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思的读后感大全
《长相思》是一本由徐晋如著作，长春出版社出版的软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8，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长相思》读后感(一)：约会一场场 心动一回回
说来有趣，文学史一位位熠熠生辉的文人形象在徐晋如的笔下，更填多情与风骨，一首首词道不尽文人骚客蕴藉其中的况味。辗转的离恨别途，无常的生命体验，在唐宋词人的思力加持下，无疑成就了才情如海的文章，而从1993年自学填词至后来专力治词学的徐晋如，没有辜负词人们寄托词中的牢骚失意、芳馨悱恻，从词人的生活经历、性情变化，跨越千百年的生命长河娓娓道来词人的缈缈众态，词作的字字啼血，为读者呈上"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的实录。而读者在细细品读后或许难免也生出"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不可言传的奇妙体验，为徐晋如的古今观照而折服，为词人的本真而感动。
《长相思》读后感(二)：《長相思》讀後
2012年的時候，我因為感情問題，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無法入眠。剛好朋友給我發來《唐宋詞與人生》課程的錄音，我在抑鬱輾轉之際，像聽故事一樣聽著徐老師講述唐宋詞人的人生經歷和詞作，居然讓我的心情得以平靜，漸漸恢復了正常的作息。所以在閱讀這本書之前，課程的錄音我已經斷斷續續聽過無數遍。或許聽錄音我是帶著隨意聽聽的態度，而翻開這本書的時候，我簡直就停不下來。文辭綺麗，行文嚴密，論講深刻，這樣的文字，比課堂上的妙語連珠更加引人入勝。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展現唐宋詞人活生生的性情和對詞作獨特的賞讀。對於一千年前的唐宋諸賢，徐老師彷彿他們的摯友一般，短短的一段話就能直抵詞人的靈魂深處。說溫飛卿“⋯⋯較之那些很小就懂得曲意逢迎、懂得攫取自己利益的人，飛卿的內心要純淨得多。他只是單純的追尋快樂而已”，說韋端己“他讀書出仕，是為了治國平天下，並不是為了追逐名利。⋯⋯在政治上，端己智而不詐，在情感上，端己深情眷眷”，說晏小山“⋯⋯自然流露出的是極高貴、極純淨的氣息⋯⋯他們不忿與別人可以這樣毫無顧忌地生活，毫無顧忌地愛恨，毫無顧忌的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因此仇恨小山”，說蘇東坡“⋯⋯我卻願意有這樣一位朋友⋯⋯才華絕代，卻又遇人溫厚”。讀這本書，會被這些狂狷的性情深深打動。徐老師論詞，從詞人的人生說起，能夠更加深入的了解詞人寫作時的處境和思想感情，而且詳細的分析詞的章法、句式、詞彙，讓讀者在賞讀的同時，知道詞的作法。除了詞人與詞之外，書中對詞學，學術，歷史也頗有獨到深刻的見解。這本書不僅是一部講述古典文學的著作，書本身就是一部值得一讀再讀的文學精品。
《长相思》读后感(三)：做作的风格
序言印象: 词初名曲子词，发源与隋唐，起初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文辞，故名曲子（简洁干净）。到宋代乃极流行，近人焦循、王国维至以一代文学尊之。但在传统文学史概念中，在较长时间内，一直被称作“诗馀”，不能有很高的地位。（有点怪了）对于这一境遇之形成，必须于中国文化精神有一真确之体认，然后始能有同情之了解（读着好累）。
