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晓时分读后感锦集
《破晓时分》是一本由朱西甯著作，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324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2021-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破晓时分》读后感(一)：小人物的世界
连着两三个晚上，在灯下读朱西甯先生的《破晓时分》。越读越觉得相逢恨晚，一如朱天心——也是作者的小女儿所言，“大陆读者迟了二十年才看到张爱玲，但迟了五十年才看到朱西甯”。
这几年读书总不免功利心，书架上多是非虚构写作，恨不能把“知识”就这样灌溉到头脑里。朱西甯先生，却以其纯文学的雄健笔力，一洗我心上的躁郁与尘霾。
《破晓时分》是一本短篇小说合集，收录了十三篇故事。笔下人物，单看个个是市井小民，成集也得窥世情百态。
很多人将朱西甯与鲁迅做比。朱西甯的许多故事，的确让人知觉到大先生的影子。他写无知和愚昧，也写堕落与沉迷，写人世间的倾轧与仇恨，也写弥漫如烟的麻木和不仁——“一双双空幻的眼神，没有愤怒，没有怜悯。空幻的、家畜的眼睛”。
读《白坟》时，我格外经常地想到鲁迅先生，想到《药》里那种震慑天地的悲怆与寒凉。多像啊，在义士举丧时琢磨着灵幡拆下来能做多少东西的女人，在新坟前怨怼占了耕地的男人。与夏瑜就义时，伸着颈项仿佛许多鸭却浑然不知所谓的百姓，多像啊。
然而朱西甯终究又有不同，我模糊地感受到这种不同，却难以付之于言，后来终于在唐诺笔下找到了缘故：
“我们在鲁迅先生作品中看到的，是当时比较迫切地不把文学当作最高的东西，而文学是为更神圣的东西来发声的，那种东西在朱老师笔下变得有力道，里面的黑暗不是单纯是黑，而是呈现出各种层次……
在他的笔下的小人物世界，即使是在民智未开的社会，朱先生总会呈现那种世故的民智好像可以解开的事情，这在他的小说里面常常出现的角色，我在鲁迅的小说里面没看到。我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是不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讲，作为一个小说读者，我可以得到一些微弱的可能性跟希望，这是相对来讲比较温暖的”。
唐诺先生所说的这种“温暖”，我愿意将其归于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朱西甯先生的志向在于文学而非教化，但其文字透露出来的悲悯与宽容，却自然而然起到教化的功用。很难想到一个人，将世间的黑与恶看得这样透，却还怀抱这么多温柔。这大略关乎人的本质，人的底色，坚韧而绵长，光明而美丽。
《破晓时分》读后感(二)：破晓时分
“朱西甯，台湾小说家，作家朱天文、朱天心之父”，2018年理想国出版朱西甯系列第一本《铁浆》时就是前面这句文案吸引了我，同时也打消了我阅读的欲望。以前看过几本朱家姐妹的作品，个人感觉印象平平，所以我可以因为沈从文去读汪曾祺，却不能因为朱家姐妹去读未曾听闻的朱西甯。
如今时隔近三年，终于还是读了朱西甯先生的作品《铁浆》与《破晓时分》，与其说我对他笔下的文字有感，不如说我对他所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好奇，因为上个月一口气读掉陈映真的三部作品后深感过瘾，于是萌生寻找台湾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来读的念头，由于之前读过了白先勇，这才有了《铁浆》和《破晓时分》的出场。
《破晓时分》同《铁浆》一样皆是短篇小说集，是在大陆的首次出版。全书共收录十三篇短篇小说，书后附录作家虹影的纪念文以及朱西甯先生的文学年表。
书的第一篇《春去也》开篇第一句“收蚕茧的节令又到了，那总是满地桃花落红烂醉的时候。”瞬间将阅读思绪拉进了小说里的场景。由春蚕的生死、春的来去到人的情思与欲望的萌芽至终结，人物心思复杂的像泥水般混浊的流淌，又细腻的如手里的丝般滑落。
作者笔下人物的处境及其悲喜，不知为何总能给我一些略带诗意的底色。就如同《春去也》的劳作场景，弥漫令引弟儿小姨掩鼻的腥气，却架不住作者对飞鸟、桃花、风筝等春色的描写，以及故事结尾后对相同事物的呼应，让我有种这场景很美但时时凋零的错觉。
作者的文笔是好的，这点毋庸置疑，有时好到会让我忽略掉故事的内核，而纯粹被精炼且优美的语言所吸引，在他笔下，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就像那只被初夏头一场暴雨吃剩几根骨架的残破风筝，像一团又一团急急飞跑而低低压下来的灰云，像睡的死寂只留蛙鸣的村落......
