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在衰退吗？》经典读后感有感

　　《美国科学在衰退吗？》是一本由谢宇 / [美] 亚丽珊德拉·A.齐沃德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9.00，页数：2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国科学在衰退吗？》精选点评：

　　●详见书评《谁会是这场魔法战争的最终赢家?》。

　　●翻完。要点，美国科学没有明显衰退，但世界其他国家在崛起。个别问题，如美国人对进化论和宇宙大爆炸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些问题或夸大了美国人的非科学性。另有个问题，美国本土出生学士以上人群的科学家比例明显下降，移民中的明显上升，表明美国社会更适合精英人口？另外，科学衰退与否可能有更精妙的指标或方面。

　　●學習謝教授寫論文的方式和結構

　　●谢宇老师的定量强项

　　●严谨的实证之作，有多少数据说多少话，不妄下结论，是这本讨论美国科学是否衰退的最大特征。

　　●对当代美国科学的社会学量化分析

　　●第一遍读的时候还不太明白，第二遍觉得如何使用那些数据讲故事其实还是挺难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敲门砖～

　　●看了作者发在网上的结论。学者可以直接指出问题和提出批评，羡慕。根据最近看到的材料，全球化很可能带来两个趋势，一是“坏”国家在扁平化的过程中强大起来然后把“好”国家拉下水，劣币驱逐良币，大家一起死，并且更快地死；二是扁平化会给穷人带来好处，这个好处最后从长期来看也会是富人的好处，大家一起好。人类的两种结局，作死还是好活，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前者的可能性好像更大些。另外，耐人寻味的是，对未来绝望的人正在现实中赞美体制，抱有一些些可怜希望的人正在现实中批评体制。

　　《美国科学在衰退吗？》读后感(一)：美国的科学在衰退吗？

　　社会学家谢宇的博士论文改编，对美国科学的发展分析表明，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拥有世界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学术活动，研发经费占世界40%，前20大学占85%。美国科学没有衰退，但是面临收入、学术科学和全球竞争的问题。科学家的收入停滞不前，博士毕业后继续从事学术的比例下降，全球范围的科学竞赛加剧。

　　《美国科学在衰退吗？》读后感(二)：美国科学在衰退吗？如果不做读书笔记一定会忘记系列

　　这书真是量化力作啊...一大堆统计数据看得我眼花并逐渐失去耐心:)

　　先说结论：美国科学没有在衰退。美国在世界科学界有逐渐失去主导地位这一潜在可能性，因为其他国家的科学水平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提高了。但这不代表美国的科学正在衰退。

　　作者先trace back现代科学的根基，自从发源于哥白尼，历史规律就是大概每80年世界科学中心会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意大利到英国到法国到德国到美国。而美国科学界占领主导地位已经将近100年，为什么没有重复以前的历史规律：

　　1. 目前美国科研机构的规模和取得的成就史无前例；

　　2. 历史上任何一个科学中心都不曾处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自由传输，科学国界模糊

　　然后一大堆数据从各个角度说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科学在衰退。例如女性参与科研比例增加；美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上的表现比70年代更好；学士硕士博士毕业生人数在增多；人民兴趣并没有减少等等很多角度，很多数据支撑。还有一些有意思的观点，例如犹太人和Asians政治地位低所以科研是他们achieve upward mobility的一种方式，但移民科学家有可能会降低科学家的平均收入，从而减少青少年们从事这一职业的兴趣；其他国家的科学研究也在迅速崛起等等，这是美国科学界未来要面临的问题。

　　最后我觉得点睛之笔就是要把科学放在文化和社会大背景下去理解。当前科学的三个特征1) 普遍主义（个人主义，遇到问题首先是去质疑并独立思考而不遵从权威，此处我们应重点学习）；2) 重视创新；3) 致力于增进公众福利（认为每个个体的成功都能改善整个社会），恰好刚好完美契合美国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不是美国独有的，但是他们与科学之间的联系在这个国家找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方式。这个大环境是美国拥有的发展科学的最宝贵的财富，竞争激烈又高度开放，只要有这样的环境一天，美国科学就会一直繁荣下去，什么时候这样的文化风气没有了，美国科学就真正衰退了。

　　《美国科学在衰退吗？》读后感(三)：谁会是这场魔法战争的最终赢家?

