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性》读后感锦集

　　《中国的近代性》是一本由王人博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8.00，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的近代性》读后感(一)：随便写写

　　之所以会读这本书，是因为问了宪法老师一个问题，大致是为何孙中山立了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却无法防止袁世凯篡位，老师就推荐了这本书。现在终于读完了，此书虽然几乎未具体谈及我的那个问题，可是我已经大概知道答案了:你怎么能让不懂英文的人去读英文诗？

　　还有一点感想，一位学长曾与我说，法学中最深奥的，不仅是法理学，还要算上法制史。现在看来，果然是这样的，儒家思想还需要去了解了解。

　　最后，我以为这本书强调了秩序的重要性，以及描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不独立不单纯之状。

　　《中国的近代性》读后感(二)：一些启发

　　一本近代史思潮汇总＋分析（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整体（还好）没有太耸动的观点，评价和引证都很全面，看得挺舒服的，适合我这种读史没耐心又缺乏理解能力的人XD 从书中读出了一些态度:1.近代进程总要强调进步性，但单从进步性去考察一些思潮和革命是有违辩证也脱离实情的，任何新思想都从传统中生长出来，也意味着对传统的扬弃，所以如果情势允许，反传统切不可以根除传统的口号和姿势进行，事实上多种进步思潮都在这个层面上被绊住导致反复和自相矛盾。2.那个时代我国始终挣扎于备受侵略的焦灼之中，对他国（包括英国法国日本美国）政治制度的惊羡，而导致了一些制度和思想上的生搬硬套，我们今天还在受到持续影响，我认为社会学中的民族自卑感有大部分来源于我国近代化的被迫与仓促，误认为但凡有些进步是借了别国的经验。3.书中有一处解析我觉得要注意，说我们在诞生宣传新思潮的时候是很愿意用舶来词的，像什么民主自由平等，然而这些概念要达到众人心里还须经过误解和出于政治目的的刻意另解，于是原来的意思已经又回到它们来的地方了，这也是为传统意识形态捆绑的又一表现。

　　《中国的近代性》读后感(三)：近代的中国，远方的世界

　　一个人，要想看清楚自己，是很难的，所借用的最便利的工具，无非也就是镜子。人们以为，从镜子中看到的，往往就是真实的自己。其实镜子所照出来的，也有幻像，所以也并不见得真切。

　　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更是这样。特别是置身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广大而庞杂，历史中满布着繁复的细节，如果要清楚地勾勒其中的山川丘壑，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也因此，中国人要想把自己想清楚，看明白，并不容易。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是东方的一面镜子。

　　最开始，东方是作为西方的一面镜子的角色出现的。在工商业催逼的热情鼓动下，近代的西方有意无意间闯进了东方这片丛林。从东方这面镜子中，西方人看到了自身的文明和优越。同样是从东方这面镜子里，东方人看着自己的黄面孔，粗鄙且丑陋，贫穷而落后，因而面生羞愧。

　　这是近代以来远方的世界投映在近处的中国身上一束强烈的光照，通过这束光，中国人睁开了眼，却也感受到了强光刺眼之痛。

　　中国的近代性这个话题，和远方的世界，远方的人们有关。这是在西方强烈的光源探照下的一个强烈的不自然的反应。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没有西方的介入，或许就没有中国的近代。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西方的介入造就了东方的近代中国。

　　中国的近代性和西方的历史纠葛正是本书魅力之所在。

　　本书正是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中西相遇开始，为我们展开了一段发现之旅。愿你能在本书中，跟随作者的脚步，探寻出一条有关中国近代宪政历史的不同寻常的发展轨迹。

　　愿这一略显沉重的旅途，充满惊喜，充满发现。

　　《中国的近代性》读后感(四)：既是历史也是当下

　　刚开始的部分略微普通的近代史叙述，但是越往后越见功力，引用虽多，但是作者本身也相当有见地，很多观点无论是历史看来还是当下都非常有意义：

　　1. 宪政并不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必然条件；相反，经济发展才是宪政民主的基础

