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灰姑娘经典读后感10篇

　　《跨国灰姑娘》是一本由蓝佩嘉著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7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跨国灰姑娘》读后感(一)：他者，从来都不会消散

司空见惯的现象后有着你所不知道的政治经济运转过程。在跨国的菲佣、印佣这一事件中，有这么几种权力的斗争：妇女对父权的反抗（台湾家庭妇女对父权的反抗、跨国女工对母国男权控制的反抗），雇主和劳工的阶层权力对抗，台湾人对菲、印劳工的种族权力对抗。但是在这其中，各种权力反抗有交织在一起。
进入互联网社会中，总有人跳出来宣称“历史、地理、政治都已经终结了”，看完这本书，再想起这些“终结”的迷思，不免一脸黑人问号？？？物理上的距离差距或许可以因为电子移动设备、交通工具等慢慢的缩减，但是国家、皮肤、种族等等一切社会建构的界线都还存在着。这些东南亚女工们来到台湾，但却承载着别国对母国的一切刻板印象和污名来到台湾。我们总是认为一个国家落后穷，所以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是不文明不开化的。台湾人通过夸大与她们肤色、语言等不同之处将她们“他者化”。
其实很难讲污名化、他者化这些劳工不是市场的战略，因为这样才能最大化地将雇用成本降到最低。当然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只有通过一切“我们与他们不一样”的叙事才能巩固我们的雇用她们、使唤她们的权力。看这种田野的调查，最让人感到愉悦的是帮佣们反抗的武器。这些女工通过周日打扮出门、强调自己也是母亲、背地里笑雇主的英语差、私下里八卦雇主的私事等等来消解雇主自以为是的“高人一等”。
最让动容的是这些女工看到了“妻子”这个身份在做着无薪的工作，有些人耻于这一点，难道不能说这群“灰姑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社会里的“娜娜”么？
另外这本书在研究方法的阐述上真的是太扎实了，学术水准可见极其高。

　　《跨国灰姑娘》读后感(二)：跨国五味

来香港度个小假，临行前从新买的一摞书中抽中了这一本《跨国灰姑娘》——无他，别的书都是理论大部头，无论如何不适合杀时间。
现在坐在楼下的太兴茶餐厅，吃个猪仔包、喝个奶茶，读几节书，抬头，不时看见玻璃窗外的热带肤色女佣匆匆走过。多穿着简单的T恤短裤，夹脚凉拖，身上背着布制的购物袋。有的裹着头巾，估计来自于穆斯林为主的印尼，而非天主教为主的菲律宾。我的体质人类学知识接近于零，所以只能从服装符号上来分辨了。
从她们的脸上不易分辨喜怒哀乐。实际上，鲜少有路人会带着显著的表情走在人行道上。不过，一位菲佣牵着小学生的手走过，不知为何小男孩挣脱了她的手，做飞机状像前方俯冲过去，那一刻，她的的确确露出了笑容。那一刻，她的的确确像个宠溺而无奈的母亲。
蓝佩嘉以“妇职”（母职+妻职+媳职）的外包为核心，来观察这种跨国家务劳动的雇佣。这是一个奇妙的选题，横跨阶级、性别、种族三大疆域，又将之置于“家”这一恒久的人类学舞台之上，简直比项飚的《全球猎身》更宏大，比孙婉宁的Maid in China更多维，唯一能相比拟的只有Lisa Rofel的三代纺织女工了。
既然是跨界，自然涉及到“划界”。蓝佩嘉借鉴韦伯的理想型，分别描述了雇主与移工的不同划界类型，富有学术想象力。雇主方面，根据阶级/国族差别的强调或淡化，以及家庭界线的纳入或排除，产生了四类：家母长制；疏离权威；情感关系；生意关系。移工方面，根据阶级/国族差别的接受或质疑、前台后台关系的整合与区隔，也有四类：寻求恩庇；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强调地位近似；掩盖先前背景。四四相遇，就有十六种可能性，更何况“现实生活中连续分布的日常实作”（p.300）更是复杂多了，随着不同家庭成员、不同社会情境的变化，划界行为也发生变化。这也就延伸出每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故事。
把这些生命故事放在历史情境和政经脉络中进行观察，不仅可以试图真正理解这些多维“他者”，也可以寻找政策与行动的方向。
我想了解更多，姑且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台湾和其他移工目的地有不同吗？即以可见空间的行动来讲，台湾移工“身影鲜少在周间公开出现，丢垃圾是她们得以离开雇主家的少数机会之一”。（p.81）雇主的严格监控、禁止休假的剥削，以及台北城市空间分配的因素，使得这些东南亚移工只能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出现。但香港的双重隔离似乎没有那么严重，至少在居住区有较大自由。周日的公园聚会则与台北一样热闹。新加坡、中东，乃至新富阶层开始雇佣“地下菲佣”的中国，情形又是如何？在更多雇佣东欧和拉美帮佣的美国与西欧，又有何等“地方性知识”？
第二，跨国家务劳工的“定价”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蓝佩嘉似未提及移工的身价，但提到如下内容，可供推算。“根据我在2005年的调查，菲籍家务移工付的中介费用，约在台币9万到11万之间。印尼家务移工支付的菲佣，则约为台币14万到16万元，通常经由来台工作后的薪水中扣减，最常见的方式是一个月扣1万，扣十四到十六个月。营建（建筑）业及制造业的费用更高，最高可到22万。换句话说，移工支付的中介费的额度相当于他们在台湾五到十四个月的薪水。”（p.66）所以，2005年台湾移工的薪水大概是每月1.5-1.8万新台币（不到4000元人民币），这几乎就是台湾当年最低工资线（2005年15840元），有的雇主还要扣膳宿费等。以留台三年计，其中20%左右要付中介费，还有衣食住行，还要花掉不菲的跨国通讯费（10%？1637元，许伟晋2004），最后一个菲佣能带回国的顶多就是30万新台币（约6万多人民币）。
2015年3月，香港政府规定外籍家庭佣工每月最低薪水为4110港币（此外雇主还需提供免费膳宿和医保）。即使香港盘剥得不是那么厉害，也绝不是一个报酬丰厚的职业。
所以女性的家务劳动（妇职）被贬低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当然，政治经济分析不能决定一切，如蓝佩嘉所言，跨国佣工绝不是经济推拉理论所能全盘解释的……
但它确实能带来反思。当我再熨衣服、扫地、做饭时，不由得平添几分反身性。跨国故事就像一杯港式冻鸳鸯，苦、甜、奶、冰，好的民族志能带来敏锐的感触，使我们体会生命史中的五味。

