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史》读后感摘抄

　　《东南亚史》是一本由[澳]安东尼·瑞德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页数：6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南亚史》读后感(一)：关于一些相异的观点，变与不变？

　　今天偶然翻了一下2015年贺圣达老师的《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其中绪论中对瑞德研究（这套东南亚史，我还是很推荐的，虽然我都没真正认真看完T_T）成果的部分有些相异的看法，私觉得也很有意义。

　　他认为，以瑞德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将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来研究等同于肯定东南亚的整体性，或者过分强调东南亚某一方面的文化特质，而把东南亚视为一个文化上的整体的看法，缺乏理论上学术上足够的依据和说服力。

　　首先，瑞德是从社会文化，而不是从文化发展史上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文化的成长发展的角度来谈东南亚文化，没有充分考虑到形成或塑造一个地区国家文化认同文化整体性的最重要因素——意识形态的文化。瑞德所说的东南亚存在的文化上的共同点，并非是进入文明时期以后，东南亚地区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不可构成东南亚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认同的基础。

　　其次瑞德所说的东南亚这些共同的社会文化特质并非固有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就女性在世界、仪式、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在伊斯兰教传入前后，就已经有很大甚至极大的不同。东南亚妇女的地位相对比较高，与其说是东南亚文化上的整体性不如说是其社会经济上的特殊性造成的。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化特质并非就是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东南亚文化的核心。就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宗教是文化认同的一个关键性的甚至最为重要的因素。瑞德所说的东南亚的一些文化特质，尽管在古代东南亚甚至在贸易时代，在这一地区各国的社会文化、行为文化中仍然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要性，但是这些因素对东南亚民族，国家，地区的民族文化认同，国家文化认同，地区文化认同并不起重要的影响。

　　总而言之，就是贺老师认为瑞德归纳的几个特征是停留在某一时期，与赛代斯1964年《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提及的史前东南亚雅利安文明特征一致，不能套用至东南亚后续文化的发展特性，不应该忽略多元和多样性，将东南亚强制视为文化上的整体。

　　《东南亚史》读后感(二)：季风吹拂的土地

　　我对东南亚的兴趣，大概源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这部著作的影响力早已越过近现代东南亚区域研究的范畴，而在文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持续地引发争辩。其核心论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通过一系列媒介的作用而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其来有自的——被广泛地用来解释饱受殖民主义所害的国家如何确立其合法性，凝聚共识，并对抗内部和外部的分离势力。尽管存在理论解释的边界，不乏滥用的现象，但在认识东南亚这一特殊的区域，安德森的理论显示了强大的阐释力。

　　不同于《想象的共同体》，安东尼·瑞德教授的《东南亚史》是一部关于这一区域的通史，分不同主题，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从上古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下的东南亚的历史（总体来说，偏重于“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这可能与研究材料的多寡有关），可谓包罗万象，是对这一区域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信赖的一部研究型著作。

　　东南亚研究长期以来并非显学，尤其是其夹在中国和印度两大辉煌的文明古国之间，更使其颇有些边角料似的尴尬感。很显然，这一惯性的视角，带有某种沙文主义的偏狭。东南亚区域受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而近代以来，此地相继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被动地成为原材料的提供地和加工地，以被剥削者的身份参与全球分工（某种程度上，这一格局如今依然存在）。瑞德教授越过这一“它者”的视角，尝试从全球视野中认知东南亚的独特性，将东南亚从“前殖民”和“后殖民”这样的简单的标签中解放出来，发现其内在生长和发展的逻辑。在瑞德的叙述中，“贸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前，东南亚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实际上充当了连接世界的重要角色，并推动世界历史进程。并非是资本主义凭借其野蛮的武力强行将东南亚世界纳入全球市场，而是东南亚早就是世界贸易的枢纽。这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力挑战。

　　在表述东南亚的独特性时，瑞德时常提醒我们注意东南气候、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等，这些客观要素深刻地影响了东南亚的历史，甚至与战后各国艰难但并非毫无进展的民主历程息息相关。这片“季风吹拂的土地”，多雨，炎热，周期性自然灾害（如火山爆发）和疾病频繁，加之地形复杂，导致共同生活的族群繁多，使其很难如中国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政体，在多数时候，东南亚呈现出一种“多点开花”的所谓“弱国家”的状态。这一方面使得各族群内部较少受到高压政治的钳制而更有活力，比如在许多东南亚社会中，男女在社会分工中比之儒家社会更为平等；另一方面，亦使其在面对强大外敌时难以聚集起足够的力量抵御。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体系在全球崩溃之后，新的国家成立之时，亟待解决的便是维系国民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新鲜玩意儿。

