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历史上几位显赫人物的对话
专家称地下水九成遭污染修复一亩地最高耗资千万
2013年10月24日 16:07:24 来源：新民晚报 分享到： 61从田头、加工、运输、市场到餐桌，长长的食品安全链条上，土壤污染正成为威胁食品安全的主凶，且修复周期漫长，需要付出昂贵代价。日前，以“上海食品安全”为主题的上海市科协第十一届学术年会综合学术研讨会上，专家指出，我国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主要是重金属和有机物，目前对于土壤污染的修复很重视，特别场地污染修复力度较大。但土壤修复市场还比较混乱，真正有专业水平的不是很多。
地下水九成遭污染
“应加强农田污染、地下水污染的调查和修复，保证食品原材料不被污染。这是食品安全的基础。”上海交大生态与地下环境研究所所长仵彦卿教授表示，我们过去把土壤和地下水分开，地表水城市以内和城市以外是分开的，而国际上认为地表之下的水都是一体的，有联系的。有资料显示，我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60%污染严重。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源有很多，过去工业排污、矿山开采、农业杀虫剂等在土壤中残留了很多有害物质，如今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和垃圾填埋也在威胁土壤的环境安全，污染物主要包括重金属、化学工业品、环境激素，例如洗涤服装的干洗剂、富含氮磷钾的废弃物、污泥等。通过复杂又缓慢的地下水系交换，污染物在土壤中慢慢累积且难以自我净化，之后被农田里的各种农作物根系吸收。
农田污染、地下水污染对食品原料，如稻谷、小麦、玉米、蔬菜等影响较大，尤其是重金属污染，会通过作物的提取富集，进入到食物链中，影响人体健康。而这些重金属会在人体慢慢堆积，严重影响人体健康。“我们在研究生态系统的时候，常规地表看到的是显性生态系统，却看不到地下的隐性生态系统。”
修复土壤还要治本
目前我国对城市土地污染修复比较关注，对农田污染、土壤污染也在不断加强。上海市预防医学会副会长谢指出，上海在2008年已经完成沪郊400万亩农田的基本普查，普查内容包括农田的土壤质量、灌溉水质量和空气质量，检测取得了与农产品食用安全最为相关的重金属、有机氯、氟化物等项数据。其中，被列为重度污染的农田，已经退出农产品种植用地。
不过现行的土壤修复中，有人采取将被污染的土壤当作垃圾一样搬走处理掉，然后再填上一些干净土的做法。“这种短平快的方式，治标不治本，因为原来污染还存在，并且会随循环系统而进入地下水。实际上，最好的土壤修复应当是在原地修复，但治理污染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仵透露，当前一亩土地污染的修复费用，就在200万元至1000万元间。他建议，土壤修复应该采取更多科学和专业的方法，例如用植物修复办法，一些植物有吸附重金属污染物的能力。 (记者 )
2021-12-20 2:56
从五大坐标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李
2014年02月24日10:47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原标题：从五大坐标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2013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的丰功伟绩，为成功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做出的杰出贡献，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永远彪炳史册。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可以从以下五大坐标来审视。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恰好是马列主义面临新挑战新机遇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反抗。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殖民地、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是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新觉醒，孕育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时代变迁，这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已不再必然地同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相联系，而是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盟军。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如何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系，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成功，为广大民族独立国家树立了榜样，也使马列主义有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成功实践，并且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这一探索，并非一帆风顺，遭遇了党内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的严重阻碍。因而，毛泽东的探索过程，既是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实践、独立自主地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的过程，也是从各种思想僵化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不但以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认知。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在于运用、关键在于实践的思想。实践出真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家时说过：我们所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二是马克思主义要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从1930年5月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始，就强调要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在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又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思想不但影响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泽东还强调：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也要放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上述新认识，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反复得到的，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因此而言，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辟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中三个活的灵魂的奠基人。
2021-12-20 3:20
周恩来病危时说出毛泽东的一个惊天秘密！
那是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的体温升至38.7摄氏度，他突然提出要见中央调查部部长罗。当时，中央有个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见周恩来。于是，工作人员便一再打电话请示。“四人帮”竟推来推去。电话最后打到邓那里，邓动情地说：“总理都病成这样子了，他要见谁就让他见谁，还请示什么。”于是，值班人员依照周恩来的吩咐，派汽车把罗接到医院。罗刚进病房，周恩来就昏睡了过去。罗只好在病房旁的小客厅等候。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立刻请罗到病床前。周恩来向罗说出了一个毛泽东当年重庆脱险的惊天秘密。
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着，要罗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没有谈多少，周恩来又一次昏迷过去了。医生马上进病房检查和抢救，谈话被迫中止，罗青长只好退到病房外等候。等了一段时间，周恩来还没有醒来。罗知道周恩来病情已很沉重，不能让总理因他来谈工作而再度昏厥。于是，罗悄然离开了病房。
