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讲史：维新读后感摘抄

　　《马勇讲史：维新》是一本由马勇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勇讲史：维新》精选点评：

　　●光看大部分的评论都在2017年8月14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想看了

　　●过多臆断

　　●看的很难受

　　●推翻二十年对历史的认知，历史吧，了解了也挺好，不了解，也没啥不好。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看，看了也不知道有啥用，管他呢，看了再说

　　●叙述地很详细

　　●知维新之脉络，觉今是而昨非

　　●能够在一件震惊中外的热门事件中梳理出新的线索和细节，讲述鲜为人知的背后隐情，本书可说是做得非常出色。跳脱于教科书上的内容，本书将人性，政治，权谋都进行了一定分析，也比较全面，多维度地观察了整个事件中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现和不同作用，尤其是对康有为，张之洞，光绪，荣禄，张荫桓，慈禧，翁同龢，梁启超，谭嗣同，袁世凯等运动涉及主要人物的相关内容写的既尊重历史，具有严谨性，又符合逻辑，具有故事性。同时本书加入了不少涉及列强的相关资料，尤其是伊藤博文访华的历史细节，让整个事件站在国际角度上观察和分析多了些新的思考和新的启发。总体来看本书应该是涉及本事件比较全面，系统，严谨，耐读的好书，十分值得近代史学习，研究和教学阅读。美中不足，读时往往时间线不够清晰明朗，作者所要表现的观点也较模糊，部分论据未必可信。

　　●马勇是真狗屎，写的啥玩意儿啊。还买评，也是佛了

　　●写得比较清楚，但读之前设定的作用也仅限于熟悉基本人物信息和戊戌变法的主线。多论断和评述，少引用和考证，看看就好。

　　●非革命性叙事的历史书

　　《马勇讲史：维新》读后感(一)：维新

　　《维新》，马勇著，新星出版社，2017年2月第1版。马勇读晚清史之二。比“觉醒”读来感觉好。历史真实只能无限接近，因为有些迷雾永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历史学家的作用就是无限走近这些真实。尽管没人能抵达真相，但总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比稗官野史小说家言走得更靠近一些；尽管我们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总会理性分析，判断哪些更合理些、更有可能。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多看就某一事件小切口深入分析的专业书籍。戊戌维新，开始得郑重，结束得儿戏。有多少历史事件都是如此莫明其妙又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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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勇讲史：维新》读后感(二)：轮回两甲子

　　本书新观点不多，所引用文献，及作为基础的思想来源，并非新颖先锋。相对于同辈与学人和学界来说，作者以下力甚深，但还没有到达极致的境界。但在颟顸自大的大陆学界，做出如此突破，已经实属不易了，属真诚之作。整本书读来，细腻绵密，而文气缺乏。若读者欠缺背景知识，阅读可谓苦差矣。

　　作者有意清除之前肇始于康梁的革命叙事历史逻辑，努力打破维新派戊戌变法的叙事霸权，重现当时事件的复杂性与多面像，但蛛丝马迹欲隐又现，未完全清尽。现身说法，提供可行性的学术进路与现实关怀。

　　此次政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满蒙及原北省汉人组成的八旗集团，根本性质是寡头政治集团，他们无法容忍变改政局，若变改，必去寡头，至少去旧立新，如日本明治维新去幕府而华族。此番易转，非流血革命之途不能也，通达英勇之人，不作他想。设想合肥、南皮之辈，心思周密，手段老道，控权日久，于此回旋之窄，用力之难，尚无能为也，况几位年轻气盛、咄咄逼人的汉人政治新星乎。

　　清末的政改，直到两宫退出历史舞台后，才由摄政王载沣提出五族共和以及内阁改组，方告完功（断于辛亥革命则另说）。西太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交棒年轻人，可惜此番痛彻领悟，晚了十年，不然代价会小很多。

　　历经两个甲子，回看省思，西太后醉心颐和园小天堂，在意八旗特权不倒，而怠于应付大局，大局面只要差强人意，即可。伊侯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改革之弊病，在于人不尽责，贪图享受，进取心已失，可谓至矣。

　　《马勇讲史：维新》读后感(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清已昏迈，系命维新”——读《马勇讲史（二）：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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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清已昏迈，系命维新”

　　——读《马勇讲史（二）：维新》

　　（一）

　　我没对“维新”二字的最早出处进行认真考证，但是《诗经·大雅·文王》篇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句，应该是很早使用“维新”的地方，可能也就是其“原始”出处。也许是古人惜字如金——不要说把字刻到青铜器上，就算只是龟甲或者竹简上，也确实麻烦，能省则省——上古文章在注重音韵、节律的同时，不说佶屈聱牙吧，其意思也实在难懂，不好解读。这句话的正确含义应该是“周朝虽然是旧邦，国运出现新气象”（见王秀梅译注《诗经》（下）第576页，中华书局），即“周虽旧邦，其命（却）新”，体现的是周朝承继天命，接替商朝统治天下，拥有执政的合法性。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上古文字过于精简，后世的解读就多了。比如说，就这句话，就有“周国虽是一个古老的诸候国，但由于文王秉承天命除旧布新，所以它终能自我更新”，“周虽然是个古老的国家，但上天付与了她新的使命，那就是要求她不断革新”等多种解读；更有甚者，把“维”、“新”二字连用，按今天“改革”、“变法”的意思来解读，认为“周朝秉承天命，它的使命就是维新”。虽然如此纷繁，且貌似偏离了本意，但仍然不影响我们对这句话精髓的领会，那就是“新陈代谢，与时俱进”。

