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拐点读后感锦集

　　《廉洁拐点》是一本由高波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页数：4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廉洁拐点》读后感(一)：廉洁拐点：大国崛起的新动力

　　探究腐败产生的根源，寻求解决腐败的制度性措施，也历来受到政府的重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败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是在反腐进行的同时，也存在诸多误区和不解。中国的反腐路在何方，中国的反腐又将走向何处，这是许多人比较关心但又存在疑问的一个话题。

　　《廉洁拐点》读后感(二)：面对拐点大势，保持清醒认识

　　腐败是人类的公敌，反腐是世界性难题。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指出：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自古至今，人类的贪婪、自私、好色、骄傲、欲望等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人性改变了历史，而历史并没有改变人性。腐败是“问题域”，也是发展“负资产”，更是“索命绳”。直面腐败问题就是聆听时代的声音，治理腐败问题则彰显社会进步的足印。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打虎、拍蝇、猎狐”持续发力，八项规定、“两准则，四条例”等党内新规密集出台，巡视监督、派驻监督取得实质性改革突破，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日益深入人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先行先试。一句话，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加速形成，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加快流通。

　　《廉洁拐点》读后感(三)：拐点从未停止

　　这本书介绍了美国、苏联、瑞典、新加坡等国家历史上的经验，廉洁拐点并非是一劳永逸的方法，而是国家成长的新起点。所以此书并非只是单纯说中国，而是参考了多国的经验。国家要成长，必先踏出廉洁拐点的一步，由此才能国家才能走上新的阶段。它就像是一把枷锁，束缚了中国的手与脚，影响了大脑的判断，就如病毒一样。而廉洁拐点就是卡巴斯基，全面的杀毒，或许会有写隐藏的小病毒，但是并不妨碍身体的发展。

　　冰雪消融，才方有民心之暖。人们相信，中国政治治理体系正在沿着正确的轨道形式，虽然这期间会有一些美分妖言惑众，或许会有不平事情的发生，但是大方向是正确的，当中国调整完，那些不平之事，那些挑梁小丑，迟早会被解决掉。阳光不能普照到每一个黑暗，但是能照到路面上的每一个角落。 解决之道一直在路上，从未停止，这不是短跑冲刺，而是长跑，这是长持久的攻坚战，完成只是时间问题。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智语：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廉洁拐点》读后感(四)：反腐倡廉，任重道远

　　《廉洁拐点》是由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高波所著的探讨世界性难题——反腐败的一部论著。

　　全书的下半部分则是系统介绍了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问题上采取的各项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

　　通过对美国、瑞典、新加波三个西方国家利用廉洁拐点打造国家治理体系的2.0版本，高波提出了廉洁拐点的6S模型，即超级政治家、正确的战略、持续的行动、系统性变革、社会一致性、价值的共享。

　　而这样的举措在普通百姓心里是什么印象？如果用一个字回答，就是“好”。因为，连农村的老人都在连连夸赞“上台后抓的贪污的好多，是要好好管管了，要经常性这样管”。如果用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表述，那就是“点赞”。党纪国策好不好，人民群众说了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与肯定那就是好的。

　　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提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什么是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个人认为，简言之，包容性制度是让大家共享财富与权力，征求民主的意见；而汲取性制度就是把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如此势必会造成大部分人的反抗。反腐败建设的目的正是为了能让人民群众共享财富与权力，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

　　腐败是人类的公敌，反腐败是世界性的难题。反腐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无论是哪个政党领导，都要将其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才能让百姓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拥有执政基础。

　　《廉洁拐点》读后感(五)：反腐：正风肃纪永远在路上

　　反腐工作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深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有力武器，更是国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在现实生活中甚至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谐社会环境和有序经济态势的重要保障。《廉洁拐点》一书是对于廉洁拐点概念的详细阐述，借助近代以来大国反腐改革的里程碑事件解释廉洁拐点的存在，并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内的反腐工作进行系统的总结，可以说是一本我们认识和理解反腐工作的工具书。书中把反腐工作当做是“廉洁拐点”，我觉得恰如其分，这个拐点就是中国刹住腐败之风、开启发展新常态的拐点，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拐点。书中还将反腐工作当做是中国“第五大发明”，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我们知道“四大发明”说的都是技术，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提炼与总结，反腐工作现实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且为当前形势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书中对于廉洁拐点和反腐败的介绍引经据典，可见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和努力，但在阐述过程中颇显繁冗；对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正风介绍，更多是采用自己成型的文章稍加过度，整体看起来也显得过于铺张。

　　公生明，廉生威。回顾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工作，我们会发现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指令性调整，但这种调整相对来说不机械教条、不大张旗鼓，而是先是从党中央和国家领导自身做起，然后逐级传递到地方和基层，看起来柔软亲和随风潜入，但却深得民众欢迎，效果上看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网络和传媒的力量逐步扩大了这种力量，并且因为得到民众的监督执行上更加彻底，一种清明的政治生态逐渐形成，缓解了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仇官”的紧张状态；这种反腐的“廉”给纪委干部树立了“威”，他们成了新时代的包青天和海青天；“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反腐工作也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更大的“威”，如果说贪腐破坏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反腐工作重新获得了民众更多的认可。

