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明（中译修订版）》读后感锦集

　　《六朝文明（中译修订版）》是一本由[美] 丁爱博（Albert E. Dien）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页数：7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六朝文明（中译修订版）》读后感(一)：换个角度看历史

　　换个角度看历史相信很多人对六朝历史的概念都是从“桃园三结义”直接跨度到了“玉树后庭花”，对中间这将近四百年的分裂的历史几乎是忽略的。但是，处于汉朝和隋唐两个大一统时期的六朝，怎么可能只是中国历史上的过客。习惯于从政治事件来看历史的人们或许会被六朝的各个国家各个人物折磨到头晕脑花，所以不妨拿起这本《六朝文明》，换个角度来看历史，看看这个时期社会文化、人们的生活是怎么发展和变化的。

　　丁爱博教授是海外研究六朝历史的权威，这本《六朝文明》和往常的历史类书籍不同，是通过整理大量考古学的资料，来还原魏晋南北朝将近四百年的历史；通过日常器物的变化，来分析六朝的政治、社会、军事等方面的变化；此外还涉及了六朝的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正如丁爱博教授在开篇第一章所说：“六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尝试对这段历史进行任何的概括，都不会很贴切。通过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来补充文献材料的不足，或许会让我们对这段时期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中肯的认识，从而带来更加深刻的概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墓葬的规模，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整个社会的动荡与经济的衰落，从墓葬的形式，我们就可以找到重大历史事件的线索。

　　疫情之前几乎已经是逢展必看，但有些器物总是看的一知半解，比如器物的起源，又有什么特点，是怎么发展到我所看到的那样。这本书整理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几百张图片，在各种历史类展览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器物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它的身影。例如我所感兴趣的堆塑罐，书中将堆塑罐从汉朝到东晋的发展进行了整理和总结，讲述了堆塑罐是如何从简单的四联罐发展到拥有浮雕人物、动物、密集的角楼等丰富多彩的形象的堆塑罐。实在是让人大开眼界。丁爱博教授在这本书中还讲述了陶瓷、青铜器、铁器、镜子、金器等各种器物在这段时期的发展史，当我们再走进展览中的时候，会对这些器物有和之前不同的认识。

　　通过对城市、墓葬、日常器物等发展变化的陈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南北融合、多民族相互影响的中国文化发展史。六朝分裂的历史不能被汉唐的大一统、文化的大发展所埋没，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原文化和各民族、各地方的文化相互融合，才形成了灿烂的隋唐文化。我们现在的很多习惯还能找到六朝时的烙印，比如“正是从六朝时期开始，中国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饮食习惯区，北方的主食是面食，而南方的主食是煮熟的谷类或粥食”。丁爱博教授在结语当中说“这反映了一种文化的融合，而不是文化的同化”，这句话正是六朝时期文化发展的写照，也是几千年华夏文化发展的写照。

　　《六朝文明（中译修订版）》读后感(二)：一堂生动的六朝文明课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时代，政权割据、战争频发、人口迁徙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正是在这个所谓的“黑暗时期”，中国的艺术、技术、思想和文化都取得了巨大的创新和发展。第一章的注释里面提到，六朝时期指的是以建康（南京）为都城的几个朝代（即吴、东晋、刘宋、南齐、梁、陈），我们习惯称之为“魏晋南北朝”，但由于这个词用英语表达太过繁琐，因此作者使用了“六朝”这个词语指代这一时期。本书作者丁爱博教授通过城市与边镇、建筑、墓葬建筑、皇室墓葬、墓内陈设、物质文化与艺术、家具、服饰、铠甲与武器、音乐和乐器、日常生活、佛教与道教，全景式地展现六朝时期的文明成果，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六朝历史课。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动乱时代，却产生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六朝时期，虽然也经历了八王之乱、永嘉东渡、五胡乱华的乱象，但也产生了承前启后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建筑、宗教等方面获得了大发展。由于统治者的鼓励与支持，佛教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大发展，这也是六朝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方面。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蔚为壮观的雕刻，“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等诗作的描绘，都是这一时期佛教艺术发展的生动写照。