　　近代以来学人一贯认为学技术学制度学思想就能国家富强，这本身就是舍本逐末。西方国家并不是因为施行了民主制度才得以经济发展科技起飞的。即使放在现代，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也没有必然的关系：直接/间接民主、开明/绝对专制、独裁都可以完成经济发展国家富强，这之后才是民主和宪政。

　　2. 正是因为近代中国的各种运动的本质目的都是为了求富强，于是造成了急功近利

　　“要么不学，要学就学最好的”

　　舍弃了教育、基础设施、民用制造业等等“见效”慢但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东西，一味追求政治制度的改造、文化的嫁接/改造、思想的引进和传播。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军事强人笃信枪杆子，宪法道德都束缚不了他们；学人急于求成，不去理解和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本因：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脉络，“中国只需要对救己之病非常有用的部分，那些‘无用’的东西是不值得深究的。”

　　3. 东西方关于特定概念的理解差异

　　自由：从近代一直到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人也许永远也理解不了自由的真正含义。古代文人向内心去寻求自由，是受迫于传统制度和文化；近代人追寻自由是认为此道是强国的必由之路。实际上，我理解自由的本质是限制，通过限制自身不去做什么，通过约定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不去做什么，让出一部分权利，在法治的前提下自由。

　　民：个体-群体。学人实际上并不尊重个人，而是把个人抽象地用群体来替代，例如“民”“人民”“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中国从来就不尊重个人意志，小到逼婚逼生，大到平均主义。

　　平等：中国的平等总会被当作平均主义。人和人永远不可能平等：天赋不平等，出身不平等，环境不平等……但是法治是平等的前提，机会平等才是平等的核心。

　　最后说一句，这本书值得细读，虽然我并没有（摊手）。

　　《中国的近代性》读后感(五)：大变革中的思想者

　　王人博老师中国宪政史上课留念

　　过去的两百年，见证了古老中国痛苦地变革。

　　两百年前的中国，已然陷入了迟暮。不仅仅是表层可观察到的落后与病症，更是深入整个文明内里的颓靡与沉疴。这个民族本身已然垂垂老矣，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均已似要为历史所遗弃。然而民族国家与一己之躯的分别正在于此，它至少可以摆脱自然的限制，源源不断地新生血液。正是这些血液，不断地探求重生之路。伴随着由表及里，一次次的尝试与一次次的失败，在绝望与希望的明灭交替中，这个民族在无比艰难中，一点点的革除、再造。

　　因应外来冲击而引发的内在重塑，是整个近代中国的主题。

　　对一种文明的态度，常仰赖于背后的强弱实力，与自身的现实考量。对于西方的新世界，中国人并非前所未见，却只是在自己文明的延续中置若罔闻。“上国”只是一个结果，其内在深层的原因是，对于中国这样绵续数千年、泽被四周的文明而言，一个远在天边的迥异的文明，能否使其放弃因循传统的力量，更遑论所谓威胁了。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王朝兴衰治乱、百姓生老病死，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传统已给出了所有答案，加之几千年来面对四夷养成的文化自信，又如何会对“外洋獉狉之俗”有所流连？

　　而这些，最终全部由战争所带来的创痛打破。一次次的失败，让中国人意识到了西方的可堪效法之处。而随着外敌深入、内患丛生，救亡图存，便成为了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务。民族的生死存亡，压迫着每一个思想者的神经。因而，他们很难从容游赏于西方文明的思想世界，把握其真正意涵。毋宁说，他们正是迫于这种情势才去西方那里寻找答案，这是那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宿命。若非深重的危机不足以使国人觉醒，而深重的危机之下，又无法摆脱这份急切与焦灼。但无论如何，这都注定了近代中国采西方思想的品性。

