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读后感锦集

　　《阿尔贝·加缪》是一本由[美] 罗伯特·泽拉塔斯基著作，三辉图书 /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阿尔贝·加缪》读后感(一)：荒谬的存在

　　漓江出版社的装帧还算不错 封面的设计很出彩 《阿尔贝加缪》仅用近两百页的篇幅就把加缪几乎完整地呈现给读者 一位作家 一个知识分子 以及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选材新颖 了解加缪以及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的声音

　　《阿尔贝·加缪》读后感(二)：【活动实录】张念×赵松：今天，我们为何读加缪

　　【嘉宾简介】 张念，女性主义批评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化批评理论。著有《性别政治与国家》《女人的理想国》《持不同性见者》《不咬人的女权主义》。

　　赵松，作家。1972年生于辽宁抚顺，现居上海。已出版作品《空隙》、《抚顺故事集》、《细听鬼唱诗：志怪小品赏读》。

　　《阿尔贝·加缪》读后感(三)：加缪的转变

　　加缪重要的人生时刻可以大致分为这样几个时刻：在阿尔及利亚作为剧团创建人以及担任记者的时光；去到法国成为著名的作家以及知识分子并在之后与好友萨特决裂；面对阿尔及利亚地区穆斯林民众与“黑脚”民众剧烈的政治冲突在经过一番协调后依旧无效时选择了沉默。这几个时刻是加缪重要的人生时刻，在这些时刻中也映射出加缪的某些转变。 在阿尔及利亚当记者期间，加缪去了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困地区卡比利亚，在那里，他见到了当地的贫困，有一次他问卡比利亚贫穷的母亲与孩子睡在哪里时，那母亲回答说睡在屋子的地面上。加缪对比无能为力，这沉默也令他不安，但这件事也为加缪成为道德主义者打下了基础，加深了他对普通大众的关怀。 之后因为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失去而去了巴黎。1945年，加缪与莫里亚克关于巴西拉奇的审判产生了一场论战，莫里亚克认为巴西拉奇尽管犯了罪，但因他本身身上所具有的才华应该给予一些宽恕。加缪则坚持绝对的正义，认为把西拉奇应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在之后的事件发展过程中，加缪看到了一些人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事。他在巴西拉奇的事件里态度发生了一些转变，他认为有罪的人需要惩罚但不应该有死刑，或许也正是这次事件，让他彻底的成为了一个人道主义者。 所以在之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站队苏联时，加缪不能忍受苏联对平民的暴行而开始公开谴责苏联。然而萨特却在那时已经由一个政治的观察者变成了一个政治的介入者，加缪与萨特开始决裂，而这决裂也让加缪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这怀疑并没有让他止步于人道主义的关怀，当阿尔及利亚爆发战争时，加缪积极进行停战协调，一方是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民众，另一方是阿尔及利亚的“黑脚”，加缪不希望任何一方的无辜民众受到伤害，可是，菲利普维尔恐怖活动使双方的矛盾更加剧烈，双方都拒绝正视对方，加缪深知自己无论说什么话都可能会导致冲突的加缪，所以他选择了沉默。他当真从一个政治的介入者变为观察者吗？其实并没有，在他保持沉默的那段时间，他一直积极的写上诉书，请求对那些人进行宽恕。 加缪的沉默导致了误解，面对人们的不理解，他努力着保持着正义的理念去拯救他人。所以回顾加缪这几个重要时刻，加缪的转变伴随着内心的痛苦，也伴随着对正义的坚守。

　　《阿尔贝·加缪》读后感(四)：加缪对于现世的意义

　　提到加缪，也就不得不想到萨特。想到这段长达十年而最终被历史的巨轮碾碎的伟大友谊。

　　1943年法国剧院上演的萨特的戏剧《苍蝇》是这段友情的伊始，也是这段友情的悲剧征兆。正如加缪调侃沉睡的萨特时所说：“你把你的座位摆向了历史（舞台）的方向！”

　　萨特是战争时期历史的旁观者，而加缪是全面而深入地经历时代的人。

　　在那个存在主义思想盛行的年代，《鼠疫》横空出世，“肯定荒谬和存在即反抗”的理念深入人心。然而加缪始终和存在主义保持着距离：肯定荒谬只是第一步，反抗才是荒谬所存在的意义，一种毫不张扬的，客观的，体面的反抗：荒谬只是起点，反抗才是归宿。

