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货声》的读后感大全

　　《一岁货声》是一本由蔡省吾 原编 / 周作人 録抄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元，页数：2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岁货声》精选点评：

　　●周作人清雅笔迹，民国故都风华

　　●手写本与排印本有些差异，流传所据不同。

　　●周作人抄本原色影印，美观精致，不忍释手。周氏手迹可观，原书内容亦十分有趣。其序文云，“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图书纪风土者多接地气，此书尤其。

　　●知堂的手抄，漂亮。编得也很好，编辑很有水平。

　　●知堂老人抄写很精美,封面有味道,选文难得.

　　●快递小哥刚送到手，俺就任性标注 “已读”。。知堂老人的字，嘹咋咧！！

　　●被封面骗了，我以为是带函套的，其实就是一册精装书。只看了知堂手抄的部分，我觉得印的还成。先前看“京兆人”知堂谈吃，有不少知识大概来源于本书。只是对于洋零食吃遍的我们来说荸荠、甑儿糕之类大概也钩不起馋虫。

　　●印得太差 不带这么糟践东西的！

　　●#大发死人财#两星给内容，因为粗制滥造扣三颗星。图像质量尤其低劣，想来是随便图片转存为PDF的结果，更不要说请专业人士进行修图。交给随便哪个大学门口的打印店印出来质量都比这好。从封面的字体选择就知编辑的敷衍了事。可恨的点在于这么差的印刷质量想必销量也不会好，之后都不知能否有换个编辑重印的机会了。

　　《一岁货声》读后感(一)：货声回响，梦到京华

　　这是一本很漂亮的书，周作人五十之年手抄而成的册子，如今影印出版了。所谓“货声”者，旧时北京市上之吆喝声也，随着年华流转，如今已近乎绝响，只在这本册子上还能找到一丝旧日的残像。后面附了以周作人为首的多位作家关于北京“货声”与《一岁货声》的文章，相映成趣。

　　本书的封面

　　《一岁货声》读后感(二)：一岁货声——周作人

　　从友人处借来闲步庵所藏一册抄本，名曰《一岁货声》，有光绪丙午（一九〇六）年序，盖近人所编，记录一年中北京市上叫卖的各种词句与声音，共分十八节，首列除夕与元旦，次为二月至十二月，次为通年与不时，末为商贩工艺铺肆。序文自署“闲园鞠农偶志于延秋山馆”，其文亦颇有意思，今录于后：

　　虫鸣于秋，鸟鸣于春，发其天籁，不择好音，耳遇之而成声，非有所爱憎于人也。而闻鹊则喜，闻鸦则唾，各适其适，于物何有，是人之聪明日凿而自多其好恶者也。朝逐于名利之场，暮夺于声色之境，智昏气馁，而每好择好音自居，是其去天之愈远而不知也。嗟乎，雨怪风盲，惊心溅泪，诗亡而礼坏，亦何处寻些天籁耶？然而天籁亦未尝无也，而观夫以其所蕴，陡然而发，自成音节，不及其他，而犹能少存乎古意者，其一岁之货声乎。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自食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朋来亦乐，雁过留声，以供夫后来君子。

　　凡例六则。其一云：“凡一岁货声注重门前，其铺肆设摊工艺赶集之类，皆附入以补不足。”其二云：“凡货声率分三类，其门前货物者统称货郎，其修作者为工艺，换物者为商贩，货郎之常见者与一人之特卖者声色又皆不同。”其四云：“凡同人所闻见者，仅自咸同年后，去故生新，风景不待十年而已变，至今则已数变矣。往事凄凉，他年寤寐，声犹在耳，留赠后人。”说明货声的时代及范围种类已甚明瞭，其纪录方法亦甚精细，其五则云：“凡货声之从口旁诸字者，用以叶其土音助语而已，其字下叠点者，是重其音，像其长声与馀韵耳。”如五月中卖桃的唱曰：