　　在这种焦灼之下，任何所师法的对象都难以摆脱这样的目的——用来拯救民族危亡，用来使国家富强，无论是自由、平等、民主、民权，甚或是宪制本身，均只是复兴国家的手段。这不能全算作他们偏狭，因为他们求诸西学便是为了这个目的，便把西方文明中的果实截取成一个一个的药方，自由是为了奋起民力，民权是为了对抗专制，而宪制，更是成为深孚众望的治国良方，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对一国国势不满，最容易想到的便是从政治上着眼。加之西人的坚船利炮下总是负载着一个这样的体制，便很难不令人想到这便是他们的强国之基。

　　然而，单凭此便建立宪制与富强之间的因果未免有些武断。西方文明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自立自发地演变而来，产生了宪制文化，也造就了先进与发达，二者均为文明发展之结果。然而论及二者间关系，自然互有影响，甚至互相成就，但据此而说是宪制造成了国家强盛，却是在强加因果，至少宪制的本身目的并不为此。

　　在这种倾向下，中国所师学的宪制便不纯然是原初的西方思想，而是经由思想者二次重构后的内容。这种重构，基于西方思想本身，基于中国时局形势，也基于思想者的观念取向。在最后这一方面，思想者便很难摆脱传统对其的影响，无论是因对其的体认而切近，抑或因诅咒而背离。在这个意义上，虽则是在学习西方，但在整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中国人自己的选择。

　　传统的作用始终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学习过程本就是将西方异质元素移植入传统。在西方，宪制连同其整个的文化均由一粒文明的种子孕育而来，自然协合无碍。然而若要截取西方文明的枝芽嫁接到东方古国的茎干上，那么所截取的，注定只是片段而已，即便存在偏狭、全面之分，也不过是相对而言。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他们。

　　如此，我们所师学的宪制不过是自我调适后的只言片语。思想的革新又难以立竿见影，因而到最后，真正改变的往往只是政治中的语词和名义。而真实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却未见改善。因为从他们心头的真理到具体现实，从一个表面的宪制框架到真正完善的宪制，其间不可以道里计。天下事，哪有那么简单？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太过偏爱那些价值了。自由、民主、宪制，是在他们理想国度中所心向往之的东西。然而，却未必是时下中国的急救良药。毕竟，并不是这些价值本身是好的就能给国家带来富强，它们本身没有这样的作用，相反，要实现它们恰恰需要一些资本，而这才正是时下中国急迫的渴望。于是，到后来，当这些价值与富强之路相背时，他们或者修改概念涵义，或者径行抛弃。

　　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是个体面对历史洪流的无力。他们均各依平生所学提出一套治国良方，可再周延完备的理论体系，也注定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剪影，是片面的真实。现实的世界，总是复杂得多。现实的政治，自有一套权力活动的规则，绝非思想家的良善理论所能一言易之。或者说，那些权力，才是真正左右的东西。他们竭尽全力 ，穷其一生，上下求索，然而造化又难为人所设计，因缘和合之下，美好的追求反而演化为更多的苦难。若非绝望，便只好因应时局的变幻而反复涂抹自己的理论。而当他们有幸登上历史舞台，却发现现世多掣肘，人力有穷尽。到最后，困在时间的一隅，终究是了无生路。

　　人力太过无力，人心又太过多心。

　　历史像是一条汹涌的河流，没有人能够知悉其内在的涌动。而那些思想者，也永远地留在了那个时代。

　　站在今天回望过去，我们无疑是幸福的。中国历经百转千回，终于来到了今天。然而，前人们所探寻的问题，依然有赖于我们回答。

　　从个体的视角看，整个生活世界是一个变动十分缓慢，近似于静止的图卷。观察过去，便也注定是站在外部，以主客二分的视角审视。然而一旦从生活中抽离，我们便成为宏大历史变迁中的一部分。是的，我们，依旧处在这个历史进程之中。

