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读后感精选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是一本由仇鹿鸣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页数：3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读后感(一)：极好的政治史，但还是嫌它软绵绵的
实在是太精彩了，以至于我强忍着打3星的冲动多给了1星。本书试图突破刚性的政治集团（党争）的分析框架，代之以纵深和交叉的人际网络分析，从而能够透视政治斗争的“精微之处”，读来不时让人拍案叫绝。书中处处可见陈寅恪和田余庆的影子，作者也确实将这个题目做到了极致。但也正因如此，反而暴露了这种分析范式的局限。
习惯了明清时期浩如烟海的史料，本应对此书的不足表示宽容与理解，然而作者对“人际网络”这一概念的一晃而过，让我不禁有暴殄天物之感。整本书多张表示“人际网络”的图表本应该是点睛之笔，然而其排列与绘制却罕有章法可言。好的图表应该具有清晰的逻辑，而不是向读者强塞未经处理的信息。这其实反映出作者对“结构”这一概念思考不清。通读下来，全书更像是在“解读”而不是“解释”，也正是因为作者虽然向读者揭示出多种政治网络与权力结构，也注意到了时代总体的趋势，但却忽视了其背后的制度逻辑。读下来，我只能感受到一团一团的人，却感受不到他们的结构与相对位置，更不用说他们用于政治斗争的工具何以戳中他们心中真正的痛处。脱离了制度的政治史，只能是空中楼阁。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读后感(二)：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的可能性分析
《晋书·宣帝纪》载：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 则司马懿先以不能起居之由推辞曹操之辟，后面临生命危险时才就职，这是因为他“不欲屈节曹氏”。关于司马懿是否真的“不欲屈节曹氏”，宋人叶适便在《习学记言》中认为：“懿是时齿少名微，岂为异日雄豪之地，而曹操遽惮之至此？且言不欲屈节曹氏，尤非其实，史臣及当时佞谀者，意在夸其素美而无辞以述，亦可笑也。”叶适认为此时司马懿名声不显，并非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人物，不至于让曹操如此忌惮，这样的记载当是史臣溢美之荒诞言辞。 但若曹操真的对谁有忌惮，那么应该害他，限制他，不让他有掌握权力的机会和可能，而不是一定要让他出来做官，毕竟出来做官就可能积累影响力和政治资本。曹操并非对司马懿有什么忌惮，而是惊讶竟然有人对位高权重的自己的征辟如此抵触和抗拒，所以才会有派人夜里监视乃至后来以性命相威胁的手段。 今人仇鹿鸣在其《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中认为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本与曹操熟识，其任尚书右丞时曾推荐曹操担任北部尉，后来也一直仕于曹操控制下的汉庭，而司马懿之兄司马朗也在建安初便被曹操辟为司空掾属，因而司马氏家族与曹操早已通好，关系密切（修订本第77-78页），后来司马懿也在汉魏禅代时出力甚勤（修订本第86页），因而并不存在“不欲屈节曹氏”的可能性。 仇鹿鸣以司马懿仕曹氏良久后在汉魏禅代时的积极劝进来否认其在还未仕曹时的“不欲屈节曹氏”的可能性本就不妥，因为人的政治立场并非长期稳定，随着形势变迁，政治立场可能因时而变，这本正常。至于说司马防、司马朗很早就服务于曹氏，司马家与曹家关系密切，因而司马懿便没有“不欲屈节曹氏”的可能，这也未必是合理的。 举个司马家自己的例子，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一生都忠诚于曹魏，也反对以晋代魏，不仅在曹髦遇弑时抱尸痛哭，也自称为“大魏之纯臣”，其政治立场一度与整个司马氏相忤。 自己家族跟某个政权关系密切，不代表这个家族的所有人都要上赶着为这个政权服务，而有的人甚至能够完全违背自己家族的政治倾向而始终坚持自己。有人分析说，司马孚这样的选择是为了一旦有变，使得两边集团里都有司马家的人，是一种保全家族的手段。诚然，我们看不出司马孚任何一点政治表演的成分，但这种以两边各有人而试图始终为家族保存血脉的手段实在是血腥政治斗争中可以被理解的选择。 不管司马懿是在待价而沽，还是在曹操权势正盛之时选择一条与其不同的路，综上分析，应该都是合理的。曹操在彼时，权势未必有当年的董卓大，但董卓一夕而被点了天灯，其党羽被消灭殆尽，政治斗争的残酷与迅疾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情况，司马懿选择成为自己家族唯一一个与曹氏保持有一定距离的成员，未尝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所谓“不欲屈节曹氏”，从这个层面去理解，或许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并不能轻易否定。另外，从司马懿后来做出的事，来推测其初，或有后见之明的影响在。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读后感(三)：诸葛亮与司马懿