　　“樱桃嘴的桃呕嗷噎啊……”即其一例。又如卖硬面饽饽者，书中记其唱声曰： 　　“硬面唵，饽啊饽……”，

　　则与现今完全相同，在寒夜深更，常闻此种悲凉之声，令人抚然，有百感交集之概。卖花生者曰： 　　“脆瓤儿的落花生啊，芝麻酱的一个味来，抓半空儿的——多给。”这种呼声至今也时常听到，特别是单卖那所谓半空儿的……大约因为应允多给的缘故罢，永远为小儿女辈所爱好。昔有今无，固可叹慨，若今昔同然，亦未尝无今昔之感，正不必待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也。 　　自来纪风物者大都止于描写形状，差不多是谱录一类，不大有注意社会生活，讲到店头担上的情形者。《谑庵文饭小品》卷三《游满井记》中有这几句话： 　　“卖饮食者邀诃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很有破天荒的神气，《帝京景物略》及《陶庵梦忆》亦尚未能注意及此。清光绪中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于六月中记冰胡儿曰：

　　“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儿！胡者核也。”又七月下记菱角鸡头曰： 　　“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下河。盖皆御河中物也。”

　　但其所记亦遂只此二事，若此书则专记货声，描模维肖，又多附以详注，斯为难得耳。著者自序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此言真实不虚，若更为补充一句，则当云可以察知民间生活之一斑，盖挑担推车设摊赶集的一切品物半系平民日用所必需，其闲食玩艺一部分亦多是一般妇孺的照顾，阔人们的享用那都在大铺子里，在这里是找不到一二的。我读这本小书，常常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只可惜现在的北平民穷财尽，即使不变成边塞也已经不能保存这书中的盛况了。 　　我看了这些货声又想到一件事，这是歌唱与吆喝的问题。中国现在似乎已没有歌诗与唱曲的技术，山野间男女的唱和，妓女的小调，或者还是唱曲罢，但在读书人中间总可以说不曾歌唱了，每逢无论什么聚会在馀兴里只听见有人高唱皮簧或是昆腔，决没有鼓起[口胡]咙来吟一段什么的了。现在的文人只会读诗词歌赋，会听或哼几句戏文，想去创出新格调的新诗，那是十分难能的难事。中国的诗仿佛总是不能不重韵律，可是这从哪里去找新的根苗，那些戏文老是那么叫唤，我从前生怕那戏子会回不过气来真是“气闭”而死，即使不然也总很不卫生的，假如新诗要那样的唱才好，亦难乎其为诗人矣哉。卖东西的在街上吆喝，要使得屋内的人知道，声音非很响亮不可，可是并不至于不自然，发声遣词都有特殊的地方，我们不能说这里有诗歌发生的可能，总之比戏文却要更与歌唱相近一点罢。卖晚香玉的道：

　　“嗳……十朵，花啊晚香啊，晚香的玉来。一个大钱十五朵。”什么“来”的句调本来甚多，这是顶特别的一例。又七月中卖枣者唱曰： 　　“枣儿来，糖的咯哒喽，尝一个再买来哎，一个光板喽。”此颇有儿歌的意味，其形容枣子的甜曰糖的咯哒亦质朴而新颖。卷末铺肆一门中仅列粥铺所唱一则，词尤佳妙，可以称为掉尾大观也，其词曰： 　　“喝粥咧，喝粥咧，十里香粥热的咧。炸了一个焦咧，烹了一个脆咧，脆咧焦咧，像个小粮船的咧，好大的个儿咧。锅炒的果咧，油又香咧，面又白咧，扔在锅来漂起来咧，白又胖咧，胖又白咧，赛过烧鹅的咧，一个大的油炸的果咧。水饭咧，豆儿多咧，子母原汤儿的菉豆的粥咧。”

　　此书因系传抄本，故颇多错误，下半注解亦似稍略，且时代变迁虑其间更不少异同，倘得有熟悉北京社会今昔情形如于君闲人者为之订补，刊印行世，不特存录一方风物可以作志乘之一部分，抑亦间接有益于艺文，当不在刘同人之《景物略》下也。

　　转自 老北京的回忆

　　《一岁货声》读后感(三)：一岁货声

　　这个题目是从周作人那里得来的。周作人也是从别人那里“借”的。他“从友人处借来闲步庵所藏一册抄本，名曰《一岁货声》”。这本书“记录一年中北京市上叫卖的各种词句与声音”，觉得“其文亦颇有意思”，所以他就写了一篇题为“一岁货声”的文章介绍这些叫卖的词句与声音。

