象与书写方式。在每一章的开篇，作者引用了“县志”等官方资料，以自己的“非虚构”写作来与之对照，试图在主流叙述之外“发现真实”，却始料未及地成为那一时期的另一种“主流叙述”。有好几年，与春节拜年短信轰炸相伴随的，是“返乡文”的轮番刷屏。或许不是巧合，这些积极投身中国乡村“非虚构”写作潮流并引发广泛关注者，甚至有着相似的学科专业背景——中国现当代文学，提示我们这一写作潮流所连接的文学资源。譬如，尽管梁鸿在写作《中国在梁庄》时想要抛弃先验观念（同时也清醒意识到抛弃之不可能），刻意避免“启蒙者”的立场，但是故乡那些触目惊心的废墟、那些如闻一多笔下的“绝望的死水”，那变成了养猪场的母校校舍，甚至“救救孩子”“成年闰土”等章节命题，都极易让我们联想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故乡”——凋敝的乡村，贫苦的乡民，鲁迅的《故乡》写的其实是失去故乡；梁鸿在目睹今日之梁庄时，也不断唤起记忆中的梁庄，向读者传达出一种“归去来者”直面故乡巨变时的“震惊体验”。而作者的学者身份，也使她的写作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农村的土地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生存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形成了作品的结构，其实，也是作者认识思考的框架。在“问题”的内部，梁鸿则以乡民们的个体境遇命运书写，来区别于社会学研究，将“梁庄”这样一个“样本”塑造为“形象”。可以说，尽管在制订采访和写作计划之初，梁鸿可能并不清楚自己最终将完成什么样的作品，然而《中国在梁庄》最终的呈现形态，恰恰是作者的学科背景所带来的思想资源、认识框架、专业方法，与乡村在某个发展阶段所呈现的状况相碰撞的结果。

此后数年间，梁鸿成功转型为作家，几部虚构作品写的也是梁庄、梁庄人，她在梁庄来来回回，数年后，写成《梁庄十年》。官方历史标记，十年间，中国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胜利。此时，梁庄如何，梁庄人如何？

尽管《梁庄十年》中不多的注释和官方资料，提示着梁庄在社会政治、政策层面的变化，但显而易见，作者改变了她的“整体性”的视角，放弃了她预设问题的框架，而将笔力聚焦于梁庄的日常风景、人伦风俗与人物命运。的确，你可以说，这就是更“文学化”的方法。

恰如一个人，在岁月的流逝中，最直观的是外貌的变化，在《梁庄十年》的起章，梁庄外在风貌的变化最先映入眼帘——湍水渐清，湍水有鱼，梁庄人来来回回，义生起高楼，大胜造花园……义生造的豪华大屋跟他那个荣耀的家族一样，依然是梁庄的制高点，这是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象征，这幢有里有面的豪宅，将“外部世界”的信息和美学带入梁庄，却很自然地融入到梁庄，一如在外发了财的义生不改梁庄本色，还是地道的梁庄人。停薪留职回乡照顾养父母的大胜，在十年间改造了原来气派的瓦房，为自己打造了私家花园。尽管大胜长年尽孝直至牺牲了自我的生活，这或许是因为作为养子背负着比亲子更大的道德压力，然而，作者更想写的是在乡村伦理之外，作为普通人的大胜母子在艰难中保持着做人的气节，“没有放弃，没有衰败”的精神力量。义生的高楼和大胜的花园都构成了梁庄的“风景”，一个显赫，一个“孤独”，恰如他们的主人，以外在的风景描写映衬人物在梁庄的“地位”、境遇与内心世界，《梁庄十年》写景更写人。

“大胜家左边院墙的两排月季花开得艳丽异常，旁边的一棵桃树上，每颗桃子上都罩着粉色纸套，紧靠路的位置，是一个长方形的荷花池，荷叶亭亭，随风摇摆，荷叶中心还存有昨夜的雨水，椭园形的清水随着荷叶的摆动而左右滑动，却并不掉下来，好像荷叶下面有什么磁场一样。花园里面，大丽花开得正浓，牡丹只有旺盛的绿叶，还有一些开着细小粉花的，贴在地边，像是花环，阳光透过玫瑰、月季，照射到这些小花小草上，生出一种耀眼的美。花园正中央，是一个小小的荷花池，一支粉色的荷花从肥大的荷叶里伸出来，深绿色的池水倒映着蓝天白云、荷花、荷叶，周围瞬间变得安静，蝉声远去，大地清凉无比。”