　　一如共产主义思想席卷战后的法国时，斯大林高光普照，萨特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在历史的洪流面前，萨特选择追随，而自始至终都在反抗的加缪走到了对立面，这个人道主义者，忍受不了任何生命的牺牲的极端人道主义者，依旧在反抗。

　　这一次萨特给予了“残忍的”回应，长达二十多页对加缪以及他的新作《反叛者》的口诛笔伐使加缪遍体鳞伤。最终，加缪断绝了与萨特长达十年的友谊。

　　始于戏剧《苍蝇》的邂逅，终于政治信仰的背离，加缪与萨特背道而驰。某种程度上，加缪化身成为了“俄瑞斯忒斯”，离开了那座苍蝇肆虐的城市。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也是加缪和萨特友情的悲剧。

　　非暴力的政治和非政治的暴力殊途同归，在最大的程度上，加缪不愿摇摆于这两者之间，他所追求的人道主义是拒绝牺牲（哪怕是对立者的牺牲）的，而萨特相反，他并不排斥为了更好的未来而诉诸暴力的行为。

　　自始至终，加缪的任何一种反抗都令我动容。即使在那段几乎重演法国大革命的极端自由而导致无谓的屠杀的日子里，即将抵达尝错的彼岸之时，加缪也懂得迷途知返。

　　我一直无法停止思考，加缪的反抗究竟真正意味着什么？这些个身为“局外人”的默尔索,为抵抗荒谬而存在的里厄、塔鲁，推石上山的西西弗，甚至是那个还处于扮演着加缪的历史旁观者视角的萨特。加缪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罗伯特·泽拉塔斯基说对了：

　　加缪是一个为自己生命和为我们的生命写作的人，他将反抗的特性赋予我们。

　　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我们并未陷入最终的绝望，即便如此，智性和正直的反抗也是终极意义所在。

　　《阿尔贝·加缪》读后感(五)：《阿尔贝•加缪》：最简单的英雄主义

　　如果需要推荐一位读来可以使人为之振奋的作家，我的首选正是阿尔贝•加缪。纵然《局外人》的情节荒诞而令人无助，《鼠疫》悲惨而令人绝望，他笔下的人生荒谬使人难以忍受，但其作品却又始终不曾失去指向光明的力量。就像是《局外人》中默尔索所认定的“太阳于我而言有特殊意义”，荒谬绑架了生活，但是人终究可以保全自己，向往夺目的光彩。

　　《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是美国学者罗伯特•泽拉塔斯基关于加缪一部十分有力的传记。“一个生命的要素”的副标题，紧扣加缪作为一位战士、一位卓越的行动者的命运，而作品本身则还原了他生命中的重要场景与思想脉络。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阅读加缪的意义，仍在于为自己的道德生活寻求到一个有效且必要的模板。即便是信仰不再的年代，人们仍可以希求一种存在方式，守护公平与正义。

　　和大多伟大的思想者相似，加缪同样活在矛盾的夹缝之中。他有着“法国知识分子”的头衔，但出身却只是个来自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黑脚”。思想的高贵与出身的卑微使得他从不曾拒绝对少数、对底层的关怀。可自己在身份上的尴尬本身总使得自己会陷入被误解和攻击的泥淖之中。他要付出额外的勇气与决绝，才可以使自己不被非议和挫败吞没。

　　正因如此，他才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来谈论正义与荒谬。那是一种与所有世俗都格格不入的状态，可一切世俗又都在茫然无助中孤立无援。因而加缪的英雄主义，往往是对“敌人”的悲悯——那么谁是他的敌人呢？显然是生活里的全部他者——如他的“敌人”萨特所言的“他者即地狱”。而悲悯他们的原因，只是因为除了如此行事，我们便再无他法化解仇恨与怨斥。“荒诞是君主，但是爱把我们从中拯救出来”。

