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概说读后感锦集

　　《亚洲史概说》是一本由[日] 宫崎市定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0.00元，页数：3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一)：站在山巔上的亞洲史

　　宫崎市定完成于上世纪40年代的亚洲史概说，在70年代再版时，只是增加了现代亚洲史一章，还非常客气地说，如果有旧版本，可以单独买新增的单行本。21世纪翻译成中文版，承蒙出版社和译者的眼光和大度，基本保持了该书的样貌，让读者自己批判。

　　对于“盛唐”在亚洲区域的影响力。该书概论如下：唐代文化的长处是拥有世界性的气度。即使将其照搬到别的国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畅行无阻。但同时，唐代文化的弱点是包含了太多的异国元素，却未能对其加以充分咀嚼，以致其中留存大量未能彻底融入中国国民性的东西。这一点是唐代作为中世社会难以避免的问题。.........游牧民族创建自己的文字书写自己历史的民族自觉，不是受到中华文明（唐）影响下的产物，而是西方阿拉伯文明影响的反映。

　　这个需要非常严肃地批判。还有许多需要批判的地方。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二)：良心之作

　　作者史学一代巨擘，学无涯涘，识见通达，观此书可叹服焉。亚洲大陆，史分三域：西亚、印度、中国也。各述其古今之变，特重其往来之交，虽存地区志之余绪，实开世界史之滥觞也。尤重西亚与中国，推西亚为文明之源，中国亦受其惠，于此国人或难忍也。而此书之由来，原为二战时日本军部欲为“大东亚圣战”立言，召集国内四学者，宫崎在其间，撰“大东亚史”以传于世，其意在以日本为亚洲文明之核，历史进程之端，且德昭百代，泽被四方而已。四学者耻于后世所笑，遂据理力争，将“日本文化辐射轮”取代为“西亚文明东流论”，军部亦无奈何。及战后，诸稿咸焚，惟宫崎私藏己稿，继而补充之，遂成此书之全璧也。是故观点或可商榷，诚无愧于“良史”也。呜呼！日本学者可谓壮也！当是时也，临“军国”雷霆之威，处“民族”癫狂之世，犹不失守身之则，求道之志，愿发心史，笔效董狐，由此观之，“日没之国”学者可愧死矣！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三)：亚洲史概况

　　

全书是对亚洲历史的一个梳理，绝大多数是基于现有史实形成的。1.作者提到了一个国内历史教育里没有提到过的观点“中世”“近世”等等。在作者看来，近世史的发展是从中世的分裂转而再度趋向于统一，而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特点在于，它是以民族主义的勃兴作为重要根基的。宋的统一，也形成了试图通过改革来恢复中国原本地位，震国威于四方的动向，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中国社会中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中国也才真正进入近世。2.“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让宋再次一统中国，也让生活在中国周围、被中国优秀内涵吸引、思想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有了“民族”的概念，所以他们开始南征北战，掠夺土地和资源，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民族主义的产生而引起的。3.可能真的是因为作者是日本人的原因，他认为倭寇和中国人是勾结在一起的，也认为日本发起二战是因为希望各国共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4.最大的启示：“民族主义”可以让分散的个体得以凝聚也可能会导致国民对立，所以当今社会一定要善加利用民族主义，避免其极端化发展。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四)：“民族主义”的兴衰

　　“交通史观”是本书一大特点，也有书评写了，不再赘述。就想谈谈其他方面。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将中国朝代的兴衰归结于“数字目管理”，英文是mathematical management。宫崎市定则将“民族主义”放在了核心的位置，元的建立是因为汉人未曾有坚固的国民意识，满人建立清朝，也是满人的民族主义亚服了汉人的民族主义。日本民族团结的诞生，则是两次蒙古来袭的结果，“神风”打退了蒙古侵略者，也把“武家”/军人的势力提到很高的位置。

　　自宋以来，中国周边各民族风云变幻，宋代汉人未有团结的民族意识，疲惫地纠缠于各外族之间。直到元末，中国消极的国民意识才开始觉醒。明朝的兴起是汉人民族主义的首次成功。但这里面有个矛盾之处，一方面是蛮夷低于汉人的民族思想；另一方面是儒家君臣名分的大义思想。元末、清末都有这个问题，“攘夷”还是忠君，汉人处于一种矛盾挣扎之中，当清朝覆灭时，不少汉人还自杀殉国，如国学大师王国维。

　　宫崎这种思想的延伸，其实蛮容易被军国主义所利用的，我也可以了解宫崎当时写这本书，特别是前半部分的时候，是受到军国政府的压力，为侵略亚洲各国进行合理化辩护。但宫崎还是保持了学者的独立性，没有对日本文化进行过度的美化。

　　就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宫崎其实说的不错，武力征服中国的外族如元、清，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其合法性地位的，汉人出于儒家道德，需要臣服于君主。那么这个外族，如果是日本人，是不是也同样有资格呢？这种观念很容易被军国主义利用，特别是腐朽的清朝终于灭亡，民国期间军阀混战，一切都看不清楚。恰如满人自认为得天下是因为明朝自身灭亡，清朝从逆贼手中夺回正统，救人民于水火，将其执政权合法化一样。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五)：希特勒眼中的“雅利安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纳粹党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指出，追求种族、社会和文化的纯净是他们的目标。他们把雅利安人视为优秀民族，而把斯拉夫人、犹太人视为劣等民族。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德国民众也乐于找到一个替罪羊来发泄不满，善于经商、普遍富裕的犹太人自然首当其冲。于是，一幕幕人间惨剧在当时的欧洲上演，无数犹太人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希特勒的眼里，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最高贵的人种。他曾授意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制定一个净化人种的计划。许多金发碧眼的婴儿在出生后不久便被迫与父母分离，由党卫军抚养成人，自幼接受纳粹风格教育。在第三帝国覆灭的前夕，纳粹残党销毁了这个计划的证据。迄今为止，欧洲有多少这种“希特勒婴儿”仍然是个未知数。

　　如果说只有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才能被称作优等民族，那有一件事很尴尬，希特勒自己就第一个不合格。

　　雅利安人到底该如何定义？

　　雅利安人同样是一个拥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这本《亚洲史概说》对雅利安人有着较为详尽的介绍。

　　按照书中的记载，“雅利安”（Aryan）原本是这个种族的自称，意为“高贵种族”，与“伊朗”（Iran）一词出自同一词源。这个民族集团诞生于中亚，在距今约4000年前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向西推进，形成了伊朗民族；另一部分则侵入了印度西北部，并在这座肥沃的土地生存了下去。他们仍自称“雅利安”民族。

　　在侵入印度西北后，雅利安人进一步向东进入了土地肥沃的恒河平原。印度的原住民达罗毗茶人逐渐被雅利安人所同化。一部分人沦为奴隶，另一部分人则到印度南部，发展出了达罗毗茶文化。原住民蒙达人则在达罗毗茶人和雅利安人的入侵下逐渐消亡，勉强生存于现在印度中部的高原地区。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所谓的“雅利安人”，实际定居在印度和伊朗，和纳粹德国的日耳曼民族并没有半毛钱关系。