同样作者在对人物的刻画上也足够细腻生动，尤其是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揣摩人意到你会相信这些人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活得有血有肉。在呈现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同时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
只是就我个人而言，小说书写的精彩是一回事，阅读口味的偏好是另一回事。
在这本《破晓时分》的短篇小说集子里，有几篇是我格外喜欢的，如《屠狗记》里的人物可怜、可恨又可悲，《白坟》里嗅到一丝鲁迅先生作品里那悲天悯人的味道、而《福成白铁号》里透过多人视角来呈现生活困境的写作方式是我一直读不厌的。
当然这整本书里也有半喜不喜的，就比如在第一个故事里，邱先生的岳母在反驳女儿关于春蚕生死造孽等言论时所说“要说菩萨心肠，就别穿绫罗缎纱罢，就别使丝绣花罢”，听来多在理。尤其是后面女儿边捂鼻边叫着“杀生害命多造孽啊”，然后脚上那双“羞羞躲躲一隐一现”的绣花鞋倒现实的避着地上的脏水，真是讽刺。
还有一旁那心猿意马又重男轻女的邱先生，在此不得不再次感叹朱西甯先生刻画人物、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时的细腻且真实程度，让我阅读的过程对此人几度反胃。
半天看下来，我应当是没有作者那般心底柔软，我喜欢作者书写故事时的文风，只是不喜他笔下故事里的部分人物，时时惹人生厌，真是“不是风时，就是雨时，人心比甚么都更骚。”
疯猴勿杀20210616
《破晓时分》读后感(三)：迟来的破晓
问世半世纪后，我们才能得见朱西甯先生的作品，而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这迟到的“破晓”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破晓时分》
“我将把它呈现给谁？”
——《挽歌》 W・S・默温
我觉得默温的这首诗用来体现朱西甯先生的作品非常合适。
提起朱西甯先生，很多人会感觉非常陌生。了解台湾文坛的人或许会对他有些了解，他与张爱玲、胡兰成的关系也曾为人所知。即便如此，我们对他的了解也仅是浮光掠影，距离他的精神世界仍有距离，而理想国出版的这本《破晓时分》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一窥那个世界。
一九六七年《破晓时分》在台湾首次出版，如今由理想国再版。本书收录了朱西甯先生的十三部短篇短篇小说。书中作品的成文时间也都在五六十年代，在时空上和我们有了半世纪的间隔。可当我抱着穿越的想法去探究那个世界，却发现其中的很多故事好像似曾相识，离我并不遥远，仍然很有现实意义。
从文字上看，朱西甯先生非常擅长运用心理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推动故事发展。《春去也》中邱师傅的辗转反侧、《也是滋味》中男主对吃面的纠结、《失车记》中疑神疑鬼的邮差、《福成白铁号》各有心思的一家人、《破晓时分》中心虚发抖的老三。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境遇不同，在朱先生笔下却又个个角色饱满，鲜活可见。
