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曼德勒经典读后感有感
《从北京到曼德勒》是一本由【英】庄士敦著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北京到曼德勒》精选点评：
● 庄士敦对中国佛教有着很深的了解，文笔行很好，仿佛置身于20世纪的藏区和西南中国，不会有流水账的感觉，对土司文化，少数民族记录的很客观，也没有站在西方人高高在上的眼光看待当上最‘落后’的中国西南，最近很喜欢看这种西方传教士，旅行者来中国，深入中国腹地的游记！
●敬佩
●按需。
●不错啊，如获至宝
●1906年，庄士敦花了半年时间从北京到曼德勒，带着斗牛犬，骑着毛驴骡子大象，被小孩当作妖怪… 不像旅行，更像考察，内容有些学究乏味，也不乏毒舌吐槽，自夸佛学造诣，乐于交友换帖，诗意大发时吟诗作对，还有绅士包袱，穿着草鞋破布不敢见人 ，哈哈…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难以攻克的长江三峡限制了贸易也抵挡了军舰；三峡的自然伟力和人类肌肉的斗争，纤夫拉船上溯，在石板上留下脚窝；滑坡死人的救灾方式是朝滑坡开枪；最美的图画是罂粟田里唱歌的姑娘；怒江瘴气可能是色彩诡异的彩虹；猜测古蜀国人和印度半岛孔雀王朝有亲缘关系… 本以为只是给西方游客参考的流水账记录，越往后读发现作者也想借此撼动西方人对中国和缅甸的成见，以热心和耐心的方式。 内心强大很难得，保持开放敏感的理解力和宽容正义之心更难得，得空整理篇书评
《从北京到曼德勒》读后感(一)：一百年前的四川云南游记
作者是溥仪的英文老师，从成都开始徒步，乐山大佛，登顶峨眉山，走过雅安打箭炉，翻越五千多米的雪山，走到丽江，大理，腾冲，抵达缅甸的曼德勒，一路都有官员和土司接待，专门士兵保护和仆人照顾，
基本上都是流水账，详细记录了路过村庄的名字，作者也浅浅的讨论了云南少数民族的起源和性格，为英帝国政府勘察了沿途人文地理，可以看到一百年前的清朝人的真实情况，
《从北京到曼德勒》读后感(二)：末代帝师的藏区骑行
作者庄士敦在这本书中提到的内容，涉及到很多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成都的很多地理细节。在这本书里，我们能了解到20世纪初期，四川的很多实景街道、官员的状态，河流的样貌细节。看到外人对我们前辈的生活描述得如此细致，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庄士敦是英国苏格兰人，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外籍老师。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庄士敦，1898年赴中国，先后在香港、威海卫的英殖民政府任职，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从北京到曼德勒》是庄士敦的一部长途旅行探险记。他游历时间为1906年上半年，旅程途经北京、华北、武汉，上溯扬子江进入四川。以后全靠骑行或步行翻山越岭，跨越云南西北部，进入缅甸，旅行终点为缅甸的曼德勒。书中写景抒情的段落，如对峨眉山的描述、对大雪山的深情，读来令人心驰神往。
从北京到曼德勒原书封面《从北京到曼德勒》读后感(三)：庄士敦是如何打量世界的
从游记的角度来看，本书写的不像旅行，更像考察，内容有些学究乏味，记得某一章的结尾写到自己在四川还是云南，因为遇到了好客的法国人滞留了两天，二话没说，一笔带过，实在可惜。更可惜的是，庄士敦在云南过江时遗失了不少沿途拍摄的照片胶卷。
但贵在真实和别具一格的观察角度，也免不了毒舌，比如吐槽英国在云南和缅甸边境开辟新的铁路线以抢占法国人在东京湾的利益是异想天开，因为商路早就存在，也吐槽英国对于中印缅排斥反应的舆论：侵犯别人的国家，还指责他们高涨的排外情绪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有些许自夸嫌疑地论述佛学造诣，诗意大发时不禁吟诗作对，不遗余力地安利华兹华斯，还背着沉重的绅士包袱，穿着草鞋破布不敢见人，买了新衣服才能放心与朋友见面，哈哈哈…
庄士敦说，只要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特别是有个好胃口，同时拥有一颗始终年轻的心，任何人都可以打起行囊，享受乐趣。写这本书的初衷也是希望有人会跟着他的脚步欣赏到这些美景，在群山和丛林中对自己和世界产生新的体认。
人类文明的进步渐渐让我们失去了自由和独处的机会。他感慨的是，欣赏美景最好一人独享，任何导游词都是多余的，只需要相信自己的眼睛，把交谈和议论的时间还给眼睛，打量世界。
他认为现代文明最大的悲哀是让旅行者对沿途的野花野草失去了兴趣。他说自己非常走运地没太受现代文明的影响，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这样的兴趣。于是细述某年5月1日那个美好的清晨，他的心如何被两边的野花不停地诱惑着… 哈哈哈哈哈…
