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泽先生志怪谭》读后感100字
《白泽先生志怪谭》是一本由平山君著作，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021-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白泽先生志怪谭》读后感(一)：白泽志怪——本土第一品牌
《白泽先生志怪谭》首先其标题就极具有指向性。白泽，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被当作驱鬼的神兽和祥瑞来供奉。因为它知道天下所有鬼怪的名字、形貌和驱除的法术。古时人们对白泽的尊崇极为隆重。几乎人手一册《白泽图》，一旦遇到怪物，就会按图索翼加以查找。因此，甚至有人以“白泽”来为自己命名。而志怪，志怪者也，专门记载并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产生和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与当时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以及佛教、道教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综上所述，本书主要就是讲述白泽先生如何揭开各类妖魔鬼怪的真面目的故事。 其次，虽然志怪小说重在记载山精野怪之事，但究其根由乃是揭露社会之险恶，人心之阴险。正如书封中写到“人心似鬼，鬼行如人。”往往那些鬼怪之事都是有人弄虚作假用以唬弄世人谋取利益之手段，更遑论，有时世人远比鬼妖更为可怕。本书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推进剧情的发展。以志怪小说《修罗鬼志》为引线，重重追寻，抽丝剥茧，于云雾中拨开月明。五篇志怪志中，只有第一篇和第五篇着重渲染，特别是第五篇更是这场“人间修罗案”的谜底与因由。而且，志怪小说的最大一个特点便是有佛教因素的加持，所以该书的修罗鬼带有很明显的宗教色彩，而且故事背景也发生在山顶古寺。要说有多么惊险与悬疑的话倒也没那么属实，可能是由于第一视角的阐述，再加上志怪篇数分开讲述，而作者又随时进行在线解说与设疑，所以故事的营造氛围感并没有那么强烈，看到第五篇时大致已经能猜出故事的走向。不过对于凶手，到最后反而把我弄懵了，结尾处出现的乞讨和尚是不是真凶呢？我还得再去细揣。 最后，这本小说打算以此为突破口向读者全面展现中国志怪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其本意及格局挺宏伟的。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某些风俗与传说的确在没落，四大神兽与凶兽的故事、人鬼妖神的怪力之谈等确实普及度并没有古时那么广泛，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很多鬼片尤其是香港的僵尸片简直是深入人心，但现在这些影片似乎只有有心才能再次接触。虽然是小时候的阴影，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化输出呢？为什么现在再也没人能写出《搜神志》《聊斋志异》等作品，可能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毕竟作品来源于生活，但中国自古以来的民俗志怪的确需要有人将其再次挖掘出来展现给世人。
《白泽先生志怪谭》读后感(二)：无人生还的限定条件、无人生还的类型、孤岛模式和伪孤岛模式的概念
《白泽先生志怪谭》是一本挺有意思的小说，我也从这本书中汲取了不少很有趣的知识。
比如无人生还的限定条件、无人生还的类型、孤岛模式和伪孤岛模式的概念、佛教的一些理论知识、以及城市名称与时间的关联，诸此种种，数不胜数。
本书作者平山君虚构了一个自民国元年草创的紫焰月刊，而这本刊物又因深感民国新风未达之处，愚昧朽烂不堪之故，特意开了“民俗文化悬疑”栏目，专门向全国读者讲述怪异诡谲之真实事件，并揭露事件背后的骇人真相、禁忌。陋俗，以破愚昧，正视听，树良俗。
“修罗鬼案”就是该专栏的第一篇“志怪案件”。
作者平山君杜撰了包括白泽在内的一系列人物，又巧妙的以陶方璧的口吻讲述了他与白泽是如何破解了这个横跨五十年，早已被人淡忘的“修罗鬼案”的。