从氛围上看，这这本书收录的小说，多数气氛压抑，沉闷，给人一种绝地求生的压迫感，即使到了结尾也让人无法彻底释然。其中《失车记》是个例外，邮差在自己的自行车被偷后，他顺走了别人的一辆车，最后派出所帮他找回了丢失的车，总算是个皆大欢喜。朱先生用自己的笔触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大雨滂沱下，浑身湿透，艰难骑行的邮递员形象。他一路逐家送报，在调侃订户的同时，不忘脑补如何对待顺来的自行车，各种反转，各种纠结，最后也没拿定主意。还好，派出所出手相助，既找回了他的车，又拯救了他迷失的灵魂。
从主题上讲，《白坟》算是难得的一篇主旋律小说。小说从老姓角度讲述了一个敌后抗日战士以兽医职业为掩护，假败家、真抗日，生前被亲人误解、顾不上家庭，受尽冷落和咒怨，直到最后，一架棺椁才揭秘了他的不凡身份。二叔不但自己抗日，还把侄子也送到了队伍里，一心抗日，别无他念。他生前一直被否认，但从不辩解，最终是灵堂的排场和高耸的坟茔用无声的语言高调否认了以往乡亲们对他的嫌弃。
书中被冠以书名的是最后一部短篇《破晓时分》，小说改编自宋话本《错斩崔宁》。这个故事被冯梦龙选入了《醒世恒言》第三十三卷，改名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五十年代国内改编后上映的昆曲电影《十五贯》也曾经火爆一时。与原作《错斩崔宁》不同，朱先生作品采用衙役“老三”这一视角，只讲述了案件前段冤案形成的一段，表现了司法的懒政和人心的堕落。在我看来，这种改编方法类似于剧本创作，对于人物性格刻画更为立体，情节上的描写也非常有画面感。升堂审案一段，情节丝丝入扣，气氛栩栩如生。让人看后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心随着镣铐“哗啦、哗啦……”的声音在紧张、颤抖，“呜……呜……呜……”阴森的低吼让人汗毛直立，上刑时女人的尖叫更是让人心惊肉跳。而以上种种氛围都为“老三”的堕落做了充足的铺垫，让人感觉他的改变也是一种压迫下的必然。
合上书后，我对朱西甯先生的敬意油然而生，文笔的流畅必不用说，单是他的人生态度就很值得我去思考。看完这本书，我有种渴望，去把理想国出版的《铁浆》、《旱魃》、《狼》、《华太平家传》这几本书尽快找到，一睹为快！
朱西甯先生
《破晓时分》读后感(四)：迟到了五十年的小说家，真正的悲剧是善与善的冲突
2018年，台湾文学家朱西甯的长篇小说《旱魃》与短篇小说集《铁浆》由理想国出版，为他的作品在大陆首次面世。年末，《旱魃》入选新京报年度十大好书，是其中唯一一本华语文学创作。致敬辞中称《旱魃》为一部“悍厉而悲悯的小说，至今读来依然鲜明跃动、蓬勃生猛”。
暌违两年，我们推出朱西甯另外两部小说经典《破晓时分》《狼》。在这两部作品中，朱西甯关注的目光从北方乡野传奇延展至台湾本省市镇风情，写法上亦进行了丰富多样的现代主义实践，这在台湾也是非常先锋和深具探索性的。张大春曾说：“朱西甯以他一人默默完成了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实验。”
对于大陆读者而言，朱西甯是迟到了五十年的台湾小说家。他的创作丰富而复杂，他的文学，连同他的人格气度、他的生命理想，标志着此后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
今天分享一篇作家虹影回忆朱西甯的文章，在虹影的印象中，朱西甯先生是“世上尚存极少数极少数的大慈悲者”，是她“多少年来都在苦苦寻找的那种人”。随文一并分享一则视频，为朱西甯的女儿朱天文、朱天心和女婿唐诺，谈父亲其人，谈父亲的文学世界。
朱西甯：最后一位民国小说家
文/虹影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日，台湾图书馆讲堂，《中央日报》“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我注意到上午十点二十分有朱西甯先生做讲评人。我第一次到台湾，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见一下心仪已久的朱先生，准时坐在下面。