　　《跨国灰姑娘》读后感(三)：跨国一梦

灰姑娘的隐喻里所包含的假设，与丑小鸭终将变成白天鹅异曲同工，这种叙事结构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现代剧目，在《跨国灰姑娘》里，现实与童话的鸿沟无法逾越。在雇主面前卑躬屈膝的灰姑娘们，在假日的后台上盛装打扮、靓丽出场，做一场变成公主的短暂的幻梦。这世上的灰姑娘有成千上万，但Cinderella却只有那唯一的一个。蓝佩嘉的笔触很有感染力，“就像灰姑娘的四轮马车，在午夜钟响后会变成南瓜，舞会里的公主只能回到厨房里，与扫帚共舞。移工在周日嘉年华的尾声，也必须卸下化妆、关上移动电话，脱下时髦的衣服，换回屈卑的围裙”（P218）。
《跨国灰姑娘》将我拉近一个并不熟悉的弱势边缘群体，却用300页的文字让我走近一场日常生活里的微观政治，全方位地解构了某些常识，并建立起我对一些耳熟能详的概念（诸如“全球化”、“母职”、“他者”等等）的全新认识。
在导论“界线为何重要”这一节中，作者梳理了本书所关涉的几大最主要的界线：性别界线、阶级界线、种族界线和公私（领域）界线，这四方面交织在一起，使得性别界线因为阶级和种族差异的加入流动起来，阶级和种族界线相辅相成建构出“阶级化的他者化”，家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场所，其“公”与“私”的界定成为相对的……这本书围绕跨国女性家务劳动者这一群体展开的研究和批判，是对民族种族、阶级阶层、性别性身份三大领域里的惯常讨论的一次非凡的突破。
在民族种族层面上，东、西方的划分不再是主线，这里的雇主与帮佣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被长期划为“他者”范畴的非白人，可见，种族自我与他者的界线是非常灵活和易变的，传统他者群集再次被细分，这也是全球化的流动性带来的必然结果。在阶级阶层层面上，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开始分化，这里被称为“新富”的地区和国家，扮演起了自地理大发现开始至今西方发达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的阶层划分只是一方面，更细末的分化在书中也有提及（如台湾内部不同阶层的分化，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现象级的；跨国帮佣的家庭之中还有帮佣，她们就是更向下的阶层了）。性别与性身份层面的讨论更加精彩，传统父权宰制下女性所受的压迫，随着中产阶级职业女性的反抗，以及一系列现实因素（双薪家庭的经济必要性等等）的影响，以新的形式出场，女雇主和帮佣在女性性别身份中面对类似的结构性压力，这是作者所强调的“家务劳动的连续性”，但同时，性别内部同样因为阶级、种族等因素的介入分化开来，形成了彼此依赖但又暗自敌对的关系。
除了以上突破，我认为台湾地区对于这个选题具有非常特殊的研究价值。首先，台湾是全球化浪潮中新富地区的代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这四个地区面临相似的资源环境的限制，在全球性的劳工流动中，它们是重要的劳动力输入国，从本书介绍中我们得知，从9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成为亚洲家务移工的主要停驻站之一。外来人口的流动不可避免也带来思想和文化的碰撞。
然而，台湾的思想和民风历来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凝聚力是面对资源和环境局限时的有力精神武器，比如，倡导大和精神的资源弱国经济强国日本。在书中我们看到，中介机构对移工的培训核心是“礼义廉耻”，儒家式的道德原则被认可为成功华人的精神内核，多少有新教伦理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类似意义。在这两种境况的碰撞之下，我们就看到，台湾如何一方面为了经济发展的考量，不得不去接受大量外来移工，并保证薪资与自身经济水平相当，另一方面却将他们绝对他者化，措施就是国家层面的排外的外劳政策、中层中介机构等的恶性收费和缺乏人文关怀的驯化工作、微观层面上民众对外来移工歧视性的行为态度。
可能出于新闻学的学科背景，我同时比较关注台湾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总的来看，台湾的新闻自由在政党角力中被滥用，近些年来在社会责任缺失的语境里走出了一条泛娱乐化的道路，黄色新闻的“煽色腥”充斥版面，评论性话语随意掺杂新闻报道，削弱了其“第四阶层”的职能和责任，难担新闻媒介应该承担的协调社会、引导舆论的积极作用。所以，面对在政策和民众两面夹击下的移工，台湾媒体同样对这个群体污名化，也一定程度上挑弄并放大了民众的种族主义和恐外情绪。“媒体论述体现了一种萌生中的社会病理学论述：把台湾社会或台湾家庭想象成一个干净、封闭的系统，东南亚的入侵者成了公共卫生漏洞的代罪羔羊，是需要小心监护与有效管理的社会问题”。（P84）
比起宏观层面的概述，作者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更有嚼头，女雇主和女佣的双向互动（如何应对相似的男权压迫和差异的阶层分化）、女性移工自身的婚姻家庭（如何远程遥控远在母国的家、如何萌生反传统的恋爱婚姻观念）、移工日常生活和人际互动（如何协调前后台的行为和进行心理调适）等等细节，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其中，我认为第六章“屋檐下的全球化”通过区分雇主与移工划界工作的范畴，涵括了前三章的内容，这里的互动和冲突最精彩，作者的挖掘和探索也最深刻。
根据接纳/排除移工作为家庭成员以及强调/淡化阶级差别，作者将雇主分为家母长制、疏离权威、情感关系和生意关系四个范畴。这四类雇主采取不同态度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原因，作者通过细致的深访和记录呈现出来。差异化的阶级背景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即使同为雇主，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内部的阶层分化，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对于移工的态度有明显差异，这与其背后的阶级观念和阶级认同关系密切，作者对新兴中产阶级的分析尤为具有说服力，他们对自身现代化形象的建构、对民主自由意识的认同、对接受高水准教育的肯定，以及难以言明的复杂的个人情感（如内疚感）叠加起来共同发力。但是无论态度如何，作者都提醒我们，“阶级不平等仍如铸铁的核心般冷酷存在”（P274）。另一方面，雇佣目的的不同也会影响，照顾型的工作通常容易产生个人连带。态度决定行为，四个类型的雇主呈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和互动模式，激发了另一方各异的反应。
能动的移工自然也发展出他们的应对之道，作者“以阶级/国族界线以及社会/空间界线两个面向为主轴，发展出家务移工的四种划界类型：寻求庇护、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掩饰先前背景，以及强调地位近似”（P282）。移工划界差异的背后隐藏着更加复杂和个人化的因素，比如个人性格、经验深浅、受教育程度和种族国家等等，我认为作者强大的观察力和解读力在这里表现得最显著。其中对移工Utami的心理分析令人折服，面对雇主的刁难和冷漠，她加倍奉献爱心，即使措辞含糊，她“以德报怨”的心态，她的忍耐、期待和渴望还是被作者准确捕捉。移工通过不同划界方式，展现出移工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研究者对于研究群体抱有的深切的人文关怀让我感动。
我们在肯定弱势移工群体的能动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个双向互动背后的主旋律，“在阶级从属的基本框架下，雇主仍是主动形塑雇佣关系动态的权力所有者，框限了相对弱势的移工协商社会界线和公私领域的可能性”。（P298）
我的母亲是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她对主妇身份的排斥始终只是停留在言语上，她选择妥协无非是这一身份对于整个家庭的必要性，时至今日，完成“使命”的她在追逐新的生活方式时，仍然受到父亲以爱为名的阻挠。但从她的表达中，我感到她昔日抗争的锐气已逐渐钝化。她第一个让我明白，通过微观的自我调节以保持宏观机制的运行，是整个人类社会得以持续运转的重要内力。日常生活是一场无穷无尽的苦难和妥协，而女性履行“母职”就是这种伴随性的、渗透式的痛苦的最佳映照，将这种细部的、易被忽视的折磨，放到阶层分化、种族差别和性别压迫等宏大语境的放大镜之下，个人性与结构性在这里汇合，我们才发现诸多值得反思的话题。
作者在全书的最后给出了行动方向和政策建议，提出将再生产劳动力看作公共责任和专业工作，从而肯定家务劳工的工作价值和意义，在转变观念和态度的同时，国家、组织和机构理应在保障劳工权益上做出更多。“个人即政治”的说法在这里的语境，任何苦痛都不应受到轻视，任何忍耐都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灰姑娘们的跨国历险之中，成为Cinderella终究只是一场梦。她们的梦灭让我们意识到全球化中的不平等和无法逾越的界线。这是主宰者的竞技场，是小人物的悲苦剧。