读仇鹿鸣先生这本书，源自于一个词：“典午南渡”。
南渡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东晋，一次是南宋。两者都偏安苟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又都不免于被北方外族武力消灭。“典午”这个词之前没听说过；百度以后，才知道所谓“典午”，就是“司马”。
司马氏南渡之后的东晋以及后来六朝的历史，我陆陆续续读了陈寅恪先生的一些文章，也读了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制度》，略有了解；但是南渡之前，司马氏如何伐蜀代魏灭吴这段历史，一直以来，我的知识都只停留在《三国演义》给我带来的小说家言。之前就听说过仇神的大名大著，辰机既至，便一气呵成，读完此书。
这部书的时间线索主要以司马氏三代四人的功业相继，积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改变了汉末天下纷争的政治军事形势，实现天下一统。
我最感兴趣的是书中司马懿的这个部分。仇先生考察了他的家族背景，姻亲网络和晚年发动政变的动机和可行性。
司马懿的功业在《三国演义》中主要是和诸葛亮的军事抗衡，——六出祁山那段历史读来让人荡气回肠。但是现实历史中，地狭民贫的蜀汉是三国当中最为弱小的一方，也许能够取得一时的战术胜利，却不具备战略优势。
蜀汉之所以国弱却好战，一方面，是因为刘备、诸葛亮始终认为皇权正朔在自己这一方。正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另一方面，诸葛亮作为北伐的主要组织者，在他心目中，一直认为偶然事件会大大改变历史进程。他在《后出师表》里说到：“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
诸葛亮列举几年来三国形势的变化诡谲，坚信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机会总是留给敢闯敢试的人。人人都说“诸葛一生唯谨慎”，联系历史，我却觉得诸葛亮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冒险者。他的失败是历史大势的必然，司马懿不过适逢其会罢了。
司马懿最大的功业，也并不在于和蜀汉的对抗，而是他通过在对抗蜀汉中积累下来的政治军事资源，发动了高平陵之变，把权力从曹魏皇族手中夺了过来。
影视作品中司马懿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奸雄形象，事实也正是如此，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高平陵之变中，表面上看起来是已到人生暮年、无欲无求的司马懿，忍受不了曹爽的咄咄逼人，侥幸一击，偶然成功。其实不然。从高平陵之变前夕，司马懿装病在家，就开始了一系列夺权的策划。我们从他在事变中依靠的力量，人员的安排，路线的选择，就可见这绝不是一次“能成就成，不成拉倒”的投机政变，而是一个胜券在握的系统工程。
《三国演义》里司马懿处处差了诸葛亮一筹，“死诸葛吓走活仲达”，让人有诸葛亮远胜司马懿的感觉；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中，诸葛亮几次冒险，未能成功，反观司马懿，大处着眼，长远布局，隐忍成事。就政治智慧和实际功业而言，我觉得司马懿比诸葛亮强多了。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读后感(四)：分析司马家族，得知晋为何短命、弱小
作者在陈寅恪、田余庆等前辈大家研究基础上做细致分析，前人是宏观的画下历史研究的大架构，而仇鹿鸣作为80后的新生代学者，是在前人的大架构之下做细化补充、修正一些说法。虽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魏晋，但囿于史料线索有限，即使是细化补充也绝非易事。
全书分析西晋代魏时期的政治权力过渡，及家族网络对历史推演的影响，写了一部司马家族发迹史和衰败史，论证精彩。
发迹：
1、利用乡里势力：前期，司马家族是一个军功家族，儒业非其所长，在完成文化转向的同时，司马家族依旧保持了拥有乡里势力，倜傥大度、注重事功的地方豪族特征。
2、获得入职机会：司马氏兄弟能够熟练地利用汉末河内的乡里评论网络，为其赢得声誉，进而提高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影响力。