周恩来说的“两位姓张的朋友”到底指的是谁呢？
罗回忆说，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40多年，无数次聆听他的教诲。根据以往总理的交代，他指的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曾任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
原来当年重庆谈判有了结果，毛泽东也准备返回延安。1945年10月8日晚，张治中为毛泽东举行欢送晚会。在重庆的国民党要人、各党派、文化界知名人士共 500多人出席。谁知就在这时，却传来一个噩耗。在离红岩村不远的嘉陵江边公路上，传出一声枪响，年方35岁、外表颇似周恩来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女婿李少石不幸中弹。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没有惊动毛泽东。他和张镇匆匆坐车赶到金汤街市民医院探望，而此时李少石已因流血过多不治身亡。
当时重庆市内道路复杂，社会混乱。加上有情报说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已经有人扬言，愿以自身性命去换毛泽东一死。如何保证毛泽东主席安全回到红岩村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周恩来要求张镇，请他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张镇立即表示：“请周主任放心，晚会结束后，我陪毛先生乘坐我的车，不论哪方特务，恐怕都还没胆向宪兵司令的汽车开枪。”张镇说到做到确实把毛主席安全送到驻地。第二天，张镇又进一步加强了警卫工作，凡毛主席的任务活动都由张镇亲自布置警戒。10月 10日下午，国共和谈协定在梅园签字，张镇得知毛泽东第二天要飞回延安，便赶紧布置警戒，并亲自护送毛主席去机场。
周总理曾多次提到张镇在重庆谈判时立了一大功，到去世前还念念不忘。他经常拿这件事提醒做对台工作的同志，说：“张镇的职务是宪兵司令，按我们的政策，是格杀勿论的特务，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只有做对台工作熟悉历史情况的同志记住老朋友，才可能处理合适得体，对得住老朋友，坚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这就是周恩来，他赤诚待人，肝胆照人，不管党内党外，他都是最可依赖的同志和朋友，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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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陈挑衅邓：别忘检查里怎么说的
2013年05月25日 05:00:00
来源： 河南商报
本文摘自《河南商报》2008年1月27日J04版 作者：原题为：邓应对陈时的深层考量
“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很快，会议结束了，与会者陆续离去。当邓微笑着走过时，陈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个事要问问。邓犹豫一下，便点点头跟陈进了休息室。
陈见邓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听了，抽了口烟，朝陈看看，笑了笑。后来陈对人说，邓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不等陈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
“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解放出来”
1977年7月14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陈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此次会议决定恢复邓的原有职务。陈会前握了一下邓的手，说：“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望着陈笑了笑，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香烟，和他坐在沙发上谈了起来：“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抽了好几口烟，竟不知该如何回答。邓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陈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
邓继续说：“……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
两年半过去了，显然陈没什么变化。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复出前夕，他曾多次对华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邓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纪、吴、陈四同志辞职后，中央收到大量山西群众愤怒揭发陈的来信。
邓小平面对山西群众的揭发材料，脸色越来越严峻。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停职检查，邓也持相同意见。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让秘书代他写了辞职报告后，邓找他谈了话。邓额上的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头一拧，说：“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那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了。譬如对待‘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邓的话，对陈有相当的震慑力。他隔了好久，才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意见，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上世纪80年代末，当陈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终于恢复了自己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邓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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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0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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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与陈1986年密商 回复 | 推荐 | 收藏 | 树状 分享
作者： 炸酱面一碗 关注 于 2013-07-17 20:02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1986年10月30日，陈云同志同邓、李同志在一起。陈（左）、邓（中）、李（右）[/align]
4月20日，印共(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他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回答道：“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回答：“没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1 楼： 炸酱面一碗 关注 于 2013-07-17 20:05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陈云的“两年计划”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杨尚昆关切地问陈云：“陈云同志，身体还好吧？”陈云轻松地说：“死不了，还可以再活两年，要保证不摔跤。”杨尚昆鼓励说：“还可以活10年。”陈云没有10年的打算，回答：“两年就行了。”