　　比起作为一个思想者，加缪作为一个行动者的身份与活动则更加迷人。这是他个人生命哲学的来源，同时也是这种哲学最终的表现形式。即便思想的尽头是一切皆无意义，但无意义的窠臼却只有通过受难般的执着与爱才可能得以逃离。而这所有的苦难与最终的光明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的玩笑——“轻蔑”是他在自己关于生活的哲学小册子《西绪福斯神话》中为困难中的人们提供的有力武器。无视癫狂与错乱，一个人才可能达成自我的纯粹。

　　可所有荒谬又始终都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它使人不得不去怀疑自己的信念，又不得不担忧自己的处境，最终使每个或许有抱负，或许有头脑的人，都陷入到无谓的自我循环之中。这种尴尬在当下或许更为明显——我们并没有机会如加缪一般，“左手持枪，右手执笔”。和平与庸常的生活如一杯温吞的开水，侵蚀了所有雄心，使人忘记正义或是英雄存在的世界。

　　而那样一个世界在哪里呢？这正是我希望可以向所有萎钝的灵魂推荐加缪的原因。正义或是英雄，存在于默尔索干冷的枪声中。只有那一刻，他和我们才逃离了过去和未来的胁迫，成全了一刻的自由。

　　这正是加缪的英雄主义——它最简单，却最有力。

　　《阿尔贝·加缪》读后感(六)：荒谬与沉默

　　作为文学界的“高富帅”代表，加缪身材高大，面目俊朗，更是在44岁便将诺奖收入囊中，又在获奖后三年，年仅47岁不幸于车祸身亡。纵观加缪的一生，可谓短暂而辉煌，而在惋惜与传奇的背后，如若要审视其生命的元素，“荒谬”与“沉默”二词最为妥帖。在罗伯特•泽拉塔斯基所写的传记《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中，则着重讨论了这两个主题，并试图还原加缪的生命历程。

　　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加缪内心的荒谬感通过文字与作品得以鲜明的展现。作者在书中如是概括：“在某种程度上，这来源于加缪对生命基本性质的洞察。他的作品涉及神秘——不管是好是坏，他称之为‘荒谬’——人类处境的神秘，以及这种神秘对意义的抵抗。”人类的存在，必须与世界对抗，才可能彰显意义，而更多时候，则是徒然的负隅顽抗。

　　出生于阿尔及尔地中海的加缪，一直挣扎于身份尴尬的荒谬处境中，他在成名作《局外人》中所描绘的被辜负感，与身为局外人的无助感，几乎贯彻了他自己的一生。在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后，加缪和其他一些深受法国文化熏陶，对法国有归属感的阿尔及利亚人企图“用脚投票”，回归法国，却遭遇了歧视与忽略。他们是被称为“黑脚”的一群局外人，祖国不欢迎，法国不接纳，只能选择流浪。肉躯的流浪，导致了精神的彷徨，加缪始终在与某些观念作斗争，在难以调和的法帝国主义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中自我分裂，以近乎荒谬的姿态与世界对抗。就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西西弗斯，被神与理性同时抛弃的加缪，试图“接受这种无意义的处境，荒谬得既伤感又悲壮。”这样的情愫，在加缪的作品《鼠疫》中表露无遗，加缪擅长描写绝望中的反抗，当人们精疲力竭之时，鼠疫终于得以消退，而灾难所带来的有关人类生存的残破景象仍触目惊心，如人类尊严与勇气的见证，亦为牺牲与悲痛的尸首。

　　在加缪的生命轨迹与作品中，人类一直试图用生活戏剧化来理解人生，而荒谬比寻常更接近戏剧化，亦更显对抗的张力。依靠荒谬面对命运之无常，加入沉默则更为有力。身为局外人的苦闷，既有无话可说的被动沉默，也有作为抵抗的积极沉默。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曾盛赞加缪“在洞见和诚实度上，他都领先于他的时代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他认为，“加缪的沉默是对‘他早先承诺要为真理辩护的一种延伸’”。