3、巩固家族、同乡网络资源：河内同乡之间以血亲、婚姻、交往等要素为纽带编织起绵密而有效的社会网络，这网络所提供的政治、社会资源是司马家族势力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4、获得事功：司马懿在魏文帝、魏明帝期间得到重用，诸葛亮多次伐魏，让司马懿得以拥有专制一方的权力；到明帝时，明帝有驾驭司马懿的自信，他利用司马懿的军事才能，为子孙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平辽东专征之权、朝中地位日显），明帝托孤时，将司马懿剔除出顾命大臣名单，是由于明帝不认为年幼的继承人曹芳同样具有驾驭司马懿的政治能力。
5、充分发展“门生”：司马懿在明帝时代获得开府辟举之权，虽然曹芳继位后，司马懿受到曹爽排挤，但他依然利用太傅的名义征辟士人，征辟之权成为司马家族积聚力量的武器，一些出身寒门、有能力的人受到重用，比如邓艾、石苞。
转折：
高平陵之变是一个转折点，司马家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在政局上获得了主动权。
6、司马师移花接木：一方面使用原本曹魏政权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功臣子弟）不断地转投于司马家族门下，从而削弱曹魏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使新进才俊归于司马家族的私门，并逐步用霸权政治取代朝廷的日常运作，使鼎革之势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形成。
7、以军功巩固地位、并掌握淮南：魏文帝、魏明帝时期，淮南军权一直掌握在曹、夏侯氏手中，经过“淮南三叛”，司马家族逐渐掌握了淮南（司马懿VS王凌；司马师VS母丘俭、文钦；司马昭VS诸葛诞）。
8、偏袒功臣子弟：钟会与邓艾灭蜀之战，钟邓二人的冲突实质是司马氏集团内部功臣子弟与出身低微的事功型官员之间的矛盾，但由于文化取向与利益结合，功臣子弟是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力量，所以在处理冲突时，司马昭只能选择袒护功臣子弟。
9、努力维系旧体系：在代魏过程中，司马家族在坚决镇压反抗者的强硬面目背后，隐藏着另一面：小心翼翼避免株连太多，努力维系曹魏政权中原有的社会网络，从而维系曹魏旧官僚对司马氏的向心力。
衰败：
司马炎称帝后，司马家族实质上已经开始转向衰败。
10、走向僵化：曹魏官僚、功臣子弟为了垄断既得利益，表现出排他性，党同伐异，激化了官僚阶层的矛盾，造成整个官僚阶层越来越僵化、缺少活力，无法应对新危机。
11、司马衷智力低下，只是西晋灭亡的一个偶然原因，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朝中不少人支持司马师继子司马攸继位。
12、引狼入室：司马炎表面上以宗室力量巩固统治，同时，又分化、削弱司马孚、司马攸等宗室中过于强劲的力量，引入杨氏、贾氏外戚、亲信的力量制衡宗室，但这让西晋政权进一步走向狭隘，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
晋武帝的安排，仅在死后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诸多矛盾集中爆发，导致外戚乱政、八王之乱，原本局限在宫廷中的政治争斗，逐渐演变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全国性内战。
在北方流亡大族支持下简历起来的东晋政权，皇权力量更弱，无法抑制大族的权力，最终形成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分权局面，东晋门阀政治正式拉开帷幕。
结论：
根本上看，西晋最大的问题有二：
1、官僚阶层固化问题：
由于得位不正，为稳定统治，司马家族不得不向功臣士人家族妥协，导致功臣官僚阶层出现凝固、排他，大批寒门士人、寒门、吴蜀士人处于边缘地位，无法真正进入权力结构核心。
2、没有适应当世，引领思潮的文化思想：
（1）儒：
儒家的道德被东汉的腐败政治现实污名化，被当世斥为虚伪，弃之如敝履。
司马氏毕竟出身于传统儒学大家，他们自己也是豪门大宗族，他们试图用大家族伦理中的“孝”来重建国家意识形态，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是有效的。
但从长期来看，在社会动荡时代，大家族制度首当其冲，旧族衰落，新人云起，想用已破产的宗法绳索去驯服新的时代，自然不会成功。
而且西晋皇室内部的血腥争斗而令“忠”、“孝”的旧道德彻底失去人心，导致了西晋以后社会彻底的瓦解。
（2）法：
传统的法家政治权术不足以构成主流意识形态，自汉以后，儒和法已经渐渐融合。
于是，魏晋之间，渐渐在士族阶级自发形成道+儒的玄学，清议变成清谈。
钱穆先生说：晋室只是一个腐朽的官僚集团，与特起民间的新政权不同。
因为司马家族靠权术得国，他们本身不代表时代最前沿的新思想、新体系，晋从思想、从队伍建设都是在玩汉、魏的老一套，同时又不能充分吸纳新思想、新人才，所以西晋不能长久、东晋也只能偏安一隅。
对比其他学者的分析研究，这条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