　　曾效忠于希特勒的“真·雅利安军团”

　　印度曾一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20世纪初，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星星之火逐渐燃起。宫崎市定在《亚洲史概说》中提到了圣雄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但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种政治倾向。印度独立运动志士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就一再抨击甘地的政治理念，他相信任何改革必须依靠流血斗争才能完成。

　　鲍斯相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离开印度前往苏联，辗转来到柏林，面见了和英国交战的希特勒。在法西斯同盟的帮助下，鲍斯收编了在战争中被俘虏的英属印度士兵，成立了纳粹印度军团。在1942年，这支由印度雅利安人组成的军团正式向希特勒效忠。

　　然而鲍斯很快看清楚了对方的本质，希特勒只不过是想将这支军团当做征服苏联的炮灰，他对印度的复国事业并没有任何兴趣。于是在日本的帮助下，鲍斯乘坐潜艇回到印度，并组织起印度国民军反抗英军。但这股势力很快就随着法西斯集团的覆灭而失势了。

　　无知者无畏

　　曾有无数考古学家指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与西亚波斯文明有着诸多的共通之处，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的联系。而这本《亚洲史概说》则从人种考据入手，给读者列出了更翔实的论据。作者宫崎市定指出，在西亚波斯文明和苏美尔文明的灭亡的同时，他们的另一支族人在印度半岛生存了下去，并将这个种族的文化和历史延续到了今天。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希特勒主观性的歪曲了“雅利安”原来的定义，他只是用这个词语来表达“高尚的纯种”，宣扬金发碧眼的北欧和日耳曼人为雅利安人的典型代表，实际上，这根本就是纳粹毫无科学依据的主观臆断和宣传手段。

　　“金发碧眼”这种性征在靠近北极圈的地区逐渐演化而成，是经过长期的进化筛选和自然环境导致的色素减少才形成的外貌。金发是冰天雪地狩猎中的保护色，而碧眼则可以有效防止雪盲。

　　所以，“金发碧眼”这种性征实际上更符合希特勒口中的“劣等民族”斯拉夫人。而他长期鼓吹的雅利安人完全“非他族类”。所谓的纳粹思想，不过是个张冠李戴的笑话。

　　如果希特勒泉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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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六)：谁都能看懂的一本亚洲史！！！

　　小时候，读历史，就是捧本历史小说，爱的惊天动地，恨得咬牙切齿；说到历史考试，哀鸿一片，大把的时间轴、历史事件还有著名人物，错综复杂。

　　而现在，历史上的逸闻野史更让人津津乐道，甚至在企业报告里出现这样的标题“某地方房地产市场——战国七雄”、“未来市场预判——春秋五霸”······

　　如果仔细观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读历史，不是为了情节跌宕的故事，更不是为了增加自己吹牛B的资本，而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以史为鉴，可明兴替。

　　中国史不必多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足以傲视全球，书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著作也证实了我们的民族骄傲。但世界史上出现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绝不是各自独立成长与发展的。实际上，其相互影响，相互交往的体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的多。在考古界已经证实，早在史前时代，亚洲东西部乃至欧洲民族之间，就已经有了文化上密切的交流关系。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亚洲史概说》，出自著名历史学家——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1901-1995),京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对中国学的很多领域，包括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权力关系、政府组织等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宫崎市定在中国史学界被定为“资产阶级史学家”，但在1963～1965年依然内部出版了《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两卷，作为党内高级干部和史学专家的参考读物，可见其东洋史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之一貌。而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频繁引用。

　　在《亚洲史概说》中，将亚洲大陆分成四大文明板块——西亚的波斯-伊斯兰文明、东亚的中华文明、居于其间的印度文明，以及东端的日本文明（此部分在书中第七章概述，全书仍以前三板块为主线）。

　　宫崎市定提出“东亚文明东流论”，对亚洲史有更为独到的见解，通过考察个文明之间的交通（陆运及海运）联系，以交通线的转移和变化来抒写文明兴衰和时代演进的历史大势。

　　全书共八章。以时间轴划分为古代、中式、近世、最近世以及现代史，来述说西南亚、印度以及中国历史进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推动国家向前不断迈进？又是什么让各个国家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关联？

　　是文化，也是宗教。

　　武力是征服的一种手段，经济是当地生活的标准体现。唯有文化，也唯有宗教是统治人民的内生力量。

　　备注：文后是大瓜根据《亚洲史概说》和其他资料整理的一份亚洲历史及宗教文化进程表，详细标注各阶段宗教的兴起。

　　世界上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其中前两者都是起源于亚洲，而且基督教同样是多次受到亚洲文化影响，这一点已经得到西方史学家的认可。

　　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就是恒河流域中一个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公元前386年前后，佛陀涅槃，其弟子整理结集教义。此后，印度区域，摩揭陀国大力拥护佛教，在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保护下完成第三次佛典的第三次结集，以及贵霜王朝开疆辟土大力促进佛教教义向东方传播。大家所熟知的《西游记》，也是讲述大唐使节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向西取经的故事。当时印度的戒日王朝和唐朝互通使节，主要目的就是传播各自的文化。

　　那么伊斯兰教的诞生呢？

　　西南亚古代史在波斯帝国完成大统一后被迫四分五裂，中式时期由于萨珊波斯语东罗马帝国连年交战，经叙利亚地区的东西方交通路线严重受阻。东罗马帝国开辟了一条从埃及、巴勒斯坦进入红海，经海路直接抵达印度洋而与东方进行的贸易的道路。在此期间，出现了麦加、麦地那这两座中转商业都市。阿拉伯民族从游牧生活改为经商，生活水平得到提升。而穆罕默德就是诞生于此时期。

　　公元622年，伊斯兰教历的纪元年，此后阿拉伯民族在穆罕默德时代实现了半岛统一，后期向东击败萨珊波斯进军中亚，向西平定叙利亚和埃及，还在小亚细亚压制了东罗马帝国的势力。阿拉伯帝国最大成就是将西南亚收归亚洲。而伊斯兰教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提及基督教，相比于佛教已经晚了整个六个世纪。

　　被视为当代欧洲文明源头的希腊文化，其实是西南亚文化的再现。希波战争之前，希腊不过是亚洲的一部分。古代世界的分裂，西亚以幼发拉底河上游为界，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而西半部分收到希腊的影响，并与勃兴与西方的罗马合为一体，逐渐成为欧洲世界的一部分。在亚历山大确立统治地位之后，腓尼基的没落使整个地中海都成为希腊人活动的舞台。为地中海文化提供体制框架，就成了希腊文化的任务。

　　据考证，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曾多次综合佛教来调整自己的教义。

　　宫崎市定在《亚洲史概说》中写道，历史事件的外部表象绝非是表面上的，而是巨大的力与力的相互作用。而这个“力”，既包括民族、国家的智力和意志力的总和，也包括处于这种力量影响下的土地等经济资源的潜在竞争力。