　　在加缪的作品中，他的人物几乎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沉默，罗伯特在传记中梳理了这些沉默的姿态：“格朗的一生都不停重写他小说的第一行；郎贝尔辞去了记者的工作；塔鲁只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吐露心声；而里厄则没法对官僚们说真心话”。在清楚地认识了世界后，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选择，已然无法改变世界，只能用沉默来捍卫内心。在与萨特决裂后，加缪本人的沉默亦变本加厉，文化、民族所带来的难以弥合的差别性对待，让他无法公平发声，只能用沉默作为武器：“加缪的沉默后来开始用来表达阿尔及利亚的悲惨现实和人类状况的悲惨现实，沉默紧紧伴随着关注。”

　　加缪曾在他的日记写道：“在《旧约》中上帝什么都没说，说话的是那些用语言侍奉他的活着的人。”他将沉默作为抵抗与升华的方式，来面对谬的人生，他一生都在反对“平庸之恶”，却毫不畏惧地学着接受“一个人的生命可以从这个世界上抹去”。死亡是永远的沉默，而无谓的死亡成为了终极的荒谬。

　　《阿尔贝·加缪》读后感(七)：一个生命的要素-笔记【未完结】

　　“他人即地狱”

　　《禁闭》内容：讲三个罪恶的鬼魂，被狱卒放到一个禁闭的屋子中。屋子没有镜子，没有任何可以看清自己的物品，每个想要看清自己的人只能依靠另外两位。然而，三个人彼此各有心事和各自的罪恶，有懦弱的、同性恋的、色情狂的，想要从别人身上看到真实的自己，想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想表现的自己，都是不可得的， 他们相互扯皮、对抗，争闹，无休无止，因为谁也无法离开，谁也无法死去，谁也无法获得更多的……彼此折磨不休。

　　分析：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源于海德格尔，但萨特特别强调了“自由”的因素。

　　海德格尔提出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不是什么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是“人在世存在”，就是说，人首先是世界上的一个存在者。那么，人是怎样一种存在者呢？海德格尔说，人都是孤独存在的；海德格尔特地用“畏死”来说明：我们在畏惧死亡的时候就会深切的体会到，我们的存在都是自己的事，谁也替代不了。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自由”的。

　　从这里，萨特接着说，人如何存在就应该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即人首先存在于世界之上，然后人自由的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就决定了人的本质，所以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

　　这样说来，人的本质就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或者说就应该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但萨特认为，我们在现实中常常身不由己，这个阻碍就是“他人”的目光。“他人”的目光是可怕的，它肆无忌惮的干预我的选择，使我在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甚至被迫做出我本不希望的选择（我想你联系一下生活经验应该深有同感的吧）。萨特的戏剧《间隔》里的男主人公就处于这样的境域中，因此在全剧结尾处发出感慨：“他人就是地狱！”

　　最后补充一点，海德格尔和萨特所说的“自由”，其感情色彩都不是那么乐观。我们自由，不是因为我们希望自由，而是我们生来就不得不自由的存在（比如人人都要死，根本没有另一个人能管得了），所以萨特说：“人被迫自由。”海德格尔说得更彻底：人不自由的时候感到不满，人自由的时候感到恐慌。所以海德格尔指出，我们常常以“别人都这么做”这样的想法逃避自由。但海德格尔和萨特都强调，自由的存在才是本真的存在，与其非本真、不自由的、浑浑噩噩的存在，不如本真、自由、明明白白的存在，所以萨特一生都在呼吁“自由”，反抗阻碍“自由”的“地狱”。

　　“存在主义“解释：

　　二次大战后，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确立了基督教存在主义。一些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进行宣传，扩大了存在主义的影响。法国的存在主义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以西蒙娜．魏尔、加布尔埃尔·马赛尔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以让·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德．博瓦尔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它又称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或简称为存在主义。

　　法国在二战中充满消极颓废、悲观失望情绪，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由于苦闷、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出路而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风尚。于是，标榜个人的生活、自由、存在放在第一位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受到极大欢迎，被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做最时髦的哲学。至50-60年代，它成为全欧最流行的哲学思潮。

　　萨特将存在分为两种：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一个物体同其本身等同的存在。自为的存在同意识一起扩展，而意识的实质就在于它永远是自身。我们的思想超越自身、超越一切，因此人类的存在永远是自我超越的：我们在存在中永远超越自我。因此，我们无法占有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永远在我们自身之外，也就是说，存在先于本质。