这是《中国在梁庄》中不曾有的风景描写，它是如此松弛、灵动、优雅且美。你可以说，这些“风景”是十年间梁庄所新添的景观，但是按照柄谷行人的看法，所谓“风景之发现”，并非这些“风景”从无到有，而是在某种观察视角下被作者意识到了，从而进入作者的视野和笔下。“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风景”其实跟主体紧密相连。梁庄“风景”的变化，固然可能是实有的变化，但它同样源于作者观察视角的变化乃至主体的变化，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梁鸿的梁庄叙事，从“问题”到“风景”，或许根本上是方法论的改变。

与之相关的，是叙述者的位置。《中国在梁庄》中，或许要强化作为“非虚构”写作的“在场感”，叙事者始终醒目地“在场”，她观察、采访、倾听，讲述，思考，议论，无一不具有很强的介入感和行动性。但这种介入感事实上却提示叙述者外在于她所叙述的对象。而在《梁庄十年》中，叙述者的“声音”大大减弱了，在很多时候，你甚至意识不到“她”在场。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也是作者主动追求的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过渡，从前那个介入批判的“狂妄自大”的知识分子主体在某种程度上隐匿了。在《梁庄十年》中，无论因天生美貌而命运多舛的三个女性燕子、春静、小玉，还是在生活重压下罹患抑郁症，又被坚韧的生存意志所治愈的梁安，又或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却依然保持着尊严与骄傲的万敏（在《中国在梁庄》中他或许会被归入“成年闰土”）等等，作者都敏于体察与发现人物的“内面”，并让这些故乡的人事“自行”呈现自身。

以米兰·昆德拉的看法，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应该只是作为一个发现者。没错，我说的是“小说”。很多人只是读到《梁庄十年》的开篇，就感觉到太像小说了。这一节里，捞鱼的小媳妇揭到了小字报，拿到红伟家成为大家的谈资，关于德高望重的老人张香叶的一段风流历史以及这个家庭内部的矛盾恩怨渐渐浮出水面，人心间微妙的褶皱也呈现在读者面前。也许重要的还不是这一节内容写了什么，而是它是如何写的。从湍水的风景，到事件的发展，到人物的对话，都是以一种“展示”而非“讲述”的自然方式完成的。“吴桂兰”“中邪”“一次聚会”“福伯有福气”“明太爷决心去死”等章节也清晰可见小说化风格、虚构性笔法。那么，在追求真实的“非虚构”的作品中，这是否可能，又该作何评价？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青年学者李松睿在《走向粗糙或非虚构》一文中指出，在十八、十九世纪作家与读者的观念中，只有通过“虚构”的艺术方式，才能把握住“真实”。然而随着广播、电影、电视及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以及20世纪的动荡战争和革命，传统现实主义书写的“虚构”艺术成为粉饰现实的方式而受到强烈冲击，媒介的变革与时代的动荡改变了人们对“真实”的认知，反映在文学书写中则表现为艺术的“粗糙化”和“非虚构”。在此，“粗糙化”并不意味着艺术上的粗劣，更多指涉一种风格。以“非虚构”写作为例，作者以其未经过多打磨加工的“材料”，所形成的原始粗糙的风格和质感，或许正是为其逼真化的效果。而《梁庄十年》中，在经过精心提炼打磨的现实材料中，加入了小说虚构笔法，既可以看作是非虚构写作的边界拓展与美学深化，又可以看作是作者向传统现实主义“虚构”艺术的“回归”。尽管这种回归在当前的环境下，可能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引起读者强烈的冲击与震撼，但它却传达出一种信念：艺术之真更具普泛性也更为长久。