　　“读史使人明智”，让我们从历史的演变中，看到在各个地区（也就是力量发生作用的场所）所形成的地区影响力，最终推动整个时代的力量。

　　即将阖上这本书时，在书末介绍了这本书的诞生历史，不禁让大瓜对宫崎市定怀有更深的崇敬之情。

　　1942年，日本文部省的教学局要求四位教授撰写“大东亚史”，其意图就是把日本描述为拥有世界上最悠久历史的国家，将日本至于东亚关系的核心位置，东亚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就是日本的皇国文化播撒至朝鲜、中国乃至亚洲各地的过程。但包括宫崎市定在内的四位教授坚持客观撰写，写作期间受到政府和文部省的直接监督，但作品也没有采用那种迷信皇国史观的叙述方式。

　　日本战败后，文部省暗示将有关“大东亚”的资料进行销毁，但宫崎市定仍坚持保留原稿，并于1948年撰写续篇。1973年《亚洲史概说》首次出版。

　　面对历史和政治，宫崎市定不仅仅是日本人，更是一名历史学家。尊重历史，客观描述，秉承这样的精神，才有我们后人得以借伟人的肩膀来窥视过去。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明兴替。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七)：宫崎市定：也有温情，也有冷静

　　17年的时候，汗青堂在豆瓣上送了我一本宫崎市定的《亚洲史概说》。当时我很开心，作为一个小透明，熬到了有编辑来送书，真的是开心。当时汗青堂的小编说，如果看了不嫌弃就写个书评，实在不行短评也可以，意思自然是希望能给推荐下。但是，我毕竟只是个刚读研一的工科生，平时读历史都是装点门面的。实在不敢献丑，所以看完就真的只写了个短评。

　　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汗青堂的赠书。#这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三年来书或许没多读几本，但脸皮着实厚了不少，所以现在敢写了。去年我读了宫崎市定的《雍正帝》。今年又在疫情期间买了一本《宫崎市定中国史》。三本放在一起看，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三本书正好是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雍正帝》写一个人，而《中国史》纵览中国，而亚洲史则把视角放在了整个欧亚大陆上。我最喜欢《雍正帝》这本，其次是《中国史》，最后是《亚洲史概说》。

　　这三本并不仅仅是记录史实，更多的是作者对历史的认识，也就是“史识”。因此，读这三本书，就相当于是隔空与宫崎市定的思考进行你来我往的争辩。宫崎市定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史观，比如他将中国历史“四分”，论述其兴衰轮回；又将亚洲史看作欧亚大陆两侧文明互相输送的动态过程。非常有趣。

　　人类的社会是一个精妙的复杂系统，人文科学就是来研究这个系统的。做研究需要抽象、概括、简化，需要弄出一个模型来，这个模型还要有解释力。弄出来了，就是大家。但即便是宫崎市定这样的大家，给出的模型也不会是完美的。系统越大，漏洞就越多。

　　所以宫崎市定的三本书，写《雍正帝》以一人切入，观察中国封建末世的独裁君主和专制制度，精彩！观察细致，考据严谨，得出来的结论是非常有力和扎实的。而到了《中国史》，虽然还是很精彩，但感觉最后有点兜不住了。尤其是写到宋以后的地方，老实的宫崎君在书中自己也抒发了很多疑问和不解，这真的是很可爱。

　　至于《亚洲史概说》，洞见当然也很棒，但不能让人信服的地方也更多了。宏观来看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宫崎君视野广阔。但对于一些局部，未必那么有解释力。

　　不似西方的学术惯例，每人专攻一个小块。东方有做通史野心的史学家往往都会面临宫崎君的这个问题，或许因为东方有所谓“大历史”的传统。恰巧有一个和他差不多同时代的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那就是黄仁宇啦。

　　黄仁宇写过《万历十五年》，这是一个剖面，所以细致精彩。其实他还写过一本《中国大历史》，也是希望用一个小册子来概述中国历史的兴衰，呈现自己对历史周期律的观点。《万历十五年》对明末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有非常卓远的洞见，用来解释近世中国的衰落也非常有价值。但一旦想把这个理论扩大到所有时期，就难免要出一些岔子。

　　不过，宫崎市定三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尤其《雍正帝》，强烈推荐。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在笔记上的记录是：“看一个人对历史的评价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刻薄者刻薄，宽厚者宽厚，悲悯者悲悯，百试不爽。”

　　宫崎市定先生一定是一个宽厚悲悯的人，因为他对历史不刻薄。这是我喜爱史学家的原因，因为史学家的使命是理解历史，这需要一颗宽宏的心。你会在历史上看到人性的黑暗和连绵不断的苦难，支撑他们走到最后的，就只有对人性微光的信心了。这也是罗新老师说的：相信人。

　　但是一部分朋友读宫崎的《中国史》时可能会感到不适。因为宫崎君对史书并不很信任，他显然是属于疑古那一派。所以他对汉朝之前的记录都持有怀疑态度。而且他认为在唐之前，论文明发达程度，西方是高于东方的。这里的所谓“文明”，并不是指国家如何宏大，国力如何强盛。他是以一种更冷静的视角来看的，即贸易的顺差和逆差。这种观点会冒犯到很多国人，毕竟在我们受到的教育里，工业革命之前东方都是最强盛发达的。

　　而正因为如此，宫崎的书才更应该读。我读宫崎市定的书的时候，朋友问我，这日本人写的书，比之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或者钱穆的《国史大纲》如何？这显然没法比。可以说后两者好，用心血多。但毕竟年代久了，而且诞生于世纪初的民族危亡时代。当代人读中国史，还是这本好。因为当下缺的应该不是钱穆先生说的“温情”，缺的是冷静，缺的是听一点不一样的声音的能力。所以最后我真诚地推荐我的那个朋友读一读这本日本人写的中国史。

　　我给外国人推荐中国史，不会推荐钱穆或者吕思勉，而是直接推荐他们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因为黄的记述简要且冷静。而且他熟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我给中国人推荐中国史，偏偏要推荐宫崎的《中国史》。换一个视角，以西方或者日本的眼光来看中国史，启发会很大。

　　我读过的中国史真的不多，可以说是个“崇洋媚外”的人，读对外国史更感兴趣一些。原因也很简单，世界那么大，中国只一隅，所以花在别国历史上的时间多一些也无可厚非。

　　最早读历史书是在三年级的时候，记得那时候我爸去给一个书店老板的工程做预算，结果甲方开不出钱来。最终带了两箱子书来我家抵钱。其中有一套内蒙古少儿出版社的《新编上下五千年》十二卷本，那套书是我的历史启蒙。看了无数遍。

　　等年龄稍大一些，我便在书架上翻到了一本七十年代出版的吕思勉《中国通史》，这才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国的教科书和儿童历史书说教意味和宣传太浓，所以读了稍稍客观冷静一些的文字后，会立刻逆反起来。