　　但是，萨特没有意识到，在它的理论体系中，有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却恰恰没有存在！自为和自在若没有一个已存在的空间任其施展，它们又怎么存在呢？

　　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特在研究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抛弃了克尔凯戈尔的宗教神秘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胡塞尔的非理性主义，形成了他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从此，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其一是“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首先是人的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所谓存在，首先是“自我”存在，是“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我不存在，则一切都不存在。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即是“自我”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其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在这个“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人生是痛苦的。穷人是如此，富人也如此。其三是“自由选择”。这是存在主义的精义。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即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如果存在确实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萨特指出，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仅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核心，而且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各个流派的思想基础。

　　《阿尔贝·加缪》读后感(八)：《阿尔贝·加缪》：永处局中的“局外人”

　　对于法国二战之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自然非加缪莫属。跟萨特首先被人提起的身份是哲学家、雷蒙•阿隆首先被人提起的身份是社会学家不同，加缪从一开始被中国读者所关注，就是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几乎每一位中国的先锋文艺青年，都可以背诵出一两句加缪名作《局外人》《鼠疫》和《西西弗斯神话》里的句子，而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关于上述作品的读书会、文学沙龙和相关论坛，也时时都在上演。

　　随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10年引进出版中文版的《加缪全集》，中国读者想读到加缪的任何一部作品，已经可谓是毫不费事，但他们如果想要系统了解加缪的生平经历的话，却一直很难找到合适的传记作品。如今，随着三辉图书和漓江出版社合作引进出版美国学者泽拉塔斯基的《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下称《加缪》）一书，这一问题迎刃而解。这本书算上注释和索引，也还不到200页，如此短小的篇幅，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详细记录加缪的所有生平经历。泽拉塔斯基截取了加缪生命历程当中的四个关键性时刻详细加以记述，分别是：1939年作为记者，报道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的生存状况；1945年作为审判者，为触犯叛国罪的作家巴西拉奇进行免死辩护；1952年作为论战者，跟自己的好友萨特大肆笔战，乃至最终决裂；1956年作为缄默者，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当中，面对战争双方的大开杀戒，默不作声，拒绝表态。泽拉塔斯基用上述这样四个最能体现加缪存在感的重要事件，来展现贯穿其一生的思想冲突与内心困境。这样一种高度存在主义式的戏剧化表现手法，可谓是微言大义，意蕴丰富。

　　《加缪》的第一部分记录了他青年时期的社会活动，其中以对柏柏尔部族的新闻报道最具代表性。尽管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一个贫困的工人阶级社区，但他在1939年所看到的柏柏尔部族的恶劣生存状况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奠定他一生思想基调的人道主义关怀，就已经开始确立。在报道中，加缪这样写道：“当贫困和无望的生命相结合，或者与我在步入成年期间在我们城里那些骇人的贫民窟看到的那种天空相结合时，那种终极的、令人厌恶的不公就达到了顶点……”这种发自生命本能的人道主义情感，使得加缪在道德主义者和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之间，更倾向于成为前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对伦理事件或者国家事务的痛苦通常伴随着平静而自信的个人良心”，而道德主义者在这个世界上则很难获得平静，他所揭露的真相不但令他人感到不安，也同样让他自己不得安宁。

　　道德主义者的身份定位，使得加缪一方面想跟当时的社会政治事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冷静观察，另一方面又使得他无法真正置身于事外。终其一生，他都在这种“局中的局外人”的身份定位当中挣扎。在其代表作《局外人》当中，男主人公默尔索对任何社会公共事务都漠不关心，最终却不得不接受社会伦理与正义准则的审判。或许加缪正是通过这一文学形象的塑造，来展现自己对于上述身份的无可奈何，而又不得不为。无独有偶的是，跟加缪同时代的雷蒙•阿隆，也曾经用“介入的旁观者”这样类似的称谓，来界定自己作为知识人，跟社会事务跟公共政治之间的关系。