　　现如今，东南亚在全球化进程中愈发凸显其重要性，可谓“兵家必争之地”。区域内各国也加强联系，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但历史遗留的问题，发展导致的全球性的问题，仍然困扰这片土地。正如季风能够带来丰收，亦可积蓄毁灭性的力量。

　　《东南亚史》读后感(三)：全球视野的东南亚史书写

　　进入 21 世纪，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在史学理论界开始逐渐被广泛讨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全球史的观念和方法论取向在东南亚史的研究和编纂中也得到反映。当然，通过基于区域的本土知识和联系网络来检视全球史，也是全球史方法论取向的意义所在。其中，在东南亚史的编撰中，代表性学者是安东尼·瑞德和美国学者维克多·李伯曼。

　　李伯曼的两卷本东南亚史著作《形异神似: 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800—1830) 》，分别成书于2003 年和 2009 年，该书既不是通史，也不同于如前所述的区域国别的编撰体例，该书是东南亚史编撰体例由区域观念向全球观念转变的代表著作，对东南亚史的研究和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第一卷将原始档案、本土调查和宏观研究相结合，作者认为，中南半岛的三大低地走廊都曾经历了加速整合和时断时续的历史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发生在东南亚的陆上走廊，同时与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模式也大致同步。第二卷则探讨了 800—1830 年东南亚与俄罗斯、法国和日本的相似之处，并解释了为什么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会碎片化，而不是融合的常态化。李伯曼在书中将精细的案例研究与宏观理论相结合，寻求将东南亚融入世界历史，并重新思考欧亚大陆的前现代历史。李伯曼认为，东南亚、欧洲、日本、中国和南亚都体现了欧亚范围内的演变模式，各自形成了复杂的政治和文化体系。

　　李伯曼的东南亚史研究把东南亚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之下，通过研究持续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整合趋势，重新诠释 800—1830 年的东南亚区域史。这种方法不同于“外部主义”的历史书写，因为它否认局部停滞，并拒绝外来的学术代言，它也不同于“自主性的史学编纂”，因为它试图将地方结构的各种变化与全球模式联系起来。

　　李伯曼把东南亚研究的目的归为两点: 一是克服早期东南亚史学的支离破碎，二是首次以严肃而持久的方式将东南亚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通过对欧亚大陆宏观的比较，李伯曼认为: “随着能量的积聚、气候、商业和军事刺激的加入，产生了线性和循环结构的模式，即使是在彼此没有接触的区域之间也变得显著同步。”这是一个对涵盖东南亚、南亚等各个次区域的欧亚大陆千年变迁史的根本性的观点，可以与研究区域史、全球史的学者一起对话交流。

　　与李伯曼一样，安东尼·瑞德也是东南亚区域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其东南亚贸易时代的研究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两卷本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1450—1680) 》里，在如前所述的塔林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第八章中也有体现。

　　2015年，瑞德编著的《东南亚史: 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一书出版，作为历史教科书，该书在东南亚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瑞德的东南亚史书写，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风格，把物质文明作为历史演进的基础，从湿热带( the Humid Tropics) 的环境、气候、森林、水资源等开始，通过长时段的地理结构、中时段的贸易网络和短时段的历史事件来展现东南亚的历史画卷。该书把东南亚史的年代下限一直延伸到今天，特别是把二战后东南亚的消费、发展与现代性以及多元世界的整合、回归与重塑，融入瑞德前后连贯的区域体系中，在书中，瑞德并没有使用以冷战为时间节点的史学界常用的断代方法。瑞德版的东南亚史“提供了对这一复杂区域的概括性阐释，在从内部呈现、识别和跟踪相关主题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令人着迷和耐人寻味的细节”。瑞德的东南亚史还用了一个副标题———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Critical Crossroads) ，这正是东南亚在全球史编撰中最重要的特征。瑞德的研究把区域史和全球史结合到一起，在区域史书写中渗透着全球史观，在全球史的编纂中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全球史支点。瑞德还对东南亚的气候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今天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也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而又紧迫的命题。

　　瑞德版东南亚史的编撰具有鲜明的年鉴学派特征。这种长时段、整体性、全球化的区域史视角有助于把握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全球性、结构性的动力，进而理解东南亚在世界体系发展中的作用。东南亚的时空跨度非常大，瑞德认为，“只有同时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发展并从时间和空间的广阔维度对其进行考察，才能搞清楚其来龙去脉”。瑞德笔下的东南亚“近世”和“早期现代性”的概念源于欧洲，但却与欧洲有明显的不同，既体现了受到中印文明熏陶的前现代特征，也体现了东南亚作为一个全球文明交互之地而赋予世界历史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有助于理解全球历史发展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变奏。