以上为这本书序言的第一段。我先表明，这种半文不白的文风我是相当讨厌的。文体已经不单单是我们当下流行的“古风”了，分明是在现代汉语中间插古语倒装句。这种风气不知道是谁起的头！ 须知古汉语的语序和现代汉语有很大的差别，套用今天的语序又刻意地仿古，叫我看着头大。我以为写文章给别人看，固然有“我手写我口”的权利，但也应该把读者的感受考虑进去。这段话的最后一句，真是让人又累有难受。 撇开语序不谈，当下流行的“古风”到底是什么？流行作家在散文中安插古风的词语，小说家去创作带有“古意”的作品，妹子们穿上汉服头戴日式的簪花……这些是真的古风吗，我们所迷恋的到底是古风还是属于古风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不可否认，文言文是带有特殊美感的，试举一例：“晚归，稚儿在前，自负棉徐步随之，任意问答。遥见桑枣下夕阳满扉，老母倚门而望矣。”（《西青散记》）寥寥数语，颇具“如画美”的效果，古文简洁、又或者是先入为主，我觉得它不适合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之前读上海某出版社的《阅微草堂笔记今译本》，感觉一般。后来找出中华书局出的原文对照着看，才发现纪昀的智慧和俏皮只有在原文中才有。古人写字，或刻在兽骨上，或铸在青铜器上，有或者写在竹子上、画在丝帛上。在纸发明以前，无论那种，都是有限的书写材料，因此古人习惯用很少的字来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从而赋予汉字深远的意义和内涵。一个字，可以代表一个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但我们看到的古文只是冰山一角，不是所有古文都像诗词和笔记小说那么好理解。所以现代人走出了一条捷径，用古风的词汇把文章“装饰成”古风的文章。 这种“捷径”不见得有错，可能只是一种大众审美。有人写得好，流畅有古色古香；有人写得不好，用词拖沓，文风浮夸，让人难以理解作者的本意。我讨厌这种“现代骈文”：满篇形容词堆砌、看似华丽实际空洞的文章。作者徐晋如，原本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来写东西，却非要套用古风，让文章变得做作、不自然。当代流行作家，似乎总喜欢沉浸在某种特定的风格中，或阴郁凄美，或悲剧消沉……实际语言功力不够，浮夸的文风只能流行一时而已。文章本来没有特殊设定，真情流露就好，即便是生活琐事也好看。看看一些前辈的作品，他们从来不需要刻意营造某种风格，短短几句话，让人回味无穷。 大师的风格也许不易模仿，但简洁的文风必须大力提倡。
附记:
回过头来，这本书最核心的内容还是人物评传，但也不太成熟。
8 “飞卿才华横绝一时，然任何一位才华横绝者，在本质上都是孩子。他们永远按照快乐原则而不是现实原则去生活，去处事。”
才华横绝的人有很多种，有些人就不像孩子。我倒觉得有些人本质上就是孩子，然后又是一位有才华的人。才华和他们是不是孩子有什么特殊的关联呢？不谙事故就会处处碰壁，有没有才华都一样。光有才华，却不会处事，怎么能打好政治牌呢。作者认为飞卿官场失意某某人要负很大责任……又或者时代本来就是成就庸才，扼杀天才云云，都显得不够成熟。人物评传方面，马马虎虎吧，我的观点有很多和作者不同。
《长相思》读后感(四)：捉虫
同时读几本书的情况下，胡马的书总是第一个读完。这本书（2016年5月第2次印刷）当作散文四五天时间朗读完了。
挑点文字讹误：
第7页：
“虞侯”当作“虞候”。共四处。
第81页：
《相见欢》第二首最后一句引作“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下文评说又引作“别是一番滋味”，“般”“番”当统一。
第94页：
所引《望海潮》最后一句“归去凤城夸”，“城”当作“池”。
第101页第三行：
所引柳永《戚氏》为三叠词，二叠过片“孤馆度日如年”顶格，与首叠最后一句分不开明显距离，让人不能一眼看出那里是二叠开头。这当是排版时未注意，同样问题还有第219页倒数第三行“长门事”，第243页第二行“南去北来何事”。
第126页第五行：
而“兰宜佩紫，菊应簪黄”的省略 “而”字后缺一“是”字。
第145页第九行：
“到了南宗初年”，“宗”当为“宋”。
第187页倒数第三行：
“尹世珍”当为“伊世珍”。
第233页：
《扬州慢》小序“淳熙丙申正日”，“正”乃“至”之误。
第236页倒数第四行：
“肆习”当为“肄习”。
第248页中间：
化用了老杜“草枯鹰眼疾”的诗意 “老杜”应为“王维”。
以下文字有所疑问，但不确定，求教于作者和方家：
第22页倒数第二行：
“前蜀的宪章礼号令”，似衍一“礼”字。
第27页第四行：