　　大到城市的建筑，小到居民的日常器物，作者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以及教授、专家、学者的资料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及军事征战的情况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既有趣味性，也有学术性。比如对建筑的描绘，从柱础铺陈、檐梁设计再到斗拱架设、屋顶的架构，南方建筑与北方建筑的差异及其成因，在本书中都有体现，图文结合的呈现形式也让严肃的学问研究与知识的趣味性得到完美融合。

　　作者着墨最多的是墓葬建筑，用了三章的篇幅对皇室墓葬以及普通墓葬进行细致的考察研究，从壁画研究，墓葬的设计到物品的陈设，结合各类型的参考文献，读这三章的内容就如同参观一遍六朝文明的主题展览，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低于墓葬的构造、砖石结构以及壁画的风格、陪葬品的特征，分析背后的成因以及还原当时的历史图景，这几章内容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功力和扎实历史研究功底的部分。

　　虽然政治上动乱，但毕竟广大的民众在努力生活的基础上没有放弃对精神文明的追求。这段历史时期在音乐、绘画、书法上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比如嵇康的《广陵散》、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有造成洛阳纸贵的《三都赋》等等。在第十二章的结尾处，作者写到“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只能就此打住。”作者非常的谦虚，亦或者说比较凡尔赛，本读者觉得作者对六朝这段时期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生活研究已经足够细致，内容也很全面，假设给予作者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或许作者还能够释放更多能量，提供更加丰富的研究成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六朝文明（中译修订版）》读后感(三)：考古学视角下的六朝文明

　　美国汉学家丁爱博（Albert E. Dien）的著作《六朝文明》，名为“六朝”，并非只讲述金陵故事，而是囊括了公元3世纪至6世纪后期魏晋南北朝的整段历史。

　　丁爱博认为，六朝虽然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但绝不能以“黑暗时期”一语概之，实际上，六朝是在诸多方面（如文化、政治、社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创新与成就的时代。《六朝文明》一书，以考古出土实物为基础，对照传世文献，从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古角度，全面细致地考察六朝的政治、社会与日常生活，材料引据基本出自各类文物档案或通报，还有宿白、夏鼐、杨宽等名家著作，以及《魏书》《洛阳伽蓝记》等典籍记载，近期的中译修订版增加了大量文物图片，文图并茂，更具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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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首先从六朝城市规划谈起，重点讲述了邺城（今安阳一带）、洛阳等北方城市和武昌、广陵（今扬州）、建康（今南京）等南方城市。丁爱博分析了这些城市的城门、城墙、城区规划等情况，他注意到了北方城市双重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也注意到了南京在此时一跃成为全国性的大都市是与军事重镇晋陵（今镇江）的拱卫有关系的。这些城市的建设特征，很好地反映了六朝这段动乱不堪但充满了活力的时代的历史进程。

　　这部著作的写作特征逐渐显露，它很少直接描述南北朝的政局和经济状况，但它又时时、处处在说明南北朝的基本社会状况，作者充分利用考古学呈现社会状况的各个方面：地方特色鲜明；过渡性浓厚；边远地区开发增加；很多遗址、遗物显示了军事需求；很多文物反映出民族交流、融合的特征；佛教建筑、雕像、绘画等的大量存在，说明这一外来宗教已经在本土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这些描述，逐渐汇聚成了一幅全景式的六朝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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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的重点是墓葬，这是可以理解的。古代墓葬的发现向来是中国考古学的大宗。正如艺术史家巫鸿所说的，墓葬考古的三大首要目标是采集、整理和分析考古数据以便为将来的研究服务，这些工作让考古学家得以确定区域特征和时代特征，进而推展出关于墓葬所处时代以及中国墓葬发展的宏观历史叙述。巫鸿的“墓葬美术”概念和相关论述，也是该书倚重的学术成果之一。