一旁的李先念也为他鼓劲：“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9月29日，薄一波来陈云办公室商谈工作。临别时，薄一波也叮嘱：“要多保重身体。”陈云笑道：“还是按我的计划来，只作‘两年计划’。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薄一波佩服地说：“柳宗元有句话，叫‘精壮暴死，久病延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的身体就属于‘久病延年’呀。”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2 楼： 炸酱面一碗 关注 于 2013-07-17 20:05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10月9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对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所作说明。人事安排，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安排，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早就商议过，他们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表率。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人一致反对，大家的意见，只同意他们“半退”，仍然担任一定的职务。
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后，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还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陈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走上主席台……
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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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楼： 学会放松hp. 关注 于 2013-07-17 20:09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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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阅读，
4 楼： nhdfki7 关注 于 2013-07-18 14:03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以人民群众为基础，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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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楼： 江 关注 于 2013-07-18 14:18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已拜读~绝对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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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楼： l 于 2013-07-18 14:41 发表 只看该作者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毛泽东是伟大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所没有的。是共产党的骄傲，中国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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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0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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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刊的博客
揭秘:毛泽东为何弃刘重用林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政治扫描
《十六条》是一个放手发动群众的纲领，整个纲领贯穿了毛泽东“不怕乱”的思想。惟有天下大乱，才能乱掉为代表的党的各级领导权。现在，军队在他手里，舆论工具在他手里，所以，“大乱”乱掉的是旧秩序和权力系统，却绝对乱不出他能够把握住的大局。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他已经掌握了优势；而在广大群众中，相对于他的政敌，他更有无可比拟的大得多的优势；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还怕什么呢？
我们在以上的分析中已经看清楚了1957年反右斗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重大社会政治变化。1957年，毛泽东缔造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传统”；这个传统在1966年党的组织与造反派发生冲突时，被刘继承了。
在反击各高等院校反工作组的“逆流”中，体现了这个“传统”，这是维护党的领导权的强硬政治立场。与此同时，我们联想到刘少奇在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路线。在对待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对待与生产关系相关的政策上，他又显得相对开放和宽松。把这两方面联系在一起考察，我们便能够看清楚刘少奇完整的政治纲领。
刘绝不是无政府主义，他也绝不允许民众中的任何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政治上，他需要的是对全党、全国集中的统治权力，要求不容动摇的政治权威。他绝不会允许社会上任何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的存在。而在这样严密的政治控制之下，则允许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松动，包括允许农民“三自一包”，允许资本家开工厂，任何能够发展经济的实用措施，他都会拿来采用。在这一点上，他的治国路线是完整的。
毛泽东要打倒的正是那种集中的政治权力，从而建立毛泽东本人的集中的政治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所要求的集中的权力，要远胜于所要求的集中的政治权力。这里的重要差别是，毛泽东希望在他本人集中的政治权力下，民众超越任何经济、政治结构与权力结构直接接受他的指挥。只有当民众以超越经济的方式跟随他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开始响应毛泽东号召、投入大革命的民众，我们仅从前面对大学生的简单分析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革命行动中其实融会了多种社会利益与社会思潮。大学生是整个社会的显示屏，社会上有多少种思潮，大学生中就会有多少种反映。在运动往下的发展中，伴随着更加充分暴露的事实，我们会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显示出来的社会阶级结构、利益结构及思潮结构做出更深入的剖析。
然而，在6、7月份这个最初阶段中，广大民众及大、中学生中存在的最主要的倾向，是所谓“造反”与“保皇”的矛盾与斗争。这反映着共产党内两种力量的矛盾与斗争。当各种社会思潮还未在民众中完全展开时，民众以及学生中的矛盾与冲突，还紧密依附于政权内部的矛盾与斗争。这样，我们又将目光比较主要地投向这一时期的党内斗争上。
8月1日－8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是需要着重透视的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需要将在工作组问题上获得的斗争成果进一步肯定下来，并且深化和发展；而刘少奇或许也试图找到一个正面的、合法的、公开的场合，将自己思路的合理性予以解释和澄清。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手段，将会内会外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将党内的斗争与社会上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从事政治斗争的强烈冲动。在毛泽东的眼里，文化大革命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战争的发展一定会有声有色。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这些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全国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最初发起者。他们曾在7月28日北京海淀区的一次文化大革命工作大会上，将他们的两张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与《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交给江青，请她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在给红卫兵的信中写到：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当然，他也同时指出：“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8月3日，正值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期间，王任重在钓鱼台接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让他们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清华附中红卫兵惊喜若狂。这封信立刻以大字报传单的方式流布全国，成为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内会外的斗争则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来。