　　自那时起，我便喜欢找外国人写的中国史来看。当时获知新书的渠道不多，只能去图书馆借。在那里读了剑桥中国史的秦汉与辽西夏金元这两卷。当时立了雄心，读大学时，一定要把剑桥中国史读完。但未曾想到，真读了大学的时候，一本也没多读。

　　大学里图书馆更开敞了，而我被建筑史和更丰富的国外译著吸引了，再没有动力去啃中国史了。几年下来，不过也就是草草读了黄仁宇、费正清、傅高义等几人的书。最近在读翻译过来的日本讲谈社那套，也是快快地翻，不看记述，只看观点。

　　去年一个朋友强烈推荐我看《国史大纲》，并且转发给我那段非常有名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念”。我读完之后对钱穆先生自然是肃然起敬，于是前去了解了他的生平。他生在那个年代，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也明白他在民族危亡时候写作此书的初衷。因此，即便书中很多观点我不认同，我仍然敬佩那种对本国历史的温情。

　　但在当下，读这本书时要清醒。

　　彼时中国河山沦丧，内部则四分五裂。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在20世纪将要过半的时候，还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的认同。钱穆先生提笔写史，是希望历史能够凝聚国民，能够在灾厄中给民族以希望。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夜，他希望告诉众人，历史上曾有无数次至暗时刻，但拨云见日会有时。

　　现在中国已经是国际公认不可等闲视之的大国了。我们现在缺的或许不是对历史的温情，而是对历史的清醒。《国史大纲》是一本好书，但不妨反过来读。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辉煌的时刻，但辉煌的背后也有深重的苦难。如只有“温情”而没有“清醒”，温情会变成狂热和盲目，最后带来席卷一切的灾难。

　　所以我认为，相比较《国史大纲》的序言，或许它的终章对于这个时代更有意义。希望每一个被序言感动的人，能在啃完这本厚厚的书之后，在最后一节沉思片刻。

　　最后一节的名字叫：“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这一节只有两句：

本节诸项，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报之祁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

　　在国破家亡的时刻，钱穆先生仍不忘中华文化对世界的使命。在此时此刻，这个问题已经摆在诸君的面前了。中华文化并不特殊，它只是文化之林的一棵，而且它对于世界之未来是有责任的。如何对中华文化进行适应现代世界的改造，并使之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各方，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因此，在读宫崎市定的书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忙着愤怒谴责，多一些包容。

　　我并不是学历史的，上面的推荐和抒发的观点都是个人思考，局限在自己的经历和视野之中。我学历史的朋友经常笑话我读的书过时，史观史识也不成体系。但这个时代变得太快了，书也太多了，精力有限，实在没办法。所以欢迎批评和指点，也希望大家能给我推荐一些好的历史书。在此提前拜谢。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八)：“亚洲中心”与亚洲历史

　　本文首发中国经营报“锐书评”栏目

　　佘涛

　　以首倡“全球史观”著称的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08—1984年）曾说过：“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份，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巴勒克拉夫对“世界史”的定义，与同时代的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年）心目中的“亚洲史”概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宫崎看来，亚洲的“对自身历史有记录的民族或国家通过交通这一纽带，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在相互启发、相互竞争、相互援助的过程中发展至今。”

　　他不认为编纂一部亚洲史，就是把中国史、印度史等亚洲各国的国别史累加在一起的“合订本”，而首次出版于1947年的《亚洲史概说》就是阐释此一观点的重要著作。

走大道通南北

　　宫崎市定是公认的“东洋史”（日本学界对“中国史”的传统称呼）史学大师，京都学派（以京都大学学者为主的东洋史研究流派，与以东京大学学者为主的东京学派分庭抗礼）第二代代表人物，对中国史的诸多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及独到见解，其著作文风平易，在日本乃至中国史学界都享有相当高的声誉。

　　“交通史观”是宫崎市定一个重要的学术创见。在《亚洲史概说》一书中，他强调，亚洲文明因“交通”而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否靠近人类文明的交通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不同区块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

　　比如他认为，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的西伯利亚、非洲大陆南部以及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智识”上的落后，“一方面是遗传的禀赋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排除在世界交通圈之外，缺少文化的刺激”。前半句话放在今天毫无疑问是“政治不正确”且有种族歧视之嫌，而后半句不能不说确实是学术上的洞见。

古代亚洲循环交通路线图

　　宫崎市定将串联亚洲史的重要交通要道，分为海陆两大部分：陆路称为“北大道”，经中国、中亚、波斯通往西方，几乎与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重合；海路称为“南大道”，经中国东海、南海及印度洋到达西方，跟海上丝绸之路大体一致。在东方的中国，这两条大道由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连结成一个闭合的“循环交通”，运河的挖掘也使沿线的城市得以迅速繁盛起来，如北端的幽州（北京）、运河与黄河交汇地区的汴州（开封）等。

　　而交通线的变动转移，也会导致原本发达的文明衰落下去，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西南亚地区。在中世时期（日本所称的“中世时期”通常始于12世纪末的镰仓幕府，到16世纪室町幕府灭亡为止），西南亚是南北两大道的西端汇合点，是远东和欧洲贸易的中转站，虽时常有战乱干扰，但商业的繁盛从未停止过，横跨欧亚非大陆的阿拉伯帝国，即是那个时代该地区的头号强权。

　　但自从15世纪末欧洲人开辟新航路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殖民者和商人，或沿西非海岸线南下，绕过好望角往东航行抵达印度，或从美洲出发，横跨太平洋，通过“大帆船贸易”跟中国及东南亚各地做生意。在北亚的陆地上，不断东扩的俄罗斯人对极北迂回路线的开发，让中国商人可以与商路另一端的欧洲人发生联系。

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列强的侵蚀下失去大片领地。1876年8月，哈米德二世登上王位锐意改革，颁布了帝国的第一步宪法

　　按宫崎市定的说法，一度占据世界中心、扼守东西方交通要道的奥斯曼帝国（自14世纪初起，它继阿拉伯帝国之后，以亚洲西南部的小亚细亚为中心，成为称雄欧亚非的大帝国），却因此变成了“被世界交通体系及其发展进步所抛弃的孤岛……在世界的竞争局势中逐渐落伍，并迅速地衰落”。

亚欧“中心”之争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欧洲中心论”随之大行其道。而在写作《亚洲史概说》一书时，宫崎市定明显带有“亚洲中心”的视角，可以看作是他对上述思潮的反击。

　　比如宫崎市定说，“欧洲文化在最初不过是亚洲文化的一个分支，希腊诸城邦的文化在发展到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之前，其动力几乎都是亚洲提供的”，“基督教信仰原本是形成于西亚的，传入欧洲后，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亚洲色彩，慢慢欧化甚至退化”。

　　为了强调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谈到近代欧洲崛起的最大动力来源“工业革命”时，宫崎还略带讥讽地说：“如果当时不存在能够为各种机器提供能源和原料以及这些产品所需的市场（即亚洲），那么这些新发明都将被视为中世性的反动，成为后世之人用以怀旧的谈资 。”