　　我喜欢这篇文章，更喜欢这个题目，因为它勾起我对故乡的回忆。

　　我的故乡一年当中也是经常可以看到货郎走村串巷的身影，听到他们叫卖的声音的，只是他们的叫卖声没有旧京城里叫卖声那么婉转、悠扬，加了好多语助词的。他们叫卖什么货品就直接叫出它的名称，比如卖桃子，就叫“卖桃子哎——”，最多只加了一个“哎”字，而不会像北京卖桃人那样叫：“樱桃嘴的桃呕嗷噎啊……”仿佛唱歌似的，因此，故乡的叫卖声的确要减却许多韵味。

　　因此，我对故乡货郎的回忆主要不是他们的声音，而是货品和这些货郎本人。

　　我已不能像那本专门的著作那样按月令说出故乡人兜售物品的情况，只能按季节大致写下我的所见所闻。

　　一场又一场春雨过后，整个田野都苏醒过来，池塘河堰里也迅速涨满了水。特别是到了桃花绽蕾的时候，更是“舍南舍北皆春水”。有了水，对于有经营头脑的人来说，也就有了商机，那就是到各村里贩售鱼苗。“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点不错，春天里在水中放入鱼苗，到了年末，就可收获到一尾尾肥腴壮实、鳞光闪闪的大鱼了。故而贩鱼苗端的是掐准了时机的好生意。

　　贩鱼苗的人是挑着两只水桶到各个村上的。这个桶也有些特别，就是肚粗圆而口收缩，上面盖着一层层薄薄的纱布——盖鱼苗的桶盖自然是不能用木板，如用木板岂不是要把鱼苗闷死么？

　　贩鱼苗人喊的不是“卖鱼苗”，而是“鱼花哩——鱼花哩——”我看过他们木桶里的鱼苗，一尾尾像银针，也有的像泡开来的细长细长的好茶叶，带一点嫩黄，成千上万尾在水中快活地嬉戏，确实有点像盛放的嫩黄花蕊。

　　一听到叫卖鱼花的声音，村里人就会走出来搭讪问价。而村里主事的便跟贩鱼人商议，说好价钱，贩鱼苗的人就会挑着木桶（有时不止一个）到池塘边，用水瓢把鱼苗舀进塘里，一年三节，特别是过年时家家户户的腊鱼就有指望了。

　　在春天里，我们还经常看到卖鸡雏、鸭雏的；一般他们挑的都是大大的簸箕，一路小心翼翼却又像跳舞似的走来，簸箕往往是好几只重叠在一起的。买鱼花是集体的事，而买鸡雏鸭雏的都是各家各人。大多是些大娘大嫂，一听说有卖小鸡小鸭的来了，就会围拢上来，看着这些可爱的小生灵，嘴里发出啧啧的赞叹。于是，一番讨价还价——一般她们都是要讨价还价的，每人都会用围裙兜着三五只、十几只鸡雏、鸭雏回去。于是，家乡户户的庭院里便会看到一只只毛茸茸的可爱的小动物在那里跑着、滚动着，唧唧喈喈、快乐地鸣叫着。

　　如此一来，春天在乡村里不仅仅是桃红柳绿般浪漫的憧憬，而是播过了种子，可以等待收获实实在在的希望了。有时，苗圃里的人也会乘此时节扛着一捆捆树苗来卖，买下树苗的人把树苗栽在山坡上、田边宅畔，更是把希望延伸到更长的岁月之中了。

　　如果说春天人们贩运的是希望，那么夏天，人们偏重的可以说是即时的日用品，比如镰刀、小铲与草帽之类的小件农具，这些小件农具都是供人们预备进行夏收的。而名副其实的货郎——我们那里是叫做卖零货的，更是频繁地在村里出现，把他手里的拨浪鼓摇得格外的响亮的，说到“货声”——这些拨浪鼓才是“货真价实”的货声哩！

　　卖零货的货郎其实是不分季节的，只是春末与夏秋两季来得格外勤些，或许这些季节天气更好，更适合在户外走动吧。他们挑的担子一律是两只篾箩，而在篾箩上却放着有时是一只，有时是两只带玻璃的匣子。匣子里是一个个隔开的小纸盒子，整齐地排着，里面放满了针头线脑、纽扣、顶针乃至电池、剪子、小刀等日用物品。每当拨浪鼓一响，村子里的大人小孩便会闻声而动，来到货郎担前挑选物品。用几枚硬币，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人人脸上都洋溢出欢喜的笑容。有的小孩子还可以得到几块糖果，有的小女孩能扯上一段梦寐以求的红头绳，就更是欢天喜地，活蹦乱跳地拿着这些物品跑走。