　　《跨国灰姑娘》读后感(四)：家务劳动分配与外包中的人类学分析

    家务劳动作为一种长期被女性承包的无偿劳动，以情感和道德回报取代经济回报。在男女追求事业平等的当下社会，这种家务劳动成为阶层之间、国际之间“女性外包”劳动力市场上的有偿工作。
    离家工作的菲佣和印佣，以经济回报换取自己需要在自身家庭中承担的情感和道德义务，来拜托父权社会的控制。而雇佣佣人的女性也以外包的形式脱离家务工作，强调自己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无论是雇佣还是被雇佣，好像都是一种争取女权的努力。
    “家”作为一种私生活的后台空间，在家务工作外包的过程中，成为外籍女性的前台和公有空间。在监督、表演和扮演的过程中，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形塑着自己微妙的女性身份。但私有空间”外人女性“的进入，给原本性别平衡的家庭带来了潜在的危机。
     

　　《跨国灰姑娘》读后感(五)：云和山的彼端——读《跨国灰姑娘》

“当一个陌生人闯入你的家庭，同你们生活在一起，你该如何因应？”提出这样的问题，事实上还是基于接纳者的视角，易言之，这样的视角仍旧是以接纳者为中心、为主导。如果闯入者是强势介入，甚或于闯入者与接纳者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况，这一视角也许还不会成为根本性的问题，可是当这个闯入者是来自异域、作为一个天然的弱势存在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要换一个视角，“那位闯入者会以什么样的眼光打量这个陌生的环境，她会以何种心态或策略去扮演新角色？她会改变原初的家庭生活吗，或者会怎样改变？”这一系列的问题，恰恰是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一书重点要回答的。
《跨国灰姑娘》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该文正式出版以后迅速引起巨大反响。例如美国柏克莱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Arlie Hochschild就称之为“脉络清晰、掷地有声的重要著作”（见中文版封底），更不用说获颁包括台湾“国科会”杰出研究奖（2008）在内的诸多重要奖项。如许嘉勉，或可证明该研究的卓越拔群，只是，它的秀异体现在哪里呢？
一、两造的焦虑
作为一部基于田野调查的社会学著作，蓝佩嘉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远离故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来到台湾从事帮佣的“外劳”。外劳的存在，无论对劳力输出国，还是劳力输入国，都是一项巨大考验。一个最具有挑战的案例是菲律宾。菲佣以其专业性和语言优势全球闻名，从而成为菲律宾最大的外汇来源，每一年光是海外菲劳输入的外汇就在80亿美元以上，以至于菲律宾政府不惜冠之以“国家英雄”的称谓。然而，也恰恰是菲劳，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些甚至在国内从事的是公司白领，抑或护士之类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而由于薪水差异等动因跨国谋生，反过来加剧国内就业结构的失衡。笔者恰好有幸在菲律宾马尼拉生活过一段时间，当地人就告诉我，尽管每一年都有大量的护理专业毕业生，可是菲律宾医院中护士短缺的现象则在在都有，皆源于这些毕业生大多流向了欧美国家以赚取高薪。
对于输入国来说，这种情况就更为复杂，可谓是爱恨交加。首先，即便是享用了外劳带来的便利的雇佣者，也未必是能给予真诚的肯定的群体。一方面，外劳作为一个闯入者，尤其是闯入了传统意义上作为私领域的家庭空间，雇佣者不得不做出关系调整，甚至防备。这种调整过程会带出对本地帮佣与外来帮佣之间的比较，外来不同国度帮佣之间的比较，由是会做出种种评价。如果说这些评价会直接导致对外来帮佣（与台佣比）、不同国度帮佣（如印尼佣和菲佣）的倾向，那么雇佣者的防备则既是出于不同国度（主要是富国对穷国）的阶层差别、浅色人种对深色人种的种族歧视，又是对于私领域所涉话题可能外泄的担忧。
其次，对于外劳输入国来说，不仅基于自身考量通过各种严苛的手段对外劳进行管控——这同样印证了富国与穷国、浅色人种与深色人种的差别对待，背后则是深深的种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而且外劳的接纳还被有机地作为一项外交手段来使用（在台湾这样特殊的政治空间里更是如此），劳力在被商品化、跨国化的第一层次之上，又被国际政治化——总之是外在的工具，而非人。而毫无疑问的是，外劳输入国的政策管控，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具体的雇主对外劳的使用、接纳和情感。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权力以极为显豁的方式进入到家庭生活中。
蓝佩嘉在研究中对这两造的焦虑看得极为清楚，在她看来，其根源在于“我者”和“他者”之间几乎不可逾越的想象与鸿沟。本书自第一章始到最后一章结束，可以说一直触及这话题，尽管蓝佩嘉不太可能予以根本的解决方案（她在书中的结论部分还是给出了“行动方向和政策建议”）——这样一个深具哲学意味的话题本就不是社会人类学者试图尝试回答的——可是这种持续的关注本身就显示了研究者的深切关怀和人文立场。或者这已然是此项研究的第一层（也是更深广）意义。
二、云和山的彼端
用“跨国灰姑娘”来标称这些从穷国到富国从事3D（dirty，difficult， dangerous）工作的外劳，无疑是精心选择的结果。蓝佩嘉本人在“导论”中就有说明，“来彰显她们迁移旅程中的复杂与两难：她们与雇主关系在地理上亲密但在地位上疏离；她们的迁移之旅既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压迫。她们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力远渡客乡，但也同时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而展开旅程。”（中文版p6）
外劳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她们会在处于劣势的前提下——当然也不排除凭借“弱者的武器”做出的些许抵抗，与雇主形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蓝佩嘉按照“理想型”范式总结出了这样四种：疏离权威、家母长制、生意关系、情感关系。毋庸讳言，这些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外劳的议价空间是及其有限的，所以就很好理解像“疏离权威”、“家母长制”这样的类别，其实就是传统儒家家庭雇佣关系和家族伦理的投射。而那些拒绝以这样方式处理双方关系的大多属中产家庭，这既折射出这些中产家庭在台湾社会所要承受的诸如住房、社交等压力，又可透视出整个台湾社会的阶层变动趋向——这恰恰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宏旨之一吧。
外劳来到台湾，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过程。如蓝佩嘉书中所做调研，她们不仅要承受缴纳中介费、检验管理费、强制储蓄等一系列来自双方国家、中介机构甚至雇主的盘剥，而且还要经过耗时不等的培训，或者等待，这样的过程既极大地损害了外劳的可能收益——这也是她们到台湾后会“逃离”的原因，又使得雇佣方、中介等成为高度“吸血榨汁机”。然而，为何她们还是要“前仆后继”、或者一再（甚至造假）地来到台湾，只为3D？
经济驱动当然是最容易想到的原因——而这又反映出富国与穷国的国际分工（具体在外劳事务上就表现为“全球保姆链”，富国的雇主可以充当母亲经理人mother-manager），但毫无疑问又不仅于此。她们可能是基于对国外生活的现代性想象，又或者是出于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不一而足（详见该书第四章），总之，蓝佩嘉试图告诉我们，外劳同样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她们有她们的期待，有她们的想象，有她们的情感……
于是，就很好理解，当她们来到台湾后，又会如何挂念那个出于各种动机，但终究是离开了的故国、故土、故园。在那里，是云和山的彼端！