前面说过，“修罗鬼案”是一桩横跨了五十年的悬案，之所以会造成这桩悬案，与案件发生当时的时间及其特殊的年代背景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
事实上，“修罗鬼案”与当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一样，粗看是一宗普通的民间凶案，充其量就是多死了几个人的大案，但实质上却非常敏感。背后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涉及的人和利益集团并不是一两句就可以梳理清楚的。所以“修罗鬼案”的案件主办人为了避免搞党争者有了可乘之机，就借着“刺马案”引发的混乱，草草的结了案。
时隔五十年，陶方璧因意外得了一本手书的《修罗鬼志》，让他不由自主的回忆起童年时期的噩梦，大人们常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的鬼怪传说——修罗鬼。
《修罗鬼志》共有五篇，讲述了五个相对独立又彼此串联的小故事。
随着深入阅读，又经过一番按图索骥的调查之后，陶方璧愕然发现手记中描述的内容与五十多年前所发生的一系列案件有着惊人的吻合之处。
写这本手记的人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他又为何能将案件发生的过程巨细靡遗的描述出来？
白泽推断，写这本手记的人要么是凶手，要么就是和凶手有着某种密切关系的人。
在本书的最后，白泽终于串联起所有的细节、线索，并还原出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正如故事中的陶方璧所说的那样：
这些铅字不仅仅是“故事”两个字那般简单、轻松，其背后所隐藏的是特殊的文化糟粕、民俗畸变，以及人心的毒辣、邪恶。
我不想过多的描述故事剧情，因为推理一旦揭开了迷雾，就会失去神秘的色彩。
所以我想谈谈作者在书中讲述的一些概念性问题，因为它们确实很有意思。
“无人生还”的限定条件：
第一，案件现场与外界彻底隔绝。
第二，涉案人物被严格限定。
第三，案件发生的突发性，非预谋性。
第四，案件结束后，相关人物全部遇害，即无人生还。
第五，没有人可能是凶手。
第六，凶手的空间限定。（自案件发生前，到惨案结束，封闭环境被突破，直至其他无关人等进入、离开，凶手一直都未离开过孤岛的环境。）
凶手制造无人生还的诡计：
第一种诡计，最后的死者。凶手极有可能是最后死掉的那个人，或者是接近最后死掉的那一个。
第二种诡计，诈死。
第三种诡计，孤岛外的凶手。
第四种诡计，替身。
第五种诡计，案发场所并非严格的“与世隔绝”。
第六种诡计，共谋。
第七种诡计，被遗忘的人。
第八种诡计，透明人。
第九种诡计，后孤岛模式。
第十种诡计，凶手以物的形式而存在。
案发场所并非严格的“与世隔绝”：
第一，始终存在供凶手出入的特殊通道，或者此类通道的形成需要配合特殊的职业与能力，例如经常攀爬悬崖的郎中、猎户等。
第二，在某些特别条件下，“与世隔绝”的状态会短暂消失。例如落潮时的孤岛上会出现一座通往外界的石桥。
第三，案件前半段处于隔绝状态，而后半段则不是。
第四，根本就不存在隔离的状态，仅仅是一种假象或者心理误导。
孤岛模式：名副其实的与世隔绝。
后孤岛模式：无人生还案的形成是在隔离状态被打破之后。
伪孤岛模式：
第一类，凶手为了逃生而设计出的诡计。
第二类，案件内或者案件外的人存在心理盲区，误以为案发现场是与世隔绝的状态。
第三类，虚构案件要素以达到特殊目的。
《白泽先生志怪谭》读后感(三)：白泽志怪：《人间修罗案》的琐碎之文
一、作者简介
吃+宅，紫焰老师总结地精辟。
二、创作背景
最初的目的就是投给“第五届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无奈落选。
看到友邻都是“第X届岛田奖得主”、“第X届岛田奖入围作”。我总感觉自己可以不要脸地碰瓷，比如“第五届岛田奖不入围作”，或者“第五届岛田奖不及格”……哈哈，纯属自嘲，没有其他意思。
其实，我当初知道这篇存在一定的问题。究其原因，就是我太自以为是了。想着岛田奖应该是高标准的，于是我故意写成了长篇安乐椅模式，通篇以对话的形式展开，完全没有考虑读者的感受。
如今想来，落选反倒让我有了一种“塞翁失马”的感觉。紫焰的老师及时纠正了小说中的很多问题，最终有了这本完成度更好的《人间修罗案》。
三、本作特点
妖怪、传说、宗教、历史、社会、文字、美食……
故事发生在江苏南京，背景涉及太平天国，推理过程全部使用本土元素，核心诡计也是可以套用成中国特有的四字词语。