　　我在小时候也是常期待货郎担子来到村里。如果手里攒有鸡毛、鸭毛、鸡肫皮、牙膏皮，更是日日盼望货郎来，好去换回一节电池，一把刀子，仿佛是白得来的似的，别提有多么高兴了。

　　但是，其间很有几年村子里听不到那货郎的拨浪鼓声，原因是有人把它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了。因此，乡亲们总觉得生活中缺了一些什么，何况是真的不方便买到零用品。而且听说，有几个出名的货郎因此挨了批斗，境遇很不好，人们都为之叹息许久。直到几年后，那欢快的响亮的拨浪鼓声又在村道上响起来，人们的眉头才松开来，露出了欢喜的神色。没想到，从小小的拨浪鼓声中也可以听到人世沧桑哩！

　　到了秋天，村子里更多的是响起收货品的声音，“收鸡蛋，鸭蛋哩——”“收玉米、谷子哎！”“收鸡毛、鸭毛、猪骨头哩！”甚至还有收玻璃、头发的。这说明，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而我们享用后剩下来的仍是他人所希冀的。这种收货品的声音当然也是“一岁货声”中不可缺的一种。

　　秋天外面人来村兜售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海带、麻花鱼等海产品。海带人所共知，不用说了；这麻花鱼就是海里出来的小带鱼，长长的，风干的，卷成一绺绺的，像麻花似的，因而得名。每次卖麻花鱼的来，买的人并不多，原因是村里人舍不得花这个钱；而我的母亲多少总要买点，好给我下饭。麻花鱼用辣椒“红焖”，还是很可口的，但也不能多吃，多吃有点木木的，像豆腐渣，就没什么味道了。

　　秋天里还有一样叫卖不可不记，就是卖种子的，尤其是好的菜种，一旦有人来，打点家中自留地和菜园子的主妇自是要买的。各样种子分别用一个个小玻璃瓶子储备好，以便来年用。

　　冬天是农闲时节，外乡人来村里做生意主要是些零食：菱角啦、甘蔗啦、花生啦、荸荠啦(我们那里把荸荠叫做土粒子)。这些东西当地虽然生产，但究竟不多；而农闲时，村里人聚在一起聊天、打牌，有了这些零食，更好打发时光。而到了有一些难得的文娱活动如村子里唱戏什么的，戏台底下更多的是这些小商贩。就那么一捧花生、菱角，一两根甘蔗，却都是令人们尤其是孩子们开心的爱物哩！

　　总之，一岁货声，都是为村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来此贩卖货物的，大都是陌生的外乡人，他们带来了外乡的出品，却让本地人的生活——在当年那是多么贫瘠的生活——添了多少色彩，增加了多少欢喜呀！他们的叫卖声不如大都市里的动听，都很质朴，却是不可缺少的。这样说起来，无论城乡，还真的是都要感谢那一岁货声呐！

　　作者 李成 2011年发表于《文汇报》

　　《一岁货声》读后感(四)：侯磊：一日货声

　　侯磊：一九八三年出生，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曾做过编辑、教师、记者等，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还阳》，笔记小说集《燕都怪谈》，以及文史随笔集若干。只写点我赶上的胡同货声吧。

　　北京老城区里施工的噪音从未停息，害得我养成把屋子关死的习惯。以前从不关窗子，能听到天上的鸽哨声、远处大街上106路电车的报站声，还有每天胡同里的吆喝声。奶奶曾说：“要说过去街上那吆喝，还真跟唱歌似的。”“以前鼓楼下卖估衣，就那么叫着卖的。”那是我最初面临的世界，最先面对的生活。

　　胡同里的叫卖声每天都有，多是些小商品或上门修理类的服务。从早上起来，就会有各种不定时零散的叫卖隔空传音。卖花儿的，卖小金鱼儿的，这是吆喝的前奏。修理雨伞，修理钢桶盆、修理锅的，磨剪子、磨刀的，这是吆喝的主题曲。过了晌午是叫卖的间歇，就当是吆喝的间奏。

　　下午四五点钟至晚饭当子中，是卖各种吃食、调味品的时候，这是吆喝的副歌。晚上，东华门内和东直门内大街（那时还不叫簋街）的嘈杂夜市，那是结尾。而那些卖估衣、卖雪花酪（冰激凌），卖水果、卖半空儿（花生）、卖硬面饽饽（面食小吃）的货声，我都没赶上，只能当作传说了。

