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眸丨 江小燕：我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
傅雷与妻子朱梅馥
1966年9月3日，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的家中双双自尽。自尽前，傅雷写下遗书，将存款赠予保姆周秀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他们还将棉被铺在地上，以免尸体倒地时发出声响，惊扰他人。
我曾收集有关傅雷之死的各种文字记录，并一次次为之动容。我一向认为，傅雷夫妇的自尽，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与温厚。
其实，我一向怕记外国人名，所以极少读外国文学，几乎未读过傅雷的译著，只读过人尽皆知的《傅雷家书》。作为翻译家、文人，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并不饱满，可他的死，却总如大石一般，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那场浩劫，摧毁的到底是什么？除了一个个生命，也许还有一个时代的气质与道德。
两个知识分子，优雅温文，却被红卫兵们连日凌辱，斯文扫地、尊严丧尽。可在他们舍弃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却还记得家中的保姆，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书中写明“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自尽那天，朱梅馥还曾对保姆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希望自己死得干净。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所以留下了火葬费……
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优雅与温厚吗？那也许是中国最好的一代知识分子，现在还有吗？
我一向喜欢上海老街道，不是因为所谓的小资情调，而是因为总能在老街老建筑的蛛丝马迹与钩沉中，触摸到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的远东名城，不仅有着纸醉金迷的一面，还有优雅温暖的一面。
江苏路便是这样一条街道。严格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条街，在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分中，它是其中一条轴心，一条条路与之交汇，如愚园路、华山路、武定西路等，都是我在寻访民国名人故居途中经停的一站，每条路上又有着一条条里弄，遍布各式小洋楼，随便拎出一栋都大有来头——这是一个城市足可引以为傲的历史，但几十年间物是人非的同时，“遗忘”二字如影随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大敌。
在江苏路上，284弄有傅雷故居，也有天才钢琴家顾圣婴的故居，二者均在文革中自杀。旁边的285弄也曾一度红火，据说因为“张爱玲热”，她当年的故居如常德公寓等，都已成粉丝心中“圣地”，连其亲朋曾居住的地方亦不能免。285弄是张爱玲的父亲、继母与弟弟终老之处，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这条路开辟于1906年，建有大量西班牙式庭院，当年著名的贵族女校中西女中也在这条路上。不过，这些年来城市改造频繁，江苏路虽仍有昔日风貌，但也经历了道路拓宽等各种工程，与旧时格局有异，在寻访中，我一度迷路，几番来回也寻不到284弄，更别说傅雷故居了，后来得人指点，由旁边的愚园路（这也是我极爱的一条路，遍布洋楼与故居）畅园的一条小路进入，才寻得目标。如今，284弄已被高楼环绕包围，曾与它一起承载当年岁月的其他弄堂，有些已消失。这个城市过往，正被现代化所侵蚀。这条里弄也叫安定坊，据载建于1936年，共18幢楼，各带花园。
傅雷故居是一个独立的庭院，小楼为三层西班牙式建筑，但三楼是尖顶阁楼，所以也可称为假三层。小楼黄墙红瓦坡顶，院门掩着，但未上锁，里面铺着灰色地砖，寂静清冷。门口挂着“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但未有“傅雷故居”的字样——倒是他在上海周浦出生时的故居，据说已修葺为纪念馆。
1949年12月，傅雷夫妇搬入这里，直至去世。据说，当年小楼的一楼为客厅、餐厅，二楼为傅雷夫妇的卧室、书房，三楼则是两个孩子和保姆的卧室。这是傅雷居住最久，成就亦最多的地方，他译著中的经典，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都在这里完成。至于几十万言的《傅雷家书》，也是他在这里用毛笔一一写就的。
当年，傅雷夫妇在小院内种了不少花，如玫瑰、月季，每逢花季，便满是花香，可惜文革时被抄家的红卫兵摧残殆尽。
其实，在此之前，傅雷已屡遭打压。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译著的印数稿酬亦遭停发，日子艰难，但他仍坚持工作。1966年上半年，山雨欲来，经历过多次运动的傅雷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初夏时，老友周熙良来探望他，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一语成谶。
施蛰存也曾回忆他最后一次前往傅宅的情形，那是1966年8月，住在附近的他自然也难逃文革之劫，在遭遇了一场批斗后，他想去看看傅雷的情况，“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的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之后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傅雷夫妇自尽的消息。
后来，在傅家工作了十一年的保姆周秀娣回忆，傅先生和傅太太都是好人，她生病了，傅先生拿医药费给她，让她去看病，她若不肯，傅先生就发脾气；傅太太温柔文雅，十几年来没发过脾气，总是笑嘻嘻的。