　　作品从探析实物资料切开，深入研究了墓葬建筑、结构、画像、棺樽、殉葬品、文字材料以及局部的纹饰、图案及其整体风格，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墓碑、墓志等内容。这部分论述出现了近百处墓葬及其局部分析，包括文字和图案，作者注意比较各处墓葬的特征和同异，细致丰富，让人信服。基于类型学的进一步分析，揭示了墓葬包涵的重要信息。

　　比如，作者描述，辽宁地区公元3~5世纪的慕容鲜卑文化以石板墓为特征，较小的墓葬由石块垒成，墓壁涂抹灰泥，上绘壁画，梯形木棺的头部较为宽阔，灰陶罐仅限于以弦纹或凹槽纹为装饰，也有多种反映游牧生活的器物，如帯扣和马具。中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于漆杯等器皿，偶尔见于家居、农业用具模型、砚台等。此外，也发现了一些匈奴主题的纹饰，甚至还有来自西亚的玻璃器。类似这样的考证和分析，鲜明揭示了六朝的文化混合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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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文化混合体特征也呈现在家具、服饰、武器、乐器、信仰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品后半部分的陈述，接近于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的名物写法，同时也借鉴了文物大家孙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以琳琅满目、罗列纷呈的器物，表现古代民众的日常生活，还原上至宫廷、贵族，下及商人、百姓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几乎无所不包，让人叹为观止。

　　作品堪为“六朝百科全书”，尽管如此，仍有疏略。比如，城市规划着重布局，但是，城市景观例如北方的庄园、南方的园林这类精英生活的重要表现却被忽视了，该书也很少谈及六朝的书法、绘画、文学等成就，似乎过于重视“物”而忘记了“文”。或许，这也说明了中国南北朝的确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大时代，即使像这样一部厚重的专著也无法全然尽现。

　　《六朝文明（中译修订版）》读后感(四)：《六朝文明》与历史观

　　三国时代恐怕是普通人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最喜爱的时代之一。然而，人们耳熟能详的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官渡之战、赤壁大战，无论它们是史实抑或传说，都很难划归那种严格的【三国时代】——因为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汉献帝（甚至汉灵帝）仍然在位，按理，我们应当称之为【东汉末年】或【汉末】。因其群雄并起、割据四方，才在刺杀、征伐、逃亡之中激发了关乎成败兴亡的抉择，构成了那些故事传唱千年的最佳要素。若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算起，到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已经过去了36年。最引人入胜的三国故事，大都是在这36年中发生的。也就是说，多数人眼中所谓的三国，大体上乃是东汉末年之事；魏蜀吴三国真正成立以后的事情，却较少走进大众的视野。毫无疑问，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存在着某种不协调、不一致。

　　事件本身不会不协调。只有当人将事件看在眼中、听在耳中、记在心中，作为思考的材料，变成论说的源泉，以及出现某种缺场、丢失、空白的时候，它们才会在不同个体的心灵中冲撞、分岔。假若乘坐时光机回到公元190年，询问曹操他是何种人，在他正确理解了我们这个问题含义的情况下，可以料想的答案应是”汉人“。问题恰在于，他真的可以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含义吗？秦、汉分别是一个朝代名称还是一个国名？汉人意味着地理区域还是血统继承或文化继承原则？对于曹操来说，这三者之间有区别吗？意识到曹操观看世界的方式与我们不同只是一个开始，难的是如何理解、把握这个不同。

　　《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指出，在考察欧洲的古代-中世纪-近代三阶段分期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不同领域的变迁时点总是有先有后、各不相同。无论你选择何种时间点作为惊天变革的开端、崭新时代的起始，总是会有着某些具体领域纹丝不动、波澜不起，不仅和几十年前没什么区别、还要到几十年后才稍微有点动静。反过来说，如果完全无法概括一个时段的关键特征，我们也就无法将一个时段对象化、概念化。简言之，我们将无法谈论历史。因此至少一种模糊且实用主义的分期原则是历史所必须的。同时，历史研究者要反复超越这些时期划分。要达成此种目的，必须摆脱文献学的单一视角，因文献本身已是眼睛所见之物了。长时段理论强调宏观结构，就在于它并不为历史中的人直接看到、直接处理；通过物质遗存来获取不被看见、视若无睹之物，亦是一条可行路径。这恐怕亦是当代史学中社会史、心态史、日常生活研究等取向兴起，以及历史研究者广泛采借人类学、考古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来由。