　　其实，不管是作为生物体的人还是一个政治体，比如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自他一诞生，随着内部、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自身的演进，他也必须相应地改变自身——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怡悦还是痛苦——才能更好地适应内外环境。那种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提法，无非是指后续朝代普遍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而非封建制、邦国制或者共和制。“秦政法”是不可能一劳永逸、永葆青春的。作为反例，不妨看看马勇先生对中国人落后于时代分析：

　　——中国人很长时间没有弄清楚西方近代的意义，不明白中西之间到了近代的差异不是东西问题，而是时代问题，中国还处在先前的农业文明状态，而西方因各种机缘巧合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工业时代。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放不下架子，总是习惯性以东方宗藩体制下的宗主国自居，不愿意与西方诸国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不愿开放市场。同时，中国很长时期不清楚世界已经随着新经济形态的出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殖民时代，先是固守东方旧的殖民模式—宗藩体制，既不能带着这些藩国小兄弟一起转身，学习西方，重建一个新殖民主义体制下的大统一市场，又不能像殖民主义那样尊重殖民地的一些适当的权益，帮助他们发展，甚至帮助他们走向独立，与宗主国重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关系。回望近代中国对宗藩关系的处理，简直没有一件出于主动，源于设计，更没有一个藩国在脱离中国后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的、相互依赖的平等国家关系。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发展诸多不顺的一个外在原因。（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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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也许是关于戊戌变法的书看得多了，我觉得这本介绍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书的精华其实在于它题为《晚清的魅力》的作者自序。马勇先生通过梳理、介绍自己一些作品的主要内容，深刻而精辟地说明了与“革命叙事”相对应的“现代化叙事”——其实也就是马勇先生一再在其作品中提到的“温情敬意看历史”。不妨引述如下：

　　——走过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全程的近代史学者，无不深受现代化叙事的影响。我个人更是如此。

　　我们这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没有见过民国，更不知道晚清。民国晚清的全部印象，都是教科书传递给我们的，那都是万恶的旧社会”，“三座大山”，人民无法做主，统治者个个都是卖国贼，即便是最高统治者也概莫能外。这一套叙事，我们后来叫做“革命叙事”或“革命史叙事”，将革命视为正当、正义。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先进阶级、政党领导下，与反动阶级、落后阶级斗争的历史。

　　对于这些叙说，我们从来没有怀疑，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还会有另外一种说法。在我个人的记忆中，开始对传统叙事产生某些模糊意识的，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

　　三中全会决定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这个口号终结了一个时代，改变了历史进程，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重提现代化，就是要为中国寻找一条走向富强的路。这条路，在近代中国并非前无古人。粗疏地说，至少有两次未完成的现代化可资借鉴。第一次是近代史上的洋务新政；另一次就是被中日战争打断了的“中国资本主义黄金十年”。（第12页）

　　——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题目《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并行不悖》的文章，以为两种叙事模式都是讨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种方法。叙事模式只有方法论意义，并没有高下之分。按照刘大年先生的看法，现代化叙事并不是要颠覆革命叙事，没有必要视现代化叙事为洪水猛兽，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可以并存不悖，互为补充，目的都是历史研究更接近真实，更好地服务于现实。这种现代化与革命结合的“双重叙事”，显然是对范文澜、胡绳以来单一革命叙事的调整、补充，是对学术新成果的接纳。

　　与刘大年的情形类似，胡绳晚年也并不是顽强坚守固有思路，他同样与时俱进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如何表述，如何研究。他认为，以现代化叙事重新描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是很有意义的尝试，长时期流行的革命叙事一家独尊，具有孤单感，也确实存在许多不周详、不严密的地方。革命叙事理论自洽讲出了一番道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革命叙事将许多问题推向了极端，因而其价值不得不打一个折扣。现代化叙事应该汲取革命叙事的教训，凡事不必极端化，温情、敬意、中庸、容忍，摈弃革命叙事的极端、武断、唯我独尊，都应成为现代化叙事坚守的原则。（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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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如果说《觉醒》的主角是李鸿章的话，那这本《维新》的主角，康有为，南海康圣人当当仁不让。但很显然，光绪皇帝病急乱投医，不幸又所托非人。两本书中，作者右李左康的态度应该还是挺明显的：

　　——康有为这种置改革措施于不容讨论之余地的武断态度，开启了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先河。它不是化解矛盾，不是使那些时间尚不明白改革意义的人逐步明白改革的意图与价值，而是用政治高压迫使人们接受一种尚不熟悉的新举措。（第131页）

　　——在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赞成某项改革是人们的权利，而反对某项改革也是人们的自由。康有为等人当然不明白民主社会的真谛，他们总是以救世主的姿态进行改革，总是将某些改革置于不容讨论的地位。这种“民主一独裁”的思维方式不仅是戊戌新政失败的根源，实际上对后来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也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第154页）

　　——正如后来他（王照）所揭示的那样，戊戌年间的新政及政变，十之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所以他告诚光绪帝不要上那些政治小人的当。可惜，光绪帝乃至慈禧太后等人都没有听进王照的忠言，后来的变故却刚好沿着王照的预言而发展。（第162页）

　　——将袁的所谓告密与戊戌政变联系起来，只是康、梁等人在政变后夸大的说法，这在过去若干年中已被许多研究者证实。康、梁之所以利用话语权力夸大袁告密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并蓄意掩盖他们确曾制定诛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囚禁乃至诛杀慈禧太后的阴谋，是因为他们不愿承担戊戌政变的责任，这是他们新的现实斗争的需要。（第247页）

　　（20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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