“旷古烁今”，只见过“震古烁今”、“旷古绝今”，有“旷古烁今”一词吗？不清楚。
第32页倒数第六七行：
“有今昔对照之概”，“概”似当作“慨”。
第34页第五六行：
“与《阮籍》的《咏怀》诗七十四首相近”，阮籍《咏怀》诗共八十二首，此处为何说“七十四首”？
第65页倒数第二段：
“古代官制，是先官衔后职务，左仆射是官衔，参政事是他的职务”，此说法似乎不太准确。
第74页第一二行：
“后世信佛之人放生，即自后主始”，真的如此吗？
第160页倒数第二段第二行：
“不仅东坡爱能不置”，一般说“爱不能置”，可以说“爱能不置”吗？
欢迎大家补充与指正。
（补记：2016年6月第3次印刷本已将上述问题中作者认同的部分悉数更正。）
《长相思》读后感(五)：几生心苦到词人
文/邢哲夫
法国哲学家狄尔泰说：“只有诗人才有资格谈诗。”狄尔泰是现代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生命哲学强调“体验”的重要性，旨在对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西方哲学传统做一个修正。而重“体验”甚于重“反思”，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因为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乃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天人之际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观照关系，而是万物与我合一的涵摄关系。《礼记》说“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讲的就是躬行体验对于生命本体的意义。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将西方学术体制引入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层面的探赜索隐和技术层面的定量分析。这种观照式的学术研究将文学视作是无生命无灵魂的客体，和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初无差别。而作品的生命价值，作者的心灵世界由于无法被客观标准所把握，故被主流文学研究作为主观层面的事物予以悬置。而徐晋如先生的这本《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正是试图恢复传统学术躬行体验的传统，以词人说词人，以词心证词心，从观照式的外部研究转向实践式的内部研读，在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可谓掉臂独行、别开生面。
徐晋如先生是当代诗词大家。其诗踵武晚清同光诸子，词则出入于花间北宋之间。其词集《红桑照海词》，彭玉平先生评道：“余阅晋如乐府及散行文字，则知力与情感，固可兼得其美也。晋如为词寄意五代北宋，虽雅章短韵，而饶有生命之丹采，啸云童轩尝谓其词有《花间》、《饮水》风致，盖以此也。”徐晋如先生的词中，《虞美人》“初无红泪报神瑛，惟有秋宵盈手月华明”情深如小晏，《临江仙》“残萼不离枝上老，怜他红死红生”笔重如少游，“《菩萨蛮•咏玉兰》“非为梦伊难，玉眠人未眠”质朴如纳兰，《卜算子•烟花》“好向桂华散作尘，为爱光明故”又如静安之哲理词，自是集中别调。胡应麟说“具范兼镕，大家也”，徐晋如先生融冶诸家又能独出机杼，无愧于“大家”徽号。
所以，作为词坛大家，徐晋如先生解读古人词作，便不同于学院派学人寻章摘句式的鉴赏分析、实证主义的生平考证，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式解读，而是着眼于词心的抉微、生命的交感，由作品到生命价值的阐发，由文本到人生体验的通感。比如读温庭筠“平庸者不会理解才华卓异的天才，他们只会觉得这样的人身上充满不安定的因素……可以说，飞卿一生的悲剧，令狐绹要负极大责任，然而，现实永远是令狐绹们的世界”；读李煜“人生的终极，应当就是追求文化，努力过上高雅的生活，只是过度的文化销蚀了人性当中兽性的一面，以至于无法抵抗野蛮”；读少游“中国的文化环境要求人人做道德圣人，却缺乏对天才的基本的宽容。”由词人自身的人生体验而思接千载，尚友古人，笔下的文字便不是技术性的制作，而是精神性的写作。作者之性情与志趣如水银泻地，力透纸背。徐晋如先生尝以“形而上写作”自况。而《长相思》一书由诗余而上升至人生，确实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在。
