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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经典观后感有感

2021-06-08 08:13:09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经典观后感有感

  《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是一部由玛利亚·施佩特执导,Dieter Bachmann / Aynur Bal / Önder Cavdar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观后感(一):71st Berlinale Competition

  影片主要讲述了即将退休的教师Dieter Bachmann的日常生活,他在黑森州中部Stadtallendorf的Georg Büchner学校教6b班。这里是一个工业重镇,外来人口比例较高。该区的一个重点是侨民和归侨的融合。这一点也体现在合作综合学校6b班的组成上。巴赫曼先生教授的学生来自12至14岁的12个国家,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语言、文化和习俗。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升学生涯确定方向。巴赫曼先生希望向每个孩子传达他们是有价值的。他还确保没有学生被排除在外。

  一个人在家哪里?在多事之秋的黑森小镇Stadtallendorf的历史上,陌生人经历了排斥和融合。今天,敬业和富有同情心的老师Dieter Bachmann帮助他的学生至少感觉到他们就像在家里一样。12至14岁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一些人还不会说德语。在他即将退休之前,老师希望唤醒未来公民对不同活动领域、主题、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好奇心。

  《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观后感(二):让教育有更多可能的设定

  这部三个半小时的电影《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提供了另一种教育可能的凝视。原来教育是这个样子,老师和学生平等的聊天,聊自己的生活,聊家乡,聊内心的归宿,聊性的启蒙,聊历史教训,原来教育可以是在一间教室里摆上各种乐器,老师和学生一起阅读各种课外书籍,原来教育是每个学生都一种互相理解关爱的氛围里成长,原来教育是每个学生对自己的未来都有各自的幸福的出路,原来教育对每个人的评分可以那么多角度.......

  这种教育的呈现,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点不可思议,我们真的有勇气能跟孩子去谈社会真真切切的问题吗?我们用智慧和孩子们谈性别,家庭,亲密关系的问题吗?我们有能力谈历史,故乡,父母面临的问题吗?

  巴赫曼先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教师原来是一个英雄,一位智者,一位诗人,伦理家,哲人,甚至民族国家的塑造者。而这样的教师必定有他形成的土壤,这种土壤是整个社会合力塑造的。

  我想一定会有人说国情不同,不一定适合中国,但是让我们对教育有另外一种可能的想象确是必要之事。

  因为任何一种价值判断的“好”与“坏”都已经被预先赋予了固定的意义,但作为判断却是建立在预先的意义之上的后来产生的东西。因此如果只是坚持自己认定的认识价值,那么,对于在比它更基础的认识基础上产生的那些论断而言,只要和它不一致,就会被遗弃。

  当我们完全功利主义的看待教育时,似乎排除了那些社会中应该靠教育发挥作用的问题,一切似乎只是为了出人头地,改变阶层,而当一个人世俗成功在一个即使恶劣的社会环境也会变得次要。因为似乎还可以移民作为救命稻草。而电影里的教育则发挥了更多作用,即如何对他们进行公民教育,如何通过语言和教育体制来塑造一个移民“德国”。

  固然不应批评这个孩子,而是他身边的那些灌输给他这种价值的人,教育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办更多的私立学校,收更高的学费,教育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丛林法则千军万能马过独木桥,教育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提高学校知名度变成学区房。当整个社会对教育只有这一种认识想象时,才变得可怕。因为教育是培育一个个鲜活的人,而社会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组成的,不要谈什么阶层,什么农村和城市,当社会上的人只是一个个赚钱工具,只会消费的人时,社会中没有个性,没有创造,没有丰富的可能。

  所以,我们应该让我们对教育的认识敞开包容性,我们勇于去改变既有的价值设定。因为认识在其起源上需要进行一些设定。然而,设定就是对某一认识的固定化过程,就是设定具体的东西。同时,“设定行为自身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是在具体的设定中伴随的被我们意识到的东西,或者说是被知觉到的存在。