8月2日、3日下午，全会召开大会，相当一些领导干部做了带有检查性质的发言，总结前一阶段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和不理解，表现出紧跟毛泽东思想的努力。刘少奇则继续试图在基层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材料。8月2日，他曾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收集情况，该学院曾在工作组问题上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讲到工作组问题时，他说：“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我们还不清楚”，还说：“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
8月4日，他在同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谈话时，指导他们撤走的策略：“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脱身。”他还讲道：“暂时群众分裂一下也不要紧，不要怕反革命上台。蛇出了洞，就好打了。刚出几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就暴露了他们。”这表明1957年反右斗争形成的政治“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地扎根于刘少奇的思维之中。
刘绝非一个思想僵化的人，他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共产党的白区工作，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中的务实主义，都表明他有足够的灵活性。而他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出的政治上的顽固性，不过说明这确是他根深蒂固的政治本质。在这里，他捍卫的是共产党的政治体系。可悲的是，这些行动在那时显得支离破碎，贫乏无力。
而毛泽东的行动绝对是从容而大气魄的。他从来没有犯过角色错位的错误，他从来以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身份出现。他要在刘少奇等人也在场的会议桌上，以充分有理有力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纲领光明正大又威慑全场地发布声音。他在党的领导层中的每一次讲话，都可以视为重要的政治行为。他从来都是一手抓住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另一手紧紧抓住党内会议桌上的斗争。
8月4日下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具有典型毛泽东风格的讲话。他的讲话既是提纲挈领，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高原则出发的，又是谈古论今，非常生动的。他讲道：“谁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法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这次讲话十分严厉。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层的心理历来感觉极为准确。话一出来，总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笼而统之的权威。他的每一篇讲话，都极高地体现了因势利导的政治艺术。有如一只大手，伸出来罩住整个局面。尖锐也好，和缓也好，原则也好，灵活也好，正言厉色也好，幽默调侃也好，他总能够将在场的领导干部都圆融在他的统帅之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逐节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权威更得到了空前的增长。他的讲话刚柔并济，泰山压顶。他用领导层能够接受并必须接受的声音维护和加强着自己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的讲话使八届十一中全会突破了原定的计划，原定于8月5日结束的会议，主要是解决运动初期围绕派工作组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正式通过1966年5月4日－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罗、陆、杨等人的处理决定。现在毛泽东提出，全会各小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原定五天的全会被延长了。
作为对毛泽东8月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的配合，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了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康生、江青号召全体师生员工彻底批判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日，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参加了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亲自为革命群众平反，坚决支持广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进行的过程中，又把社会上的群众运动有力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将全会当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斗争场合而采取的既灵感突发又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
这张草稿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的大字报，充分表明毛泽东那灵感突如其来的随意性。当然，这种随意性又绝对经过了他深思熟虑的理性的确定。在领导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贯具有充分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又有判断力量对比的透彻与冷静。至于这两方面是否经常能够平衡，则是另外的事情了。
这张大字报于8月7日同聂等人的大字报一起，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与会者，它不仅震撼了这次会议，在中南海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新增添的项目，最终成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带有实质意义的行动，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本人。
这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相机做出的重大决定。他认为，运动到了这个时刻，应该走出这一步了。他完全清楚这个举动的严重性质，也相信这个举动最先在党的领导层内继而在全党、全国对政治斗争形成的大的推进。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这一时刻如果仍不触及刘少奇，不把这一问题挑明，将使文化大革命无法深入。所以，他极为果断地采取了这个行动。
作为党的领袖，写一张大字报，在党的全会上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党的第二号人物，绝对是一个非常之举。毛泽东一贯喜欢非常之举，他知道，非常之举一定会产生非常的爆炸力。
从评《海瑞罢官》到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到写出《炮打司令部》，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极为有声有色地发动起来。
