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读后感10篇
《白银资本》是一本由[德] 贡德·弗兰克著作，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9.80元，页数：45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近觉得自己做事、思考的时候总是过度在意细节，而对于宏观层面的关注非常少。比如理财方面，知道如何记账、怎样使用信用卡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思维提升一个境界，看到世界经济版图是如何形成的。在豆瓣搜书的时候，找到了这本在1999年获得了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大奖的作品--《白银资本》
作者贡德·弗兰克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的时候，他的导师，恰好是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而后者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货币超发，这一理论得到了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同，并获得了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白银资本》的主要观点在于，从哥伦布时代的航海大发现到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亚洲的中国和印度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这种观点跟我们之前听到的有很大不同。
根据资料显示，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和皇家的支持，西班牙在16世纪初期就已经到达了今天的秘鲁和墨西哥等地区，并且从当地挖掘了10万吨以上的白银运离了美洲地区。其中的一半一上，都运到了中国。
在1500-1800年间，玻利维亚、秘鲁和墨西哥占世界白银生产和贸易的份额超过85%，这一信息，跟2013年世界白银储量的全球分布基本吻合，可以看做是有效的数据。
如果说西班牙人手里有坚船利炮，导致南美生产白银却不能从中获利，中国当时的经济已经得到了发展，资本主义开始了早起的萌芽（明朝1368年―1644年，中后期开始萌芽也就是1500年左右，跟本书所研究的时间段也大量重合），那为什么中国当时需要这么多的白银呢？
有资料记载说明朝占世界GDP的1/3，数据虽不一定准确，但也大致反应了明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强大国力。就拿当时生产的产品为例，有瓷器、丝织品、棉布、砂糖、粮食等等，不仅品质优良，而且成本上直接秒杀外国舶来品：
棉麻制品是墨西哥市场上欧洲货的1/8，
铜和铁在东南亚的菲律宾，价格仅仅是欧洲的1/4，
至于日常生活的肉类水果蔬菜价格更是低得令人发指，以至于有的国外神甫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说：这简直是不要钱。。。
如果当时就有电商的话，中国的O2O早已领先世界400年，亚马逊可能根本没有喘息之地。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写到：“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比价，比欧洲高得多，……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价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也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
所以欧洲的航海先驱们也嗅到了这里面巨大的经济利益，开始做起了白银的“中间商”，把白银从南美、欧洲等运送到中国收取高价，同时由于中国劳动力低廉且商品品质良好，大量购买棉麻丝织和瓷器药材等除垢欧洲，这一进一出，早已让航海家完成了早起的资本积累。
但是好景不长，16世纪中后期，航海先驱西班牙后院起火，塞维利亚爆发的经济危机影响了前面开拓疆土的进程，并且对中国的白银流入产生了直接影响。经济危机之前每年停留在印尼的中国商船是41艘，而危机之后急剧下降为6艘，加上其他的限制入口等政策影响，中国白银流入量锐减。
《白银资本》中第93页提到，东南亚曾是世界上最富裕、商业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可能就是从东南亚成为欧洲到中国、印度的白银中转站开始的。
虽然明朝经济自给自足，但中国并不是白银生产大国，大量的白银仍然需要进口。
明朝末年通货膨胀严重，导致江南地区粮食价格急剧攀升，而丝织业发达的南方地区主要靠白银交易，白银流入锐减跟通货膨胀二者的效应叠加，让当时的南方人民不聊生。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紧接着在1626-1640年间，接连发生了洪涝和干旱，导致人口下降了40%。
所以说，《白银资本》中关于中国和印度在16世纪世界经济的地位是属实的。这点跟世界主流经济观点认为的，欧洲一直是世界中心不同，所以作者弗兰克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他能够不惧权威，勇敢提出自己的经济历史观点，就冲这一点，这本书就值得一看。
《白银资本》读后感(二)：白银，中国和世界经济
-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及其重要的，甚至处于称霸的地位。
最近觉得自己做事、思考的时候总是过度在意细节，而对于宏观层面的关注非常少。比如理财方面，知道如何记账、怎样使用信用卡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思维提升一个境界，看到世界经济版图是如何形成的。在豆瓣搜书的时候，找到了这本在1999年获得了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大奖的作品--《白银资本》
作者贡德·弗兰克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的时候，他的导师，恰好是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而后者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货币超发，这一理论得到了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同，并获得了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书里的主要观点在于，从哥伦布时代的航海大发现到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亚洲的中国和印度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这种观点跟我们之前听到的有很大不同。
根据资料显示，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和皇家的支持，西班牙在16世纪初期就已经到达了今天的秘鲁和墨西哥等地区，并且从当地挖掘了10万吨以上的白银运离了美洲地区。其中的一半一上，都运到了中国。
在1500-1800年间，玻利维亚、秘鲁和墨西哥占世界白银生产和贸易的份额超过85%，这一信息，跟2013年世界白银储量的全球分布基本吻合，可以看做是有效的数据。
世界白银分布图
《白银资本》读后感(三)：笔记
《白银资本》是德国学者贡德 弗兰克的代表作，阐述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亚洲，经济中心在亚洲，欧洲则更多的是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欧洲通过白银实现了对亚洲经济中心地位的取代。展示了全球化早期的世界贸易图景。
