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响命运的门的读后感10篇
《叩响命运的门》是一本由马小平著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5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叩响命运的门》读后感(一)：传灯
用了一个礼拜，从头到尾、一篇不落地读完了这部大书，就当是一个晚辈对马小平老师的祭拜吧。这两天我常常想到他，原本想写点什么，可是写不出来。一方面，最近的工作耗去太多心力；另一方面，想说的太多，反倒无从下笔了。先做做笔记吧。
我读的是纸质书，足有574页，但读起来常常入迷，并不觉得它厚。如果你想读，建议也买一本来，这么长的内容，电子版并不合适，——更重要的是，选择正版才是对马老师的尊重，也是“人文素养”的体现。
如果你是老师，想选择书中的文章打印给学生，网上可以找到不少电子版，不过一般都是用的此书原名：《人文素养读本》。
下面的摘录大多来自这个电子版。
【甲：关于马小平老师】
其一，《马小平生平》
其二，《南方周末》报道：《一个中学老师的“教育家梦”》
其三：钱理群教授纪念文章：《教育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
【乙：本书选文推荐】
这部分是做给学生朋友的。本书中的一些部分，特别是前几章的主要围绕着人、教育、公民意识等话题，我读得津津有味，但对部分中学生来说，可能嫌它枯燥，其实，阅读恰如登山，费点力气爬上山顶，才有一览众山小的趣味。正因为有一定阅读障碍，读通之后才有豁然开朗的快感。在这本书里，我认为最“好看”、最适合学生阅读的文章如下。
（我用的是纸质版，与电子版的章节分配有所不同。）
【丙：本书各章导读之摘录】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是个小黑奴的时候，他的女主人开始教他读和写。许多年以后，道格拉斯成为美国黑人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当了几任总统的顾问。这时，他还记得当年男主人怒气冲天的情景，男主人咆哮着：“……要是你教会了他读和写的话，那就留不住他了。他将永远不适合当奴隶了。”
道格拉斯说，“平日里，女主人耐心的教导没有从根本上打动我，倒是这些话深深地打入了我的心，它一下子就点亮了我的心灯，触动了我沉睡着的感情，一个深刻的认识产生了：原来‘读与写’是由奴役通向自由的通道。”
阅读和写作，这是挣脱奴役之路——不但使自己不再受奴役，也为那些受奴役的人呐喊。让更多的人成其为人，让更多人同往自身解放之路。这就是学习的意义之所在。这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12页）
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只是外在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而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等各门学科之后，所获得的内化后的认识。它指向的是一种终极的关怀，一种对“人”的关怀。它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渴望改造世界的冲动和欲望去感悟人生的创造之美、奋斗之美；能唤起人之所以为人的自豪感受去激发和推动他们追求比生活本身更高远的东西；能唤起一个人坚信自己内在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信念。这就是人文素养的价值。（44页）
【丁：本书所录文章之摘录】
《人的属性》：
人不像猫，猫生下来就是它自己，取得猫的生命它就已经是猫，对猫来说不存在“为猫之道”的问题；人则不同，人仅仅有了自然给予的生命还不能算作完成的人，必须再次获得人的第二次生命他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人。猫无须去做猫，人则必须去“做人”，还要讲求“为人之道”，只能在做人中成为人，并成就他自己。（15页）
《人的三种状态》：
“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诚然是指“人之所是”，但更是指“人之当是”。（30页）
爱因斯坦《论教育》：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象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
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本来构成文化和保存文化的正是这个，当我把“人文学科”作为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十分枯燥的专门知识。（45页）
肖川《教育永恒的支柱：历史和文学》：
……我们有一种很令人沮丧的阅读习惯：人们会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要求文学作品富有更多的社会意义，或者哲学意义，或者其他什么意义。这种功利性极强的阅读习惯由来已久，文学的艺术价值丧失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文学沦落为宣传的工具。由于这种比较浅薄和恶劣的阅读习惯，导致我们的语文教学成为枯燥乏味的、模式化的流程。
在文学经典那里找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形骸，也可能是一束思想、一点灵光、一把可以拾得起的记忆……莱昂内尔•特里林说：“文学是教会我们人类多样性的范围与这种多样性之价值的唯一武器。”相信人生许多感悟，就在捧卷细读之时——感谢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茶烟轻扬，书香浮动，风尘仆仆的心灵终于可以回家了。抑或在那幽静的夜晚，我们守在小窗前，望着那灿烂的星空，憧憬着美妙的人生境界，吟咏着自己宽广而又温柔的心灵。久而久之，我们的身心都与那广阔的星空、美妙的境界融为了一体，实现着人生的超越。（49-51页）
《思想和思想者》：
近代以降，权力者对知识者的打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是大学，其一是新闻出版界，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有可能成为思想的产床。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捩点，五四运动就是来源于一所大学和一本期刊。（123页）