3条推理分割线（原计划称“天”、“地”、“玄”三条线。“第1条线之前给出全部线索，且难度依次降低。）
3点推理的前提（限定于我国的史实）
6个（5+1）无人生还的限定条件
10种无人生还的类型（不全面。我有朋友正在写新的“无人生还”。）
100%给出线索（诡计＋动机）
4个字的核心谜底（可以套用文中穿插的志怪谜底，中国特有的词语或成语）
四、参考素材
（一）文中苦厄寺环境的设定，参考了很多中国建筑，包括其朝向。
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陕西华山翠云宫
2、湖北武当山金顶
3、河南洛阳老君山
4、贵州梵净山金顶
5、山西恒山悬空寺
6、贵州印江芩图寺
7、陕西镇安塔云山
8、河北承德双塔山
9、湖北鄂州观音阁
（二）文中对于末法设定的参考，仅供一例。
中华书局于2008年出版的《北京纪事北京纪游》，作者是小栗栖香顶(1829—1905)，日本僧人。
更多内容，还请读者自行挖掘。
2021年3月10日
《白泽先生志怪谭》读后感(四)：“志怪推理”小说的崛起？ ——兼论平山君与三津田信三创作风格的异同
“打造本土志怪推理小说第一品牌”。这是印在《白泽先生志怪谭》封底腰封上的一句话。且不论这样的品牌效应会否形成，起码彰显了作者“平山君”及其出品方“紫焰传媒”分别在创作与包装方面的野心。
撇开宣传造势的舆论导向性不谈，但从客观存在的事实来看，“志怪推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大抵是全新的，我们除了在议论日本民俗推理作家三津田信三的时候，可能会在网络媒体上见到有关“志怪推理”的些许声音外（我个人不太赞同这样的看法，理由见诸后文），此前并无本土推理小说被冠以这样的名号（据说尾鱼的某部作品曾出现过如是评价，只是其能否定性为推理创作尚值得商榷）。退一万步讲，出品方没有堂而皇之地将“志怪推理”的首创之功放在这本书上，而是着意于“打造品牌”，这已经算是比较尊重事实或满怀敬意的动作了，毕竟我们很难保证从古至今那浩如烟海的志怪小说中没有一篇含有推理解谜况味。
那么，本书的问世，真的可以视作“志怪推理”这一全新类型的嚆矢，抑或至少昭示着“志怪推理”的崛起？下面且由我从三个方面试作刍议，敬请读者诸君指正。
一、“志怪推理”的构成要件
在对“志怪推理”的涵义进行诠释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何谓“志怪”。这是一个专有名词，除了先后被东晋的曹毗、祖台之用作书名外，几乎就是“志怪小说”的简称，以特指记叙神异鬼怪故事的中国古典小说，与《世说新语》代表的“志人小说”相对应，是所谓“笔记”（笔记小说）的一大门类。
首先，请注意！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志怪”属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范畴，是有“国别”之分的，因此三津田信三的作品不是“志怪推理”，对其比较适切的分类是“怪谈惊悚”和“民俗推理”（毕竟“三三叔”的推理创作中，怪谈只是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种“触媒”，绝非全部，倒是其《窥伺之眼》等惊悚小说富含怪谈元素）。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平山君的这部作品有着不少三津田信三的印记，如书中人物陶方璧（“我”）的小说创作与其发表阵地《紫焰月刊》这一设定，很像是对“三三叔”最著名的系列作品中、主角刀城言耶与其“东家”《书斋的尸体》的致敬，惟一不同的是作者没有安排与祖父江偲相呼应的人物登场，少了近似的互动让人甚感可惜。而在与作者闲聊中得知，三津田信三、京极夏彦等日本作家对其创作确实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也无怪乎已有个别读者将作者誉为“中国的三津田信三”。