　　唐史大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强调了北齐礼制在隋唐制度中的重要性（近因齐隋，远祖汉魏）。隋唐制度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源自西魏（北周）的府兵制，这是初唐强大军事力量的制度基础，自然是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但是，从（东魏）北齐曲折绵延传下的北方礼制，构成了更为重要的文化力量，极大影响了北方政权的礼仪、建筑、刑律等各个方面。通过对礼制这一文化中最显见因素的分析，陈寅恪理清了北方“民族融合”过程汇拢归一、重入汉家的来龙去脉。80年转瞬即逝，陈寅恪的唐史研究已经构成了20世纪唐研究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考古成果层出不穷、大有可观，完全足以引为补充、修正。《六朝文明》对20世纪中国的魏晋南北朝考古成果做了精当、融贯的论述，刻画出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物质文化在时间上的连续与断裂、在空间上的差异与融合，蔚为大观、十分精彩，想必亦能使中国中古史研究如虎添翼、更上层楼。

　　相关阅读：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9.4

　　陈寅恪 / 2011 / 商务印书馆

　　光宅中原

　　8.9

　　倪润安 / 2017 / 上海古籍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

　　7.4

　　朱大渭 / 2005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9.4

　　嚴耕望 / 2007 / 上海古籍出版社

　　逝者的面具

　　8.7

　　郑岩 / 2013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六朝文明（中译修订版）》读后感(五)：复活的六朝

　　不同于一般所见中国古代史研究偏重史料分析和政治经济史叙事，美国著名汉学家丁爱博（Albert E. Dien）这部经典著作《六朝文明》，在关注视角、研究材料与观点论述等方面，可以说都给读惯了上述中国史（甚至其他国家历史）作品的读者一种新奇之感：作者聚焦于“六朝时期”（实则在地域和时段上包含了整个汉末至隋初的魏晋南北朝）的“物质文明”，通过考察分析公元3世纪至6世纪后期遍布中国南北的物质遗存（即考古发掘成果），展现了一个传统历史叙述中汉唐之间“黑暗时期”之外别样且丰富多彩的六朝时代。

　　“哼哈二将”镇楼——个人很喜欢的两座北朝风格石像。笔者拍摄于大同市博物馆。

　　可以说本书在篇幅布局方面即已迥异于我们一般所接触的历史叙述——既非事件性的，亦无时间上明确的线性流动：全书除去前言及结语共计13章，其中除第一章概述六朝（魏晋南北朝）历史外（“由于六朝并不是一个很受关注的时代，所以有必要勾勒一下这段历史的梗概。”[p.001]顺便一说，由于是概述性质且主要面向域外读者，该章历史简述难说高明，其中叙述模糊甚至存在疏漏之处并不算少，阅读时须加注意），剩余12章分别以城市、建筑、墓葬、物质文化与艺术（即器物）、家具、服饰、铠甲和武器、音乐、日常生活、宗教等为主题展开叙述。

　　满城汉墓出土盔甲复原模型，作为六朝时期片状铠甲可能的原型——汉甲目前仅存的少数实物，在本书第462—474页有所提及。笔者拍摄于南京博物院（“兄弟王”特展）。

　　这种叙述展开多少让人想起了中学历史课本中每个朝代单元最后的一两课——这一单元时期内的文化、技术、生活与艺术，不过在本书中，这些传统意义上的配角得以“翻身农奴把歌唱”，成为作者关注并力求呈现给读者的历史叙述焦点。丁爱博的此种对于物质文化历史的关注应当源自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尤其是是从另一位著名西方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本书中译为谢弗）的早年经历，而这部作品也被本书译者李梅田评价为“内容和叙述方式与谢弗的唐研究著作相仿，其所达到的成就也可以与谢弗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媲美”（p.694）。