　　然而，只要对法国二战之后的社会政治氛围有一点了解，就会知道加缪和阿隆的上述角色定位，完全可谓是知易行难。二战结束之后，整个欧洲呈现出由苏联和美国这两家超级大国瓜分天下的态势。自由主义在战前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大萧条的双重攻击下日益衰落，其恢复元气尚有待时日；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遗产跟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之间，法国战后盛行的存在主义思想浪潮跟马克思主义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于这几方面原因，法国当时的主流知识界，出现了一种追逐和拥抱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普遍趋势。在这种非此即彼，必须站队的状况之下，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很容易，但要想与其保持距离，做到冷静旁观，却是难上加难。

　　面对这样波涛汹涌的时代浪潮，加缪对于独立评判与思考的坚守，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在对待纳粹政权的积极支持者——著名作家巴西拉奇的审判态度上，加缪一开始支持对其判处死刑，而后来则在反复思考之后，公开为其进行免死辩护。加缪一开始对巴西拉奇死刑的支持，是出于对法国抵抗运动牺牲者和公平正义原则的维护，他认为“太多的光荣被出卖，太多的价值受到羞辱”；而后来转而对其进行辩护，则是因为他意识到“我们不能以一个抽象原则的名义去杀害一个人”。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加缪立场的判断与转换，一直基于其内心的深刻反思而展开，而并不是一味屈从民意、顺应时代浪潮。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宣讲的那样：“我不会为了达到一个互相认同的方案，而去尝试修正任何我的信念或者你们的信念”。

　　或许正是出于对法国主流知识界普遍倒向苏联这一趋势的警惕，在《鼠疫》发表的同一年，加缪在一篇社论里宣称，民主是对谦逊的一种演练，“当党派和人民都执着于他们自己的观点，以至于他们希望诉诸暴力来压制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对手时，民主就不复存在了”。某种程度上来说，《鼠疫》中描绘的那场席卷一切的惨痛病疫，正是折射出加缪对于当时法国社会氛围的担忧与隐喻。

　　理解了《鼠疫》中的社会政治指向，我们对加缪与萨特这两位曾经的同道好友的彻底决裂，就丝毫不会感到奇怪。按照萨特的总结，他除了共产主义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而且所有不作同样选择的人都是他客观上的敌人。而这一点，对于希望在激变思想浪潮当中，希望保留自己独立思考空间的加缪来说，显得非常难以接受。在与萨特决裂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现在越来越厌倦看到我自己，尤其是厌倦看到那些在他们的时代从来没有逃避过斗争的老兵，却遭受着来自于那些什么都没做，只是在历史潮流中站对了方向的人数不尽的指责和教训。”此中深意，一目了然。

　　而无论是所谓的“局中的局外人”，还是阿隆口中的“介入的旁观者”，都应该包含既能自由地发声，又可以在适当的时刻沉默的含义。如果说在1952年，加缪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性，选择了成为萨特的论战对象的话，那么到了1956年，面对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当中大开杀戒、血流成海的战争双方，加缪同样是为了坚守自己的独立性，而选择了对于这一事件缄默不言。加缪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后裔，面对这场战争中的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任何一方，都可以被视作自己的母国，而偏偏任何一方在战争中的行径，都明显有违于加缪的人道主义立场。黑脚（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及其后裔的俗称）与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之间的彼此仇视与杀戮，让身处两者其中的加缪无所适从，在巨大的仇恨浪潮面前，他对于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呼唤，也多少显得有气无力。基于“双方的仇恨目前如此之深，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冒着使暴力局面进一步恶化的危险，他就再也无法进行干预”，加缪最终选择了沉默，不再发声，目送着自己的故土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而独立。

　　然而沉默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冷眼旁观。相反，从《局外人》里的默尔索，到《西西弗斯神话》里的西西弗斯，再到《鼠疫》中的里厄和塔鲁，加缪通过他那些广为流传的作品，一再展现着自己眼中理想的沉默者的形象，那就是虽然经常默不作声，但却总是执着地工作、奉献，与生命相抗争。这些丰富灵动的人物角色，时时刻刻都在诠释着加缪的人生哲学：“在这个世界面前，我不愿撒谎，也不想听到谎言。我想保持我的清醒直到最后一刻，以我全部的嫉妒和恐惧凝视我的死亡。”

　　是的，加缪就是这样一位不以斗士自居的抗争者，正如他的作品所展现的那样，真正的绝望只会发生在“我们不再明白为何而斗争，或者是否还有必要斗争”的时候。

　　2016.9.19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7年1月18日出版的《第一财经日报》评论版，见报时有删节。）