　　《跨国灰姑娘》读后感(六)：为帮佣正名

       东南亚帮佣是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新富家庭中常见的家庭帮佣群体。全球化移工的身份，加上她们身上所带有的种族烙印与妇职压力，使得她们与雇主家庭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包容多种议题的可能——阶级、种族、性别这些元素在他们身上被相交织地展现。正如作者在开篇中描述了她在美国社区中的一段偶遇：一个白人男性问她是否能介绍一个人去当他妈妈的看护。这样的突兀遭遇深刻地揭示出人们对于种族性别在职业分工上的刻板想象，并且帮佣源于封建殖民的历史以及其本身的工作性质，使得这个白人男性的诉求本身带着阶级划界的可能。可以想见，这样的遭遇触动了作者柔软敏感的内心。
      “优势族群看见深色皮肤，就以为看见奴隶的脚镣与打工仔的漂泊灵魂。”怀着这份关怀，作者选择了远赴台湾的东南亚帮佣作为她展开田野的对象——尽管在一些中产男性眼中这样的研究只是毫不足道的女人事，又或者人们对她这个留美博士与菲佣们的亲密接触感到极为不解。但人们不自觉地界限划定反而引起作者跨越藩篱的决心。针对东南亚帮佣群体，作者提出了多对矛盾，首先在现代性通过全球化铺开的今天，打着新自由主义旗号的国家中为何兴起了带有封建殖民色彩的家庭女佣业？家政女佣离开家乡束缚，跨国追寻现代性羽翼下的个人价值，然而他们面对的终点却是从雇主、中介到社会的重重藩篱与划界（6页）？
       作者用划界工作的概念作为自己剖析这些矛盾的理论视角，她通过进入帮佣与雇主的互动，理解这种划界的内涵，并呈现出涵盖了双方主体经验、多层次的权力关系。作者的讨论层次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从家务劳动的市场外包出发谈论性别界限与不平等的联接，第二，从国际迁移角度讨论阶级种族的界限重画，第三从家与家庭的断裂中讨论全球不平等的具化。
       这三个层次最吸引我的便是作者从家务劳动的场域中讨论帮佣及其雇主的互动，性别的视角使得作者将帮佣及女雇主同时作为讨论的核心，二者的相似与差异展现出家务劳动市场中性别界线与不平等的缔结。而本文也将重点呈现作者在这个层次上的讨论，以及我对问题的反思。
       作者在导论中明确指出，性别的不平等总是与其他社会不平等相纠结（7页），女性之间既分享着同质又有巨大的差异。值得称道的是，在关于家务劳动性别化的论述中，她没有因女雇主的地位优势而对她们进行批判责难，也没有将这种性别不平等视为一种静态的鸿沟。相反，她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比作一种结构连续体，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总面对着相似的父权支配，而家务劳动连续体由于阶级与跨国分工的卷入，使得阶级、族群等社会不平等在其中彰显。但连续体似的结构又意味着这两种地位的女性能在多重位置间移动，以此施展自己的对抗的能动性。
      首先，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因为某种程度上台湾新富家庭女性与东南亚帮佣都在进行着“与父权讨价还价”的实践（122页）。中产女性通过雇佣女佣来减轻家务劳动，东南亚帮佣则帮借此机会逃离家乡传统父权的束缚。作者在田野资料中详细陈述了中产女性选择雇佣女佣的理由。通过雇佣外籍年轻女佣，中产女性们减轻了家务劳动的负担，避免了与先生、婆婆之间在家务事上的紧张冲突，同时，她们又因此得以建立了对家务帮佣的自主控制性，因为外籍年轻女佣并不会像雇佣本地女佣那般难以控制。还有一些家庭聘请帮佣来负责照料长辈，达成孝道的外包。总而言之，这些女雇主的选择完全是为了抵抗身为女性所需承担的家务劳作及服侍尽孝的规范。但当这种抵抗以外包的形式转移到另一个女性身上，女雇主又不得不在其中为自己女主人、好妈妈、好儿媳的身份象征进行维护，一方面，她们通过阶层化的家庭分工方式明确自己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她们要顾及到婆婆的认同危机，时不时地让婆婆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婆职与权威。可以说，这些减轻了家务劳作的中产女性仍脱离不了妇职规范的场域限制，甚至只有在其中，他们才能获得自身的认同。