　　以物质文化为切入点研究历史的优势在本书中可以说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展现：

　　一方面，这一研究视角得以从微观层面细致观察六朝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如本书第四至第十三章，从墓葬陈设、器物、家具、服饰、音乐、日常（衣食住行）、宗教等方面细致考察并叙述了六朝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力求实现对六朝士庶的之生老病死、精神物质的全方位展示。

　　另一方面，在微观考察的基础上，作者又得以通过分析上述时段、地域与阶层之间差异形成的可能原因，将微观的考察上升至对整个六朝时期历史演进与社会风貌的宏观阐述——以第四章“墓葬建筑”为例，作者通过对北朝墓葬进行历时性与地域性的考察指出，北魏政权在由盛乐经平城至洛阳的迁都历程中，鲜卑贵族的墓葬形制发生了数个阶段的变化，展现了鲜卑拓跋氏“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的适应过程”（p.123）；而在北魏葬式基础上，由其分裂出的西魏（北周）及东魏（北齐）又分别继承或演化出了相互迥异的墓葬建筑风格，并最终通过隋唐的统一重新归复了北魏后期（洛阳时期）与西魏北周时期的墓葬风格，又体现了一种政权继承性对墓葬风格延续性的影响（p.129—131）。

　　自上而下分别为北魏（洛阳时期）、北齐和唐初墓葬形式，可以看出上下二者的延续性与中间者的差异性。图片来自本书128—133页插图。

　　而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墓葬建筑风格“汉化”的总体趋向，东北地区的慕容鲜卑长期以传统的石板墓为特征，“中原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漆杯等器皿上”（p.143），倒是十足的“鲜体中用”；西北地区则呈现出另一种差异——不同区域及民族的墓葬风格呈现各自特色的同时，又基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地广人稀、气候干燥、缺乏石料、沙土地质）而表现出了一种总体上的相似性（深埋、斜坡墓道、横向墓穴、形成家族冢域）（p.156）。

　　在上述案例中，通过对多个墓葬建筑风格个案的考察，作者比较、归纳、分析，从而得出关于文化交流、政权更迭统续、地域分野等诸方面的判断与假说——从微观层面的生老病死到宏观领域的家国天下，就此而言，《六朝文明》所采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视角显然能够带给读者一种更加立体的历史阅读体验。

　　而开展关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则离不开对于考古学成果，即遗址和文物的考察运用。也正因，《六朝文明》作为一部经典的魏晋南北朝物质文化史研究著作，也必然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同时期历史考古学研究范例。

　　本书“针对六朝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要基于中国大陆正式发表的考古报告”（前言p.001），也正因此，插图众多成为了本书的一大特色——全书采用了近400张摘自各类考古报告的素描、拓片、照片或复原图，最为直观地向读者展示了这一时期各种器物或建筑风貌。

　　且不说在作者着手撰写本书的20多年前，即便在当下，以考古学成果为主要材料开展中国史研究亦并非常见——尽管早在20世纪初即已有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强调运用“地下之新材料”考证历史文献的准确性，但后世的史学研究大多也仅止步于考古学成果的印证作用，对由此造成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不足，本书译者李梅田教授的评论可谓准确：

　　而作者丁爱博对于自己为何坚持以考古学成果作为研究六朝历史的材料基干，也有一句重要论述：

　　而如我们所知，中国古代强调其政治或意识形态内涵，且惜字如金的文字史料文献，以及基于这些文献所开展的制度史和重大历史事件研究，恰是助长甚至培植上述“标签式概括”的土壤。也正因此，作者对于实物史料的运用，正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文献史料研究（尤其还是对六朝这样一个复杂时期）种种不足的矫正，“或许会让我们对这段时期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中肯的认识，从而带来更加深刻的概括”。