对于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下，回到那全球化开始的岁月，或许会对我们有更多的启示。
一、美洲的白银，中国的问题
我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铜多银少的国家，最初的货币都是铜币，意外的是在明代，我国却选择用白银作为法定货币。能够作为法定货币一般都是能够有稳定的产出的，能够使用白银作为货币说明当时一定有了开采白银之外的白银来源。
白银从哪里来？
从国外来！
明代就已经开启的全球化时代，欧洲人并没有什么能向明帝国出口的商品——除了白银，同期日本也发现了白银，这两股白银最终都涌向了东亚。
但是问题在于，大量白银的涌入让明帝国的经济更不平衡，在明帝国的主导下，大量白银被留下“一条鞭法”极大加强了这个过程。
明代的货币制度相比之前的最大变化在于在铜钱和纸钞之间来回摇摆，而这种摇摆导致不论是纸钞还是铜钱都不足以建构信用，直到明政府通过“一条鞭法”确立了白银的货币地位，明帝国的货币制度才稳定下来。
相比纸钞和铜钱，白银的币值更加稳定，更不易受明政府的控制，这种情况下，白银就成为近乎唯一的选择
明万历九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改赋税为一并征银。实现从两税法的实物地租转变成了货币地租。当然，国产白银是远远不够用的。
“一条鞭法”在执行之初是行之有效的，但是明帝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却还要面对着北方的边患，不得不选择“天子守国门”，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以及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的大量白银，明帝国晚期，事实上是发生了“输入性通货膨胀”，在这种通货膨胀的刺激下，明帝国的财政基础，也就是自耕农大量破产，而其中就孕育了埋葬明帝国的李自成。
二、白银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银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作为货币的白银既是价值存储又是交易媒介，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流动起来，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被生产出来之后如如果能够按照一定利润出售，价格就会更高一点——相对于其他商品而言，无论后者是某种其他形式的货币还是别的什么。因为货币的价格基本上是由当地的和世界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所以它就会从供给相对较大的地方流到相对较小的地方。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因此，正是私人企业或公共（国家）生产者对利润的追求，使得货币从此地的低价市场流向彼地的高价市场，尤其是当低价市场在本地，而高价市场在别的地方时——多么像在周游世界。
当时，这是大贸易公司和国家政府的一项业务，而且往往是一项主要业务。当然，这也是银行家和高利贷者的一项主要业务，还往往是商人、消费者甚至所有人的一项业务。在矿藏丰富的地区（尤其是美洲），白银的供给价格较低，而在越远的地方乃至地球另一面的亚洲，价格就越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银币主要是绕着地球向东旅行，远抵亚洲。当然，它也向西流动，先跨越太平洋，再从日本跨越中国海。此外，这也是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中主要的甚至唯一的业务，因为他们在兴旺的亚洲市场上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出售，尤其是由于他们本国的生产不具有竞争力。除了欧洲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白银，亚洲人也不想买欧洲的其他东西。
这种货币的套利兑换拥有悠久的历史，在美洲被纳入世界经济后不久就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活动。只要中国的黄金价格比较低，而白银价格又几乎高出1倍，白银就会被吸引到中国去交换黄金，中国就会出口黄金。下文引述的欧洲贸易公司发言人的言论证实，中国是他们的黄金来源之一。欧洲人用这些利润来支持他们在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地与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贸易。他们的商人和贸易公司，尤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把参与黄金、白银和铜之间的套利活动作为他们在世界范围的商业交易活动的主要和基本内容之一。当然，他们也用这些 贵金属来买卖其他各种商品，也与亚洲人一样在亚洲及世界各地进行这些商品的交易。
三、人口与技术
亚洲更高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欧洲较低的人口增长则产生了这种刺激——在于亚洲的竞争中！
而这些最终导致在1800年前后，欧洲发生了技术进步，而亚洲没有发生，因为亚洲具有更高的人口增长，但其收入更加两极分化，而且缺乏资本。非洲也没有发生这种技术进步，因为那里的人口与资源比例比欧洲低得多；而且，非洲根本没有像欧洲那样获得外界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本。
人口增长率的低下，使得欧洲的工资一直高于亚洲，在亚洲的主要经济体中，人口的增长强化了生产对资源的压力，使收入出现两极分化，制约了国内对大众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同一个结构和进程迫使生产的工资成本下降，而有没有强化促使人们向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生产技术进行投资的价格刺激。亚当·斯密注意到，与欧洲相比，“中国下层人民”更高的劳动供给和劳动者更严重的贫困压低了使他们心甘情愿劳动的工资。而中国的农业改良引起的人口增长反而阻碍了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自立的经济增长。在人力丰富而土地和其他资源缺乏的基础上，中国的农业、运输和制造业技术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限。例如：放牧的草场极其缺乏，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使农业用地严重不足，却使劳动十分廉价。因此，低廉的水路运输和昂贵的牲畜饲料就使人力运输成为合理的选择。例如，1742年的一份材料中提到，一种水泵可以节省灌溉农田所需劳力的五分之四。但是，制造这种机械需要用铜，而铜是极其昂贵的——也就是要牺牲货币，因为流通的货币是用铜制造的。因此，投资制造这种水泵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合理的。
这种未能“发展”的原因不是制度缺陷或其他缺陷，恰恰相反，而是基于这些制度和其他条件上的生产、资源利用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从而造成资源短缺，比劳力更珍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日益陷入一种高密度的人口和中等技术的引力平衡，很像是“高水平平衡的陷阱”，在这种陷阱中，高密度的人口、昂贵的资源、稀缺的资本造成劳动的廉价，因而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不合理，也不经济。
在欧洲，较高的工资和较高的需求，再加上可以获得资本，包括从国外流入的资本，就使得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变得既合理又可行。
而正是为了维持这种低水平的稳定，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