　　而正是那些思想者，以渺茫之微光，照亮了我们民族的黑夜。

　　2016.11

　　《中国的近代性》读后感(六)：一百年后的余响——读《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

　　这本书不太适合推荐，豆瓣上评价的人数寥寥，受众稀少。不能称它属于纯文学类，更不是流行作品了，多多少少有点社科类学院派的风格。我估计很多人读个十来页就犯困了。

　　但是这本书里的观点很值得思考。那就简单的提炼一下这本书里比较有意思的两三个观点，与大家分享一下。

　　富国

　　今年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提到五四，除了想到那些名声赫赫的大佬外，估计提及最多的还有两大口号“科学”与“民主”。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后、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出现了不少启蒙思想家和学者，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如果说民国是大师璀璨时期，那1840-1919年就是在为民国的大师辈出创造土壤，而这些启蒙思想家和学者就是探路者了。

　　但是，为什么要以1919年的为节点呢？

　　特意在网上查了下，现今对五四精神核心内容的定义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现在纪念五四运动，“爱国”、“富国强民”提的多，“民主”提的少，这个词反而是五四运动的学者们与前辈大不相同的地方。

　　在深入解释之前，先说说今天国家和社会层面很常见的一种现象——一切以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为最大目的。即使是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上升到民族存亡、国家未来的层面。比如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男艺人“娘炮”问题。虽然我极少看国内的综艺节目，也不喜欢看，尤其是不喜欢这些奶油小生。不过仅是不喜欢而已，不喜欢可以不看嘛。但听到男艺人不能打耳钉的规则（可以称为全面整治所谓的“娘炮”行为的一部分）出台后，还是觉得难以想象。看了看网上一些流传甚广的支持贴，赞成的理由多数是同一个逻辑——男性“娘炮”化，会危及整体民众的精神气质，与主流价值观不同，最终会影响国家的进步、民族的复兴。

　　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是不是有一天男的连擦护肤品和防晒霜都不行了，显得一点都不爷们？！想到这儿，我就有点瑟瑟发抖了，毕竟我才刚刚开始培养自己每天涂防晒霜的习惯；而且我还想着哪天去染个发，紫色或者银灰。

　　在此不讨论这种行政化手段拧转某种社会现象的合法性。

　　把视线看向一百多年前清朝末年的那批启蒙思想家、学者、清朝重臣身上。无论他们是推崇“洋为中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李鸿章、左宗棠、王韬、郑观应等；或者是鼓动“议院”和“民权”的立宪派，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目的其实都差不多——国家强大，救亡图存。更为开放的几位立宪派带头人，把西方列强的议会、宪制搬到中国，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慢慢强大，这种逻辑和目的看起来没有错。但是，仔细的分析这种嫁接，就会发现他们鼓吹的立宪与西方的差别——西方的议会、民权等构成的宪制，是自下而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个体的权力和自由是基石，也可以说宪制以保护个体的权力和自由为首要目的，国家富强是宪制的副产物（有的国家实行了宪制但并未富强）；而清末学者们想去构建的带有中国特色的“立宪制”，则是由上而下贯彻执行，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个体的权力和自由是国家富强之后的结果，简单而言就是先国富后民强，个体的权力和自由服从国家富强这个大目标，一旦有矛盾，那就要委屈一下个体了。

　　清末立宪派的这种思想，即使是在五四期间也未被打断，从清末、民国、抗战、内战，一直延续至今，各个阶段国策的制定逻辑大方向永远是先国富后民强，只不过是各种的改头换面罢了。蒋介石当年的“新生活运动”弹得还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调子，似乎当下社会的很多宣传与他一脉相承。

　　作者在书中虽然指出了上述理念的短板，但并没有反对。回望历史，尤其是在即将亡国灭种的时候，救亡图存往往是最现实、最首要的诉求。

　　但是，一百年已经过去了，当今依然延续这种理念是否合适呢？如果说八年抗日期间国民党抓壮丁补充兵员、衣衫褴褛的溃兵与民众争食，还能理解国难大背景下的无可奈何。那现今，小到以“主流价值观”的理由整治男艺人戴耳钉，大到15年股市鼓吹出来的可笑的“为国接盘”，相较于100年五四运动的那些主将们第一次喊出的国与民平等，是不是有点落伍了？