      而东南亚帮佣与传统父权的抵抗更加艰难。比起台湾雇主只需在家务分工上进行重新分配，他们不仅需要背井离乡地进行一场海外探索，同时其中不少人还承担着原生家庭的枷锁与跨国母职的羁绊。作者注意到了东南亚帮佣们在跨国工作之旅中展现的能动性，她认为，东南亚女性通过施展自己的能动性来对抗所处的结构限制。由于东南亚国家对待女性的观念十分保守，如作者田野所述，未婚女生晚于8点回家、穿牛仔等都会长辈被视为不乖，而已婚女性一般的传统职责是家庭主妇。而另一方面，受殖民传统和全球流行文化的影响，跨国菲佣身上对发达国家本身具有一种浪漫想象。因此，作者认为跨国打工对于东南亚女性来说是为自己争取一张现代性的门票，得以跨越传统女性家庭角色与性别界线。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使得她们的跨越十分艰难：他们在台湾新富家庭承担家务劳动时，自己家庭中的母职角色就面临缺失的困境。她们不得不跨国持家用汇款通信等手段进行跨国母职的维系。对于那些未婚的东南亚帮佣来说，由于家务工作被视为女性天职，其内蕴的价值受到经济的贬值和情感的“外显”，甚至出现雇主求婚来模糊和延长雇佣们的工作。
       从这两种形式的“与父权讨价还价”中，我们不难看到这背后的场域限制——妇职的神话。正是在这种家庭分工女性化的神话之下，台湾新富家庭女性与东南亚女人有机会聚到了一起。女雇主们对于传统分工的反叛看似成功，却依旧在有了一个影子替代之后备受压力，为了加固为人母、为人妇、为人媳的妇职身份认同，她们不得不投入心思进行妇职的维系，甚至在与帮佣的互动中复制了婆婆的权威角色。而东南亚帮佣们追求现代性的途径同样是以家务劳动女性化为基础，由于家务劳动与妇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家庭分工与有薪工作的界限始终模糊：在工作性质上属于被政府强力管控的外劳，在入职培训时受到的是去女性化的女佣规训，工作空间的私领域性质与工作内容在情感界限上的模糊不清，东南亚帮佣们的工作始终未能受到外在的正名。
       因此问题似乎还回到了作者在开篇提到的矛盾，我们要如何理解现代性追求与女佣工作之间的矛盾？家务劳动的女性化如同女性的桎梏，但某种程度上，帮佣工作又是东南亚女人们能动性的体现与向上流动的机遇，不少女佣们的自述中也表达了为工作自豪的心态。
       作者也意识到，我们很难二分地来看到这个问题，因而她用家务劳动的连续体来比喻女人们遇到的境遇。性别分工的结构性力量渗入了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但随着全球市场的运转，女性们能各自在自己的资源场域中伸展能动性，女雇主与女帮佣们在不同的位置上有各自的心酸与快乐，有各自的成功与苦水。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希冀我们重视的是这种家务劳动连续体的背后的维系力量。女雇主与女佣之所以位于连续体两端，是因为当性别分工遇上阶级与文化资本的界线，东南亚女帮佣们面临的境况是掺和了阶级、种族、国界等问题的多重桎梏。就如同作者在文末总结，越全球越分化，女佣们在地理上的跨越却仍跨越不了无形社会界限的藩篱，家务劳动的私领域性质让界限变得模糊的同时，也无形中默许了分化的持续——雇主们进行着class becoming（315页）的实践，女佣们则经营着前后台的策略。
       作者把全球化下的跨国移工问题与性别、种族、阶级进行了综合的讨论，我想她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宽阔的讨论视野，是因为前期民族志的扎实以及人文关怀的嵌入。纵观全文，笔触细腻真挚生动，处处彰显着民族志的灵魂，没有咄咄逼人的责难也没有故作矫情的感伤，唯一不变的是深入女佣与女雇主互动的探讨，展现二者主体性的同时也让更多背后的隐含议题渐渐暴露出来。
      最后，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文末讨论的行动方向与政策建议。她主张促进家务与照顾的公民化与正式化，并完善建立合理的劳工制度。一方面，政府需要承担起“家务劳作纳入公民基本权利”的责任，从而避免雇主们对女佣的剥削。另一方面，家务工作的正式化也能提升女帮佣们的地位与尊严，让女帮佣们获得有薪工种应有的权利是对阶级、种族、性别问题的最好的反抗。毋庸置疑，家务劳作的女性化与无酬化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低廉、无价值、去技术”的污名是东南亚帮佣们面对障碍的源头，但这种女性化工作也恰恰为他们提供了向上的可能，因此在这种局势之下，不仅需要政府履行公民照料的责任担当，更需要为帮佣工种正名，打破妇职附属的模糊界限，为帮佣争取更多权益与空间。