　　“研究全球、区域的整体发展史，既是对既往历史的尊重，也可以为思考当下全球化时代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且可以把过去的全球/区域整体发展史和现在的全球/区域整体发展史连接起来，来考察在人类历史中那些恒在的、深层的影响因素，这也是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视角下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论述的时代意义。”

　　李伯曼与瑞德编撰的相关著作代表着东南亚史编撰的最新体例，其历史叙事逐渐从区域叙事转向全球叙事，东南亚史的编撰也逐渐成为一种全球语境下的区域史书写。关于东南亚史，两位学者之间有过重要的学术论战和观点交锋。安东尼·瑞德东南亚贸易时代的研究是其对东南亚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东南亚在‘漫长的 16 世纪’中扮演了推动全球历史进程的关键角色。这种相互关联是世界历史的整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案例，同时也是‘世界体系的存在早于资本主义时代’这一非欧洲中心论的重要例证”。瑞德的贸易时代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和突破性，但其把“陆域东南亚”包罗在一个整体的“东南亚”之中，招致了李伯曼的批评，在对瑞德专著的书评里，李伯曼认为，“陆域东南亚”与“岛屿东南亚”应该被分开讨论。李伯曼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强调近世欧亚大陆发展的相同轨迹和规律，即国家版图的扩大、中央集权的发展、文化宗教的整合。

　　李伯曼在其书中也明确了他的研究与瑞德的如下不同。1. 探索各种迄今为止被忽视的转型;2. 将海洋影响视为若干动态之一; 3. 在 9—19 世纪政治和文化整合加速的背景下观察 1450—1680 年代; 4. 拒绝东西对立的二分法来考虑持续的平行发展; 5. 区分陆上和海岛东南亚的不同轨迹以及大陆的不同模式。两位学者分别从大陆和海洋视角来探讨和辩论，相关观点的交锋引起学界对东南亚历史进程的深思，东南亚在全球史中的联系网络与互动模式开始受到重视，不仅把东南亚史研究水平推向新高，而且提升了东南亚在全球史中的地位。他们对东南亚前现代部分的关注把东南亚史的书写从殖民语境中解放出来，东南亚史的编撰里不再有“前殖民”和“后殖民”这样的西方标签，东南亚的历史特别是“近世”的历史有了全球意义上的本土自主性。

　　除了李伯曼和瑞德的著作，2000 年以来国际学界编撰的东南亚史，影响较大的还有克雷格·洛克德的《世界史中的东南亚》和卡尔文·里克莱弗斯主编的《东南亚新史》。洛克德的研究特别注意东南亚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以及由绿地、森林、河流和海洋构成的地域性的独特社会特征，展示了几千年来东南亚人是如何与中国和印度保持一种日益扩大的联系，以及海上贸易是如何向中东和欧洲拓展的。里克莱弗斯的《东南亚新史》由新加坡国立大学该领域的学者一起编写，新史的编撰更加注重本土化，贯穿了区域国别史的不同阶段，是一部典型的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史教科书。该书吸纳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编者在前言中称这是对霍尔版东南亚史的继承。

　　结语

　　历史书写的本质是利用文献史料努力恢复客观历史进程的本来面貌。东南亚区域史是多点杂糅的复杂历史，从“殖民主义”向“后殖民主义”的过渡，从区域史观向全球史观的转换，东南亚史展现的正是一个以区域史为样本的多样嬗变的全球史图景，东南亚史学史展示的正是东南亚史的编撰在国际史学界的演变过程。“世界性的东南亚研究从未有过如此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该地区找到了自己的天然家园，最终在后殖民时代将这门学科归化。”通过文献学、考古学、环境学、地质学等跨学科的专业知识的整合，东南亚的历史书写逐渐告别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争拗，在探索史学本质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全球一体化，并且往往是通过各种区域一体化或者结构交叉重叠而实现的。”瑞德关于东南亚环境史和贸易史的研究阐明了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历史动力，李伯曼与欧亚大陆相联的比较研究则体现了这种结构的交叉重叠。1967 年以来，东盟发展的历史验证了东南亚这种历史的延续性，以东盟为核心的联系网络也展示了东南亚在全球体系中的价值，这正是历史给未来的启示。（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张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