　　进一步说，是不是什么事都要和“国家富强”挂钩，才有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自由与民权

　　再来看看自由主义者。清末学者里自由主义和民权意识比较浓厚的，严复算得上一个（暂时不提他晚年思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国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非胡适先生莫属。

　　如果说上文提及的那些学者，还能直白的宣扬和贯彻自己的理念。那对比之下，同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则有点里外不是人。在严复和胡适看来，自由才是西方社会发达的根本，才是解决拯救中国的良药。二人之间的不同在于，严复要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里，为自由寻找理论支撑；胡适则清醒的认识到，老庄、孔孟等传统文化里提到的“自由”要么是为忠君找的理由，要么是回归内心寻找安慰（最经典的《论语·先进》篇），和西方式的宪制民主没半毛钱关系，要搞就搞纯正的西式自由。

　　但是呢，俩人推崇“自由”和“民主”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国家富强”。绕了一圈，和康梁立宪派、国民党的训政，立意一样。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理念也慢慢悠悠的传递了一百多年，来到了今天。自由派的媒体以及欧美的影视作品所隐晦的，个人自由才是国家富强的先导条件。

　　你看，我就说什么东西都得和国家富强扯上关系，才能在中国社会有存在的合理性吧。真是讽刺。

　　王人博在书中倒讲的清楚：

　　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是属不同价值范畴的两个东西。自由在本体意义是指不收拘束按己意过活，与国家富强无涉。在西方，导源于宪制中的个人自由也许是西方社会繁荣、国家富强的原因之一，但个人自由绝不是为了国家富强而设计出来的。

　　胡适没有分别个人的自主独立与民族复兴这两种不同价值，而是简单地将其化约等同起来。

　　胡适坚信宪制的政府应该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服务的，然而他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社会除了共同的利益之外，还存在各种不同的利益和和人利益，而对利益的多样性是宪制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点，胡适更是缺乏认识。

　　说点别的

　　这个月出差，手头除了带着这本《中国的近代性》之外，还拿了《老子》和《韩非子·下》。轮换着看，反而有了点新的感触。如果抛开秦朝之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的后续发展，只看他们创始人的原本思想，估计《老子》和《庄子》两本是最不带功利性的。而后续各家的发展，往往是看谁朝“功利性”演变的快；谁的功利性越大，谁就越能存在的久、越被各阶层所接纳。1840年至1919年不亚于百家争鸣的各种启蒙思想、学派层出不穷，其实对外宣传的最大口号还是那句“我这个才是最有用的”。

　　一直到现在，还是这种宣传路子。导致的整个社会风气或者说主流思想，潜移默化的把“功用”放在第一位。这种例子不胜枚举，随便放眼四周，俯拾皆是。

　　借作者和庄子的话，在此结尾，望社会能够慢慢容忍自然法观念中的自由观，而不是依赖“功用”而存在的所谓自由：

　　张扬理想，解放个人，努力寻找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但不必在这种解放的个人身上强加难以承受的重大责任。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於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附注：

　　这篇文章不长，只选了书中的两个观点来说点自己肤浅的理解。虽然作者并没有在书中对历史的思考引申到当今。我估计真的引申到当今，这本书能不能出版就是两码事了。但这种思考，已经对读者思考当下很有帮助了。

　　现在回头看那些一百年前的学者、思想家，各家理念存在各种格式的短板，但不得不钦佩在清末、民国那种动乱的环境下，这些学者能够前赴后继的努力思索、著书立说。反观现在，只能一声叹息。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本书里面的东西离自己很遥远，真的遥远吗？最近不是开始清理地段和楼盘的洋名字了嘛。

　　这篇文章写得有点虎头蛇尾，还是那句话——点到为止，余下扔给读者自己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