　　《跨国灰姑娘》读后感(七)：his world,their world

一、
   “仙女挥动魔法棒，南瓜变成华丽的马车，炉台边的老鼠和墙上的蜥蜴变成车夫和马匹，灰姑娘身上的破布衣衫变成了光彩夺目的新衣。”
   来自东南亚的一群女性，怀揣着现代性朝圣的美好梦想，只身前往周边发达地区打拼。
   “然而兴奋的余热未尽，十二点的钟声敲响，魔法开始消退。华丽的长裙变回褴褛的衣衫，马车在舞会的余音里变回南瓜的原型，美丽的辛德瑞拉又变回脸上沾满炉灰的灰姑娘。”
二、
   全球化是一场机遇，是一场未知的探险。全球化的到来带来人们对民主平等自由多元的地球村乌托邦的幻想；带来跨越国界疆域的加工出口与生产劳动、以及家事服务的“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工”。生产的全球化加速了国际贸易、金融的增长，并重新形塑“新国际分工”的模型。全球城市成为国际金融城市与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点，而位于版边陲经济体中诸如香港、新加坡、台北的二阶全球城市则作为中介维系全球化经济的运作，而这样的运作则带来了低劳动成本群体的迁移流动。
   蓝佩嘉的《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一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全球化语境之下，来自印尼、菲律宾、越南的女性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困或为了探索现代世界背井离乡远赴台湾成为一名名“家务移工”。
三、
   亚洲国际迁移体系输出国政府政策，中介商业化，地主国规制的三大特征带来了家务移工存在的可能性。彼时移工政策成为国家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台湾双薪家庭成为社会常态。而社会对于女性身份的建构则使得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缺乏雇佣帮手的正当性。
   作为雇佣关系的两个主体，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雇佣关系，本国与异乡人，同为女性。其实正是社会阶级、种族、性别的缩影。日常生活中，雇佣双方都采用了一系列的叙事方式阐述和区隔了彼此的关系和界限：
   作为台湾女雇主，通过劳动内容、母职风格、时间区段与种族化群组差异叙事与保姆维持阶层化的分工；通过家母长制、疏离权威、情感关系与生意关系四种理念进行划界工作。
作为东南亚女性家务移工，她们透过能动性的施展，以及意义的改写，来对抗身处的结构限制；以多重的迁徙形式协商他们的生命机运以及性别认同；通过寻求恩庇，保持距离，掩饰背景与强调地位四种方式进行划界工作。
四、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性别叙事没有建立在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视角， 而是呈现了同性别下不同阶级种族代际之间吊诡的关系：台湾女雇主饱受传统社会价值观的束缚，在追求自我实现与“贤妻良母”之间进退两难，时刻面临着服从家庭权威的传统女性角色与追求个人自主及成就自我的冲突。而东南亚女性帮佣则面临着单亲重担、婚姻枷锁、母亲身份、家务女性、乖女儿与老处女等等诸多意义的束缚在出国工作中寻找解脱，这一层面上似乎构建起了两个阶层、种族悲悯无望的共鸣，无论家务外包抑或出国工作，都是在已自身能动性对父权进行无声抗争。
   另一方面，台湾已为人母的女雇主会通过母职风格的界限区分与女帮佣争夺“母亲身份”的意义空间。而“女性移工被困在一个无解的金钱/情感交换的方程式中：一边是无酬的母职实践，另一边是有酬的替代母职工作。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情感与金钱成本勉励成为一个“好”妈妈，不论是隔海守护自己的子女，或是照顾身边终究要离开的台湾小孩。”
   “与雇主物理距离亲密但社会距离遥远，而她们的照顾工作，既是爱的劳动也是金钱的交换。”
五、
   在最后的结论中，作者提出了她的担忧：俞全球实则愈分化。“家务移工与台湾新富雇主之间的聘雇关系，揭露了以下四种暧昧情境：家务劳动的女性化、外籍劳工的种族化、阶级形构的国族框架以及家与家庭之间的断裂。”
   “越来越多的人们在社会网络与商业中介的协作下，持续、频繁地穿越国界，然而全球化与迁徙也同时巩固、加高国界的堡垒”。
   “然而，地球村的乌托邦只适用于有经济及文化资源者得以跨国流动的都会新贵，他们享受的豪华五星饭店与异国情调餐厅，实是移民劳工远渡重洋前往的血汗职场。”
六、
   作者用宏观的视野构筑了一幅全球化流动的图景，然而杂糅其中的阶级、种族、性别的不平等问题却没能就一深入探讨，阶级、种族、性别流动所构筑的社会变迁图景也不甚明确，如此深感意犹未尽，但仍给予我深深启迪及引导：远观东南亚的劳工移动，其实当下中国就经历着剧烈的人口流动改变，我们或揣朝圣现代性的渴望，或背负补给家用的重担跋山涉水远赴他乡，而这其中带来的结构性与行为性变迁，构成了中国城乡问题、地区差异、文化景观、政治特色的最有力注脚。
   试问每一个外出求学、工作的人们，我们渴望着什么，我们担忧着什么？
 