　　To a little girl who loves wizards.

　　如果科学是美国的立身之本，那作为守成大国，失去立身之本恐怕是其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所以“美国科学衰退了吗”不是一个新话题，是一柄悬在美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警醒着美国人干掉了英国、干掉了苏联、干掉了德国、干掉了日本。谢宇直面这个话题，让统计数字代替那些主观的判断和似是而非的认识，分析中处处追求严肃严谨严格，堪称社科研究中“人狠话不多”的典范。

　　但是，有些枯燥是不是。让我们换个角度，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注：我使用了魔法世界的概念，但是为了容易理解，情节设定并非与哈利波特系列一一对应。

背景

　　美国是利用英国和德国的一场魔法大战而崛起的。美国魔法部利用远离战场的优势，专心研发新魔法，生产更强大的法器，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战后，他以更加灵活的手段击败了苏联东正教法师团和日本神道教法师团，始终在魔法实力上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是近几十年来，他们深深的感受到了东方大国道教法师团快速成长带来的压力。未来的世界将何去何从？

美国魔法部的处境

　　魔法在美国人手里已经摆脱了欧洲魔法师们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方式。霍格沃茨虽然出了很多优秀的魔法师，但是还是过于依靠个人。魔法研究单位在美国人手里从小团队变成了大团队，大团队间的分工协作使得魔法的研发效率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美国魔法人才昌盛，魔法产出惊人。但是随着世界的相对稳定，全球各地的魔法人才竞相涌现，魔法水平不断提高，美国魔法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美国魔法部的优势

　　这是一个魔法师和麻瓜相互了解的世界。一个年轻人如果有魔法天赋，不管他的出身为何，他都可以走上魔法的道路。魔法师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职业，可以衣食无忧，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都促进着一个年轻人投身魔法事业。

　　美国的麻瓜们热切的关心关注魔法的一切。魔法师是麻瓜们的偶像，很多魔法知识，特别是关于健康医药的知识深受麻瓜欢迎。

　　美国魔法部在全部学校中开设了魔法基础课，魔法成绩优秀的学生未来大概率进入魔法学校进修，这为美国魔法界提供了稳定的人才输出。

　　全世界的魔法师都梦想到美国去。那里有一流的魔法研究环境和宽松的研究氛围，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优秀魔法人才聚集到美国魔法界学习和工作。

美国魔法部的劣势

　　魔法师的职业好像不如以前那么赚钱了，特别是从事魔法理论研究、占星学、魔药学、神奇生物学这些基础研究学科的魔法师挣得远不如魔法机械学的人多，甚至还不如麻瓜里的医生和律师。又苦又累又不挣钱，年轻人对这些学科的职业前景不太感冒。

　　有的美国年轻人认为魔法师呆板无趣，不是整天摆弄魔药就是与奇怪的生物为伍，魔咒听起来稀奇古怪的。当个魔法师好像一点也不酷。

　　大团队的魔法研究制度可能会扼杀年轻魔法师的创造力。毕竟那些最伟大的魔法发现都是魔法天才们在40岁以前创造出来的。如果年轻的魔法师，刚从魔法学校毕业，就被安排进某个大魔法师的团队打杂（即所谓“法师后”），那他基本就没有自己独立创造的机会了。

中国魔法部的机会

　　中国道教法术由来已久，但大多重术不重理。中国魔法界要得到发展，重在摒弃功利主义思想，踏踏实实，久久为功。

　　减少魔法部以行政手段对魔法师研究的干预。

　　继续加大对魔法研究的投入，重点加大对魔法基础研究投入，投资建设设备完善的魔法实验室。

　　提高从事基础魔法研究的法师们的待遇，改革“法师后”制度，给年轻的法师们创造独立研究的基础。

　　吸引世界知名的华人大法师回国，以他们为主导，借助数量庞大的初级魔法师队伍建立大团队的魔法研究体系。

　　推动中国的麻瓜们了解魔法喜欢魔法，为中国大法师们塑造时尚的形象，让魔法变成一件炫酷的事情。

结论

　　好的，回到现实。美国仍有着世界最强大的科学力量，而且从现在来看，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但是从全球发展趋势和科学的本质来看，合作的价值远大于竞争。