  因此,如果“设定行为”自身不是具体的,那么,在以对立的范畴进行描述的方式中,它就可以被视为敞开的或“无定的”。而“敞开的”,在我们添加了价值的属性时。就可以意味着是包容的、宽容的,因此它就可以走向不同的选择。

  《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观后感(三):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视作可以打造出另一个世界的人

  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 Filmstill ©Madonnen Film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子非鱼,原文请戳:把自己视作打造另一个世界的人

  法国哲学家朗西埃在《无知的教育者》里描述的十八世纪法国教师Joseph Jacotot的“另类教育”,和今天德国黑森州北部小城施塔特阿伦多夫(Stadtallendorf)一位中学老师巴赫曼先生(Herr Bachmann)有许多相呼应之处。

  在Maria Speth新作217分钟的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班级》(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里,我找到了理解今日德国的一些新的线索,关于教育(理念,制度)、历史、移民、家乡、种族观念等等。借助这些十二三岁孩子们和巴赫曼先生的互动,我也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和德国及德语的关系。来到德国两年半,通过做中文教师兼职认识一些德国小朋友,在大学也接触到许多刚成年或毕业多年返校求学的德国同学们,我经常想:

  如果我在德国出生长大,接受“德国式”基础教育,我会长成什么样呢?

  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 Filmstill ©Madonnen Film

  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答案,看完这部纪录片,我找到一种回答:如果我有个巴赫曼先生(Herr Bachmann)这样的音乐老师兼班主任,我的生命轨迹一定会有所不同。很多时候,巴赫曼先生和学生课上的交流及课后的单独谈话,都直直戳中我很多困惑不安和自我怀疑的点。也许因为部分的我和那些初到德国不久的孩子们一样,在陌生的环境里,需要尽可能地适应融入新环境,也要妥善安顿思乡的情绪,变动引发的强烈不安全感和新语言新文化带来的恐惧与“水土不服”。

  我从一些孩子身上看到初中时候的自己,也从巴赫曼先生的回答里感受到真诚相待与尊重的力量。如果我在少年及青春期遇到巴赫曼先生这样的老师,我可能不会延续“自虐”和“狭隘”到二十几岁,能够在十几岁时开启“认识自己”的路,更立体地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我是谁?”,“我和他人的关系是什么?”“另一人身上有哪些闪光点?”“我为什么不喜欢XX,这种不喜欢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

  在中国南部小镇接受基础教育并在一座四线小城某重点高中接受“以高考为导向”的高中教育的我,在十八岁之前,几乎没有机会在课堂上接触到“认识自己”有关的知识。当然,我遇到过很关注学生注重平等和交流的班主任、讲宋词时会忍不住掉泪的语文老师,也从一些老师那儿获得很多鼓励与(学业为主)指点,但是,也许因为应试教育的压力,加上高考大省湖南的竞争激烈,多数老师会尽量避免花费太多心力进行学生的“情感教育”,而是专注在完成课堂任务,帮助学生“提分”。

  在巴赫曼先生班上,成绩最好,功课几乎永远全A的女孩子Artenise也有我熟悉的“好学生焦虑”。老师让大家说自己的烦恼或缺点,Anastasia回答道:“我有时候没法好好照顾自己,早上不会好好刷牙洗脸。”听到这一回答,巴赫曼先生有些惊讶,这个总是微笑著、聪明、友善的女孩,也有“不会照顾自己”的一面,他请Anastasia详细说说。Anastasia说,如果功课没有按计划做完,或者某次小测试成绩不理想,她就会焦虑不安,会自责,会选择蓬头垢面“不梳洗”的方式来“惩罚”自己。

  巴赫曼先生继续问:“那上次数学测试,Rebia得了第一,你会不开心吗?”