　　人类的理性创造了法律，法律用来制止人类的贪性。人类的本性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也会导致我们反腐败工作的功亏一篑，所以正确认识人类本性、用好党纪国法则是当前防腐败工作的重要课题，更是事关我国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的保障。“如何避免苏联式腐败导致国家的崩盘”问题我们似乎已经克服，但“如何避免美国、韩国个人腐败影响治国理政的实效”还需继续思考。诚如大型电视专题片所言：正风肃纪永远在路上。

　　2017/4/1

　　《廉洁拐点》读后感(六)：中国反腐新风向——《廉洁拐点》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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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这本书可以说是目前我看到的关于反腐败话题，关于廉政一本相当全面的书。本书作者高波的职务有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历任中国社科院青年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等，这些头衔五一决定了作者在本书中讲到关于腐败关于廉洁方面是很有话语权的。

　　本书的章节结构可谓是非常严谨的，在序言中作者就对近几年中国政府在反腐败领域取得的一些成绩做了概括。序言中作者就提出了“中国治道”的概念，“中国治道”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中国已经来到了廉洁拐点，其意义是相当重大的，而将其与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新特点相结合时就会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短短的序言就包含了相当多的内容，信息量十分巨大，值得揣摩。

　　而在正文的上下篇以及结语这三大部分里，作者首先解释了何为“廉洁拐点”：历经国家治理体系的质性变革，走出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相叠加的腐败高发期，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制度体系的成型及核心价值的锻炼。然后就这一概念出发对比了世界上其他典型国家对于腐败的政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以前的苏联是怎么来定义和治理腐败的，为什么苏联最后在腐败治理方面让位于美国的方案，在比较了国外关于腐败的治理之后，作者在接下来的下篇“新常态，新治理”里面对我国目前的现状下的廉洁治理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分析。

　　《廉洁拐点》读后感(七)：纵观概览的高光时刻——高波的《廉洁拐点》读后

　　纵观概览的高光时刻

　　——高波的《廉洁拐点》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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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与廉洁拐点，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治理腐败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视窗”。廉洁拐点是民心向背的晴雨表，是标注利益边界的“政治版图”。

　　宋史有云：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上任以来，以最短的时间，将治理腐败的决心与民意上升通道高效接轨，以“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布局，缩小反腐网眼，实施了20年来规模最大的“清理门户”行动。八项规定是治国理政、全面从严治党的“名片”。可喜的是，“拐点”将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极其重要的内生动力和全面保障，并为观察解读大国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最佳范例。

　　“拐点”就是“中国廉洁拐点”。高波自信地说：中国廉洁拐点作为21世纪最有可能率先呈现的首个大国廉洁拐点，其所代表的“中国治道”有着诸多与生俱来的独特性和后发超越感。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正风反腐冲击波”，为中国廉洁拐点启幕并直达“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兑现时点。可是，廉洁拐点并不是说中国从此告别腐败困扰，而是说中国将在时代打开新常态下有效治理腐败的新格局，防止被腐败的“政治障碍”绊倒在复兴的门槛上。实践证明，中国的腐败阻击战不仅惠及国人，还带来可观的国际“溢出效应”。廉洁拐点不是说“车已到站”，可以高枕无忧了，而是说“新路在望”，路漫漫其修远的未来正在前面等着我们，苏联失效廉洁拐点导致苏联解体就是个值得警醒的前车之鉴，它说明路好车好还不行，司机出了问题，人出了问题，就可能“逆行”乃至“翻车”。

　　以民心为初心，从来路看前路，向本来要未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色。中共十八大以来，从“立八规”到“反四风”，从网上监督问责到海外追逃追赃，中国治腐世界瞩目。然而，这是改革深水区的“应激反应”，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廉洁拐点？这将会给政治社会生态事业带来什么样的趋势性变化？今日中国的廉洁拐点，不同于传统廉洁拐点明君贤臣的脚本和套路，它有“概念弹性”，也是对精神植被的培育。今日之中国，公职岗位不再是“包赚不赔”的好买卖，而是种可能被责任追溯的“高危岗位”。

　　反腐，谁都不是旁观者。本书向史而立，又不偏离现实。使人明确了治天下必先治国，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腐的道理，同时阐明了廉洁拐点不是终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目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全面从严治党却永远在路上。国处拐点其程，君处其境，深入反腐倡廉活动，回头再看，或许难题都经成为答案的一部分，提炼出时代映照下的新时期中国反腐内涵，擦亮廉洁的精神底色，功莫大焉！