　　早起的吆喝，有卖切糕的、卖花儿的和卖小金鱼儿的。

　　卖小金鱼儿的是个中年的大叔，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车筐里、架子里，大概是厚塑料袋装的水和鱼，也不怕袋翻水洒、鱼跃于渊。每次都是他骑车过去，在我看他背影时，那吆喝声才传来：“吆小金鱼儿地来嘞，卖小金鱼儿地来嘞……”这时再找零钱追上他，来不及了。他那骑着破车，挂着鱼筐的背影留在朝阳中，随着太阳缓缓上升。我都在担心他摔倒。

　　那时我一边听着相声，一边听到胡同里的叫卖，很为他们的不一样而惋惜。为什么那卖小金鱼儿的，不吆喝“哎大小——小金鱼儿嘞——”呢？太偷懒了，不敬业。据说后面还有一大套的词：“蛤蟆骨朵——大田螺蛳勒——”我没见过卖大田螺蛳的，那玩意儿哪里用买？后海游泳，岸壁上一抓一大把。我也没在胡同里买过小金鱼儿，北新桥信托商行前傍晚有摆摊的，那里的鱼更多更好。

　　很令人奇怪，为什么胡同里一天吆喝的主题曲，是上午传来的修理工具类的吆喝，如破锣嗓子般的“修理伞——”，好像大家都在未雨绸缪。“修”是个尖字，“理”很短促有力，“伞”是一声怪叫，听不出是哪的口音。伞坏的多是伞骨子，修伞者蹲在路边上，用钳子把坏的伞骨架卸下来再安上好的，约是五毛一根，再缝缝补补破损的地方，最后撑开一试，开收几下，告诉你修好了。我曾一次修了六根伞骨子，一把伞不足十块，修完了花三块，太不值当。

　　与修理伞的吆喝味道近似的，是修理锅的，过去叫“箍漏锅”，我小时候听那吆喝声叫“给钢桶锅换底——”。其实二者不是一回事，“箍漏锅”是熔化铁水，给锅底补上一块大铁疤瘌。而“给钢桶锅换底——”顾名思义，吆喝的断句还有点难度：“给”，这是起瓢儿，告你要开始了；“钢桶锅”，短促有力，三字并作一字；“换”，再轻轻一顿；“底——”，又是一声怪叫，怎样换锅底没的可说。我每次都看着亲戚家里打着锔子的大鱼缸，想象那锔盆锔碗锔大缸的手艺以及吆喝，比给钢桶锅换底有意思得多。

　　“磨剪子嘞戗菜刀”，也是出现在上午主题曲中的吆喝，用一个五块铁板连接成的响器，“哗啦，哗啦，哗啦”地一响，随后才传来同样破锣嗓子的吆喝声。据说吆喝的调子和响器，这一套吆喝在北方通用，只是改改乡音。而让这句吆喝传遍大江南北的是《红灯记》，吆喝者是与李玉和接头接收密电码的人，连名字都没起，就叫“磨刀人”。戏里的吆喝同时兼任暗语，被悠扬的京腔包裹，真想让他的戏份儿再多一些。

　　我父亲从小好滑冰会磨冰刀，磨完冰刀磨菜刀，手艺大有富余。家中自备砂轮与油石，从不让“磨剪子戗菜刀的”在我家开张。每每遇到磨刀人，我都会细心地观看，看他身穿一身蓝布工作服，腰里系上个大白围裙，手掌粗糙得似打铁师傅。他的小推车上放着一条油石，那油石两头高中间低，弯成了月牙儿。他说：“这油石原先这么高——”他用手在油石上方比画出一拃长，那意思，一拃厚的石头都被他磨刀磨掉了。这时，我只盼着父亲不在，撺掇奶奶拿她那把破得散架的大黑剪子去磨磨，人家成天价在窗户根儿“哗啦哗啦”，不出去磨不合适。但奶奶的剪子只用来做活儿（针线活儿），从不用磨。终于，磨刀人走了，我盼着他路过便宜坊、全聚德，能磨上片鸭子的刀，那才是笔大买卖，他定像过了节般高兴。