  Anastasia点点头。

  “Rebia有机会得第一,你不会为她感到开心吗?平时都是你第一,这是她唯一一次第一。其他时候,可能都是她处在’不开心’位置。”巴赫曼先生试著换个方式问。

  “不会!”Anastasia坦诚地摇摇头,否定道。

  “好吧。今天的人啊!”巴赫曼先生轻声感慨,可能孩子们身上这种好胜心理,有些超乎他的预期。

  我身上也曾住著一个“必须第一”的好胜心极强的人格,这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我“安全感”与价值感的唯一来源。如果巴赫曼先生是我的班主任,我会听到他说:“这份成绩评估单是我给你们的’最后报告’,但是,它仅仅是一份即时反馈,它不代表你,它只是一个数字。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你们无法被成绩界定。...”他告诉学生,你这次成绩是D+,因为你努力了,我看到你的进步,这个“+”是给你努力的加分。“评分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当老师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学习如何打分。”

  如果遇到巴赫曼先生,我大概会更早意识到,“成绩”只是个体成长与价值感的一小部分,我不必也不应该用“成绩”来绑架自己,我需要培养更丰富的各种视角,认识自己和他人。

  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 Filmstill ©Madonnen Film

  另一次触动我的讨论是关于家乡(Heimat),这堂课由土耳其裔,在德国出生长大的德语老师带领。 跟随父母从摩洛哥移民到意大利,再移民到德国的Ayman说,他想念摩洛哥,因为那儿有他的家人。 一名来自土耳其的女孩说,她的家人也都在德国,但她还是想念土耳其,想要“回家”,因为那儿有祖父祖母的墓地。

  另一个来自土耳其的男孩说,他的家人都移民德国了,故乡也没有祖父母的目的,“地理上”来看,家人都在他的附近。但他的身份认同还是“我是土耳其人”,他也想念“没有家人”的土耳其,因为“那儿有不一样的土耳其人。”而在德国,“土耳其人”好像只有一种。

  “家乡”用土耳其语怎么说?德语老师问。

  想念土耳其的女孩摇摇头,男孩也摇摇头。

  德语老师说:“你感觉土耳其是家乡,但是你不知道土耳其语的“家乡”怎么说。家乡是很有趣的概念......我在德国出生长大,现在已经在德国生活35年了,我还是不觉得德国是家乡。去土耳其,我也没有回家的感觉。我属于哪里?是德国,还是土耳其?”...

  这样分享式的讨论是珍贵的,语言课不仅仅是“单词和语法”,也是一种珍贵的、敞开式的跨文化交流,孩子们在交谈中了解身边同学的过去/困难/当下想法,也拓展自己对于“家乡”的认知与感受。对于土生土长的“德国孩子”来说,他/她们也许借此更理解其他同学的困难,不会再因为某个人糟糕的德语而恶言相向或是嘲讽欺负对方。 在学期末尾,巴赫曼先生也和正在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开展一场关于性别,家庭,亲密关系的讨论。来自保加利亚的男孩Hasan说,不存在“好看又好相处的女性”(schön und nett),未来不想结婚生子,因为家庭是很大的麻烦,女人是麻烦,妻子会要求自己做各种事情......

  听著Hasan的“女性麻烦”说法,Stefi很不满,(非常有“女权意识”地)反驳道:“当女人遇到男人,才是麻烦的开始。男性才是麻烦,在家只知道享受,把一切责任都丢给妻子。”

  巴赫曼先生提醒两个同学认真听对方的观点,了解“对立的视角”,并引导他/她们以友好、尊重地方式去“辩论”。最后,这场讨论以“潜在哲学家”Jamin对“论战”的点评作为收尾句:“理想和现实总有落差,我们设想的理想伴侣,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里。”

  也许经历有限的孩子们会继续沿袭自己的思路,开始发育的身体,伴著开始萌芽的关于“异性/同性”的好奇与对“理想伴侣”的想象。至少,这一讨论可能成为他们诸多刺激的一种,让他们更包容地看待差异和“期望”的不对等。

  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 Filmstill ©Madonnen Film

  社会学专业转向教育学/教师专业的巴赫曼先生,对于学校作为“机构”这一制度安排一直持怀疑和反对态度,之后成家生子,迫于“生存”需求选择了做教师,一个他从未有过好感的职业。当老师后,他从最初的对“机构”的批判和无力感,到后来慢慢找到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微小)“教育改革”的方式。很长时间内,他被朋友视为教师群体里的“外星人”,因为总是尝试做一些教师“本职”之外的事情。而巴赫曼先生通过多年实践,越来越感受到这种“顺势教育法”的价值: 我和他们“共事”,而不是对抗他们。 I’m working with them, not against them.