俄国漫画中的“日俄战争”

　　类似的对欧洲人的傲慢忿忿不平的立场，早在20世纪之初（那时候宫崎本人还是个孩童）的日本就相当常见。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区区一个东方小国，居然击败了欧洲人自己都得退让三分的庞然大物俄罗斯，这极大地引爆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地理上身处东亚一隅的日本，既然自视为新兴强权，怎么会甘心服从于“欧洲中心论”的陈词滥调呢？于是强调亚洲的重要性，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这种欲以日本为主导力量的“亚洲中心”思潮，经一些充满野心的政客和军人操弄，逐渐发酵演变，一步步走向极端，酿成了波及大半个亚洲的惨烈战争灾难，最终日本也不得不咽下自造的苦果，并为此赔上了国运。

谁来“代言”亚洲？

　　在《亚洲史概说》一书初次出版四十周年（1987年）时，宫崎市定的弟子砺波护写过一篇“解说”，介绍本书著述的缘起。

　　原来早在1942年7月前后，日本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正在僵持不下之际，日本文部省的教学局计划编纂一本《大东亚史概说》。所谓“大东亚史”，指的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日本当局的目标是在该书完成后，立即将其翻译成东亚各国的语言，使各国民众都阅读此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数名历史学者受命执笔，宫崎市定便是其中之一。

　　当宫崎市定负责编写的部分刚刚完成第二稿时，已经是1944年了。第二年，日本战败投降，“大东亚共荣圈”土崩瓦解，《大东亚史概说》的撰写自然就不了了之了。日本战败后，社会上出现了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的风潮，文部省暗示要对有关“大东亚”的资料进行销毁，而宫崎决定抗命，坚持将写好的第二稿藏了起来，到1947年才辗转得以出版。

日本关于“大东亚共荣”的宣传

　　根据砺波护的解释，“尽管作者（指宫崎市定）执笔《大东亚史概说》时正值言论统制极为严厉的战时，其写作受到政府和文部省的直接监督，但其作品仍没有采用那种迷信皇国史观的叙述方式”，因此，他的老师这本书（包括后来增写的《续编》）不仅在战后的日本得以公开出版，并且此后四十年间，仍能不止一次地再版。

　　今天的中国读者在阅读这部七十年前的“老书”的中译本时，如果能够明了上述特殊的时代背景，或许能对宫崎市定关于亚洲历史的认识和主张，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本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第七章“亚洲历史上的日本”是全书唯一单列成章的国别史。虽然宫崎市定一贯强调，亚洲是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的亚洲，但这样的篇章安排，多少流露出某种仿佛置身事外的视角，而这种视角的背后，不能不说潜藏着日本人在面对“亚洲”时，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一丝优越感。

　　正如中国国家图书馆青年学者王广生在一篇研究宫崎市定“世界史观”的文章中所评价的：

　　“宫崎市定认为，近代日本作为汲取了东洋和西洋两大文化精华的后起之秀，在近代史上的意义，就在于成为打破这一世界体系的（虽败犹荣的）‘英雄’（第一号准白人）。他在日本‘战败’三十余年后，仍然以亚洲代言人的身份提及此事，意味深长。”

亚洲史概说8.8[日] 宫崎市定 / 2017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九)：你肯定没看过日本人写的亚洲史

　　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丧失往昔的人是不幸的。世人应当认识和尊重过去以便建设符合情理的未来。——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

　　提起当今的西亚、中东我们会有什么印象？连绵的动乱？保守的宗教？取之不竭的石油？不论用什么词语形容， 西亚中东已经在处于火药桶的中心、世界文明的边缘。

　　我曾经跟网友讨论世界历史，谈起西亚他只记得巴比伦空中花园，我说西亚在3000B.C-800A.D一直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区，大马士革、巴格达还曾经是世界的国际大城市，他们都感到难以置信。在他们的认知里，西亚人一直都是骑着骆驼，醉心于宗教狂热，不愿意融入世界。

　　在现在亚洲历史与世界历史书籍里，西亚的意义因为现在的国际地位而被忽视了。

　　日本京都学派史学第二代巨擘——宫崎市定的《亚洲史概说》，以“西亚文化东流论”为主线，在更庞大的框架下，把亚洲划分为西亚——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四大板块。以往的亚洲文明板块是按照地理细分为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日本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一部分。《亚洲史概说》则是以文化属性划分，同时把自己的祖国独立作为一个文化区域。

　　说起京都学派，最多人认识的应该是内藤湖南，甚至可以说内藤湖南是京都学派的第一人。中国历史学者熟知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论”与“唐宋大变革”。宫崎市定曾经在内藤湖南的门下学习，深受他的学风影响。如果说，内藤湖南是京都史学派的鼻祖，第一代巨擘。那么宫崎市定就是第二代的集大成者。1978年宫崎市定获取法国儒莲奖——由法兰西文学院颁发的汉学奖项，是对汉学家学术成就的肯定。宫崎市定的《亚洲史概说》、《中国史》一经出版后就成为各大高校的教材，至今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本书的出版还有波折与故事，1942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入侵东南亚，喊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日本的文部省召集第一线的历史学家编撰《大东亚史概说》，试图把日本描述为世界历史最悠远的国家，日本是东亚的中心，是日本把皇国文化散播到朝鲜、中国、东南亚，日本是亚洲人民的启蒙者。无需多言，这是非常离谱地篡改历史观，需要胆子大脸皮厚的历史学者才能写出来。包括宫崎市定在内的这批一线历史学家，他们自然不愿意成为历史笑柄，他们提出以西亚为文明的发源地，文明慢慢东渐，最后在日本这个终点结晶出最高文化水平。文部省最终答应了要求。到了日本战败，《大东亚史概说》的编撰自然地破产，在战后文部省对有关”大东亚“的资料进行销毁，但是宫崎市定仍然把稿件存起来，委托朋友在1947年出版了《亚洲史概说正编》，就是本书绪论到第三章部分。后面的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宫崎市定自己一口气写完《亚洲史概说续编》，《续编》已与《大东亚史概说》毫无关系。1973年他的学生再次刊印本书，宫崎市定在原著基础上与时俱进，增加了《现代亚洲史》的一章。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亚洲史概说》，可以说《亚洲史概说》是一部有良心的史学作品。

　　本书继续按照京都学派的史观把亚洲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近代）。从古代到现代是欧美历史学者根据欧洲历史而划分，京都学派对此全盘接受，把西洋史的很多研究方法移植到东洋史（亚洲史），连民国四大史家之一的吕思勉也受此影响。

　　西亚从原始人时代到亚历山大大地建立横跨亚非拉帝国为古代，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到阿拉伯帝国建立为中世，阿拉伯帝国衰落到帖木儿帝国是近世，奥斯曼土耳其征服西亚是最近世。