　　《阿尔贝·加缪》读后感(九)：《阿尔贝•加缪》：20世纪两大思潮的痛点折射

　　《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20世纪两大思潮的痛点折射

　　20世纪告别已经多年了，什么是20世纪的最核心的思潮？我想，可以归结为主义之争与宗教之争。在跨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在主义之争随着冷战的结束，表面上暂且搁置之后，宗教之争凸显出来，并且在最近几年演变成世界的核心焦点事件，包括难民问题、恐怖组织问题、ISIS问题。

　　也许一个人很难处于主义之争与教派之争的漩涡之中，能够找到自己的独立的站位与思考，任何一个人在复杂的多变的风云变幻的时局交锋中，往往会从一个激进参与派，转化为无奈的观望派，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一个年轻的激进分子，在他步入中年后，会意志消沉，甚至求助于宗教来解决心灵的失衡问题。

　　而我们注意到，法国作家加缪的身上，正死死地纠缠着决定了他的哲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二十世纪的核心问题。主义之争与教派之争，是他的思想体系中最让他苦恼的两个部分，并最终决定了他的“荒谬、存在主义、沉默”等等世界观里的关键词。

　　一部由美国教授的评述加缪思想史的《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最近有了中译本，这本书，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它不是一本人物传记，也不是一本学术评论，它抓住了加缪一生的四个特定事件，而对加缪的思想历史进行了细致的解析与解剖。

　　人生总有某一个节点，或者叫关键处，对人的一生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就像鲁迅青年时代接触到的俄国人杀死中国人的影片，使鲁迅从学医转而从文。在《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中，作者选择的加缪生命中的要素，分别是：“1939年加缪访问卡比利亚，报道当地柏柏尔人部落的境况；1945年他决定签署一份请愿书，来减轻身犯通敌叛国罪的作家罗伯特•巴西拉奇的死刑判决；他和朋友萨特在1952年关于共产主义性质的著名争论；1956年他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事的沉默。”（P2）

　　四个要素，其实我们可以合并一下，第一与第四，关涉的是宗教之争，第二、第三，其实都是涉及到主义之争。

　　加缪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但他出身在阿尔及利亚，这是一个法国殖民地，法国殖民者与当地的穆斯林在宗教取向上完全不同。幼年在阿尔及利亚时，加缪已经深感到殖民主义者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巨大精神与现实落差，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加缪通过自己的笔，披露了当地人的困窘生活，竭力抹平法国殖民者与当地之间的沟壑，因为他深知，这种民族间的裂隙会导致玉石俱焚，加缪不可不谓深谋远虑，事后证明，正因为法国人的不肯退让，终至失去了北非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后，阿尔及利亚人走上了民族独立的道路，而法国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殖民地拱手送人，于是，法国殖民者与当地人在对话失败后，开展了武装对抗。当地武装无力对抗强大的法国军队，便采用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恐怖方式”，袭击法国平民，制造恐怖声势。而这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中，加缪意图能发挥自己的能量，对自己的出生国家奉献出自己的和平良方，但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强权世界，一个学者的力量，终究是微不足道的，加缪的努力，只会让受调停的两方，都对他道之以目。作者在书中写道：“正如阿尔及尔之战很快显露的那样，双方都决心要把对方要打趴下。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说什么呢？没有，他相信：他留下的只有沉默。”（P142）

　　所以，加缪的沉默，不是一种矫情，更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无奈，一种含着深切痛苦的尴尬。他处于他无力解决的矛盾之中，他的血缘之根被早期法国殖民者，随同他的祖先，送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在这里发育生长，接受了当地的文化，但是，当地滋生出的民族主义声浪，却将他视着“局外人”，像挤走一个异型血一样，欲把他“排异”出去，他能说什么？他能像他的先辈作家雨果痛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凶暴吗？他的任何发言确实没有任何意义，真正决定阿尔及尔未来的那个地域上的政治与暴力的博奕，一个作家基本是无从置喙的。