　　菜刀磨一把五毛，后来涨到两块，如今涨到五块了。可磨刀人在胡同里不易招到主顾，到小区楼群里又有保安拦着，他们费着唱戏的力，赚着打酱油的钱，天天赔本赚吆喝。一天磨刀的钱，能吃得起半只烤鸭吗？不好说。

　　中午的胡同真是安静，各种气味都睡着了。两三点是最热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吆喝，阳光晒得胡同里四处发白，我在家中的藤椅上吃冰棍儿，用脚揉着睡成一团的大老花猫猫，一会儿还要在鱼缸前逗小金鱼儿。直至下午过了三点半，四五点钟，“吆豆汁儿喽——麻豆腐哦——”“牛头肉羊头肉——羊肝羊肚儿羊杂碎！”……晚饭的烟火气渐渐升起，各色货声波涛汹涌。而真正有味儿的货声，来自卖臭豆腐酱豆腐的，只有他们才推自行车。

　　臭豆腐是王致和的，不是长沙的，不用油炸，只用发酵。既臭且咸且腥，就像卤透了的咸菜疙瘩抹上变了质的虾酱。酱豆腐要捣碎，做成涮锅子的调料。过去涮锅不用酱油和盐，韭菜花加酱豆腐足矣。卖臭豆腐的是一个人用自行车托两个巨大的粗瓷圆罐子，上下一边儿齐，一个装臭豆腐一个装酱豆腐，吆喝起来是：“丑剁窝——酱豆窝——（抹了你妈一屁股——）”前半句带着低沉的粗气，好似一个嗓音沧哑、白头发茬儿白胡子茬儿的老头，用走迹得不能再走迹的音儿在吆喝。后半句括号中的词，是我们小学同学编的，我们只在学校里偷偷吆喝，从不出校门。

　　卖臭豆腐酱豆腐的罐子里有长长的竹板筷子和长把勺儿，用来夹豆腐汤儿，常有人拿个空瓷碗过去，一样买五块、一样买两块，还多要点臭豆腐汤儿。历史经验表明，臭豆腐和酱豆腐都是五分钱一块儿，但臭豆腐比酱豆腐卖得快。

　　看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的回忆录《历史旮记》，书中说他小时候送过“门神”，卖过冰核儿、卖过西瓜，也卖过臭豆腐，还根据吆喝练就了一条唱北京琴书的好嗓子，但他不骑自行车。卖臭豆腐培养艺术家，此言极是。叫卖者不要嗓子好，但要嗓子冲，他们每天在唱不卖票的戏，把一幕幕生活剧推送到胡同人的眼前。而真能赶超演员的好嗓子，是我们这片儿的“大嗓门儿”。

　　大嗓门儿是位中年阿姨，四五点钟，大嗓门儿来了。这时你可能在前院用公用水龙头洗衣服，在后院给花培土，在街坊家搓麻将，在死胡同里蹲厕所，都会听到那既像唱戏又像民歌，还像歌剧咏叹调，比风存留得更久一些的吆喝声：“啤酒——白酒——啊——，换酱油换——（此处偷气）醋啦啊——”这一嗓子清风般贯穿胡同，吆喝得波平浪稳，能在声音上浮起鸭子。这时，街坊大妈会停下手中手里擎着的那张提喽儿（打麻将自摸儿，北京话叫提喽儿一个，di一声，lou轻声），轻轻再空顿一下，说：“大嗓门儿来了。”然后打出：“白板！”接着说：“你们都落停（lao四声ting四声，差一张就和牌）了，我这还没自摸儿上呢。”

　　大嗓门儿来的时候，会有大人去到她那里换燕京啤酒、龙门米醋或金狮酱油。啤酒五毛，米醋两毛八，酱油是三毛二。而今，米醋已涨到两块多不止，而酱油更是各种高档品都有，燕京啤酒最不涨价，可它量少了，毫升数由666、600，降到了500。金狮酱油的厂子已改成苹果社区。

　　经常在胡同里见到大嗓门儿，那大嗓门儿烫着卷花的头发，穿深色衣服，夏天有时穿黑色长裙子，皮肤有点酱油色，但在夕阳的照耀下，离远了看显得脸白。她有点粗糙，但不算土，我不知道她是哪里人。那时外来人口不多，或许是南城的，也可能是郊区县的。不知道她有没有组织，她就推着一平板儿车，装满了油、盐、酱、醋、调料、吃食，还有孩子们的零嘴儿。买东西的阿姨和奶奶们（真奇怪，就不见男人来买东西）会和她闲聊上几句，客气地打招呼。大嗓门儿是胡同人给她的贺号，也是她的招牌。