生命短暂，艺术永恒。《梁庄十年》在终章写“生死之谜”，以平静坚韧却内蕴深情的笔触叙述梁庄人“静默如谜”的生死。在一大堆的死亡记录之后，是一名叫“阳阳”的留守少年的成长。多年前，《中国在梁庄》中的一幕一直深刻于我的脑海，那是梁庄残忍奸杀了八十岁老太的王家少年，当作者梁鸿在监狱直面这个“单纯、善良、内向”的少年时，瞬间崩溃，“我无法张口，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这真是令作者和读者痛彻心扉的时刻。《中国在梁庄》中，沉痛是基本的语调，面对这样千疮百孔的故乡，哀痛在，生命意识便在，自我便在：“忘掉哀痛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然而，放到更长时段的生命轮回、历史演进中，梁庄的枯荣变迁都只是历史的短暂瞬间，个体的痛苦获得了某种“永恒性”的超越。梁庄十年，人事更迭，土地在个人与集体之间流转，房屋拆了建，建了拆，杨树种了复伐，伐了复栽，湍水浊又复清，湍水有鱼。曾经吞噬过若干无辜生命的河水复归平静，甚至生出美好：

“但不管怎样，夏天的湍水，总算还有条主流，踩过鹅卵石滩，站在水边，朝远处看，还能生出些许河流滚滚、‘逝者如斯夫’的感慨。那漫出的水填满一个个漩涡般的大坑，意外地，竟生成无数个小小的水洲。水洲上野花鲜艳，枝茎秀美。天上云彩和水草倒映在水中，一切都被幻化、虚化，那河中倒影，优美、和谐，它是真实的。如果一定要扯挖沙机破坏了河道的生态，甚至有孩子因此而丧命，似乎并不对头。并非一切事物都是对立，并非伤害过的就不能形成新的美好。而从根本上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难道不是自然的力量远大于人类的力量吗？短暂的破坏和没落之后，又有谁能保证这条河，湍水，不会蓄积更大的力量？”

我相信，这种面对河流与时间之流的沉思，超越“此时此地”的历史意识和宇宙意识，向未来敞开的朴素哲学，才是促使梁鸿的梁庄叙事发生改变的“终极秘密”。《梁庄十年》终结，梁庄生生不息，少年阳阳和一群小伙伴往前走了，“我也继续往前走”。

　　《梁庄十年》读后感(五)：梁庄丢失的女儿，她们都到哪去了？

　　人的命运是个人的，但如果我们细细地考虑，背后可能有很多时代共性的东西。“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

点击观看梁鸿新书视频：以梁庄为样本，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2010年和2013年，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相继出版，前者以梁庄和生活其中的人为切入点，勾勒出中国乡村的内部结构；后者则将目光投向离开了梁庄的人，讲述了背井离乡、散布全国的梁庄打工者们的故事。

两部作品引发热议，“可能恰恰激发了很多人内在的那种惶恐不安的、自己的故乡即将失去、一代人的文化经验即将没有皈依，这样一种情绪。”梁庄是急速变化时代下中国村庄变迁的一个缩影，换句话说，这不只是梁鸿的梁庄，也是很多人的“梁庄”。

十年之后，梁鸿再次回到故乡。她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家乡，以细腻的描写和敏锐的洞察，将梁庄的人们再次带回我们的视野，并借由对他们生活的追溯，描摹出一个普通村庄绵长而有力的生命线——这生命线既属于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人们，也属于身处同一股时代洪流的人们。

《梁庄十年》是一个非常小的“进入”

梁庄是我自己的家乡。

我从2008年开始做梁庄的调查，2010年的时候出版了《中国在梁庄》。大家因此产生了很多讨论，可能它恰恰激发了很多人内在的、惶恐不安的、自己的故乡即将失去，一代人的文化经验即将没有皈依，这样一种情绪。人们开始关注现实，写作者开始拿起手中的笔，试图表达现实。

《出梁庄记》写梁庄人如何寻找城市里边的“奶与蜜”，他们内心怎么想，他们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爱、怎么流转、怎么想梁庄、怎么想他所在的城市，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追问。人的命运是个人的，但如果我们细细地考虑，背后可能有很多时代共性的东西。