1933年5月10日，时值午夜，成千上万名学生高举火炬，游行到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广场上，小山般堆满了书籍，他们把火炬扔进书堆，然后像添加柴禾一样再不断地把书往火里扔。据统计，大火吞噬的书籍多达20000册。纳粹党领袖之一戈林对大学生说：“你们干得好！在这午夜之际把过去的精神付之一炬，这是一次强有力的、伟大的和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其他的大学城，也相率举行了“焚书日”。（124-125页）
《大恐怖》一书的作者康奎斯特，于1990年发表关于苏联肃反时期的一项最新统计结果，计数如下：
1．1936年末，已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改营中的人约50万：
2．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被捕者约80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被处决，约200万人死于劳改营中；
3．1938年底，在狱中约100万人，在劳改营中约700万人。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和饥荒中被流放，处决和死去的人，也不包括此后在1939至1953年间被处决、死于劳改营或被囚禁的人数。希特勒说：“恐怖是最好的上帝。我们在俄国人身上就看到这一点。”对于具有自由思想的文化人，纳粹当局同样是成批处理的，开始时好像颇宽容，采取“打招呼”的办法，分期公布被开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至1938年底，被迫流亡的人达84批，共计5000人。爱因斯但、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布莱希特、茨威格。霍克海默、阿多诺……最优秀的种子离开了德国的土地，唯有少数留在国内，艰难地捍卫内心的自由。
二战过后，爱因斯坦拒绝同德国恢复关系，包括科学机构在内，是有着一个自由思想者的理由的。因为在他看来，“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所以，流亡在美国的托马斯·曼，在1945年5月纳粹战败，举世狂欢，到处是拥抱和祝福的时候，却沮丧地垂下头颅。他借“一个德国人”说出了他深沉的怆痛：“他思忖，这种普天同庆对于德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经受了这种种磨难之后，她还要度过多少黑暗的岁月，多少无力自省的年代，多少罪有应得的屈辱的日子？当他想到这些，他的心感到了一阵抽搐……”
思想是柔弱的，正如思想者处于无权的地位。如果思想者一旦掌握了权力，或者思想建立了它的霸权话语，固有的自由行程便告中断了。作为思想，它可以被折断，但自始至终是正直的；可以被粉碎，却永久保持着坚硬的质地。只要称得上思想，你便无法置换它，消灭它。正因为思想能够这样以弱质而存在，所以是强的。
但是，在一体化的社会里，思想和思想者毕竟是一个异数，一个变数，其实是极少数，也可以称“一小撮”。尤其在一个专制的国度里，哪怕是开明专制罢，如果“思想者”可以多得像集市里的商贩，乐呵呵地唱卖他的货色；或者如舞池中的舞者，一意奔逐于主旋律；或者像大街上的巡警一般，威风凛凛，所到之处，秩序井然，那么作为一种精神界的现象，它是可疑的。（126-128页）
勒尼德·汉德《自由的精神》：
自由的精神就是反对惟我独尊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尽量去理解别人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不带任何偏见地将别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一起考虑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就是即使一只麻雀落地也该引起关注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也就是基督的精神，他在大约两千年之前教给人类从未学过并且永远难忘的一课：有可能出现一个王国，在那里，人们对最伟大者和最渺小者不分贵贱，一视同仁。（164页）
张祥龙《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或“雅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说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还存在不存在，主要看她是否还活在某个民族或社团的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标志就是要看：（1）这个文化是否还有严格意义上的传人，即一些以团体的方式、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在自觉地传承她的“道统”的人们；（2）她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否还存在；（3）她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做出的重大选择；（4）她的独特语言是否还活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感情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之中。简言之，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就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或两河文化还活在伊拉克。当然，任何活文化都会发展、变化，但那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新旧形态之间有血脉相通、“基因”相连。如果出现了文化的断裂，也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方式和精神取向的强行改变，被另一种异己文化顶替而不是与之交融，就不能再说这是一个原来文化的新形态了。更具体地说，如果以上讲的四个标志中的一个所指示的现象基本消失，那这个文化就出了较大的问题，有两个或三个标志现象不明显，这个文化就已陷入危机，如果四个标志现象都不可见了，这个文化就已经寿终正寝。