　　车推得缓慢，好像每到一户人家，大嗓门儿都冲着大街门或临街的窗户根儿吆喝，不把人从院子里勾出来买点东西就是不走，好像是，先打了醋再说，否则晚上别想吃饺子。我对大嗓门儿卖的东西不感兴趣，除非她改行卖冰棍。大嗓门儿随着夕阳一起走向了胡同西口，她走了，太阳也渐渐落山。这时我要被迫回家，而不能在胡同里野跑踢皮球，不能去看美人蕉的籽儿结在哪里，也不能站在门墩儿上往信报箱里瞧。大嗓门儿走了，好像把阳光都带走了。

　　大嗓门儿走后，偶尔也有其他客串的买卖人，是个中年的大叔在吆喝“换汽水换啤酒的来嘞——”不知怎么，我记不清他是否推车，好像在骑车，但骑车又怎样运来杂货呢？但他走得很快。他吆喝得留不住人，想吧，若所有的货声都改成“换×××的来嘞”“卖×××的来嘞”，那卖东西必是招人厌烦的事。

　　从前一日的货声就此结束。

　　而现在，大街上的货声，都是“两块八块”和“大清仓大处理”。

　　更无趣的是这样的吆喝：“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本店因经营不善全部清仓……”都赔了还是好消息，这店家的心态真是可以。

　　不过某些吆喝若不消失才算见怪，比如修理伞。雨伞除了名牌好似没有降价，其他杂牌都便宜得可随处买来，用完丢弃，也谈不上修理了。

　　那些消失的叫卖，恐怕只能在相声里听“加强版”了——相声中的学叫卖大都过于夸张，真那么叫卖要多累多难，哪有几个小贩能有侯宝林、郭德纲那嗓子呢？

　　相声里有段叫卖是这样的：“香菜、辣青椒喂、嫩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架冬瓜、卖大海茄（偷气）卖萝卜、胡萝卜、卞萝卜、嫩了芽的香椿儿咧、蒜儿咧、好韭菜——”

　　这吆喝有点小问题：“嫩了芽的香椿儿”是三月下旬到五月上旬的事，我们这里一般是清明前后兴之所至，小摊儿上买来，或借着到十三陵、永定河滩踏春时采回家，吃香椿炒鸡蛋；而冬瓜，秋天才有的，哪可能同时一担子都挑来？

　　相声是相声，吆喝是吆喝，不必较真。但听年轻演员们在电视里扯着劲儿地吆喝，既不是相声味儿，也不是吆喝味儿；他们没学好相声，也没听过吆喝。

　　二〇〇〇年，我住的胡同被纵着劈了，北面拆光光了。整条胡同像是被推子剃了阴阳头。于我而言，仿佛一夜间，北京变成了噪音之都，仿佛脚下隐藏着巨鲸或涌动的熔岩，在任何一个喧闹处都会爆发。那噪音爆发在地面上、地表下，也在人的内心。我想变成一条垂耳狗或折耳兔，一出门就自动把耳朵闭起来。听不到昔日胡同里的吆喝声，北京吵闹如村镇赶集，但村镇赶集也不会这样，这里已成了一片大工地，爆土攘烟儿。

　　我记不清曾经胡同里的大嗓门儿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不知她住哪里，是否还在世。若在世，她也不会推着车，继续她的大嗓门儿了。人声的吆喝与响器，在胡同里成了广陵散。吆喝变成了咚咚捶打人心的迪曲，响器变成了跳广场舞的迪曲加红歌。偶尔早上见到挑着担子卖水仙花儿的山东人，但他就那么停着，不吆喝。

　　书店摆上了蔡省吾编纂、周作人在过五十岁生日前后手抄版的《一岁货声》（也叫《燕市货声》），买回家，每当夜深时捧出来。清末民国时北京的吆喝会从纸中飘出来，散发出那种货物独有的气息。你不会去细读什么，思考什么，只会把周作人雅正的字随意地翻阅。周作人思想独特，他会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北京的传统，但他毕竟是听过吆喝，且深爱这种气息的。我写不来旧京的《一岁货声》，只能写点《一日货声》，记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胡同中最后的吆喝。

　　那吆喝，有味儿。

　　本文原载于《青年文学》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