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佞臣到诤臣

　　裴矩何人？他是隋及唐初的重臣，论及才干，他精明练达，智勇兼具，常常有超拔同侪的地方。

　　可炀帝杨广即位之后，裴矩还是那个裴矩，但他的机巧才干不是用来成就功业，而是全花在取媚杨广的喜好上了。

　　筹边大将竟成为献媚的佞臣。

　　隋炀帝要迁都洛阳，裴矩被任命为建造府省的总办。他知道皇上迁都心切，遂督促数十万民工，仅花费三个月的工夫就修成了六省（吏、户、礼、兵、刑、工）官邸。

　　炀帝喜“四夷朝服”、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裴矩就挖空心思，拉拢“四夷”，粉饰太平，以取悦炀帝。大业五年（609），裴矩以送“厚利”的办法，诱使高昌王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归附隋朝，所以当这一年隋炀帝西巡时，裴矩让高昌王、伊吾设及西蕃胡二十七国，“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谒于道左”，而令武威、张掖等地仕女着盛装，骑骏马，延绵数十里，以向“胡人”显示中国的富强。炀帝“见而大悦”。

　　这一年冬天，炀帝回到东都洛阳。为逗其开心，裴矩以蛮夷朝关者多，建议皇帝下令，让他们在都城表演杂技。结果，这一场杂技盛会“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与此同时，朝廷还令各家店肆设立帐篷，盛列酒食，让汉民与“蛮夷”一边做买卖，一边酒饭致酬，直至双方醉饱而散。隋朝百姓的所谓闲适、散淡、富足、谦逊，使得“蛮夷”感叹中国为神仙国度，炀帝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帝称其（指裴矩）至诚，顾谓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

　　炀帝好大喜功，尤喜黩武拓边，裴矩遂投其所好，“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作《西域图记》三卷，将西域四十四国的道路、山川、风俗、姓氏、服装、物产、名号等一一加以详细记载、说明，“以表威化之远也”。炀帝十分高兴，即将经营西域事宜悉数委任给他。大业三年（607），裴矩前往张掖，招引西域各国入朝进贡。同年，炀帝祭祀恒岳，“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炀帝乐不可支。而对抗礼不朝的吐谷浑等国，裴矩则主张军事打击。他先是诱使铁勒部攻打吐谷浑，继而又陪同炀帝亲自出击吐谷浑，终使吐谷浑窜逃数千里，从此一蹶不振。伊吾君长慑于隋之威势，拱手将西域数千里地献给炀帝，炀帝遂令薛世雄进军伊吾，于汉旧城东筑新伊吾，裴矩同往经略。大业末年（612-614），裴矩又以高丽（今朝鲜）交结突厥为借口，多次进献征辽之策，穷兵黩武的隋炀帝不顾国内“盗贼蜂起”的事实，仍令裴矩掌兵事，连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讨辽之战。

　　这些威服“夷狄”、开疆拓土的征伐之举极大地满足了隋炀帝的扩张野心，裴矩的官位也一进至银青光禄大夫，再进至右光禄大夫。

　　炀帝不惜动用数十万民工开凿大运河，以方便其“巡幸”江南，而裴矩则不断给他出点子，以遂其愿。大业末年，民变四起，正在江都（今江苏扬州）游乐的炀帝已到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许多卫士弃职逃亡，加入义军队伍。在这种情况下，裴矩向炀帝建议说：卫士们之所以逃走，是因为无家无口，不安心于此，倘使把江都的女子征集起来，分配给卫士们做妻室，一定会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炀帝大喜，立即下令照办，这样让炀帝一住江都就达两年之久（616-618），直到最后被部将宇文化及缢杀。

　　正因为裴矩善于迎合隋炀帝的想法，谀奉其意，俯顺其情，粉饰气象，虚张繁盛，博其欢心，故史称裴矩为隋之佞臣，与宇文述、牛弘等号为朝中“五贵”。

　　然而隋亡之后，投降唐朝并担任殿中侍御史、民部尚书的裴矩似乎是一夜之间变了个人似的，不时对唐太宗的过错廷争面折，成为唐初仅次于魏徵的敢于直言上谏的“诤臣”。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高祖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当年唐高祖李渊退位，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唐太宗担心官吏受贿，遂密派左右向下属行贿，以试其是否清廉。有一个刑部司门令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民部尚书裴矩立马谏止道：“受贿当死，但陛下让人主动行贿，乃是陷人于不法之地，恐怕不符合‘道之以德，齊之以礼的治国准则吧。”唐太宗听罢很高兴，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说：“裴矩当官面争，不看我脸色行事。倘使我们每一件事都这样，何愁国家不治呢！”

　　前后之间，不过数年光景，可在两个朝代的两个皇帝面前，裴矩前谀后直，前俯后仰，判若两人，其原因何在呢？

　　稍作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个中的原因当然与裴矩的德行——见风使舵，随机权变有关，但更关键的还在于“其君”的品性和喜好上。

　　隋炀帝刚愎自用，顾盼自雄，丝毫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忤意者严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这样当然会造成耳目塞听，下谀上蔽，臣下噤若寒蝉，只能承风望旨，迎合其好的局面;而唐太宗则不愧为一代开明贤君，他不仅时常自省其身，躬身求过，而且善于纳谏，广开言路。他曾对群臣说：“人欲自知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失其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无疑地，正是因为唐太宗能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所以才有了裴矩的直言上谏，据理力争。

　　对此，大史学家司马光评说道：“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区区短论，一针见血，“裴矩现象”，实值得后人好好反思！

　　（摘自《变法与治吏：历史深处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