如果说十年前我在写这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时候，里面不单单写了梁庄人，可能还携带了一整个乡村的命运，一整个时代给予乡村的塑造，包括前几千年中国乡村文明的变化，那么我觉得《梁庄十年》是一个非常小的、非常细微的“进入”，所以我希望它更加日常化，更能够体现个人的命运。

十年过去了，梁庄到底怎么样了？

十年之后，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这十年间我也经常会回梁庄，会跟我的书中的人物联系——他们很多都在梁庄——也会打电话给在外打工的人，和他们聊天、说话。

十年之后，在2020年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我突然觉得人的生命是特别珍贵的。如果说以前也觉得生命是珍贵的，它可能只是个概念。但在今年突然间觉得，能活着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人活着最好的事情在于我们能够保持一种足够的日常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丝表情，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悲痛，都是让人感到特别珍贵的。

我今年回梁庄的时候，看到曾经写过的五奶奶，她又在村头坐着，又在跟大家一块说笑，他们还在打牌，还在聊天，种地的还在种地，喝茶的还在喝茶。我觉得太珍惜了，我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热爱。

这种热爱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对一个个人的表情，一个个人的面容的热爱。

所以我就想，我要写个《梁庄十年》，就写十年之后的这些人，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十年之后这条河是什么样子的？这样和前两本书在一起结合起来，就算一种长河式的书写，一种浩浩荡荡的，永远流逝，但永远充满生机的存在。

女性的命运并不是潜流

之前写梁庄的时候，我也写梁庄的哪一个媳妇，写哪一个奶奶，可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们叫什么名字，就好像她们作为少女时的那个女孩子从来不存在一样。她到了梁庄，就变成了“某某家的”，就变成了几婶，就变成了几嫂，类似这样的一种存在，其实也在无形中把女性的某一部分主体抹掉了。

这是我突然意识到的。所以我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起念，想找一找梁庄那些失去的女孩子。梁庄丢失的女儿，她们都到哪去了？这一部分其实是让我非常受震动的，我相信读者在读的时候也会非常受震动。

我们所谓的家暴，所谓的女性问题，所谓的没有身份，在乡村是从来都存在的。我觉得女性的命运并不是潜流，它一直是“明流”，一直都在，只不过我们选择视而不见，因为太普遍了。

我觉得这需要有人把它说出来，有人把它写出来，最后变成一种合力来达到——哪怕达不到，最起码让别人看到这些女孩子的故事。

所以我在书里面就写到，我的五奶奶叫什么名字，我在书中提到的韩家媳妇叫什么名字。她们应该拥有名字，不是说历史应该给她们名字，而是我们时代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给她们名字，因为她们是有名字的。

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内部的生活是完全割裂的

当我们在说城市和乡村的时候，我其实特别反对大家把它二元对立化，不要说乡村好、城市不好，或者反过来说城市好、乡村不好；城市“现代”、乡村“传统”，不是这样的。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内部的生活是完全割裂的，那是不可能的。它们只不过变成一个相互嵌入的，就像问题一样的存在。

比如说乡村的那些农民来到城里，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所谓的社会问题呢？是因为城市的人、城市的政策从来是把他们作为另一面来看待的，而没有作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整体问题来看待。

我们虽然一直在讲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但其实我们的一整套制度并没有真的去吸纳、容纳（这些问题）。如果把它纳入到其中，就不会是一个格外的问题，而是我们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把问题简单化，不要把城市和乡村、传统和现代这两对概念作为对立的问题来思考。不要一想到东方/西方、传统/现代、乡村/城市，就是完全对立的，千万不要这样想。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是我们今天特别容易简单化地处理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

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讲，简单的二元对立会使得我们更加容易愤怒，更加容易骄傲，或者更加容易陷入某种迷梦般的幻象之中。

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我们说的西方和东方也不是这样的，美国和中国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存在，这里面都有一个相互挟裹着的、复杂的存在。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看这三本书（《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和《梁庄十年》）的时候，能对乡村有一个开放式的思维，同时也使得自己的思维有一个开放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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