　　印度从上古时代到阿育王统一印度为古代，大月氏入侵到戒日王朝为中世，穆斯林的入侵到莫卧儿帝国是近世，英属印度的建立是最近世。

　　中国从上古到东汉是古代，从三国到五代十国是中世，宋朝到晚清是近世，1840后则是最近世。中国读者未必适应这种划分方法。

　　日本从上古到镰仓幕府为古代，镰仓幕府灭亡到德川幕府建立是中世，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是中世，明治维新开始是最近世。

　　古代简单来说是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到出现城邦，然后城邦的互相讨伐，继而出现了统一的国家。在亚洲最早实现大一统的是居鲁士一世，建立波斯帝国。300年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几乎统一印度全境。50年后秦国扫六合，建郡县第一次统一中国。

　　马其顿受到希腊文明的开化，并且出现了一位英雄人物亚历山大一世，他征服了希腊全境，连波斯也没做到，然后夸越爱琴海征服埃及，到西亚灭亡了波斯帝国，一路到达中亚的帕米尔高原，把当时他已知的文明全部征服，史无前例。虽然古代的标志是完成统一，但是统治夸地域文化的地区在当时的生产力没能完成，亚历山大死后帝国立刻瓦解。

　　在古代，与人们的一般认知相反，希腊与西亚的联系更密切，希腊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影响。热衷航海经商的希腊人通过小亚细亚把希腊文化传播到波斯，而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还没有出现文明，与希腊交通战争的是东方的波斯，因此此时希腊是一种倾向亚洲的文化，到了波斯灭亡，亚历山大帝国分裂，意大利的罗马崛起、征服希腊，希腊文化西流，此后希腊才算是欧洲的一部分。

　　古代文化特点是从蒙昧走向理性，《轴心时代》一书讲述在公元5-6世纪，人类的文明走向成熟，人类开始消化从上古而来的文化知识，包括巫术、祭祀典籍、神话，反刍后诞生新的文化。希腊哲学，印度的奥义书、佛教、耆那教，中国的诸子百家、经学对之后两千多年的人类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到了中世，继续是西亚领跑，中世的特点使大分裂和蛮族入侵。对应欧洲的中世纪。

　　中世的西亚诞生了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在以拜火教为国教的波斯帝国灭亡后，西亚出现很多宗教思想，东渐的希腊文化，东来的印度佛教文化。在这个欧洲大陆的路口出现了思想的混乱，各个宗教为了争夺信徒而传播教义。萨珊波斯的摩尼在拜火教的基础上，综合基督教与佛教教义，创立了摩尼教，曾经盛极一时，信徒众多。但是摩尼教的”门庭热闹“没有持久，很快就衰落。

　　。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出现了一件历史大事，由于叙利亚的连年战乱，东罗马帝国决定海航商路改道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本来是骆驼上的游牧民族，在短短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经商的民族。生于麦加的默罕默德，也跟随商队往返叙利亚与，他接触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情底层民众的遭遇，据说在40岁的时候，他在希拉山受到真主的神谕，开始传播伊斯兰教。本来松散的阿拉伯民族受到宗教的感召开始团结起来。东罗马与萨珊波斯已经衰落，阿拉伯民族趁着时机走向辉煌。中世的阿拉人进行了人类历史第二次大征服。

　　中国经历了三国相争，西晋的短暂统一，又陷入漫长的五胡乱华与南北朝的分裂，在融合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后，诞生了隋唐帝国。汉民族的第二次隆盛，唐朝同时非常依赖外族雇佣兵，所以在中唐在出现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的灭亡，五代十国时期再度分裂。在印度的中世，没有再出现统一，大乘佛教的理论继续发展，并且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同时婆罗门教开始复兴，佛教衰微，佛教的文化开始向中国与印支半岛转移。

　　近世后，阿拉伯帝国的两个王朝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希腊文化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得以保存流传，数学，天文，哲学在阿拉伯境内蓬勃地发展。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汲取这个时代的阿拉伯文化。

　　印度的婆罗门最终以印度教的姿态重生出现，佛教被边缘化，印度屡次遭到北方和西方的民族入侵，在穆斯林无力入侵下，佛教终于灭亡。印度形成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对峙，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外来多次入侵下，没有消失。国内的阶级，宗教文化等对比越发严重，在中世的印度没有形成民族主义。

　　中国在宋朝进入近世，唐朝的时候周边的蛮族特别是突厥和回纥相继拥有自己的文字，出现了文化觉醒，后来的契丹人、女真人对自己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优劣长短有比较取舍，不像中世时期，以汉姓汉化为荣。

　　近世的特点是民族主义的觉醒，汉族被辽国、金国压迫，失去优越的身份感，开始出现民族主义，导致后来的明朝选择闭关，只经略汉地十八行省。

　　近世时期的大事件是蒙古的世界征服，是人类历史的第三次大征服。对世界的旧秩序推倒重来。

　　到最近世，除了奥斯曼土耳其与后来的日本，亚洲其他地方都开始被欧洲追上反超，最初只有奥斯曼帝国这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还能一战，但不能避免被肢解灭亡。我们可以注意，为什么每次都是西亚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而现在西亚却是亚洲动荡的地方？每次文化的碰撞，文明的更迭，日本都是走在最后？

　　我们拿中国与日本对比，中国在宋朝进入中世，但是在近世逗留了二百年。日本在江户时代才进入近世，只有200多年，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抓紧时间发展农业桑植，艺术，教育还吸收荷兰的学问。短短时间内就在文化上追上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率先打开国门，成为首个进入最近是的国家，改革维新轰轰烈烈。而西亚的土耳其直到1922年才实现世俗化，进入近世。

　　世界的交通路线改变，日本不再是西亚文化东渐的最终站，反而是西太平的第一站。相反，大航海航线的开辟，占尽地利的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世界的孤岛。

　　日本学者佐口透认为这次方法与视角十分巧妙，将其称为“交通史观”。重视研究各个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且交通航线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有着重大的影响。

　　从国人的眼光来看，宫崎市定对明朝的倭寇侵犯沿海，对所谓敦煌的“学术探险”等造成的损害认识不足。

　　不过他字行间对日本发动战争，对恶果有着反思。最近世的日本有着中世、近世的残留是日本悲剧的根本原因。

　　正如他评价张作霖被炸死，利用魔鬼发财的人最终被魔鬼所害。这句西方谚语也正好适合形容军国主义的日本。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十)：《亚洲史概说》：地理决定文明，交通影响兴衰

　　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在其《亚洲史概说》中，给读者讲述了奥斯曼帝国兴衰的故事。与通常条分缕析地列出众多因素不同，宫崎的结论简单却让人印象深刻：交通。奥斯曼帝国兴盛于绝佳的地理位置，扼欧亚两洲交通之要道；其衰亡也缘于海路的兴起，东西陆上交通另辟其径，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终归沉寂。宫崎在书中感慨到：“奥斯曼帝国彻底变成了被世界交通体系及其发展进步所抛弃的孤岛，孤独地横陈于世，逐渐被东亚和欧洲遗忘。”