那么，自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呢？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扫荡。（248-249页）
韩少功、王尧《汉语、英语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机能》：
王尧：不同的语言确实有着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与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有关。即使同一个语种，但是在不同的方言区，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像苏南与苏北就不同。
韩少功：我读古代的书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注意作者举什么样的例子，打什么样的比方，注意这些例子和比方来自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我读《墨子》的时候，发现他最喜欢用制陶、造车、筑墙一类活动来打比方，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工程师，实干家，成天在生产现场转，肯定经常有一身臭汗，与孔子、孟子、荀子那一类白领阶级不一样。我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的时候，发现他们常常说到牧羊人、羊皮、马、牛肉，很容易从中嗅出游牧生活背景；还发现他们常常说到船、战船、帆、船长、舵、航行、进口、出口，商人，一一透出地中海岸商业繁荣的气息。钱穆先生说，读史一定要读出人，这是对的。我们读语言也一定要读出生活，就像你说的要读出苏南和苏北的生存方式来，、如此才能设身处地地了解人文。（305页）
利雄《生态灾难，也是文化灾难》：
以蒙古草原为例，牧民说，也就是三十年前，他们放牧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牛羊钻到草里头找不到。草太高了，牛钻进去外面就看不着了。那让我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场景。可现在呢？一个兔子跑过去——别说兔子，就是一个耗子跑过草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草就那么一点儿高，稀稀拉拉。草原人回忆三十年前的“文革”时期，小学生每天早晨骑马上学的时候，靴子上都要被露水打湿。小学生个头小，腿短，脚只伸到马肚子。那就是说草原上的草还有马肚子那样高。现在早上骑马，露水能打湿的顶多是马蹄子。
我夏天开车去内蒙，走了几个盟，途经很多个旗。真正能保留一些原来生态面貌的，只剩内蒙和蒙古的国境线一带。的确，在那里才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生态。用体会这个词是准确的。脚踏上那儿的草地，就会感到踩在厚厚的一堆活的物质上。你要是在你踩下的那个脚印上去观察，那一个脚印的面积我觉得有上百种植物和昆虫。那么多不同的物种纠缠在一起，又密又厚，几乎永没有重样的。有些蕨类、灌木什么的，是要上百年时间才能开成它们的根系的。什么叫生物多样化啊？那就是。那是在几百年的自然状态中生长起来的，看着那样的环境，你真是会切身地感受对它的破坏是什么样的罪孽。（318页）
中国的家文化为中国制造了太多的人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妻妾成群，中国女人因此都成了生育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生态毁坏的账最终要算在家文化上，但是从这种家文化中生出的伦理，过去又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的作用。举一个小例子，我亲见过一老人按照老辈传下的方法吃鱼。鱼身红烧，头尾做汤，鱼内脏做成一盘可口小菜，就连鱼鳞都不扔，小火炖足后冷却的汤可以凝成冻，又多一道菜。撇出来的鱼鳞和剩的鱼刺鱼骨一道，用油炸酥后，下顿饭的下酒菜也有了。那种节俭让人看得目瞪口呆。你也就能理解，过去中国人对生态的消耗和索取是多么少。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西方个人主义中那种人定胜天的狂妄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天人合一、安贫乐道。知足者常乐那些在家文化中产生的伦理。所以，尽管家文化制造了过多的人口，如果一直维持传统伦理，几十个人的消耗不如西方一个人，也不是不能平衡。
怕的就是在已经制造出来这么多人口以后，约束人欲望的传统文化却就此解体，中国从此转上西方物质文明的轨道，每个人都以无限追求财富为目标，那就会把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地推到毁灭境地。不幸的是，中国的这种转变现在已经完成，那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成果。……
综合考虑社会与生态的关系，应该同时考虑三个因素：人口、资源、欲望。如果人口少，人均资源自然多；如果欲望不同，人均资源的意义也不同。这三个因素，最人为的变量就是欲望。从生活经验可以知道，从穷变富，尤其是暴发，欲望是最为贪婪的。因为穷，穷怕了，对财富容易产生病态的渴望。因为穷，修养少，除了钱就很少能树立别的目标。终极关怀和道德伦理本来是对欲望的主要制约。问题是在中国，随着文化结构的解体，随着对“私”和“利”的调动，那种制约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中国人的欲望随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向“钱”看。于是中国状态就变成了一个“最”：人口最多，人均资源最少，欲望最高。这实在是最可怕的一种状况，以最多的人口乘以最高的欲望，去吞吃最少的资源，那将是一种什么后果呢？（322-323页）
梁从诫《环保与公民责任》：