只是，在那历次运动中，好人往往逃不过一劫。何况，傅雷绝不是那种擅长和稀泥、左右不得罪的所谓“老好人”，而是有原则的真正好人。他一向直率，从不虚伪矫饰，笔名“怒安”便足以为证，那是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意。他的耿介是立身之本，但在那个年代，却注定招祸。
可是，即使不怒，即使沉默，又真的可以避祸吗？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傅雷都没有工作单位，只是在家译稿，他很少见人，当然很少说话，又因为没有单位的缘故，各单位或院校的红卫兵着实没有理由来找他，但红卫兵们还是来了，因为傅雷有名，因为他跟其他必须被打倒的知识分子有联系，也因为他一直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没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虽然傅雷没有工作，被野蛮剥夺了印数稿酬，生活困顿，但在红卫兵眼中，抽烟斗喝咖啡用西式餐具弹钢琴都是资产阶级腐朽的那一套，所以，必须抄家。
抄家后，不但搜出了莫须有的“证据”（仅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幅旧画报，还是在亲友寄存傅家的箱中搜到的），连亲友寄存的财物也被红卫兵们劫掠，所以，傅雷在遗书中还写道：“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交待得如此清楚。
我曾经诧异于这种责任感，但这两年读过不少民国时代的小学、中学课本，方才明白：这其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受教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更让我感怀的是，在傅雷夫妇的悲剧故事中，还有一位奇女子的存在。按当时惯例，“自绝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傅雷夫妇当然属于此类，与傅家素不相识、但一向钟爱傅雷文字的文学青年江小燕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冒着巨大危险要回骨灰妥善保管，并给中央写信为傅雷鸣冤，结果吃尽苦头，成了“反革命”。
“文革”后，她被平反，但青春已逝，1985年，46岁的她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终于圆了大学梦。成名的傅聪也曾找到她，意欲报答，这位奇女子只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门票，在音乐会结束后翩然而去。
按语：
江南奇女今犹在
金梅先生所著《傅雷传》及拙文《傅雷传编辑札记》均谈到当冒着极大风险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同时挺身而出上书为其鸣冤乃至招来大祸的一位年轻奇女的义举，对其表示了由衷钦敬。但这位奇女几十年来却淡泊名利，清操自守，长期隐姓埋名，其义举详情鲜为人知，其真名实姓亦不曾向社会披露，这实为一件憾事。一九九七年底，傅雷先生的二公子傅敏先生来信告诉我，他与胞兄傅聪先生相聚回国后，赴上海寻访这位恩人，弄清楚这位江南奇女就是供职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江小燕女士，信中谈到了他与江小燕会见的情况，嘱我与她联系。
今年年初，江女士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以冷静平实的心态详细谈述了她因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及上书招祸的经历，同时更正了某些误传的情况，读之令人心动，感叹不已。现征得江女士同意，特将此信借《书屋》一角发表以飨读者，以彰后世，以励后人。
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
余开伟先生：
您好！谢谢您寄给我《傅雷传》，迟复为歉！
我已退休，除偶尔去上一些课外，一般不到学校。前些时候那些学生已回国，近期无课。这些天来，因患病去校医室，才从门卫处得知有邮件。
您在文章中对我可是过誉了，不敢当。当初有这举动时，没料到历史会发展到今天的光景，更不敢设想，我的所为能被人们嘉许。
因为这件事已被多次报道，故在某些方面有些出入。愿以其实相告，想能得先生慨允，并冀再版勘正。
第一， 我当时虽已二十九岁，但并非“青年女士”，仅是一名高中毕业后的无业青年，身份依然为学生，这一点在傅雷事件中，很重要，重述于后，至于十九岁高中毕业——二十九岁这期间为何不能升大学，又不能工作，看最后补述。
当时被抓是在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点后（对我的“审讯”是第二天的一整天），到目的地，一个主要人先给我定了一个基调：他看出我不像十八、十九岁，于是说：“你已经走上社会，可以对你一切行为负责了。”但那人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我还没有走上社会，还没有工作，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所以我还是个学生。”他没有立即回话，但我却从这一问一答中似乎悟出了“未走上社会”是一个对我有利的前提。故而我脑子里极力为自己定下一个基调：我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单纯善良、不懂政治、热爱艺术（我出生于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家庭，自小从父习书画，学过一些钢琴……），近于书呆子那样的女学生，女青年。并不是说，我在演戏，装样，绝非！当时的我，确也是这种情况。当然，我并未向他们透露，十九岁那年，我已在“右派”问题上，有过一番动作了，这样，对我极不利，他们将视我为……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审讯”中的小例，说明我是如何使他们相信一个二十九岁的我的单纯。他们问我，“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我说：”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那，傅雷做过这种事吗？”他们居然一时语塞，回答不出什么。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深感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遇上了工厂里工人师傅。我看出，“审讯”我的人中，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高中生，不少人似乎连初中都没念过，这是我的直觉。因此，许多问题往往是他们一问，我一答，但他们又无法现找出更深一层的东西来反驳我。