　　值得一提的是，除却上述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价值之外，大量运用考古学实物成果开展研究同样会产生一些“无关大局”却足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意外成果。例如，作者在第五章“皇室墓葬”中提及，在发掘北周武帝宇文邕与皇后的合葬墓时，“令人震惊”地在棺木中发现一件“质地不明”的坐佛像。（p.251）作为历史上发起大规模灭佛运动的“三武一宗”的其中一“武”，周武帝究竟怀着何种想法以佛像陪葬显然已无从考察，亦不会改变后人对其文治武功与灭佛运动的评价。不过这种君王传统形象背后的“秘辛”，倒也足以带给读者和研究者一些遐想与趣味了。

　　当然，正如文献史料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以实物材料研究历史亦非尽善尽美。而第四至六章对墓葬的研究、第七章“物质文化与艺术”与第十二章“日常生活”作为本书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典型的成果，却同样也是其种种不足的体现之处：由于文物材料的遗留、保存与发现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社会风尚、材质、自然与社会状况、盗掘），其样本也必然存在种种局限（比较典型的例子，如《考古者说》的作者郑嘉励老师所言，无论愿不愿意承认，墓葬发掘终究是考古发掘工作的主体），难以直观地反映历史之“真”（如相对瓷器、金属器或墓葬建筑而言，服饰、饮食、家具、地上建筑等由于各种原因，终究难以留下较多实物，对这些物质文化的研究也仅能依靠少量实物与壁画、模型乃至文字史料，较前一类物质文化而言终究更有可能“失真”）。加之文物材料作为一种“无言的证据”，终究需要留待研究者提出种种假说——这当然避免了文献材料的“标签化”隐患，却从另一个面向上造成了研究缺乏共识的尴尬境况：本书第314页论及南、北方墓葬中随葬人俑数量的绝大差异时，作者先后提出了两种相互之间略显矛盾的假说（对世人的尚武展示or为自己的往生做仆役上的安排），可以被视为这种“去定论化”的缩影。

　　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武士俑，全部共计88件铠甲骑兵俑和122件步行俑，此处为陈列的部分人俑。笔者拍摄于大同市博物馆。

　　也正因此，尽管本书强调对于文物材料的运用，却也不排斥文献资料的参考价值。除常规的史书典籍外，本书还多处引用《洛阳伽蓝记》《西京杂记》《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文学类作品或笔记印证六朝时期的城市格局、建筑形制、物质文化与生活习俗。这种与传统史学研究（文献材料为主、文物材料为辅）相反又相似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或许也是《六朝文明》对后辈历史研究者的一种启发性意义。

　　当然，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述：“物质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它们塑造了物质文化的形式，决定了物质文化成果的功用。”（p.495）无论是物质文化史的视角还是历史考古学的方法，汇总于本书，皆是为了服务于作者对于六朝历史的写作，即对于六朝这一复杂时期给出“一个中肯的认识，从而带来更加深刻的概括”。

　　在我们的传统叙述中，魏晋南北朝往往被作为介于汉、唐两大帝国的一个中间时期，即一种暂时性的状态。这一历史时期始于汉末的农民起义与军阀混战，经过西晋王朝短暂的统一，即陷入“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与多个政权频繁兼并、更迭的状态，并最终以王朝归复统一而告终。期间尽管有所谓的“民族融合”与技术、制度、文化领域的种种创新，但这一时期总体上视为战乱与动荡的时代，因而评价趋于负面。

　　对于这种传统上对于六朝的负面评价，丁爱博套用欧洲史研究中对于中世纪的评论，将其总结为“黑暗时期”——不过这种套用显然是有其内涵的：正如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开始注意到其中的一些“闪光点”，对其历史评价亦趋于多样化，通过对六朝时期的物质文化展开研究，作者也同样指出，在“黑暗时期”的“标签式概括”之下，六朝时期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呈现出相对于传统评价更趋于正面和丰富的历史图景：