　　不管怎样，我衷心希望人类成为这场科学竞争的最终赢家。

　　虽然我并不乐观。

　　《美国科学在衰退吗？》读后感(四)：科学发展的社会学解释 ——美国科学的基本状况与政治基础

　　谢宇教授和齐沃德（Alexandra A. Killewald）教授的合著《美国科学在衰退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原著于201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采取定量方法研究美国科学基本状况的社会学著作，该书将近250页，并不算厚，只有不到一半的篇幅是讨论问题的正文，算上结论一共九个章节，其余内容则是附录和参考文献，其中包括对使用数据库的说明，以及一篇讨论中国科技领域自八十年代以来发展的梳理和总结。两位作者以精炼的笔触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自己为该书所设定的任务，但该书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不足，特别是问题和理论框架、数据与资料完备性以及某些因果和规范说明三方面。对本书内容进行总结和思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学视野下的科学发展问题，这将是本书最大的理论贡献，而其中所暗含的对国家与科学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则有可能是对我们最大的现实教益，至少能够引导我们分析性地关注该问题。

　　一、并未衰退的美国科学

　　如本书所做的那样，如果采用一个相对狭窄的“科学”定义，也就是不考虑社会科学，并且把“科学家”宽泛地看成既包括从业者也包括求学者，那么可以说，美国的科学不再像是前现代时期的个人爱好或个人事业，而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一批人赖以为生的职业，并且经常呈现出规模化的基本状况，两位作者一再提及，美国科学并不是实验室中与世隔绝的物种，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国际竞争或说政治因素的强大影响，特别是苏联首先发射卫星所造成的震动效应，导致即使到了21世纪的奥巴马总统任期内，这仍然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时刻”。

　　一般而言，成为科学家是一桩个人和社会共同的决定，既存在着天赋的因素，也更有后天的培养，并且还有着对职业的期待（包括物质激励）和认同（追求真理的精神），在美国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造就了科学家。伴随全球化的演进，科学在交流上的日益频繁似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优势，从特定的学生成绩和科研发文量两方面看，美国的领先地位有了一些相对的衰退，但这并不足以充分说明美国的科学就其自身的发展来说出现了退步。以更为内部的视角来看，数据分析显示，1960-2007年之间美国科学家的人数既没有出现绝对数量的下滑，相反在人口比例中甚至是相对上升了，在科学家中，以往被认为是少数族群的移民、女性以及亚裔、非裔人群比例显著上升，尤其是亚裔群体在全部科学家中占有一个“偏高”的比例。此外，相对于同等学力的其他职业人群，这段时间内科学家们的收入存在下滑，但一些新兴的、市场需求更大的科学职业（例如说工程师）则有更好的物质报酬。

　　不仅如此，从对科学家的培养劳动力供应方面来看，有理由把“科学家”的定义放开到获得或正在努力获得自然科学学位的人，而这就需要考虑到科学学位绝对数量的变化、学生专业兴趣的转移等问题，而在这两方面并没有证据显示科学人才的培养出现问题。一方面，1966-2008年间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数量上都呈上升趋势，这表明科学家的供应并没有问题，尽管相对于60年代之前的增长速度来说有所下降，但这可以由移民中科学家数量的增加来解释，因为这些人在移民美国之前就已经具有了科学学位，而它们却没有被统计在内。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学位授予中美国本土男性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动，女性和移民的数量则显著上升。同时，使用不同口径的数据来分析，也没有证据显示学生们更不愿意选择科学，而转投其他专业领域，诸科学专业之间的方向变更的可能性远大于从科学到非科学的变更可能性。