其次，比类日本推理小说史上的“捕物帐”“变格”“探侦小说”等术语（这些词在当今日本推理文坛的评价体系中，已约定俗成地隶属“过去时”的坐标，不会用以论及“新本格浪潮”以来的绝大多数作品），“志怪”作为古典小说，其实有着极其严格的时限指向性，并不适用于当下的文化语境（可参照“公案小说”加以理解）。相对较早的普遍观点是，“志怪”只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比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样写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小说史价值，是“直接影响了唐传奇的产生”。嗣后直至现在，古代文学史论者一般都将“志怪小说”的时限延至清末民初，并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视作这一小说类型的巅峰。从这层意义上讲，“志怪推理”就只能以古代中国为舞台，最晚也必须是与传统文化有着较多赓续关系的民国了；而符合“志怪”字面含义（“记述怪异之事”），以新中国成立以降的当代社会为舞台，从早期以“鬼故事”为外衣的“反特小说”（如《一只绣花鞋》等），到如今以“都市传说”为卖点的悬疑小说（如那多的很多作品），若非得用一个词来替换的话，兴许“灵异推理”是相对合适的称呼？
再次，毋庸置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是推理小说，而不是虽然含有一定的本格推理元素但真相并不合乎逻辑性、科学性的悬疑小说（有着独特世界观的“设定系”推理小说，不在此一观点的述及范围）。这方面似乎没有太多可供辩驳的东西，可也正是“推理”这一要件的苛刻定义，导致创作“志怪推理”成了特别困难之事。其实，因为酷爱《聊斋志异》的关系，笔者自接触推理小说以来，一直有着对“异史氏”的故事进行推理“再创作”的冲动，但囿于个人小说技艺的粗鄙谫陋，只能退而求其次，倒是十分乐见他人方家的尝试。令人扼腕的是，有太多太多的努力在追寻爱伦坡足迹的过程中偏离了航向，驶入悬疑甚或惊悚小说、恐怖小说的港湾（诚然，大多数作家并无从事此类创作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事实）。设若要求不是非常严格的话，水天一色、远宁、唐隐等女作家的一些作品，是完全接近“志怪推理”城阈的。
综上，所谓“志怪推理”，其构成要件有三：一、来自本土创作，至少是华语圈；二、以古、近代中国为舞台；三、是推理小说，其解谜过程必须富含本格推理元素，且拥有一个经得起“逻辑”判断、“科学”分析的真相。这样看来，由《白泽先生志怪谭》举起“志怪推理”的大纛，端的是实至名归！
不过，别急着下定论。我们方才好像有些舍本逐末了，因为“志怪推理”构成要件的一和二，都源于“志怪”定义引来的限制性条款，而让我们忽略了“志怪”的本体，亦即其第四个构成要件——志怪！有人怕是要说，岂非废话？可不，无“志怪”何言“志怪推理”？
然而，在笔者看来，仅仅“志怪”两字，却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明了。要把这事儿说清辨明，将无可避免地触及本书和三津田信三个别作品在剧情甚至本格元素运用方面的核心部分，因此不得不在此提醒尚未读毕《白泽先生志怪谭》的读者诸君回避（笔者当然会尽可能地降低剧透的次数和深度，但万一有智者因循本文的议论文字最终竟将谜团破解个大半，这要置作者于何地呵）。
二、“志怪推理”还是“志人推理”？
上文，笔者用两千多字告诉诸君，《白泽先生志怪谭》是一部符合要求的“志怪推理”作品；下文，笔者将用更多的文字告诉您——它不是、它没有、别瞎说！诚然，有必要在此作一声明：自现在起，笔者的任何观点，只是基于本书刺激我引发兴趣之处加以讨论，没有丝毫要拆台的意思哈！
好了，言归正传——其实，本书是超高水准的“志人推理”小说。因为：
第一是“成因说”，志怪就是志人。又是鲁迅在同一部著作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志怪之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按照以鲁迅为代表的普遍观点，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兴盛起来的主要原因是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其作者以文人儒者居多，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以对抗宗教思想对民间信仰根基的“侵蚀”，其做法并不有违“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正道。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讲，志怪小说中出现的怪，是生活在另一个位面的人类群体。也正因为其身上遍植人性的种子，优缺点和普通人类一样明显，宋定伯才能卖鬼，聊斋先生笔下的鬼狐精怪故事也才能多次引发笔者的共鸣。