　　《廉洁拐点》读后感(八)：“廉洁拐点”背后的廉政期许与路径

　　“廉洁拐点”背后的廉政期许与路径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与“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是同一个道理，因为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后果看，不论是古代社会的政权更迭，还是当今时代的政局剧变，其背后往往有“腐”迹可寻。但是，这一“恶果”却常常要全体国民来“埋单”。从“立八规”到“反四风”，从网上监督问责到海外追逃追赃，从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打虎拍蝇”到“造笼关权”，中国的“廉洁拐点”正在款款走来。在《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中，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高波系统地解读了党和政府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2014年11月，中国首度推动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第一次向世界发出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的“中国好声音”。

　　随着时代和新治理革命的到来，中国迎来了21世纪首个双重外向型大国廉洁拐点，即“（复兴）拐点”。高波认为，以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正风反腐为基点，实现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国际治理的有效联动，走出一条既不同于欧美政党，亦不同于苏东共产党的治理新路，带来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治理活力。首先，现代意义上的廉洁拐点是以法治化、公开化、民主化为前提，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治理腐败“模块”潜入社会转型的中心地带，牵引形成了净化和优化政治形态、社会环境和市场秩序等的“涡旋效应”。从成果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揭开面纱的中国“廉洁拐点”，从一开始就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的腐败治理“公约项”与本国治理行动结合起来，体现出积极运用国际国内两种治理资源、两个治理网络、两种治理力量的巨大优势，因此可以说是“外向型”“廉洁拐点”的典型代表。其次，厚植廉洁拐点所带来的“民心红利”、“制度红利”和“法治红利”，既有利于政治、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全面进步，亦有益于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

　　治理腐败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如果说国内是阻击腐败主战场，那么海外“猎狐”、追逃追赃则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这既意味着腐败“避罪所”的坍塌，亦彰显了“两个没变”（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的决心。《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立足于国际与国内两种视野、历史和现实双向思考，深刻剖析了美国、瑞典、新加坡等20世纪内向型廉洁拐点。高波认为，“国家廉洁拐点，是传统治理体系向现代治理体系的一次‘超级跨越’，是改革窗口期、权力重组期、利益重构期、文化再造期和开放加速期等重合叠加的过程和结果。”从一个国家的政治输出端来看，当该国确认出现廉洁拐点，至少意味着廉洁这种公共产品“供不应求”的结构性短缺开始转变，扭曲异位的公共服务道德标尺开始复归本位，社会公众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信心指数触底反弹。所以，“廉洁拐点”并不是治理腐败大功告成、一劳永逸的终点，亦非稍纵即逝的断点或一蹴而就的跳点，而是国家成长的新起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升级版”进程中的跨越点、转折点。

　　“‘老虎’‘苍蝇’一起打”催生出现代文明价值，这就是反腐能够成为全球性事业的根本原因。中国“廉洁拐点”的明显出现，集中而生动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引领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优化升级”的变革绩效。在《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中，高波还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反腐历程进行了深刻剖析，认为20世纪以来的廉洁拐点把一些国家送进了“成功国家俱乐部”。拐点之后的这些国家普遍出现了异曲同工的“廉洁内驱”现象，使得国家向着正确的目标和方向飞跃。从实践看，厚植廉洁拐点期的“民心红利”、“制度红利”和“法治红利”，固化执政党自我革命和党内治理的战略定力与“治理红利”，不但能提升政治的确定性、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预期性，亦为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提供“中国新动能”。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从亚太地区合作论坛APEC到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国协商共治机制G20，从《北京反腐败宣言》到《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从国际反腐败参与者逐渐变成了受尊重的新议程设置者、新改革推进者、新规则议定者，其国际贡献和全球影响越来越得到世界公认。

　　“因领导人决心坚定、民众积极参与、反腐手段创新，中国取得了反腐成效”（“透明国际”评价语）。“廉洁拐点”的出现，不但是国家治理的必然选择，还带来可观的国际“溢出效应”。从国际社会看，不但国际组织对中国惩治腐败的效果和反腐倡廉路径的接受度稳步提升，包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内的多国元首更是要“详细研究借鉴中国反腐经验”。高波认为，廉洁拐点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从“快成长”到了“快成熟”的加速期、机遇期。在《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中，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一跃”。他强调，打造廉洁拐点的“国家治理技术”，有赖于“Statesman”（超级政治家）、“Strategy”（正确的战略）、“Struggle”（持续的行动）、“System”（系统性变革）、“Solidarity”（社会一致性）、“Share”（价值的共享）共同发挥关联性作用。这既是20世纪国家治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亦是中国反腐倡廉的经验总结。当然，拐点不是“车已到站”，而是“新路在望”，在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的廉洁拐点下，依然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依然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发表于2017年6月14日《中国审计报》8版；2018年8月1 2日《番禺日报》A2版，2018《中国石油企业》9月刊P109。 欢迎各类媒体约稿，感谢编辑老师用稿，期待出版机构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