　　《跨国灰姑娘》读后感(八)：《跨国灰姑娘》

刚要写这篇书评的时候，雨明显地就下大了，噼噼啪啪砸在铝制挡雨板上，还有偶尔过去的车辆轧过湿透的路面发出的声音。这本书原是蓝佩嘉的社会学博士论文，而从论文到出书证明了她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下的苦功之巨，人文学科的论文大概是唯一的可以让普通读者阅读的专著，另一本我曾读过的也是原本是学位论文的书是王汎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但相比而言，社会学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以学位论文成名最负盛名的当然是德布罗意的博士论文《量子理论研究》，这篇论文是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单单着眼于“论文”，这本书就给所有人文学科的论文撰写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准。
论文讲述的是东南亚帮佣到台湾成为家务劳工这个过程中的多方关系和界限，比如女佣和女雇主的关系（例如女雇主会在感受到孩子和女佣较亲密时和女佣竞争母亲的角色），女佣和母国家庭的关系（例如女佣会通过寄大量的礼物给在母国的子女以维系母亲的责任），女雇主对传统观念的抗争（例如请帮佣照顾孩子而避免婆婆和他们同住）。中国传统的观念里，认为家务和情感付出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本职，而这对于女性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想一想，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在家中的付出是唯一你能找到的的无酬且十分困难且没有休假的劳动。而台湾新中产阶级女性正是出于对此的抗争而选择请菲佣或印佣来作为她们的母职代理人，现代中国女性大多意识到这个极不公平的社会分工，所以我曾对妈妈笑说，她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代传统女性了。我作为一个知道母亲牺牲的儿子，对于上述的不公平深恶痛绝。虽然帮佣的女性性别仍然意味着人们把女性作为家务劳动的正统执行者，也虽然请女性帮佣也意味着女雇主承认了传统中的女性职责仍需要她来想办法转化（如果女雇主不愿自己去做的话），也虽然这样是用帮佣牺牲她的家庭生活换来的。但仅仅是从个人出发，而非一个社会学家出发的话，那我还是会选择在将来主动选择帮佣以解放妻子的一部分传统角色。
读一本书，难免会在读完时更侧重书的后半部分，因为后半部分距离读完的时间更近。遗憾的是，在论文结束时，也没有一个哪怕是作者认可的较好的方案被提出来，因为就像作者所强调的，不管女雇主会不会主动吸纳女佣为家庭的一员，她们之间的阶级差异和家庭界线仍然是分明存在的。我按照作者提出的四种雇主对待雇佣的模式分别简单举例阐述，第一种是家母长制，即雇主将自己定位为雇佣在台的监护人，这样雇主却会比较多地限制雇佣在周日的自由，第二种是疏离权威，往往是上层阶级对雇佣采取的做法，这显然使得家庭界线分明，雇佣不可能参与到家庭活动中去，第三种是情感关系，即女雇主会主动发展和雇佣的密切关系，以减少自己的阶级自责（因为台湾新中产阶级是伴着台湾民主自由理念过来的），但雇主和雇佣都并不愿意承担雇佣关系之外的情感负担（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传统母亲承担的责任是很困难的原因），第四是生意关系，这也明显会体现出阶级差异。不同的女佣习惯不同的方式，如果女佣已经认可了阶级差异，那么她可能更易接受有家庭界线的雇主做法，而对那些并不认可阶级差异，而是将自己出国做家佣视为和女主人想同的职业女性定位，则她可能就不会轻易接受雇主刻意强调的阶级界线。这本书是难读的，但哪本好书不是难读的呢？我需要接受大量的社会学人类学专业名词和句子，我通常需要细心重读才能理解，但读通之后就会感叹作者写作时的缜密和创造性。我能看到每一句话都是可读性好的，都是有内容的，这对于我们现在大学生的论文写作来说，真是有极大的鞭笞作用。博士论文，就是应该是每句话都是有它的内容和作用的，而论文内容则是用来填充大纲骨骼的血肉。
读完这本书，对于我自己的家庭观念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对我来说，我侧重的倒不太是如书名所示的跨国灰姑娘，而更侧重了对于性别平等的认识，怎样在将来的家庭生活中努力在自己和妻子的关系中保持尊重和平等，是很重要的考量，雇帮佣是其中一个策略，但远不完美。读完书的另一个有趣想法是，首先我视雇帮佣为一个实践夫妻性别平等的较妥当的方式，但是想一想，当世界再逐渐进步，所有的国家的生活水平都已得到大幅提升，有保证，那么就不会再有额外的女性劳动力供雇佣了，那个时候是不是还要恢复到传统的母亲承担沉重的家庭负担或者由老一辈的婆婆介入夫妻生活？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有一种数学完美原理和社会完美进化原理支配着我，因为上述这种情况的合理发生，那么必然有一种解决性别不公平的不通过雇佣的方式解决，恩，会有的，并且仅仅依靠夫妻两个人。