也由于徐晋如先生词人的独特身份，故书中也多有学院派学者未发之傥论。比如世人皆以元好问讥秦观的“始知渠是女郎诗”为的评，以陈师道“秦少游诗如词”为定谳，但徐晋如先生却举了不少秦观诗的绝胜之处，指出了秦观的诗人底色：“其实，少游本就有沉雄清俊的诗心，只是至热之肠，在遭受打击之后，不能解脱，一变而为冰肠九曲。”于幽僻处独具手眼地发掘秦观诗的高妙。对李清照，世人多以词人视之，而徐晋如先生以易安之性情偏好与诗中的士人精神，发掘易安身上的男性特质，“她在心理上有非常明显的双性化倾向，甚至男性心理还要占到压倒性的优势。也就是说，自心理性别言之，易安实为男性。”从而还易安以诗人本色。只有同是诗人的敏感心灵，才能捕捉诗人的奥秘，把握诗人的特质，走进诗人的灵魂。
在写作《长相思》一书之前，徐晋如先生就有非常成熟的诗学观。《长相思》一书许多地方都是徐晋如先生诗学观的具体体现。比如在对白石词的品读中，徐晋如先生对朱庸斋先生以白石脱胎稼轩说做了商榷，认为白石词并无依傍。笔者以为或是两家诗学观之不同所致。朱庸斋先生倡“诗词合一”说，故以稼轩白石为一体，而徐晋如先生则坚持“诗庄词媚”说，并在《长相思》中进一步阐发了诗词之差异：“诗心是生命的宣泄，词心却是生命的消耗。”“诗人在爱自己的同时，也同样地爱着人类；而词人倾向于只爱自己。”不同于朱庸斋先生以文体论诗词分途，徐晋如先生更着重以生命感觉论诗词差异，显得更为通脱与超越。又比如通过稼轩词推崇悲剧性：“唯稼轩之高卓，不仅在于其沉郁悲凉、耐于寻绎的词味，更在于他是历史上罕见的具有古希腊悲剧英雄气质的词人，他的词中，跳跃着的是与古希腊悲剧一样的崇高精神。”对文学之悲剧性的推重，这是自徐晋如先生的少作《缀石轩诗话》以来就一直坚持的观点，也是基于生命体验的心声。而因为有了诗学观的立骨，故《长相思》一书更富于提纲挈领的整体把握，对词人和词作的解读也更为到位。
《长相思》在出版前曾征集书名，笔者以晚清词人郑文焯“几生心苦到词人”词句献曝。而最终选择了“长相思”，或是因为短小的题目更其浏亮，易于传播。然而此书确乎证明了郑文焯那句“几生心苦到词人”，盖没有躬行实践的甘苦体验，就无法味得词中三昧，没有一颗敏锐词心应物斯感的生活经历，也无从感知古代词人的心灵苦乐。《长相思》一书虽非学术著作，但却开创了一种新的范式，呈现了一种新的身姿——当然这其实就是古人的生命体验之学，只因为疏离于现代社会而显得独异。
《长相思》读后感(六)：走进缠绵悱恻的词心
徐晋如的新书《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以下简称《长相思》）刚刚完稿之时，就有朋友觉得与台湾女作家琦君的词人选集《词人之舟》风格肖似。巧的是，琦君是夏承焘先生的学生，而徐晋如曾从夏翁高足周笃文先生受业，是夏先生的再传弟子，琦君可算是他的师伯。将《词人之舟》与《长相思》对照着读，无疑是极有意思的。两位作者所选取的词人，相重合的便有八位，感受与领悟两本书的同与异，便成为阅读中极富意味的一段历程。
可以说，《词人之舟》与《长相思》都不属于时下所谓的“学术著作”，而是两卷充满情味的读词感悟，是与生命成长、人格完成密切相关的“学问”。事实上，从古以来，能够成为经典的著作，都具有这两部书所具有的特质，而那些符合学术规范，可以让作者在体制内升格进等的书，早就注定了速朽的命运。
两位作者选取自己喜爱的词人与词，娓娓说来，带领读者一起体悟古人细腻幽微的词心。既是说词，亦是说词人，说词人的人生故事与际遇性情。正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中国诗论向来讲究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创作诗词，工夫在诗外，欣赏理解诗词，工夫同样在诗外。琦君与徐晋如都立足于透过词人的经历、个性与心境，去用“心”感受他们的作品。又因为作者是在恳切地讲述自己的“心”得，在阅读《词人之舟》及《长相思》时，读者不会感到丝毫压力，就如春夜与故人共品清茗，促膝交心，时时会意一笑。