虽见过照片，台上七位几乎都是七十上下的作家，要确认出谁是朱先生真不太容易。我尽力猜想，把心思随目光游，其中一位头发白得无一丝灰黑，面貌慈祥而平静，显得仙风道骨，我希望是他，希望。
散会了，簇拥这些老作家的人不断，我只好去餐厅吃盒饭。
通过信，未曾见面的痖弦先生在专心用饭，我没打扰他，择里桌坐下。这时那位头发全银的老先生进来，恰好就在我的桌边。我站起来，问他是不是朱先生，果然是！
1967年，于内湖一村家中留影
他马上从随身包里取出四本书送给我，皆是朱家两辈人的。看来他早就准备好见到我，我也将事先备好的一本散文集送他。不必客套寒暄，像约好一样。
我喜欢地看着书和扉页上的签名，他叫我把书收好，免得人看见，孩童般笑着。
午餐后，一起去图书馆会议厅，台上在讨论中国戏剧，我们在台下轻声交谈。这时，我才仔细打量他：戴着眼镜，却遮不住眼睛里的光彩。我从未见过谁有他那种光力，吸引着我，使我思想放松，心情欢欣。我觉得好像到台湾见到一位失散多年家里的长辈，从小就亲炙教诲，慈爱关怀，今日突然重见，其乐何如。
朱先生年龄比我大三轮，同属虎。我想我们是有缘分，注定要见面的。
早在八十年代初，赵在伯克利大学读博士时，他的导师白芝教授（Cyril Birch），有长篇专文研究朱先生的《破晓时分》。赵读完白芝文，再读朱先生小说，再回头读白文，越读越高兴。朱西甯小说重读《错斩崔宁》，却用的是现代小说方式——白芝称为“压低故事，抬高叙述”。错判冤案的旧主题，成为一篇全新的小说。白芝文结尾说：堕落的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如何开始的？这是任何文学作品所能承受最沉重的主题。
击节赞叹之余，赵把白文译出，附上朱先生原作，一九八七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恐怕是大陆见到有关朱西甯先生作品的最早评介。我和赵都觉得朱先生此作，比他脍炙人口的小说《铁浆》更出色。到英国后，我就读了伦敦东方学院能找到的朱先生的全部作品，以及天文天心的全部作品，而且由于他们，进而偏爱他们家的好友胡兰成，虽然胡的狂劲儿，我不太喜欢。
由此，九五年我读到朱先生评论我在《中央日报》得奖小说《六指》的文章《才华与功力兼美》后，我立即给这位一直爱戴的作家写信致谢。没想到，立即收到朱先生回信，飘逸的书法，行间是对晚辈的鼓励和鞭策。
这就是他，写过吞吃铁浆而争霸道的民族灵性，写过为生存而助恶的民族弱质，写过横扫中原的战乱腥风。我总认为他是个刚烈汉子，至少是见过太多流血和残酷的硬心人。可是，此刻坐在我身旁，却是睿智、自然，而令我倾服的是他的安宁慈祥：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世上尚存极少数极少数的大慈悲者，是我多少年来都在苦苦寻找的那种人。
整个下午，我们违规地在图书馆会议厅后排椅子低声交谈，源源不断，那么多话需要说。他始终怀念家乡，曾带一家子去山东探亲，而这刻他正在编一个山东籍台湾作家集子。给我看长长的名单，其中有管管、马森、王鼎钧、初安民等人。
工作量很大，费时还得费心。他眼光中有几分不安，或许有太多的对故土故人的念情，而在台湾已经太不“时髦”？
他从山东到南京，从南京又上溯长江，重新走旧时路，大江南北，那么多的地方，那么多的记忆。我告诉他“文革”时，我还只是小女孩，一场大火后，在废墟中拾到一个瓷猫，想出了《六指》的故事。
张爱玲亲笔信，1967.7.28
他到过重庆，即带一家子回山东那一次，那时我与他已有书信往来。他吃到闻名的重庆火锅。他喜欢山，任何地方的山，还有水，那种没有污染、带潮湿的气味。