形势果然立刻得到推动，对刘少奇的批判面对面地开始了，在党的最高层，奠定了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基调。全会于8月8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于第三十一稿才定稿的《十六条》是指导全国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十六条》中首先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即所谓“一斗、二批、三改”的三大任务。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六条》还特别指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这是一个放手发动群众的纲领。虽然其中也讲到要文斗、不要武斗，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强调对四种不同的干部各有其判断标准，还提出了一些政策规定，但是，整个纲领贯穿了毛泽东“不怕乱”的思想。
在此期间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不止一次讲过“不要怕出乱子”。他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惟有天下大乱才能乱掉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各级领导权，惟有大乱才能够打破各种组织框框，直接体现毛泽东思想与广大民众的结合。现在，军队在他手里，舆论工具在他手里，他的思想又绝对可以掌握中国90%以上的民众，所以，大乱乱掉的是旧秩序和权力系统，却绝对乱不出他能够把握住的大局。只有在大乱中将旧世界摧毁，新世界才会以大治的形式浮出地平线。
在这一方面，毛泽东显示了足够的胆略和气魄。其后发生的省、市及各级权力机构的全面瘫痪，大、中学生的停课大串连，铁路、公路交通的混乱，生产力的被破坏，在他眼里都不值得大惊小怪。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群众运动中露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自信。放手发动群众，是指导运动发展的最主要手法。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对党内的权力机构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陈伯达及康生在党内的位置得到了明显上升，刘少奇却从第二位排到了第八位。
而这，不过是刘少奇下台前的一个短暂过渡而已。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他主持的党的一线领导层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逐步予以打倒的。其后不久，毛泽东在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所以十一中全会做了改变。”
林彪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在全会中再一次做出不失时机的“精彩”表演。他曾在一个讲话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文化大革命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作为对这次会议的总结，8月12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这一公报中，用林彪的语言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公报》与《十六条》的发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全国范围内更为汹涌澎湃的革命狂潮。
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独自来到中共中央信访接待站，面对热血沸腾的群众挥手说道：“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举动立刻被新闻宣传作为特大喜讯铺向全国，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全国部署中，进一步树立起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
像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一样，8月10日晚七点十五分毛泽东来到中央信访接待站的这个行动，充分体现了他在这个阶段对民众的信赖和对自己威望的信赖。
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他已经掌握了优势。而在广大群众中，相对于他的政敌，他更有无可比拟的大得多的优势。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还怕什么呢？( 《极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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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腾讯微博 2013-05-31 08:13
刘少奇“文革”抗辩毛泽东：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
2013年05月13日09:08 来源：今晚报
人民网》文史》近现代史
刘少奇“文革”抗辩毛泽东：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
2013年05月13日09:08 来源：今晚报
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
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一起（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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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正碰见少奇同志的子女们在房间里商量父亲追悼会的事，王光美对我说：“小孙，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家里的事都不回避你，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提出来。”
于是我就说我还没弄明白，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从1956年党的八大他们就有分歧和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坦诚相告来龙去脉，使我深受教益，时隔近30年，仍然记忆犹新。
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后来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志的睿智卓识、杰出才干和卓越功绩，赢得了毛主席和全党信任。194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领导机构，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三人组成书记处，毛主席第一次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少奇同志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两位伟人同时成为全党全军的第一和第二把手，从此更加亲密地合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国家这么大、事情那么多，情况非常复杂又都没有经验，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属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维护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作的《政治报告》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起草的，各项报告和决议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深入讨论通过的，充分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紧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陈伯达在八大闭幕式前提出，经毛主席同意临时加上的。毛主席此时并没有否定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毛主席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2021-12-21 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