他心有戚戚：只有真正亲近自然，自然才愿意敞开心扉，其中有只可意会的乐趣。但人类文明再怎么进步，也应该在世界上留下几块不被我们打扰的地方。人也一样，他相信只有当一个人有意愿和异国人友好相处，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对他们了解得越彻底，也就越容易喜欢他们。他很直接地表达了对一些西方人通过饭桌上听来的鸡毛蒜皮了解东方国家的鄙夷，他认为针对中国人的偏见最初的根源很可能就是那些西方旅行者从香港或上海的俱乐部里听来的一鳞半爪。
眼下还没被人类染指的地方已然不多，在缅甸的所见给了他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灵感。缅甸的村庄非常强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建造房屋的材料只有来自周围森林的木头和竹子。那些房子立在那里，就好像从地里长出来一样。他联想到古希腊人认为的石头之所以能被刻成雕像，是因为雕像的灵魂原本就隐藏在里面，艺术家的工作其实是把这些灵魂释放出来。缅甸村庄的灵魂原本就隐藏在周围的树林里，缅甸人用手和斧子让它们的灵魂得以释放。我想阿彼察邦如果看到这段，很可能会把他当做知己，庄士敦可能会兴冲冲地提议和他换帖。
然而，他也别扭地看到缅甸的传统木头房屋上搭着洋铁皮屋顶，当地人开始用英式的黑色雨伞搭配传统服装，这让他担心缅甸将迷失于外来西方文明，丧失自然之美的可能。他还提到一位好友，某位爵士付出了巨大努力，才让曼德勒皇宫免于成为西方侨民俱乐部的命运。
这些担忧并不影响他被缅甸的慷慨好客及无穷吸引力折服。他敏锐地观察到，面对来自中印移民渐渐主导仰光，缅甸人只是任凭发生，丝毫无意竞争。他的理解是，缅甸人主动退出了不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爱的生活，满足于耕种家门口的稻田。英式文化鼓励艰苦工作，勤奋积极。他说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自有英国人的道理，然而却不能以此为尺度去否定别人生活的意义。话说回来，我们真的已经懂得了什么才叫文明和进步了吗？ 谁能否定适当地减少某些需求对生活可能也是有益的呢？
如果文明被理解为人类的幸福与快乐，那么缅甸人其实早就站在世界前列了。对于缅甸人不懂得现代医学，也不会发明制造机器的论点，庄士敦补充道，所以他们也就不懂得用这些机器互相杀戮。他用驾船来比喻：置身激流，他们喜欢逆流而上，也不介意调转船头，顺流而下，悠闲地晒一整天太阳。这样的人并非懒人，却可能是哲学家或艺术家。
自然会说到中国，他始终对颠覆性的全盘变革保持怀疑。他认为，作为传统农业国，中国既有的社会组织基本是健全的。在没有饥荒、战乱等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可以平稳地发展下去。他说自己这个讨人嫌的“洋鬼子”能平平安安地从这个国家的最东头走到最西头，还没携带什么像样的武器，治安状况可见一斑。
他在威海卫任职期间，观察到的是比西方更低的犯罪率，却并非因为引进了英国管理制度，当时威海卫的租界用英国法官遵循中国法律处理民事纠纷，方便的诉讼过程反倒促使当地老百姓不再愿意和平友好地私下解决问题，不管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要找法官裁判。他感到担忧的是，现代文明的侵袭会破坏中国乡士社会固有的稳定结构和家族宗法制度。
本以为本书只是给西方游客参考的流水账式记录，越往后读发现庄士敦也想借此撼动西方人对中国和缅甸的成见，以热心和耐心的方式。在本书的结尾，庄士敦写道：
真正的英国绅士讲究扶危济困，如果我们真的能把这个处事原则用在中国人身上，也许用不了多久就能在东方获得一个诚实、强大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值得互相珍视和借鉴的东西。只有在明自这个道理的前提下，东方和西方才可能友好相处，取长补短，东方和西方的交往也才能超出棉花、丝绸、机器、军火等商品贸易的简单范畴。相继读了《我的前半生》，《紫禁城的黄昏》以及这本从《北京到曼德勒》，庄士敦在那个时代说了不少公道话，像打了鸡血一样积极乐观，眼里亮堂，觉得希望一直都在，紫禁城的黄昏只是暂时。即使他看到大众的无知而冷漠，不关心共和及其利弊，反而让民族仇恨成了替罪羊。庄士敦教溥仪，教的不是英文，是成为英国绅士那样的人。这个当时很多中国人眼中不怀好意的洋人，也是英国人眼中对异国文化过于热心的怪人。
最近正好在整理新西兰的游记，看到当时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位印尼驴友的感慨：China就是China，这么特别的国家，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承载了多少，改变就有多难...