他喜欢熏干花草，清清淡淡的。谈到前些时期生病，良性肿瘤误会癌症，为一场“虚惊”。他喜欢动物，连无家可归的狗也收养。我知道若有一天我没有了家，他也会收留我。我未见他吸烟，他说以前抽烟不少。
那个下午，不时有人走过我们身边，向他悄声致意——研究生，更多的是朋友。大地出版社负责人姚宜瑛女士送给他一本刚出的《张爱玲与赖雅》，他看到我翻得爱不释手，知我肯定也是张迷，定要给我，说他在台湾能弄到这书。
于是，话是自然转向张爱玲。张觉得自己名字俗气，而我名字也如言情小说家，更何况字不吉利。《毛诗注疏》中说：“虹乃阴阳之气不当交而交者，盖天地之淫气也。故朝西而莫东也。此刺淫奔之诗。况女子有行，又当远其父母兄弟。”
他笑着看看我，说他家乡也有种说法：“东虹风，西虹雨，北虹出来动刀兵，南虹出来卖儿女。”
1968年10月，张爱玲赠书（当年皇冠出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扉页题字为“给西甯——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
反正见虹无好事，哪个方向都不行。
他安慰我：“你和赵在教堂结婚，上帝会保佑。赵在哪儿？”
我望望巨大的会场，岂能轻易寻这家伙，从来参加会，我俩各有朋友。虽在一起，吃饭也分开坐，已成好习惯。
他始终微笑，我们谈话的内容从个人生活延伸开，从二·二八跨入八十年代末，从台湾新办的杂志到大陆作家。
那天，我们连续谈了几乎六个小时，言犹未尽。和朱先生告别时，我突然想起A. D. 霍普的诗句：
为了和朱先生一家见面，我和赵放弃会议安排的台湾中部观景之旅。二天后，即六月四日，朱先生特意让他的老朋友、作家舒畅，来六福客栈接我们。街道如棋盘格子的台北，不容易弄错。但电话里朱先生坚持这个安排。舒畅先生来了，一头白发，可以与朱先生比美，会说地道的四川话，爽直脾气，火爆言语。
我们在朱先生一家经常去的酒楼先喝茶。在舒畅先生离开的一会儿，朱先生对我和赵说，四十五年前舒畅来台湾时，只身一人，匆忙中只得把妻子和襁褓里的儿子留在武汉，此后音信全无。等了三十多年，允许访问大陆时，他赶回大陆，寻找亲人。妻子“文革”中跳楼自杀，已有十多年，儿子已过中年，有家有小，到台湾来住过，父子合不来，离台回去后几乎再无联系。等到的失望，比等待的希望更加残酷。舒畅这才发现，留在这世界上的本态，是单身一人。
1959年家庭合照，摄于凤山。后排左起刘慕沙、朱西甯；前排左起朱天心、朱天文
我天生有个缺点：怕见生人，与人相处时间稍长就紧张。才间隔二日，从下午二点到晚上十点多饭余，我一直和朱先生在一起！先是天文来，后是天心、小盟盟和慕沙夫人来。从来没有说那么多话，许久没有那么打心眼里高兴。我很少真正能亲近一个人，对有的人是简单的喜欢，我心里清楚：对整个朱家不仅是深刻的喜欢，而是敬爱。
那一日别后，我们回伦敦，回大陆，彼此信件传真没断。我保留着朱先生的信：“一般所谓的‘一见如故’只是一种夸张渲染，你们伉俪与舍间的初晤，才是名实相符，真的是有缘。”
他这样的信，令我温暖，而心里最想的是，不久就会有一日再见。
果然，九七年年末，我在台湾的出版人、作家隐地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饥饿的女儿》获奖一事，在电话里与我商量去台湾的计划。说完，他却“顺便”告诉我：朱西甯先生患癌症，住了医院。
我特意去店里挑了张祈祷的卡片寄去，心情沉重，母亲重病已有些时辰，日日牵挂里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朱先生。我一心想早点有台湾再次行。
马上到了第二年，即九八年一月，收到天文在这月二十一日信和一册兰草小年历，说她父亲去年十二月中旬住院，元月上旬恢复顺利，出院。又说她父亲在医院得知我的书与天心的《古都》一起获联合报九七年最佳书奖，非常欣悦。