  上音乐课时,他发现,当自己弹奏一段复杂的吉他旋律,孩子们跟不上,就开始走神或是产生消极情绪。慢慢地,他学会“降低期望”,降低自己的和学生的期望,从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开始教,顺著课堂的走向,引导学生们深入一些具体的知识点和问题,激发孩子们的探索欲和对事物的兴趣,并帮助他们和自己的兴趣点(唱歌,吉他,钢琴架子鼓等等)从专业的/情感的层面上建立更深的联结。

  退休前和同事聊天,巴赫曼先生开玩笑道:“学校是我至今以来最长的一段“亲密关系”,我已经当老师十七年了。”在这段“亲密关系”,他遇到各种文化/家庭背景的学生,努力去理解每个人的独特点,兴趣点和难处,把班级这一由教育机构人为(随机)设定的“基本单位”,变成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孩子们在其中感受到爱与归属感,也在其中慢慢探索自己。

  没错,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说,巴赫曼先生的教育不适用于“中国国情”,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多,很难做到类似德国十几个孩子一个班的“小班制”,也因为,老师没法只是用可量化的指标(成绩)去衡量“学生的进步”,而是把每个生命视为独特个体,立体地去认识和欣赏他/她,发现他/她(缓慢/微小)的努力和成长。

  对教育者和学生而言,这都是困难的。但同时,这种“全人教育”是有趣的、充满活力的,很可能比单纯“好成绩”更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它也是没有终点的,无法“毕业”的终身学校。

  长到25岁,我慢慢意识到,对我(或许有很多我的同类)而言,最不费力的是“好成绩”,最有挑战的是真诚地、投入地去生活、感受和经历。巴赫曼先生只有一个,我也希望成为小溪先生一样的教育者,结合我的经历思考与专长,去启发更多生命,找到属于自己“打开”方式和兴奋点,投入到具体的事情,尽可能地活得丰富和富于“原创精神”。

  愿你也可成为你自己和身边人的巴赫曼先生。

  Somer

  6.3.2021

  《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观后感(四):老师应该像什么样?教育应该像什么样?

  德国导演玛利亚·施佩特执导的长达3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是一部很好也需要耐心才能看完的电影,表现了一个好的教育制度、一个好的学校老师、一个好的教育方式,对于学生的成长多么重要。德国一个普通的中学只有十几个来自九个不同国家12至14岁的学生的班级,老师巴赫曼帮助学生们越过社会的、文化的和语言的障碍,体会家的感觉,并通过对本国日常话题(在这里看来不少是敏感的话题,如:性、宗教信仰、宗教和伊斯兰极端化、婚姻观、爱情、移民和难民危机、种族和社会融合,等等)的切入,采取与学生们谈心式交流的方式,激发这些未来公民对不同工作领域、主题、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好奇心,促使学生们成为一群“梦想者”和未来的“建设者”。

  老师应该像什么样?就应该像巴赫曼这样富有情感、爱心、耐心和人性,应该是未来的“培育者”也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的“园丁”。这个园丁应该是有独立思想和人格以及个性的大写的人,而不是一个教条的灌输者。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才有可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以可以把老师看作是国家和民族的塑造者,那么该怎样对待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什么土壤开什么花,要有这样的教师,少不了衍生他们的社会土壤。

  教育应该像什么样?电影让观众明白那样的教育制度还是有可取之处,那种教育方式也可以借鉴,原来教育是这个样子。教授知识不是灌输,教室里可以有各种乐器,老师营造的是互相理解和关爱友情,老师和学生平等的聊天,聊自己的家乡和生活,聊性性的启蒙和亲密关系,聊社会现象和历史教训,聊家庭和父母面临的问题等等,通过聊天和讨论缓解化解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培养和训练独立思考能力,让学生选择和树立人生观和世界观。不过,这种教育在这里现实能行得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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