第二是“原罪说”，志怪与推理“八字不合”。志怪的本意是记述怪异之物（鬼怪）、怪异之事（灵异现象）。按照美国民俗学家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等人的观点，这些“怪”一般都有着“匪夷所思、似是而非、查无实据”的特点，且往往存在可以追溯到时间久远的口头传统，并拥有着共同的母题。至于所志之“怪”，其价值在于口头传播的广泛性与长久性，能否成为民间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能否对听者起到一定的警示或告诫作用，而不是追踪其起源和创造者。布鲁范德认为，“民俗研究的最大谜题之一，就是口头传统的起源和创造者问题。人们可能期望找到这一谜题的答案，但实际上却鲜能如愿。”因此，为“不可解”而不解之“志怪”，与为“不可解”而解（崇尚科学分析精神、享受逻辑思考乐趣）之“推理”之间，在起初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毕竟“推理”的醍醐味不就在于破解真相么？我们不妨试想这样的画面——
名侦探：真相只有一个……破案了！
吃瓜听众：这就破案啦？没劲！
茶博士：干**的！断我生计！
推理迷：哇！过瘾！
灵异现象爱好者：窝滴老天！垮了！没法再爱了！
某网红：骚年，你不讲武德！
笔者：……
第三是“自圆不其说”，本书“志怪”含量不够高。基本上，《白泽先生志怪谭》是明显的“双线叙事”结构，分别是“修罗鬼”连环命案发生后五十年主角们（白泽+陶氏兄弟）的“探案视角”和以“作中作”《修罗鬼志》的形式而存在的“犯案视角”。前者是典型的推理小说模式，只在老仵作、死者家属访谈中有过关于“灵异现象”的只言片语，如太平天国军队在劫掠云山寺后遭到诡异报复等。而后者承载着“志怪”的主要任务，却表现得差强人意，因为严格的说：只有《志怪一》在气氛烘托、文笔渲染、节奏铺陈、剧情暧昧上做到了一篇典型“志怪”小说的方方面面，个中桥段颇有阅读三津田信三作品的既视感；而《志怪二》《志怪四》太过简单，近似某种“几分钟读完某书”的故事梗概文；《志怪三》连主角们都认为这是游记，更没啥好说的；至于《志怪五》，这是某位推理大师最新创作的“无人生还模式”短篇杰作吧？从凶手杀人的动作手法、心路历程等细节描写来分析，鬼都看得出来这是有人戴着修罗鬼面具在杀人吧！这怎么就算“志怪”了？（童鞋，文不对题，高考作文零分哦～）关键是，侦探们还推断出《修罗鬼志》为凶手一人所著，然则凶手必须是“多重人格”了吧。关键之后的关键是，虽然心有戚戚，笔者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作者，毕竟解谜部分确实写得很赞啊，而作为推理迷而非灵异现象爱好者的我，自然选择站边“推理”而罔顾“志怪”啊。不过有一说一，平山君相比三津田信三在对怪谈文本的掌控上还是稍逊几筹的，譬如刀城言耶系列将两者结合的完成度非常之高，且毫无违和感，这大概就是前辈作家与新人作家对类型创作在经验和理解上的差距吧。
基于上述原因，我觉得这本书的类型叫“志怪+推理”可能更贴切一些，或者让人觉得走的是变换了一副面孔的本格路线：先志怪，再推理！
三、“志怪推理”还是“民俗推理”？
其实，本书是超高水准的“民俗推理”小说。为什么说“志怪”不准确说“民俗”就准确了呢？因为：
第一是“志怪非怪说”，在书中制造了多起恐怖血案的“修罗鬼”不是真实存在的“怪”。这里的“真实存在”不是说这个“怪”真的在人世间出现过，而是指其此前曾见诸文史宗教典籍或民间口头传说。著名学者栾保群先生编纂的《中国神怪大辞典》，共收录了超过5000余条词目（神、怪未分，且有不少是同种异名的）；青年作家、妖怪研究人士张元编纂的《中国妖怪故事（全集）》，则搜罗整理了1080种妖怪及其故事。然而，这两本权威性十足、引证资料足堪完备的工具书里，都未见“修罗鬼”的身影。且通过本书“名侦探”白泽的分析，应是有人故意将“修罗”和“鬼”这两种民俗事象相结合而生造出了一个全新无考的妖怪，其之后发起一系列抽丝剥茧“神操作”的推理基础亦在于此。所以不管怎么说，“修罗鬼”不是真的怪，这是板上钉钉的了。如此景况，还能称其为“志怪推理”吗？反倒是前述之妖怪百科全书编者张元先生所撰写的、同样以民国为舞台的两部作品《傒囊·三目之婴》《山都·幽怨之铃》，更像是“志怪推理”了，毕竟傒囊、山都是真“怪”。这也是笔者不敢让本书僭称“志怪推理开山之作”的主要原因。或者，在平山君的命名意图里，志的不是“妖怪”而是“怪事”（即出现了“李鬼”，这妖怪及其缔造者本身都是假的）？