　　而与那些主张科学家的供应量出现问题或有可能出现问题的人不同，另有一批人主张科学家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导致市场上仅有三分之一的科学家是有固定职业的，持此说者的科学记者Beryl Lieff Benderly就做了这样一番多少有些耸动的描绘：“成千上万的年轻博士仅仅在大学实验室里从事着低收入的临时性工作，看似在为长期教职工作做准备，实际上这些长期教职工作并不存在”（2018:103）。本书两位作者认为，只有在数据中包括了社会科学家们以后，所谓“三分之一”的说法就是有可能成立的，相反，更加科学的数据估算和1976-2008年间的统计数据显示出，“科学/工程学学士或硕士学位获得者如果选择工作的话，从事科学领域职业的比例也在一半以上”（2018:109）。真正的问题在于博士，1973-2006年之间的数据显示了他/她们的就业状况处于恶化状态中，不仅拥有全职教职人数量在减少，而且诸如博士后这样的非正式岗位却在增加，不仅支付的工资偏低，而且政府资助在1980年代以来大幅减少，导致处在思维活跃时期的年轻科学家只能依赖旧观点存活。然而整体来说，美国科学领域的劳动力市场是正常的。

　　在考察过以上内容之后，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科学家或可能成为科学家的人群身上移开，转而关注到社会对科学的认知和支持，那么就有可能从另外的方面来评估美国科学的基本状况，本书的5、6章就集中处理了这样的问题。作者依次讨论了美国民众的科学素养、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对科学的态度，结果显示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人的素养并不低、公众对科学的兴趣也没有下滑，同时公众对科学的尊重在态度上并无明显降低，尽管在物质支持上仍不占优势，并且对科学家这个职业的尊重程度从1977-2008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平均水准。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尽管证据的确显示宗教信仰对科学的尊重程度没有影响，但是宗教信仰在科学素养方面直观地看又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间的对比数据显示，针对进化论的问题美国人得分并不高，在其全部得分中属于一个异常值；而在针对国家内不同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调查中，从附录D中的附表D5-1来看（2018:137），也存在一个异常值，即“父亲的基因决定孩子的性别”，即便我们去除掉因为和教义冲突而有可能出现的异常值，即全部十一个问题中的“人类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但在这个例子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也仍然呈现出异常的状态：这是全部十一个（或十个）问题中唯一一个无宗教信仰者在全部群体中得分最低的一个问题（有接近一般的人选择了“错误”这样一个错误的答案，其他群体的错误率均在34%以下），而所有其他的问题无宗教信仰者的得分都更高。在我看来，这不仅证实了宗教信仰对科学素养（从符号互动论或沟通行动理论的角度来讲，或许我们应该更加谨慎地说是“表现出来的科学素养”）是有影响的，而且进一步证明了一种非宗教的现代政治与道德原则对科学素养也是有影响的，在带有特殊性的问题上这一点相当明确，亦即认可“父亲的基因决定孩子的性别”有可能危及男女平等的政治与道德原则，这会潜在地甚至有意识地影响到科学判断。明确地说，“政治正确”（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左派或保守派的）总是选边站，却并不总是能保证科学的真实，这正如阿尔都塞所说：“道德观点就是道德观点：它引起赞成或谴责。”（《论再生产》，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144）

　　在第6章，两位作者则讨论大学前的教育质量，以及美国中小学学生对科学家形象的认知、对科学界的归属感和对科学专业的期待。数据或调查显示，尽管拥有显赫的地位，但是科学家们的形象一直以来都被刻画为无趣的，且1970年代之后想要成为科学家的学生比例出现下降，并一直保持了降低后的水准，对大一新生和已经获得学士学位人群的研究也表明对科学的兴趣有所减弱，即便是将人群缩小到成绩优异的这一部分，情况也还是如此。对此两位作者坦陈：“如果科学对那些最有可能对其发展做出贡献的学生失去了吸引力，那么即使追求科学的学生总量保持稳定，美国科学发展也会面临一些问题。”（2018:77）