……两汉一直到清朝初叶，我们人口是多少？两汉时期的人口大概只有两千万上下……到了唐朝的时候，……五千万到六千万，所以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我们的人口不过是两千到五千万，就是不超过一亿，中国人口什么时候真正的稳定的超过了一亿呢？到了清朝的初叶——乾隆年间，那已经到了18世纪初，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亿，到了19世纪的末叶，中国的人口增加了多少呢？四亿到四亿五千万，1900年义和团失败了，八国联军打败了清政府，索取赔款，赔款多少呢？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这四万万五千万两怎么出来的？当时就是八国联军说你们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要你们每个人赔我们一两银子，所以庚子赔款，清华就是庚子赔款退回来的钱盖的，庚子赔款是四万万五千万两。
那么到了二十世纪的中期，1949年、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我们的人口是多少呢？大概是五亿五千万，增长了一亿，就在50年中间增加了一亿，这中间当然因为战争，抗日战争对人口的增长有很大的抑制的作用。然后50年来，尽管我们中间有过大跃进，有过饿死人的时代等等，但是就在短短的50年里面，我们的人口一下子从五亿五千万，一下增长到今天的将近十三亿，这个十三亿还是说现在被认为的统计数字，其实很多的人口学家认为可能实际上还不止，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够精确到这个程度。专家们说，中国这块土地能够承受的最大人口不超过十六亿，我在十六亿这儿画了一条线，那么超过十六亿将是什么局面呢？专家们说叫做不可逆转的灾难，我不是小说家，我不是科幻作家，我没有办法用文学性的语言向大家描述所谓不可逆转的灾难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个话大家可以去好好想一想，不可逆转的灾难，超过十六亿人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要争夺这片土地的资源来维持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将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336-337页）
……那么，上面我已经讲了四点，中国人口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多，因此人均资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少、我们经济活动规模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大、我们的科学技术能力，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再加上最后一点，我们全体中国人，全民现在希望、追求尽快地把自己的物质生活丰富起来，这是很文雅的表述方式，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发财的愿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342-343页）
马小平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愚茶《我不认为我征服了沙漠》：
意大利有个女探险家独自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当她走出沙漠之后，她面对沙漠跪下来，静默良久。有记者问她征服沙漠后为何跪下的时候，她说：“我不认为我征服了沙漠，我是在感谢塔克拉玛干允许我通过。”（347页）
龙应台《巨人之死》：
在震耳的喧嚣声中，拉宾是这么说的：
“我是个军人，还曾是国防部长。相信我，几万个示威者的喊叫，还远不如一个痛哭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给我震撼……我是一个经过血浴战场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这是一个转机，虽然它同时是一个危机──”
……
第二天，以色列国会行大辩论，要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以巴协定。拉宾再度宣读他的和平宣言：
“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家乡；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种下一棵树、铺好一条路……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重重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深深植下，他们连根拔起；我们建筑，他们摧毁…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
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不曾毁掉我们的梦想──我们百年来对和平的梦想……”
1993年11月4日的夜晚，他面对上万的群众，以敞开的胸膛面对黑压压、看不清面目的群众，竟然未穿防弹背心。他与群众合唱一首诵赞和平的老歌，然后再度地为和平请命：
“……我向来相信大多数人是渴求和平而且愿意抓住和平机会的。你们今晚聚集在此，证明了这种渴求：要和平，不要暴力。暴力伤害民主，我们必须抵制暴力。”
三声枪响。拉宾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386-388页）
林达《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
马丁·路德·金针对南方的KKK暴民说：
“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你们让戴着KKK尖顶帽的暴徒进入我们的社区，你们在一些路边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嬴过来。”（395页）
苏霍姆林斯基《给儿子的信》：