要说好词与词人，仅仅会讲故事、有诚意，自然又是远远不够的。周汝昌先生在其著作《千秋一寸心》的自序中说：“读诗说诗，要懂字音字义，要懂格律音节，要懂文化典故，要懂历史环境，更要懂中华民族的诗性、诗心、诗境、诗音。”一言以蔽之，讲中国诗，非得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不可。琦君与徐晋如二位作者不仅具备扎实的古典修养，有自己的词学观，本身亦都是精于创作的词人，讲起词来便游刃有余，极见功力。
琦君解词，从遣词造句到布局谋篇，无不体察入微。她赏析秦观的《浣溪沙》，认为起首“漠漠”二字即予人以不可捉摸的朦胧之感，紧接着“晓阴”、“淡烟”、“飞花”、“丝雨”，是一连串愈来愈朦胧、也愈来愈凄迷的意象。又指出“写的明明是料峭的春寒，而全词没有一个春字，有的偏偏是第二句中一个‘秋’字。这就是作者婉曲的笔触，也是他凄苦的词心。”如此细腻入神的体悟，堪称水磨工夫。她解读晏几道的《鹧鸪天》，对整首词的意脉分析得丝丝入扣，详细解析了作者苦心经营的时间跳跃之美，指出这首写别后重逢的词，“在时间的推前拉回上，用的是非常错综灵活的技巧”。这都是真正的词人之眼才能看见的佳处。
同样的慧心慧眼在徐晋如的《长相思》一书中也随处可见：“古典诗词的美，妙处往往难言，有时需要读者调动眼耳臭舌身全部的感觉器官，才能深入体悟。像唐诗‘蜻蜓飞上玉搔头’，其幽微隐约之旨，必得用嗅觉感知。‘小钗横带一枝芳’也是这样。”“试看‘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开笔即已苍茫正大，绿波无垠，枯荷狼藉，而愁心正如这无垠的绿波，漫无涯际。人与韶光一同憔悴，已是伤心不忍言，就像是书法中的提笔，再加以‘不堪看’三字，譬如书法中的顿笔，一提一顿，自然真气流行。”这种深谙词道的内行解读，不仅能将初入门者引上诗词鉴赏的正途，让他们领悟到词这一文体独特的艺术美感，也能使具备一定鉴赏和创作基础的诗词爱好者更加明了词之本质，得到更多创作上的启迪。
琦君与徐晋如，又都是性情忠厚之人，对笔下的古代词人，始终怀着深切的理解与体贴。琦君读到辛弃疾的《青玉案》，会为这位大词人纵有满腔热血亦只能郁郁而终而掩卷叹息。她为朱淑真仳离之后的恋情辩护，也为在礼教束缚之下，无人了解与同情这位坎坷一生的女词人而愤愤不平。身为女性作家，琦君自然重视女词人，《词人之舟》介绍了李清照、朱淑真、吴藻三位才媛，附录中又加入卓文君与花蕊夫人两位，对这些有才华的女性，琦君笔触下流露出极大的赞赏与关怀。
《长相思》一书同样充满温暖慈悲的体恤爱护之情。对放浪不羁的温庭筠，徐晋如虽不否认他不幸成为性格的奴隶，却又肯定他始终极真挚地忠于自己的性格，“哪怕这种性格最终带来的，是人生的无穷屈辱。”在梦窗词流露出的无尽痛苦与绝望里，徐晋如读出了词人的忠厚，“他的心纵然是绝望的，却总是不让读者也感到绝望。他往往在词的结尾，振起一笔”。不知道这些千百年前的古人，若能读到如斯贴心入微的句子，会不会顿起千古知音之叹？写到曾贵为世家公子、亡国之后却不得不含垢忍辱的张炎，徐晋如从雅丽清畅、芳馨悱恻的玉田词里，读到作者高峻芳洁的人格，从张炎对清空骚雅词风的推崇，看到他全力捍卫宋代精致高雅文化的努力，并由此认定张炎是一位真正的贵族与爱国者。张炎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位南宋词人，徐晋如对张炎的评述可谓见解独到入木三分。叶嘉莹先生曾提出词有“弱徳之美”，并解释说，“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姿态的一种美。”而所谓“弱德”则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可以说，张炎骚姿雅骨又沉郁苍凉的词作，体现的正是词之“弱德之美”，而徐晋如解读张炎最动人心弦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遗民绝望吟唱背后的坚守、担荷与深情。