　　纵观全书，在作者的论述中我们能发现一个基本的进路，即“大跨度历史时段间-国家间-国家层面-国家内群体间-国家内的个人”这样一个分析层次，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两位作者分别讨论了科学中心在历史上的历次转移、美国科学的基本特征（职业化与“大科学”）、美国科学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美国科学相对于自身历史的发展状况、成为科学家的原因、美国科学的特征以及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学位授予量和学生择业方向、科学学位毕业生的劳动力状况。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尽管科学中心的转移和变更从历史来看是必然的，但目前并不能看到尚处在中心的美国科学有任何明显衰退的迹象。

　　二、方法问题

　　总的来看，两位作者的论述主要是事实性的呈现，保持有定量分析所特有的简练和整洁，也并不涉及特别复杂的统计推断，大体上都是以各种数据来证实或者证伪各种论点，风格上比较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故弄玄虚的意图。绝大多数时候，两位作者都是通过数据分析来说明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在必要的时候做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不仅贴切，而且足可推广，在其他语境中面临类似的问题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说两位作者认为学生离开科学领域的原因更多在于遇到了自身无法处理的难题，例如“如果政策的目的是扩大接受过科学高级训练的青年人的规模，那么仅仅使青年人增加对科学的兴趣是不够的，因为兴趣还必须有足够的基础和力量来支撑他们度过科学教育中的一些艰难时段。”（2018:96）

　　但是从方法上看，以数据为基础就容易受到数据的限制，正如谢宇教授在《回归分析》里面说的那样：“统计学中没有免费的信息。要么你收集它，要么你假定它。”（2018:2）而该书在资料获取上却天然地存在劣势，以比较美国科学在世界上地位的第2章为例，作为判断科学水准的标准之一，科研发文量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其结果显示美国的比例相对下降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科学技术都以可见的形态存在着，在判断不同国家的科学水准并进行判断的时候，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恰如两位作者自己在第8章所说：“相对于估计的科学和工程学劳动力总量（2007年为480万人）而言，在学术界工作的科学家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仅占2%。然而，几乎所有以科学出版物形式存在的研究成果都来自这一小部分人。”（2018:110）任何国家都存在严禁公开或出口的科学机密，在一个市场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国家的科技核心机密很大程度上是以商业机密的形式存在着的，这导致我们根本不确定由学术共同体所作出的科研成果在所有的科学研究中占有多大份额。原则上，至少存在两种无法触及的数据，其一是与政府相关，并且特别是与军工相关的领域和机构，例如说NASA，它的研究领域包含有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仅公布或公开交流部分研究成果；其二则是规模庞大的高科技企业，例如说当前热门的SpaceX和波士顿动力公司，它们公开的仅仅是有限的产品成果，而内在的基础研究和设计往往都是商业机密。试想一下，即便是从这些大公司中除去与之有所合作的高等院校，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微软、谷歌等公司还有多少内部的研发人员？可以完全忽略这样的隐形科研成果吗？除非我们能找到证据，说明上述两个领域的科研成果体量相对于学术共同体来说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否则，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美国科学相对衰退”这种说法。此外，像第5章里面对“美国公众对科学的兴趣”这一问题的操作化或许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为非虚构类作品在全部阅读中并不必然占有优势地位（2018:61-63），这导致抽样的代表性有可能不足。

　　此外，本书偶尔也会涉足一些因果和规范的说明，相较于前者的扎实和稳固，后两者的若干论述往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说，本书一再指出，相对于社会上的其他族群，犹太裔和亚裔（多少还包括女性）族群具有相对较高的科研追求和科学学位，而这是因为科学内含一种普遍主义原则，可以使这些非本土化、并不处在社会中心的人群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但是围绕着这一所谓的“普遍主义原则”始终没能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因果解释机制，而自然地也根本不存在检验这一因果机制的主观意愿和心理调查。再有，对不同族群间学位授予比例以及其他情况的分析显得较为单薄，仅仅依赖于族群人口数量上的比例来判断何种学位授予比例是“正常”的，这极大地忽略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人口差异，导致在有限篇幅内做出的有关公平正义的规范性判断缺乏张力和深度，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评估诸如亚裔状告哈佛大学这类事件的思想资源。