　　宫崎市定算是日本治东洋史的大家，最近在中国颇为流行，许多出版社都纷纷推出他的著作，在读书界也引发许多热议。这本《亚洲史概说》其实成书年代相当久远，原是作为教材而写，初次出版的时间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虽然以后多次再版，但宫崎氏在再版中却认为无须改写。一是对其结论的自信，二是这么多年来，确实也没有任何出土的考古证据及其研究可以推翻其结论。由此可见，历史著作与历史一样，恐怕是最有生命力的。

　　尽管《亚洲史概说》一书写于七十年前，且只是一本教材，但一读之后仍让人感觉颇多收获。因为宫崎氏研究重点在于中国的缘故，因此此书虽是亚洲全史，但中国史本身仍是该书的重要内容。但宫崎市定对中国历史的观照，是将其放入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而且去除其中心的位置，让读者看到，中华文明只是整个人类文明中的一环，而且中华文明并非就是孤立发展起来，与外来文明没有交流的，整个文明世界都在交互影响着发展。很明显，中华文明受到西亚文明的影响尤多。

　　这也是宫崎书中的核心观点。《亚洲史概说》开宗明义就说：“自悠远的太古时代起，人类就有了相互间的交通往来，因此，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完全孤立于外界的民族，这一点通过对考古文物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证明。”宫崎在书中举出了彩陶这一考古证明。彩陶分布基本上遍及整个欧亚大陆，其基本的制作工艺与花纹图形，均无大的差异。这正是东西方交通往来的结果。彩陶的起源历史颇为悠久，目前已知最早的是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西亚。中国渑池半坡仰韶亦有出土，是中国出土最为古老的，但年代也仅是六七千年之前。从这一点看，彩陶应该起源于西亚。宫崎认为，中国华北与东北的彩陶均是外来，原因就在于，中国从很早时期起就存在形状独特的鬲形陶器，与彩陶的形状及制作大异其趣，属于完全不同的制陶系统。二者之间几乎完全不存在任何的关联。北大教授苏秉琦先生亦称，鬲的独特形状在国外找不到相似器物，应是中国所独创。但其传播似乎不如彩陶。

　　宫崎先生在书中指出，西南亚地区虽然在较晚时期才引入新石器文化，但从印度输入原始农耕文明之后，却很快超越其他地区，彩陶与青铜器都是在此地区初露曙光的。这个地区是最先进入更为高级的文明阶段的。其实，这也缘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整个的西亚，扼守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既有大河冲积出来的肥沃平原，也临颇便航行的地中海与波斯湾，有温和气候丰盛物产，还有渔获之利交通之便。在这里诞生的文明，也由于其处于三个大陆的中心地带，适于向各个蒙昧地区传播，从地中海沿岸到欧洲大陆，从印度次大陆到东亚。宫崎市定先生认为，中国的殷商文明即是由斯基泰早期文明向东传播，到达中国的北部而形成的。自然，彩陶与青铜器，也包括铁器，都是经此路线而传至中国的。

　　当我们注视着世界地图之时，我们总是感叹于欧亚大陆之辽阔，认为在远古蒙昧时代人们的交往一定相当困难，很难有着远距离的交流。但众多的考古发现却总是让我们惊讶不已。张骞赴大夏之时，即见邛竹蜀布，由印度商人转贾而来；而前述的更早的彩陶，则遍布两大洲。宫崎先生在书中称，“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史前时代，亚洲东部的民族与亚洲西部乃至欧洲的民族之间，就已经有了文化上密切的交流关系。而到了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世界各个民族间相互往来的局面变得越来越盛大，而从未有过衰减。”确实如此。古代各文明之间的交流，远较我们所想像的要繁荣得多。古人虽然缺乏今人便利的交通工具，但却以时间换取空间，漫长的时间总会弥合距离的遥远。而只有在各个文明的不断交流之中，文明才会逐渐地相互促进，向前演绎精进。

　　宫崎在书中指出，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往来，到了中世的唐代，变得越来越热闹。从中国出发，有着南北两条大道，其实也就是水陆两路。一是从中国出发，以中亚、波斯，通往西方；二是海路，从东海、南海，经过东南亚，到印度洋，从波斯湾和红海，到达地中海。这两条大道是东西方之间的主要交流干道，其实也是近代之前整个世界的主要交通干线。他进一步指出，“在南、北两大海陆道路之间，存在着许多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支线。这样的支线主要有三条，自西向东分别是：从中亚出发，南下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的路线；从中国西南部出发，穿过缅甸抵达印度洋的缅甸路线；沿着中国海岸线，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路线。”两条交通干线及其支线，几乎将当时世界所有主要文明都连接在一起。整个世界的历史，也就沿着这两条干线而展开。沿线各个民族的文化觉醒，实际上也是受到了交通线上繁忙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刺激。而交通干线的存废与兴衰，也导致着文明的强盛与衰亡。

　　起源于伊朗高原上的雅利安民族集团，就是沿着这条陆上干线，朝着南北各自迁徙，遍布从印度次大陆到整个欧陆。而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也是沿着此路线直抵恒河流域。当他瞭望着印度大地之时，却无奈于火热的气候，只得班师而回。在红海沿岸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在受到这一交通线的刺激后，才开始产生民族意识。“在倭马亚王朝时，伊斯兰国家的领土已经地跨亚、非、欧三大洲，并占据了世界的中心位置。所以，这里会出现世界性的文化也是理所当然的。”由此，伊斯兰教势力称霸西亚，改变着世界的格局。而十字军的东征，表面来看是宗教相争的因素，其实根源却也在于这条至关重要交通线的争夺。宫崎认为，阿拉伯势力兴起与连年战争，等于是扼住了欧洲世界对于东西方交流的需求。“世界规模的交通路线一旦被长期阻断，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虽然收复圣地是其殷切的愿望，但由于战争所导致的东西方贸易路线的受阻，使他们难以从印度进口香料、调味料等必需品。”

　　当然，这条交通干线影响最为显著的，就算是本文开始时所提及的奥斯曼帝国了。可谓成也位置，败亦地理。古老的丝绸之路让突厥民族兴起，但新线路的开启，也让这个强大帝国迅速地衰落。

　　突厥民族原是活跃于蒙古与中亚草原的一大民系，也是威胁中国北方的三大民系之一（另外两个为蒙古系及满族系）。而突厥民系的民族觉醒及其文字的发明，则源于粟特人所带来的波斯文化的刺激。波斯萨曼王朝的兴起，给本是游牧民族的突厥以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影响，也让其逐渐演化出国家形态来。在丝绸之路所经过的西域沙漠绿洲之中，突厥系民族利用商路繁盛之便，逐渐发展出城市，天山南路一带也逐渐突厥化。后来突厥系从中亚迁徙至小亚细亚。在蒙古人向西扩张之时，突厥系的奥斯曼帝国亦兴起。它的强大无疑在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前述的东西方海陆两大交通干线，均被纳入到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之中。“事实上，截至奥斯曼帝国兴起的14、15世纪，从中国、印度去往欧洲的道路必须经过奥斯曼帝国的领地或其周边地区。因此，全盛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正是坐落在地跨亚、非、欧三块大陆的世界的中心位置上。”