　　其一，六朝固然是一个战乱频仍、社会混乱的年代，但人们的日常生活仍具有基本的延续性，无论是前述墓葬形制或城市布局的由（北）魏入唐、主流音乐在汉唐之间由钟磬雅乐向丝竹管弦的历史性转变这些成功案例，抑或是由汉代闽粤地区流行的联罐发展演化而成，并于一度流行于中国南方，却最终于东晋时期逐渐销声匿迹的堆塑罐（魂瓶）（p.292—295）这种“渡劫失败”的案例，皆表明六朝时期的物质文明与前后两个大一统帝国存在着密切且多样的联系（更不必提还有《齐民要术》这类承前启后的总结性技术著作），而非历史的“洼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当然会出现一些变化和发展，但绝不是对过去的断然割裂。”（p.609）

　　由于流行时代较早且较短，堆塑罐（魂瓶）大多为陶土或青瓷材质。这一器型多作为随葬品，被考古学家猜测具有宗教或亡灵安息的意涵。笔者拍摄于镇江市博物馆。

　　其二，相较于传统论述对于六朝时期“民族融合”进程中非汉民族“汉化”过程的主轴论述（孝文帝改革可谓典型），作者更为强调非汉民族对中原文明之影响，并指出“非汉游牧民族在北方的统治”以及通过丝绸之路大量涌入的外来货物和客商“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日常至服饰、饮食、交通与音乐，庄重至棺木形式（梯形）、骑兵形态（具装骑兵的出现），甚至于佛教、祆教传入对中原风俗、制度、儒学文化乃至建筑样式（最为典型的如塔式建筑）的改变，可谓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影响中当然有失败者（如佛教造像碑这种外来文化在中国本土化的尝试，最终于唐代后销声匿迹，p.586—590），但其中更多影响唐宋乃至后世，并成为中原汉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六朝时期诸如金银器形制等一些未完成的非汉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其遗产往往被隋唐继承内化并最终发扬光大，在作者看来，这种“迟来的接受”与汉族王朝实力增长带来的心态变化[即对异族文化趋于包容和欣赏]有相当的联系，p.402）。简言之，这一时期的民族或中外关系，不能仅理解为“同化”“汉化”或一种有明显流动趋势的“融合”，而更多的带走“交融”的色彩。

　　同一墓葬中兼有胡、汉两种服饰出现于壁画之上，可以说反映了这一时期物质文化交融的一种具体状况。笔者拍摄于山西省博物院（“壁上乾坤”特展）。

　　其三，六朝时期政治与民族层面的南北对峙，为中国文化与社会生活习俗地域多样化的形成于展演创造了契机。既往通过文献资料及与之相配合的精英阶层实物资料所展开的研究，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这一时期南北方种种文化与习俗的差异（包括礼节、语言等），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上层宫廷生活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或许远高于社会中下层，这使得南、北方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可能有很多相似性，而由于气候、地形差异，南、北方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往往相差较大（如北面南米、北马南舟的饮食和出行习惯基本即形成于这一时期），这种难见诸文字的多元文化通过物质文化与考古资料重现。加之“隋唐的统一将曾经强势的地区性亚文化送到了尽头（或者说更为深入地隐藏在了基层社会）……南北的差异可能已经不在那么明显了”，也正因此，六朝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是：

　　最后想要提到的是，作为一部以考古学成果为主要研究材料，以物质文化史为视角所开展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博物馆搭配或许是《六朝文明》的最佳阅读方式：无论是阅读后前往相关文物所在的博物馆参观，还是游览后再翻开这部“砖头”细读相关段落，其所能带给读者的沉浸感恐怕都是单纯的历史读物或文物图册所不能比拟的——当你在读过本书第十三章“佛教与道教”中关于佛像的段落，再伫立于云冈石窟巨大造像或栖霞山千佛崖密集洞窟之前仰望时，脑海中出现的或许就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穿越山川平原前往中土传教的僧侣、施舍财物祈求安康的富裕供养人，以及更多的辛苦雕凿这些“异域来客”的工匠与学徒——他们曾经的生活与观念凝聚于文物之上，并最终通过丁爱博的文字传达给了我们。

　　这一刻，六朝活了。

　　需要仰望的北魏石窟造像。笔者拍摄于云冈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