　　《跨国灰姑娘》读后感(九)：启蒙的意义

       这是一本既理论又通俗的学术著作，社会学色彩很鲜明。我喜欢读这样的书，不像宏大的纯理论书，不知所云，也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事实多于分析。诚然，蓝佩嘉老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能发现生活中容易忽视的细节，并且将社会学理论恰到好处地与事实结合起来，从而完整、理性地呈现了台湾家务移工的生活百态。
       阅读此书，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我们的日常行为不光是主体性的体现，也受到了社会制度和文化的隐性影响。因此，看问题不能浮于表面，要通过大量的事实、扎实的理论，去踏踏实实地钻研、弄懂它。理论与实践，二者不可偏废。我从蓝老师身上学到：也许一本书、一门学科并不能起到变革社会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让人们认清真相，从而更理性地思考，更包容地对待人事，也是一种正能量。启蒙也许是社会科学的意义之一。

　　《跨国灰姑娘》读后感(十)：跨国帮佣在台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蓝佩嘉的《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一书中聚焦了东南亚国家主要是菲律宾和印尼女性到台湾做涉外劳工的现象。“女帮佣”这一形象所自带的阶级感跟神秘感激发了大众阅读的好奇心，当然也可能跟鲁迅笔下祥林嫂给人的深刻印象有关。
       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罢，或者是普遍现代化的当今社会，劳力出卖都不鲜见，红楼梦里的各类家奴侍女，被贩卖到美洲种植园的奴隶，中式传统大家族请的长工短工，还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都启示我们，人类历史似乎是一个转嫁劳动的历史。转嫁劳动是否可耻这个暂不讨论，但是劳动生产价值，拥有更多的价值可以抵消部分劳动这的确是大众所认可的。“赚够钱，做自由职业者”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而存在。
       在作者的研究中，主雇转移家务劳动以缓解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冲突，跨国女佣通过卖出劳力获得报酬，同时转移自己的家务劳动给丈夫或亲人。这不禁让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条件让女性的家务劳动呈现出了免费与有价两种形态。蓝佩嘉认为，女性的家务劳动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跨越公私领域的结构连续体，这种观点对父权社会下的那些一辈子勤勤恳恳无处抱怨的女性来讲有很大意义。然而，对于改善总体女性地位而言，还是收效甚微，因为地位高的女性只是把家务转移给了别的女性而不是男性，在雇佣帮佣这件事上，女性们再一次被捆到了一起，成了一根绳上的蚱蜢。上演起了一幕又一幕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的戏码。
       当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涉外劳工又呈现出了许多不同的形态。最明显的一点是，她们是“自愿”的。她们成了追捧“F4”的迷妹，她们外出最常干的事情是拿手机拍照，以期向家人朋友炫耀自己。她们在“后台”衣着时尚，也偶尔去迪斯科跳舞。然而事实并不会有太多不一样，在业已存的阶级之下，这些快乐更像是一种虚无的自我安慰。
      通过跨国劳务输出，她们能赚到不少钱，她们可以养活小孩以免其重蹈覆辙，但她们却很难解救自己。归入他国难，回去更难，在“全球现代性”想象召唤之下，她们已经踏上了一条追梦之旅，有可能将永远困顿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