每个年轻人最主要的是要记住，不要用粗野的情感，如喊叫、暴躁和凶狠来填补思想上的空虚。在人的心理深处，在潜意识里隐藏着一种本能，即动物的恐惧心理、凶恶和残忍。一个人越是缺乏文化修养，缺乏智力和美感，那么这些人的不好的潜质就会表现得越突出，让人感到粗暴无礼。当一个人无法更好地证明自己正确时，他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什么需要进一步证明的了（一般说来，情感丰富、在理智上具有涵养的人就是这样做的），或者大喊大叫，即用“本能的反抗”来填充思想上的贫乏。应该珍惜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神经系统和情感世界。要记住，现在对人来说，需要细腻的情感，如同需要空气一样，而细腻的情感来自于细腻的思想和丰富的智力。感情可以使思想高尚，但是，真正的人的感情不能离开思想而存在。感情来自思想，思想滋润感情，感情寓于思想之中。丰富的思想使人成为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独立力量，它激励人们去实践高尚的行为。
……
教育的实质就在于克服自己身上的动物本能并发展人所特有的全部本性。
兽性就是对一切有生命的和美好的事物缺少怜悯，对别人的精神世界漠不关心，这是所有杀人犯、暴行者的心理基础。要培养对一切有生命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怜悯之心。你将来会有孩子，要记住，一个小孩子，他们的道德和对人们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他们从小对飞鸟、花草和树木的态度。（452-453页）
徐庆平《审美需要真诚和自信》：
我们现在审美的时候，往往进入了一些个误区，不是自己去发现美、不是自己去理解美，去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而是听别人怎么讲的，这样的话他就丧失了自己的审美的基本的能力。审美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真诚，你眼睛看到的美，你觉得是美，那就是美，你要自信，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每时每刻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美的东西，只要有了这一点，我们的生活就会多一些欢乐。（479-480页）
《叩响命运的门》读后感(二)：瑜不掩瑕
终于在校庆前看完马老师的这本书。些许失望。马老师看的书和文章还是有局限性吧。瑜不掩瑕，本书讲情怀的多、讲道理的少。书中文人的雾里看花、叶公好龙、自怨自艾文章，看得我起鸡皮疙瘩。南都文章的篇幅太多了，经典文章少了。
终于知道为什么南都为什么这么推崇本书……
《叩响命运的门》读后感(三)：我就觉得选的不好
第三章，张曙光，《人的三种状态》，里面提到，据英国科学家和美国学者分别认为我们平均只使用了我们脑子的百分之一or百分之六。
请问在这里，百分数之后的单位是什么？使用了什么测量手段？
贻笑大方，呵呵呵。
这本书选的文章有这种漏洞真不合适，因为是给高中生看的，高中生容易迷信权威。且选用了大量深邃复杂但却缺乏根据的哲学类文章，对于思想发育并没有完全成熟的高中生，这些文章会导致高中生跌入无意义的思考深渊，我们不能说为了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就把他们的思维推向极度的抽象和理性。这只是把他们的思维变深了，但是并不深刻。把他们的心智拉离了本能，但却不是提高。
基于此，反对此书作为高中生人文素养的读本。
《叩响命运的门》读后感(四)：不赞同里面的文章
我很敬重马小平老师本人，他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值得令人尊重！
但是，我必须说，这本书所节选的文章里的内容，这些作者们的写作是太过随意与主观了，不是很有普遍性，貌似都是作者们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认为不是很严谨，有那么点说教的意思，或者说自己意淫。也许是看习惯了原版社科心理学教科书那种严谨和逻辑写作吧，许多论证在我看来都是很牵强附会的。比如，竟然有作者用老好几个“据说”，这个有任何意义么？你不查证还敢发表这样的文章？还有什么人的大脑只开发了百分之十这样的没有经过证实的言论存在。如果你要写感受，那你就纯粹写自己的感受好了，你要写论证的话，这种态度和风格，实在不是做学问的。
《叩响命运的门》读后感(五)：137篇文章变为102篇~
向马老师致敬！
我只是想说，原书名为《人文素养读本》，马老师在此书中选入137篇文章，有 16个关于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的主题，共90多万字。很明显，这个实体书，是和谐以后的~~~
北大钱理群教授谈起《人文素养读本》一书时作了这样的评述：“正是在这本<人文素养读本>里，马老师给学生打开了无数道宽阔的大门，通向一个又一个思想
的高地，在那里，追寻人生的意义；讨论公民如何诞生，怎样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探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关系；追究人权、民主、自由、科学的价值和 意义；思考如何唤醒沉睡的心灵，怎样诗意地栖居大地，让思想伴随我们生命到永远；研究怎样拯救因生态破坏而沦落的每个人的故乡，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 又如何用‘有温度的词汇’来表达我们自己-----。”
南方周末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有一天，阳光很好，深圳中学学生向婧看见马小平老师站在教学楼下，茫然四顾，半天不动。原来，马小平因为脑部的胶质瘤，连去教学楼的路都不记得了。
2012年1月18日，马小平的追悼会在深圳中学举行。一切仿佛一个普通的教学日。在马小平30年教师生涯结束的这一刻，他的学生和同事纷纷俯拾昔日时光，在悼词、挽联中追寻马小平过去的点点滴滴。马小平在生前既不引人注目，其讣告也仅仅惊动有限的几所中学。他唯一得到的特殊待遇，是追悼会开得仿佛教育研讨会一般。几乎每一位致悼词的人都谈到了教育，谈到了课堂上的点点滴滴和诗歌小说的种种细节，对于这个生前将生活和工作缠绕得如此紧密的人来说，这便是归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