我们习惯说，落后就要挨打。但落后不是罪过，发达不止一种定义，无为没什么错，甚至封闭也没什么错。只是在这和而不同独善其身愈发无望的现代丛林行走，但凡有些自个儿的坚持，怀里都得踹着板砖。国家是如此，人也一样。
《从北京到曼德勒》读后感(四)：想象中国的方法
图为庄士敦（左下）和十四岁溥仪（上右）溥杰（上左）以及婉容的弟弟润祺（上中）的合影。“想象中国的方法”，王德威教授提出的这个新命题犹如投入学界的一枚石子，若干年来总能不断在头脑中激起思想的涟漪。东西方交往在人类演进过程中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全球化时代以后，为这种文化交往提供载体的是现代化的飞机、轮船、火车、光缆，还有看不见踪影的无线信号；全球化时代以前，承担相同的任务的，则是那些牵着骆驼和马匹，行走在漫漫黄沙古路上的东西方旅客和商人。长久以来，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从未停止过。站在世界东西方两端的人们遥遥相望，凭借远方传来的些许信息，朦朦胧胧地构建着关于对方的想象，随后又让这种虚幻的相像以“知识”的名义现实地对自己的生活施加规训。历史上的东方和西方就如同两个巨型轮盘，一条条陆上和海上通道则仿佛连接两个轮盘的传送带，任何一头儿的风吹草动都将在另一头儿产生连锁反应。可以这样说，离开东方，西方就不会是现在的西方；离开西方，东方也就不会是现在的东方。
自从公元前5世纪，享有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在自己的书里提到遥远东方有个名叫“赛里斯”的神秘国家，西方人便开始以“中国”为题不断地进行着“故事新编”，似乎永远也没有讲完的时候。这些没完没了的关于中国的故事，有的主观，有的客观，有的比较真实可信，有的则完全荒诞不经，然而，它们却都可以被视为历史，既是西方人撰写的关于中国本身的历史，也是西方人想象中国的方法的历史。
“历史”在英语中被称为“history”，这个单词最初是由2部分组成的，即“his”和“story”，字面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他的故事”。按照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历史可能真的就跟故事差不多。客观发生过的事实当然只能有一个，以这个事实为原材料的故事却可以不断“演义”，说过来说过去，永无休止，就好像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笔下那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罗生门”。白纸黑字写成的历史似乎就应该客观、真实，按照这个标准，给那些“他的故事”打上“对”或“错”的标签，对讲故事的人表示赞同或反对，这是处理历史“罗生门”的常规思路，却不应该是唯一的思路。
打个比方来说，中国古人曾经坚信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还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绘制了很多想象中的地图，撰写了类似《山海经》这样天方夜谭的史书。今天的我们固然可以打着“科学”的名号，把这些东西贬斥为愚昧落后、封建糟粕；却也可以换个思路想问题，琢磨琢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崇尚天人合一的我们的先人又如何在这种世界观烛照下燃烧出了不一样的人间烟火，这也未尝不是处理历史“罗生门”的一种思路——知识考古学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西方人杜撰出来的中国故事哪怕再荒谬，作为一种想象中国的方法，作为一种在西方世界获得普遍接受的“知识”，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连续推出“亲历中国”系列图书，就是想通过尽可能原汁原味的西方人描摹中国的文字来展示他们眼中中国形象的变迁史。站在知识考古学的立场上，向中国读者展示西方语境中作为一种“知识”存在的中国形象，帮助中国读者梳理和体悟西方人理解、处理中国问题的内在逻辑，更清晰地认识西方，同时也能更清晰的认识自己。今年初“亲历中国”推出了第二辑，这3本书集中聚焦晚清中国这个东西古今大碰撞的巨变时代，《从北京到曼德勒》专注于至今仍然笼罩着神秘气息的中国西南地区，《慈禧太后》聚焦以慈禧为核心的晚清宫廷，《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则通过作者的行走轨迹将中国西南风土人情和紫禁城内的风云变幻串联起来。3本书各自独立成书，放在一起又能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相互对话，甚至互相拆台，从而为读者了解晚清历史和相关人物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