　　然而相对于整体来说，上述问题并不严重有损于本书的论证和结果，更严重的问题毋宁在于两位作者对自身的理论传统和问题框架缺乏反思，章节之间缺乏连续性的说明。而对读者来说，如果欠缺用以阅读该书的理论背景和理论传统（对这种传统的思考未必总是在作者本人的视野之内，而就一种以文本为核心的阅读来说，这一点无关紧要），两位作者的讨论就很容易被理解成一堆没有什么章法的数据展示，这将导致我们轻视本书，仅仅满足于它所提供给我们的简短结论，却错失理解社会学如何看待科学发展的问题。

　　三、理论与政治意义

　　2013年Harriet Zuckerman在AJS上发表的书评将本书的前辈追溯到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后者在1830年发表了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被某些科学史家认为是第一部对科学事业（enterprise，必须要注意这个词，是科学事业而非科学知识）进行量化评估的作品，Zuckerman直接称本书是巴贝奇作品的“现代后裔”（latter-day descendent），并列举了两个同一类型的例子：（1）1972年开始的“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项目；（2）经合组织（OECD）针对其成员国有关科学的多重数据收集项目（2013:835）。这是一个偏实践和政策的量化评估传统，如此归类并无问题，但很明显缺乏学科内部的理论归纳，存在置放这本书的其他学术传统，或说更加详细和令人熟悉的谱系。

　　事实上，从社会学与历史学内部研究传统的比较来看，关于科学的起源和发展有一些经典的著作，以观念演变和继承为核心的科学史著作相当多样，如巴特菲尔德《现代科学的起源》、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等，而以社会需求和群体文化为核心的社会学研究同样并不少见，这里面就包括鲍里斯·赫森“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以及由赫森处获得灵感的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尽管两条道路不尽相同，并且前者的内在取径往往并不认可后者的外在观，但它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相同的，都在于探讨作为知识的现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并且可以说这些研究将目光完全放在事实的层面上，或者认为现代科学有着远非自身的前现代来源，或者认为科学的发展有赖于社会中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进一步的规范性和因果论主张则非常不明显或是直接遭到拒斥，几乎不会有人主张为了发展科学我们就要给某些非科学的思想留下特定地盘，或者说既然清教主义在无意间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为了保证现代科学的发展就需要尽全力呵护基督教文明。

　　严格说来，赫森与默顿的研究尽管和早期的涂尔干、舍勒、曼海姆以及晚近的拉图尔、布鲁尔等人的知识社会学外表上相差颇大，但就其考察的理论对象是作为知识的现代科学来说则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其态度要弱化很多，尤其是默顿，恐怕不太可能接受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这样强的理论立场。他们的理论对象是作为知识的科学，而非作为职业的科学，对后者来说，知识内容仅仅是其中可以忽略的一部分，而这些知识与社会的基本结构有着怎样本质的关联是完全不在他们视野之内的。

　　不过默顿本人有时候也会把科学看成是一桩事业，一种社会现象，而《美国科学在衰退吗？》所秉持的正是这样一种立场。一方面，该书多样且宽泛的影响因素说明了，两位作者坚持科学始终是存在于社会中的，而不是把科学看成是一个有其自身坚固到牢不可破的发展内核的存在，也就是说作者们并不坚持所谓的技术中心主义，后者认为单单依靠一小群天才的努力就足以推动这个共同体的发展，就足以充分保证科学事业的进步。或许我们仍然可以想象改造世界思维图景的科学范式变更恰好并不处在一个科学中心之中，或者说的确是由某些社会资源并不丰富的个人生产出来的，然而，倘若缺乏最基本的生产条件，所有的这些发现都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在今天，改造世界的物理学知识只可能诞生于实力雄厚的研究机构中，而不是某个一无所有的书桌上。另一方面，两位作者采取了一种极端经验化的立场，完全放弃追问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致力于给科学发展水准操作化一定的量化指标，并找寻这些具有科学代表性的指标与众多社会因素之间的关联，从而尝试建立起影响科学基本状况的社会机制，这是一种完全是经验的和实证的数据相关关系，并且在理论上猜测其具有一定程度的因果性。