　　近世以来，随着欧洲势力的扩张，对于世界的探索也在积极进行。新的海上航线的开通，让原来处于海上交通线西端的波斯湾几乎成了死胡同，其重要性不再受到认可。反倒是非洲沿岸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同时，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开拓新的连接欧亚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不再受到奥斯曼帝国等伊斯兰国家的阻碍，因此日渐繁荣。而以前那条有数千年历史横贯中亚的丝绸之路即被废弃，丝绸之路沿线的本来繁荣的国家也渐归于沉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将好不容易将其统治中心确立在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绝佳位置上，可如今，这里却成了被两条交通干线抛弃的地方。东西方的文化和物资都不再经过这里，此地也因此失去了呼吸世界的新鲜空气的机会。”老迈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步履蹒跚，无法感知到世界的这种变化，更没有能力去应对这种变化。其轰然倒塌也就成为必然了。

　　大英帝国则是个反例。经过光荣革命的英国，奠定了制度的基础。尤其是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则在工业、科技及军事领域，率先进入了现代。这是英国在近世几个世纪中称霸的主要基础，但英国能在全球扩张，以其独特的对于全球交通的眼光有关。宫崎在书中称，“近世欧洲的扩张给亚洲带来的最大变化，可以概括为交通线的变化。”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较绕道好望角缩短了8000海里，进一步接近了印度以及亚洲与英国的距离，印度与英国之间的结合也更加紧密。英国在此之前，看到红海交通的重要性，于是在运河开通之前就抢占了亚丁，可以扼守红海的出口。莱佛士爵士更是独具眼光，看到了马来半岛的重要性，于是在其南端的新加坡建立了殖民地。由此，从运河到亚丁，从斯里兰卡到新加坡再到香港，这些战略性港口要地，尽数落入大英帝国之手。作者由此喟叹：“这样一来，只要连接英国占有的各个港口，东西方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便可以呈现在我们眼前。”大英帝国的繁盛，与这样的交通战略布局，不得不说有很大的关系。

　　回看中国，文明亦是深受地理位置与交通的影响。中国是东西方两大交通线的起点，而隋唐之时大运河的开通，不但连接了中国的南北方，同时也将这海陆交通线在中国境内连接起来。这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内部的经济与社会，“运河所贯穿的地区是肥沃的平原，有着丰富的物产，运河沿线的所到之处都建起了繁华的都市。由此，中国的经济中心就逐渐向运河附近转移，与此同时，政治中心也被牵引到运河一线。”明朝的海禁，其实已经将海洋这条交通线废掉了，而此时的陆上交通线，其时也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始与新的陆上交通线的开拓，已经趋于荒废。明朝更是重修长城，其疆域也是沿着那条著名的交通线，但却止于嘉裕关。封闭的明帝国，已经衰颓之相毕露。明末清初，海禁有所放松，而欧洲对美洲的殖民正当其时，白银经过马尼拉与澳门这条海上交通线，得以大量输入中国。受此刺激，中国产业亦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但此后废除海禁，将广州港作为中国唯一与外国贸易之港，促成了广州的繁荣，却加剧了中国本已北轻南重的经济形势。加之白银此时大量流出，中国经济开始萧条。“以南方为中心的革命运动由此勃发，清朝的统治也由此出现破绽。”

　　我们在凝视世界地图之时，可以发现，如果以西亚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那么中国其实是远离这个热闹中心，而是偏居一隅的。在这一点上，其实西欧亦是如此。一个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一个处于西端。一个面对着太平洋，一个面对着大西洋。这两者均是文明传播的尽头，也是文明迸发出璀璨之花的地方。但仔细观察地图，却又能发现两者之间的不同。欧洲可以通过地中海以及小亚细亚与西亚血脉相连，而中国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这种联系却被崇山峻岭所切断。中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蒙古高原、阿尔泰山脉与青藏高原，将中国与外界隔绝开来。只有前述的两条交通线，如同脐带一般，将这个文明的体外子宫与母体相连。文明的种子输入到这里，在肥沃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得到滋养，并在很少外来文明的冲击之下发展壮大。

　　这是中国文明之福，也是中国文明之祸。这样的地理位置，让中国文明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演进之路，也让中国文明缺乏与强大文明的大规模交流与对抗，并在这种交流与对抗中变得更加强大。用宫崎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养成了一种容易混淆理想和现实的习惯，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中国人总是会在理念上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皇帝统治四海。基于此，中国人试图对这种世界中心的形式本身加以维持，这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变得封闭和排外。”中国周边的民族，除了没有文明教化的蛮夷，就是如朝鲜、日本这样被中国文明所泽被的国度了。宫崎在书中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对朝鲜只关心箕子的井田之迹，而对日本则只对秦皇使节徐福的坟墓感兴趣。即便到了近世阶段，中国人也只关心日本的中国元素，而不曾试图研究日本本身。”这种行为，到现在不也如此吗？

　　当然，宫崎市定在《亚洲史概说》一书中，有些落入埃尔斯沃思·亨廷顿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但至少在人类未有使得的交通工具之前，在人类没有便捷的信息通讯之前，在人类的科技未得到飞速发展之前，在人类的眼界还未开阔之前，地理位置与交通便利，确实对于人类的文明兴起与衰落，有着致命的影响啊。

　　当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时，如果不惧阿富汗崇山峻岭阻隔，他沿着那条交通干线东进，所面临的正是中国的战国时代，他能够战胜秦国的虎狼之师吗？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会由此改变吗？历史很难假设，就如亚历山大南临恒河之时不惧印度炎热的情形一样。但地理与位置无疑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至少他只是在古老的阿富汗地区留下一个大夏国（巴克特里亚），而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几乎为零了。但在两千年之后，当中国面临来自西方的威胁时，却迅速地摧枯拉朽。此次威胁却是来自海上，来自另外一条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干线，只不过中国官府已经将这条干线遗忘，已经将自己的海岸线死死封住，而且此次威胁异常的强大，经历了上千年文明竞争的欧洲人，已经进化到坚船利炮，不惧任何地理的阻隔了。

　　与此相似的情形还有美洲文明，他们是在独立的地理环境长大，他们对于西方的枪炮与文明，甚至对于来自西方的病菌，都毫无抵抗力，文明就此灰飞烟灭。但中国文明比起美洲文明来，至少还多了一条脐带，与母体文化有着关联，对于外来的文化包括病菌，还有着一些抵抗力。因此命运也就好得多。

　　宫崎市定先生在最后论述中国与日本近世命运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德川时代的日本人对于中国式的奢侈生活缺乏了解。中国自古以来，统治阶级内部一直秉承着冠绝世界的奢侈的生活方式。基于这种奢侈的生活状态，中国的统治阶级在接触到欧洲文化的时候，未能从中感受到丝毫的吸引力。”颇有意思，算是脱离了整体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另一角度来解读中日不同的走向。陈列于此，作为本文的结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