　　也就在加缪为自己的出生国与祖籍国之间大打出手而令他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滑稽的是，他却听到了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加缪大惊失色是可以想象的，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有着浓厚的政治倾向。加缪在政治理想上的失败，却由文学上的一个弱不禁风的奖项给予了弥补，但这无法改变现实中他的无力。他信守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在诺贝尔奖授奖时遇到了挑战，他在演讲后面对观众时，很少有人“请教文学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转向阿尔及利亚问题”（P145）。在现场，加缪的沉默不得不转化为尴尬的愤怒，可以想象，加缪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困境中。

　　加缪所面临的这种困扰，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我们同意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法国军方采用武力镇压，而民族主义者则采取恐怖袭击的方式，这种源自于西方列强侵略为基础、披着宗教外衣、力量对比悬殊的对抗方式，今天依然在中东地区并扩展至欧、美诸国演化成甚嚣尘上的时代冲突。加缪的矛盾与困惑，他对世界的荒谬感的感受，他的无能为力的沉默选择，显现出的是一个知识分子面对世界风云动荡的价值的殒落。左拉时代，他的一纸抗议，可以改变一个判决，但加缪生活的时代，他所代表的知识分子职能已经被旁置起来了。正如美国的一名法学家感叹道：现在的学者不过是混饭吃而已。言外之意，再也不见了某一时期著名学者振臂一呼便能撼动世界的雄阔场面。加缪选择存在主义与阐述荒谬感，来表述他对世界的看法，实在是世界潮流在他心头的映射。

　　加缪另一个困惑就是他卷入到主义之争，主要表现在他与萨特之间的争论。法国巴黎一直是左翼思潮涌动比较强劲的地区，当代思想家托尼•朱特的思想自传《思虑20世纪》对话作者认为：“某种意义上，巴黎在30年代后期成为了欧洲共产主义的首都。”五十年代，当时的萨特果断地站到了苏联的一边，而加缪则怀着他的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对苏联的暴力阴影存有警惕，对此，萨特认为：“它可能会在俄国创造一个活生生的地狱，但是人类不得不通过这个地狱来获得一个更好的明天。”（P102）加缪曾经加盟过法国共产党，他困惑的地方是为什么一个没有阶级的美好社会，必须通过暴力来实现？他与萨特本来可以说是志趣相投，都属于左翼一派，但是在政治取向的作用下，两个人却分道扬镳了。萨特选择了偏激，而加缪则坚守自己信奉的“平衡”，什么叫“平衡”？我想，找到一个中国的词汇来讲，大致相当于“中庸”，儒家的经典《尚书》里说：“允执厥中。”就是做任何一样事，要符合中正之道。中国文化有其面向世界的自身阐述体系，可以化解人生的困惑所在，加缪从早期的明确的政治取向，最后一退再退，抽身出强烈的政治诉求，而寻求用一些模糊化、中性化的词语来概定他的思想体悟，反映出他的一生思想纠结。而今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确在二十世纪尘埃落定之后，显示出是一种更切贴历史本真的人生态度，正如作者在前记中所说的那样：“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或者说，至少那些倾其一生分析这个世界的人——已经赶上了加缪的脚步。”（P6），加缪的痛苦与困惑，是他太超前了，不被当时代人所理解，然而，今天他的思想却成为世界上的可以认知的普遍的潮流，这也许正是加缪的文学与思想历久弥新的价值意义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加缪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曾经在中国学界炙手可热。但是，我们能够从加缪身上直接截取的是他的语词，他的片言只语，他的残章断篇，我们却难以了解与体悟他的文本背后的心灵的真正的痛苦与波动，而现在，借助于《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这本书，我们更能够触摸到一个伟大作家灵魂里那种分泌出文学想象与哲学思想的痛苦的母床，由此我们才猛然醒悟到，我们当年曾经鹦鹉学舌所谓现代派、先锋派、存在主义的狂热势头，是一种多么可笑的依样画葫芦的袭仿，折射出的是我们怎样的为赋新诗强说愁的矫情啊。不了解一个人的灵魂的架构，仅仅模仿他的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只能说明我们的浮浅与无知。加缪因为他的痛点，才有了他的思想，而我们装模作样地崇拜他的思想，却不知他的痛点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有助于我们看清加缪内心的真正的秘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