　　可惜的是，两位作者并没有严格展开自己的问题。从内容上可以说，本书的主题是美国科学的基本情况，具体问题则是美国科学是不是正在衰落，统领该书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清楚的阐释，相反，其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问题，作者们只是在某些角落对自己著作的标题不断做出回应，而没有一个连贯且明确的问题讨论框架。这可能因为，如果要专注探讨美国科学是不是衰落的问题，就要在相当程度上舍弃对美国科学基本状况的介绍，从而将精力放在对问题意涵、分析方法和因果理论假设的说明上，在这样的基本框架之下详细说明何种因素是重要的，而这些因素现如今又是处在怎样的状态，最终的结论也将会是一个简单的说明，而非更为混杂的对自由文化的礼赞。

　　但是，读者们并不难从两位作者的丰富论述中自行勾勒出这样的一个框架。针对“衰退”，两位作者的态度显然是非常复杂的，并不认为一种外部的比较就足以说明问题，相反，必须着手从国家的内部考察，对科学在美国不同时期的发展做以对比，不仅如此，内部考察同样可以区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客观存在的诸多科学事实，包括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源、学位授予量、择业方向、就业程度等等；另一方面则是相对主观的态度倾向，例如科学家对自身工作的认可程度、公众的尊重和感兴趣程度、学生们的意愿程度等等，特别是针对科学的未来发展而言，这可以被潜在地理论化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这些因素在当下状况不佳，那么也就可以说明科学在美国当前的处境并不尽如人意。

　　总而言之，在作为职业的科学和诸多社会因素之间有可能建立起一种理论关联，而这种关联有可能是一种因果机制，即两者是正相关的；而通过这种机制分析，不仅能对国家内的科学基本状况作出评估，更能直接针对性地给出政策建议。然而，无论作者的理论框架有可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其中隐含的对政治体制和文化取向的考量无疑是最为特殊、最富政治意涵，从而也是最值得特别注意的，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附录中讨论中国1980年代以来科学进展的这篇文章成为本书的一个有机成分。

　　在对近三四十年来中国科学的大幅进展进行数据说明之后，作者并没有给出确定的数据或证据，而是提出中国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尽管中国正努力跻身世界科技强国，但中国的科技发展仍面临两大难题。首先，与其他产业面临的问题相似，中国政府在科研领域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在美国及其他很多国家，用于科研的财政经费是通过同行评议制度进行分配的；而在中国则是由政府的行政分支（如科研部或985院校）来决定哪些科研项目获得资助。这样的管理方式容易导致科研经费的分配不合理。因为行政部门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受到诸多与学术无关的外部因素的左右，如人际关系或政治因素。即使中国政府能够有效遏制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中的渎职行为，行政系统仍然存在难以准确评价科研成果及其贡献的问题。因为行政官员在评价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的贡献时，由于缺乏专业背景，更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机械的评估指标，如在顶级刊物上的论文发表数或引用量。”（2018:181）

　　令人不解的地方在于，这里对问题的说明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无论是数据还是事实。而仅从理论上来说，尽管我们的确可以设想学术共同体的更高程度自决会更加有利于学术发展，然而，后文革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政府针对科研的外部规制和指导恰恰有可能是当前所讨论的科研成就的重要原因，而与所谓“威权主义”主张治下被大大缩减的个人自由不同，科研成果的真实性并不虚假，并且科研的发展空间未必得到了难以察觉的重重束缚，尤其是自然科学。