尽管内容与风格不乏相似之处，《词人之舟》与《长相思》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二书的侧重点便并不一致。《词人之舟》重在说词，《长相思》重在说词人。琦君讲词人的生平际遇，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写作背景、动机及情感，重点仍在对具体作品的赏析，而徐晋如在《长相思》一书中试图展示的，是唐宋词人们一个个活生生的灵魂。自二书的序中已能看出这种分别。琦君书前《词的简介》一文相当于一篇总序，介绍了词的形成、名词、体裁以及词与诗的区别，在讲述词不同于诗的特性时，琦君认为词比诗婉曲多姿、含蓄蕴藉，这主要是从词本身的美感特质角度来阐述的。
在《长相思》的自序里，徐晋如指出因为词不像诗一样，有言志载道的要求，因此词中体现出的作者性情，往往比诗更能摇荡人心。而唐宋名家的词，“动人的不是他们性情的完善，却正是性情中这样那样的缺憾，那些带有病征的性情，才是真正打动我们的地方。”这里所点明的，既是词的本质，亦是词人的生命本质。著名文学评论家蓝棣之先生说：“一切文学经典都是有病呻吟”，徐晋如正是认为词便是词人的有病呻吟。那些千古名作里流泻出来的伤感、无奈甚至悲苦，因为真挚而深情，体现出深刻的悲剧情怀，因此有了永恒的意义。
正因为有以上区别，《长相思》无疑比《词人之舟》更富有哲学深度。如果说，琦君在剖析词的艺术特性及美感上走到了很高的高度，那么徐晋如则在感知探索词人的生命本质与灵魂层面展现出深刻的思考。在论述苏东坡时，琦君通过对苏词的赏析，认为苏东坡在文学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真”，同时，在他豁达洒脱的外表下，仍然有着对兄弟、妻子、朋友的无限深情。
而徐晋如对苏东坡的评价恐怕是要让很多人跌眼镜的，他肯定东坡是人格完美无缺、真正中庸的君子，却认为他并不合适做诗人、词人，因为他把人生看得太透，太乐天知命，从而缺少悲剧情怀。缪钺先生曾说中国诗人可分为两种，一种入而不出，一种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和屈原分别是两种诗人的代表，而屈原这一类诗人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诗人。毫无疑问，徐晋如是将“往而不返”视为真文学的特质的。按此标准，他得出结论，苏词真正动人的地方，不在豪迈高旷处，而在沉郁低回处，而他同时又看到，本性“刚而塞”、九死不悔的东坡，生命底色本也是沉郁的、痛苦的，“只是大多数时候，他用庄情释理，把这一底色掩住了。”因此，“东坡词境之佳胜，在于他执著地选择了放弃解脱，‘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旦放弃解脱，能动摇人心的真文学便由此生发。
徐晋如论苏东坡一章的标题正是《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有意思的是，琦君论苏东坡，章节名为《也无风雨也无晴》，尽管琦君承认东坡骨子里是个“最富于感情的人”，却仍然认为东坡的人生观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两相对比，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对文学本质的阐述，还是对词人灵魂的理解，徐晋如无疑都比琦君走得更深更远。这种差别，恐怕也可以视作《词人之舟》与《长相思》二书的差异。
琦君在《词人之舟》的书前引用了恩师夏承焘先生的话：“你不一定要做词人，却必须培养一颗温柔敦厚、婉转细腻的词心。对人间世相，定能别有会心，另见境界。”如何滋养出一颗别有境界的词心？窃以为，不妨读读《词人之舟》与《长相思》。在这两本书里，不仅能读到唐宋词名篇的精妙诠释，且能走进那一颗颗缠绵悱恻的词心，并被深深打动。若能将二书对照着读，则当更能有所悟有所得，真正“别有会心、另见境界”。（彭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