第二是“推理非理说”，在书中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推理不是传统意义上穷极逻辑、注重实证的“本格推理”，而是神似刀城言耶的“民俗推理”。尽管《白泽先生志怪谭》在“作中作”“暴风雪山庄”等本格推理模型及相关手法的熟练运用上，已经远远超出笔者的预期，如让人大呼过瘾的“无人生还”讲义，颇具古典意味的真凶设定，连“挑战读者”的桥段都出现了两次等，但能够真正将连环血案予以破解的所有重要线索全部来自于白泽的民俗考察。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怪”是十分具有代表性、分量极重的民俗事象。所谓民俗事象，是指关于生产、生活、文娱、制度、信仰等方面的民俗活动和民俗现象的总称，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事象三大类。与原始巫术、民间信仰、口承语言关系密切的“怪”，属于精神民俗事象范畴。根据前文提及的两部工具书，我们发现相比日本，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怪”的种类、数量非常之多，妖怪系谱更加丰富多姿。对于意欲从事“志怪推理”创作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处取之不竭的“富矿”。但如果仅就“怪”谈“怪”，难免将作品旨趣导向追求感官刺激的悬疑惊悚小说范畴，而最终缺失或淡化了“推理”这一要件的存在价值。一旦作者希望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相对单一的肾上腺素激增功效，那就必然要求在创作上将“志怪”议题提升到人文底蕴更厚实、腾挪空间更广阔、阅读体验更丰富的“民俗”视域。因此，所有好的“志怪推理”归根结底都将是“民俗推理”。
另一方面，像白泽、刀城言耶这样的“民俗侦探”人设，基于作者对推理创作的认识，对“修罗鬼”“首无”等妖怪的考察尽管必然被其纳入本格推理的框架之中予以谋划，可还是会在解谜的过程中彰显出其“职业病”的某些特性来。比如在对《修罗鬼志·志怪一》（“噬魂案”）进行线索解读时，作者特地安排“我”拿出两则与之相关的“坊间志怪”故事，加上与“噬魂案”中的受害人家属访谈内容相比对，经由白泽的分析判断，终于拿到了开启修罗鬼系列案件的钥匙。可能大多数读者看到的只是其中的文本推理（民俗考察）部分，其实背后还隐藏着民俗事象的“可变性”这一基本特征，即：所有的民俗事象，在保持其固有的中心内核的同时，亦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变化，从而在长度、细节、风格等方面创造出无数不同的“变体”（如这里的“坊间志怪”故事）。这也将本书与其他“志怪小说”区别开来。至于《修罗鬼志》的其他篇章又体现出了怎样的“民俗推理”趣味，笔者将留到下一段落再作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平山君在给“名侦探”取名方面，就已经昭告读者其主打的是“民俗推理”的招牌了。根据《中国妖怪故事（全集）》一书，可将“妖怪”细分为五类：统领、妖、精、鬼、怪。与《白泽先生志怪谭》主角白泽同名的妖怪即属于“统领”，它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地位崇高的神兽，能说人话，晓天下万物状貌（能通晓并慑服所有妖怪）。由此可见，作者对白泽的取名，正是巧用了其“通晓万物”的本领，能够拨开围绕《修罗鬼志》的层层迷雾将作“怪”者和凶手看得明明白白。
又者，“推理非理说”不止前述这些内容，平山君并未将民俗考察的范围限定在“妖怪”这一个民俗事象上，白泽的考察对象还包括佛教和饮食，而这两者在构筑整个修罗鬼案的推理大厦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宗教也能成为民俗事象？答案是肯定的，甚至其民俗考察价值远远高于妖怪。究其原因，一是分类属性方面：妖怪是精神民俗事象，而佛教则横跨物质民俗事象（佛教造像、建筑）、社会民俗事象（僧侣职业）、精神民俗事象（佛教教义、仪式）三大种类，是“全满贯”的存在。