《从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师中国西南纪行》 ［英］庄士敦 著《从北京到曼德勒》的作者庄士敦凭借清末代帝师的独特身份，还有那本1980年代以来再版过多次的《紫禁城的黄昏》，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不过很少有人知道，31岁的庄士敦在1906年1月决定逃离琐碎的日常生活，来了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次旅行以北京为起点，他沿着当时刚刚通车的平汉铁路南下武汉，然后乘船取道长江三峡上溯入川，离船登陆后先在四川省内游历，朝觐峨眉山，再从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康定市进入藏区。庄士敦当年走过的这条路线跟现在很多“驴友”的路线惊人吻合，而他当时见过的人和风景，比如手握生杀大权的藏族土司，鼠疫横行的死亡峡谷，还有当时仍处于原始母系社会的神秘纳西族，却已成为身处现代的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过去。
《慈禧太后》 ［英］菲利普·威廉姆斯·萨金特 著 曹磊 译《慈禧太后》的作者萨金特以记者身份长期驻留北京，他无法像庄士敦那样天马行空，对中国的了解往往也需要依靠二手材料。作为那个时代西方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萨金特凭借二手材料构建出来的慈禧形象虽然难免那个时代西方人特有的偏见和狭隘，却也可以让“身在此山中”的我们获得一种“他山之石”的别样感受，从固化的惯性思维中摆脱出来，换个角度审视慈禧这位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独特女性。
《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 ［英］苏珊·汤丽 著 曹磊 译《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的情况跟《慈禧太后》正好相反，这本书的作者苏珊·汤丽属于历史上少数几个，甚至可能是唯一受皇帝和太后邀请，走进紫禁城做客的西方女性，她不但跟慈禧平起平坐，还在一个碗里吃过饭。1902年初，苏珊·汤丽随同被任命为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丈夫沃尔特·汤丽来华，首先游览了上海、南京和武汉，拜访晚清名臣张之洞，然后乘坐最传统的中国帆船，由最地道的三峡纤夫牵引着沿长江上溯，领略沿途风光，最后才辗转来到北京上任。苏珊·汤丽在北京待了不到1年时间，活动却安排得紧锣密鼓。这位公使夫人受慈禧之邀参观过紫禁城和颐和园，享用了御宴款待，在北海太液池上荡过双桨，到庆亲王奕劻家当过座上宾，做西餐招待过恭亲王奕訢长女荣寿固伦公主，观摩过李鸿章灵柩启程回老家的仪式，听过雍和宫的喇嘛念经，还忙里偷闲游览了北京城内外的名胜古迹，她既逛过前门大街，也串过小胡同儿……折腾到1903年底，这位公使夫人才跟着丈夫卸任回国。1904年，回到英国的苏珊·汤丽把这些无法忘怀的中国往事化作文字出版，引发西方世界的追捧和热议。
粗算起来，《慈禧太后》《从北京到曼德勒》和《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都已是年过100的高龄老书。100年时光沧海桑田，庄士敦、萨金特和苏珊·汤丽这三位曾经讲过“中国故事”的西方人早已随风而逝，化作历史的尘埃，然而他们留下的故事却依然会被今天的西方人讲述、解读，乃至站在新的立场上“故事新编”，成为他们跟中国打交道的基本参考和依据。作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多了解、了解自己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到底被别人打扮成了什么样子，这对如今身处全球化浪潮里的我们而言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