　　同样地，尽管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讨论因果机制的框架——也就更没有对这一框架进行验证和细微的调校，但是两位作者对美国科学发展背后的基本政治模式和文化取向极为认可：“从长远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或许是美国科学在面临国际竞争与挑战时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在竞争激烈却又高度开放、人人都能收益（至少理想中是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美国科学会像过去一样持续繁荣下去。如果某一天这样的环境消失了，那将意味着美国科学的真正衰退。”（2018:123）

　　这些未经阐释和举证的表达多少不能令人信服，然而本书的确提出了一个有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亦即国家和行政力量应该怎样参与到科学发展中。Zuckerman在自己的书评中信誓旦旦地说：“与巴贝奇的作品不同，谢宇和齐沃德并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也没有导向这个结论而非另一个的明显偏见。”（2013：835-836）做出这种说法的部分原因在于英文原著并没有附录中有关中国科学发展状况的文章，更没有对其问题的说明；然而无论如何，这都属于对那种被人嘲笑的“坟墓宁静”所做的羞答答幻想。在我看来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问题的确是真实存在的，以政治的方式来思考并不可耻，相反如果不这样作，反而有可能如李猛在“‘社会’的构成”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造成社会学的片面化：“社会学试图通过‘去政治化’和‘去经济化’来摆脱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建立独立自主的社会学学科，从而对‘霍布斯的秩序问题’给出社会学的规范解答。但颇为悖谬的是，这种寻求真正‘社会秩序’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导致了社会学本身的‘去社会化’。”（2012:105）

　　针对中国的情况来说，或许随着科研的进展，现如今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化”的管理方式，赋予学术共同体更多的自主决定权。但是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绝对的、彻底的自由化，如波兰尼在《巨变》中的研究，完全自律的市场只是一个“乌托邦”，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在事实和规范两方面一直以来都有着国家和社会的复杂支撑和限制，而没有行政力量介入的学术共同体，或许也无法处理复杂场域中出现的问题，以资金问题为例，正如Zuckerman所说：“钱不是所有，但大科学时代有钱没钱大有不同。”（2013:837）诸如施一公等科学家创办西湖大学这样的事件，完全无法设想没有教育部（和马化腾们）的支持会怎样，实际上恰如吉登斯对“权力”概念所做的二重解释一样，学术共同体与行政力量的关联完全有可能是一种有益的力量，并且可以设想前者在实践中产生有诸多与行政部门打交道的微观方法。因此很大程度上，事实更在于科学“治理术”的变动和不同，这是一个“科学治理术”的问题，一个如何协调拥有不同行动理性的诸多领域的问题，而非一个单纯的、让科学发展变得完全自由的问题。

　　去年三月份我曾读到谢宇教授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讨论中国本土化问题的文章，里面有一个对施一公教授的间接引用，其来源便是本书：“但中国的学术评价标准中对核心期刊、发文量或引用数的过分倚重并非效仿美国的做法，而是为了便利科研管理官员的决策，因为量化的标准不需要相关学科的知识背景，更容易执行。相比之下，美国的学术评价是由水平相近或更高的同行评议出来的，量化的标准其实不曾主导美国的学术评价（施一公，2017）。”

　　不难发现，在中美比较的视域下，社会学（甚至是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也存在着发展和衰退的问题，并且我们似乎能看到这里存在着和自然科学一样的协调问题，特别是谢宇教授本人已经直接参与其中的定量/定性研究方法争论和本土化/世界化理论方向争论这两个问题（由于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后者联系着的，而后者的意识形态内涵清晰可辨，因此无论究其本质说来它们有多么中立、技术化和纯理论，这也都是一个政治问题）。与社会学内部的思考和争论不同，本书对这一极富现实乃至政治意涵的问题的回答隐而不彰，以极为含蓄的方式做了表达，或许只是因为理论和分析上的不完备。然而，如何衡量政治模式在这一由社会学提供的科学发展理论中的地位，如何保证科学长久地存在着稳定的社会环境，或许更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中美对比视角，超越“国际化”和“有特色”这两个标签（2019:4）的模糊内涵。这需要我们在理论上给出回答，既保持政治实践理性的前提，又能克服政治实践的惯性和盲目，本书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或许正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