二是流播范围方面：妖怪受地域、文化等限制颇多，影响力有限，其考察成果不具备普遍性；而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学是名正言顺的显学，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历史进程都能产生一定影响的。三是接受门槛方面：妖怪研究的排他性较强，即便是专业人士，也不可能对每一种妖怪都做到深度挖掘，在被作者采写进推理作品中时，如果不予以足够的说明，势必拉大普通读者阅读时的疏离感，无法参与其中，只能作为旁观者静静观看主角一个人的推理表演；佛教则不同，特别是汉传佛教，世俗化的特征十分显著，几乎已经到了基础知识、基本教义、历史流变等尽人皆知的地步，而作者为了照顾推理迷的参与度、体验感（其实是其构思诡计上的便利性），选择了宋代以降最为流行的净土宗作为其展开“民俗推理”（考察）的对象。惟其如此，使得整部作品虽然在推理过程中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需要依仗相对专业的佛学知识来分析到手的材料，并找出隐藏其中的破案线索），但还是充分保证了作品的可读性，丝毫没有因为“志怪推理”理应饱含的恐怖氛围的淡薄、紧张节奏的松弛而有所降低。
从这一层面看，平山君的“民俗推理”创作既像三津田信三又不像三津田信三，或者说平山君比较接近近期的“三三叔”。因为早期刀城言耶的考察对象多在山野僻壤的隐秘村落，其风格更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志怪推理”，这恰恰不符合平山君这部作品的特点。而在近年来，三津田信三却是画风丕变，其眼界已放入社会之中，考察的民俗事象变为“游廓—妓女”（《如幽女怨怼之物》）、“矿场—旷工”（《黑面之狐》）等特殊场所和特殊群体，这似乎正跟本书所提供的考察样本“寺院—僧侣”差相仿佛；同时，诚如历史事件对日本游廓、煤矿产生的诸多影响，我们也将看到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社会动荡、佛教式微背景下的多神崇拜等现实成为了滋生犯罪的温床，并最终引发连环血案，致令《白泽先生志怪谭》被罩上了一抹擦不尽、道不清的社会派推理印记。
最后再说说本书中在在都有的饮食描写。作为白泽似乎更加重视的民俗事象，南京城的各种美食成了他放松心情的缓冲剂、活动思维的催化剂。书中看似闲笔的大量内容都和“吃”有关，正所谓“闲笔不闲”，有不少伏笔、暗线被作者埋在了这些读来惬意甚至懒散的文字里，所以最终尝尽被摆上一道的滋味儿就只能无言以对了。不过就像所有的“名侦探”形象都应该独占一两个神奇的癖好，白泽的“老饕”体质反倒让笔者觉得正常了些，毕竟对于读者来说，能破案才是硬道理，其他辅助功能的设定就随便作者怎么“玩”啦。
四、结语
拙文一直在说《白泽先生志怪谭》，其实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人间修罗案》。作为一个仍在策划中的系列之首作，这个应该是正书名才对。而笔者仅从一部个案作品的风格以及包装宣传上的文案，就试图对“志怪推理”这个目前尚未形成气候的推理类型横加置喙，实在是有欠公平。
从作者的角度来考虑，大概很难做吧——“志怪”的内容写多了，就会冲淡本格解谜的趣味，因为按照三津田信三的文风，在结尾处总得留一个模棱两可的尾巴，向读者隐晦地表示可能存在另一个接近灵异范畴的真相；推理的部分设置多了，又会喧宾夺主地拉胯白泽的“民俗侦探”人设，且守着这个“行走中的民俗百科全书”不用，实在是资源浪费啊！但又不能直接砸了“志怪推理”这个牌匾（已经挂上去啦），因此笔者只希望平山君的第二部白泽“怪推”案能将那些不甚协调的地方给撸顺了，成就真正意义上的“志怪推理”杰作，届时才真正算是“志怪推理”小说的崛起吧。
“文似看山不喜平。”将一宗清朝连环血案、一众民国风雅人物写出诡谲气象的平山君，其笔名却来自扬州大明寺的平山堂，和民俗、宗教毫不相干。据载，此堂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年间，由时任扬州知府的欧阳修筑成。坐此堂上，江南诸山，历历在目，似与堂平，故名。只是平山堂所在的大明寺，虽贵为律宗祖庭之一、鉴真大和尚东渡前的住持所在，与日本的唐招提寺齐名，却也无法阻止佛教世俗化的脚步。现如今，净土宗在中国、日本仍声势不堕、信众万千，《白泽先生志怪谭》提及的一些乱象悠哉犹在，只因这社会上未曾少了像郭巡抚那样的妄人。再反观自身，笔者亦未能免俗地做过不少妄事。稍感欣慰的是，能将一部所谓的“志怪推理”小说读出社会批判的趣味来，笔者大概还有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