这封信，使我松了一口气：原来又是一个“误诊”！让朱先生知道他对我写作的一贯支持，并没有“看走眼”，也使我欣悦，还有些说不出来的安慰。
一九六七年农历新年，朱西甯携妻刘慕沙、女儿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返回妻子苗栗娘家，看望亲人
台湾再次行被搁浅，被其他事给隔开了。谢谢隐地先生，他说，有一张飞机票为我留着。
却不料三月下旬，隐地先生来传真，提及朱西甯先生已走。看着传真，我即刻呆了：整个台湾突然被削去一半，那个有位亲人长辈的一半；余下的一半，又重新陌生了。我真是非常非常明白，以后再去台湾，台湾已不再是有亲人长辈的台湾；我也不会有安全感，像以前曾想的，若有一日我没有家，朱先生会收留我。但朱先生现在不在了。
我就是这么来看待朱西甯先生。说实话，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我对台湾文坛完全不了解。想起那次临离开台北时，与初安民一起喝咖啡，说起与朱家的见面与长谈，他十分惊讶，说他们是隐士，受人尊敬，却太孤傲，不轻易与人来往。
我想他们对我优容有加，只是对我的褒携。
现在回想，除了朱先生对我——一个热爱文学的大陆人，两次在《中央日报》隐匿姓名小说评奖中力争，并写评论，使我这个在大陆从不受赏识的作家无法不感慨，尤其是之后，他写了那连载《中央日报》整整三日的长文《写自己？还是写自传？——看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可能那时癌细胞已找上他。在他生命的尽头，寄来三页剪报，错排处一一朱笔修改。
1976年摄于台北景美家的后山
如此长文，我读了之后，感动之余，可能反而觉得生分了。我给他写回信，写得很短，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但我总以为有机会再见到他，就像在图书馆第一次见到那样，而一切可能的“隔”，会重新消失。
而现在讲，已太迟。在伦敦的日子，与一个人相处，清静，淡泊，生活也逐渐简单。我坐在桌前，写作前想的就是朱先生文章里的话，事实上，那的确是朱先生在世留给我的最后的话。
他让我不要学“外在世界萎缩，不得不凝视内在，微观自我”的所谓“新生代”作家，而保持“广阔的宏观视野”。他对“新生代”的总结真是一语中的，我很庆幸我没有厕身任何一“代”。
他又说，“落叶自归落叶，落影自归落影，空里东飘，地上西移。”这几句禅语似的话，玄机极深。我想了一年，觉得是想通了。但禅语的理解，是不可言说的，只能放在心里。
重读作品，是对一个作家的最好纪念。我一直在读朱先生的作品，他在我的阅读里返回，不再走了，不再离开我。多好，有此妙方，就能常常见到他，与他说话，告诉他那些无法对人说的话，失去他的心，不再发出痛喊。
朱先生在评论我的书时，借用《神曲》中的例子说，如果心灵不能相通，“就那么老是错身，以至穿身而过，休怨缘悭一面。倒是这憾相逢相绝相浑而不相识，尤难相知。”
每想起朱先生时，我最大的欣慰就是我们见了面，相识了。而在作品中，我们真正相知了。
白芝当年研究朱先生的《破晓时分》时，开场用了一首当代诗人默温（W. S. Merwin）的诗，题为《挽歌》，只有一行：
朱先生不在了，我这点文字拿给谁看呢？这么点犹疑，使这篇小文耽搁了一年多。这点文字不是给慕沙夫人和天文天心天衣看的，她们的悲痛终究要平复，而我这点文字只能使她们回想起痛楚。
是的，是给我自己看的，我的心路历程上，朱先生曾经给我指点一段路，谁再会指点我？在前面，那个岔路口，会是他吗？
（一九九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