由于我一系列的答词以及我还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这原因，使他们在给我“定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 我并未“入狱”。
后来，得知，虽由工人、民兵等先“审讯”我，但后面是警备司令部。据说这件事当初是被当作大案来抓的。故，第一关的“审讯”至关重要，我是否“入狱”，完全看第一关“审讯”后，对我的结论。由上所述，他们对我的印象，决定了我不至于被押到更“高级”的地方去。
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末，余先生，极可能这个人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竭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自己的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等等，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不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纯厚善良的。
第三， 在傅雷这件事上，日后受到的是一种心理上精神上的压办，而非具体环境上遭遇上的压迫。我境遇上窘困是十九岁那件事带来的（看后述）。
可不要认为，始终是那样和风细雨的，不！真正的“审讯”场面，那种令我感到屈辱的场面不是没有，怎么说我当时的身份是个“犯人”啊！且是一个要案的“犯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问一答的进行，声调才渐趋于令人不感到痛苦。
余先生，我的分析一点都不错，他们用的的确是捷氏的手法。就像他突然扮出了恶煞的脸一样，又忽然收起了这种凶狠的目光，还原到他原来工人的并不凶狠的眼神上。并且，我居然还从那主要审讯者后来的眼光里，看出了一句话：“这个年轻姑娘人真是老实，心地真好，就是脑子简单了点，还会钻牛角尖……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在指示她干什么事……”那主要的人后来竟向我这么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至此，我知道，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他再一次显出了工人阶级厚道的本色，眼睛中出不复有捷尔任斯基的那种目光……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我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要说傅雷事件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吧。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几年前，叶永烈先生找到我，曾在口头上同他谈起过骨灰之事的过程，但远远不如此信上的详细，我也没有在文字上同人谈此事。向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朋友，说得这么多，委实是第一次。您看，我列出的三大点，对您的文章，有了些更正，您不在意吧？责任不在您，因为有些内容毕竟不是从我这里得到的。我只有一个想法：使一切保持原来的真正情况。所以，写了这么多。
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好了，现在补述我十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同前述第三点有关。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我十九岁，将于上海市一女中高中部毕业。但在五月份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身（生）的大事。彼时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授意我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她”，因为我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我，常同我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于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我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余先生，一九五八年那年月，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可以算是“走上社会”了。
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里弄才安排我到生产组，当时社会的底层，那年我已三十四岁！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离二十九岁那件事，整五个年头）。十九岁——三十四岁，没有前途没有工作，不能升学，无所事事（在家跟父亲练习书画），就是二十九岁那年管了一次闲事，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
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这以后，我拿到过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后又专升本，拿到了在一九六二年就应拿到的本科文凭（中文系属上海教育学院系统的）。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现在的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份拿到中级职称。
为何说，十九岁那件事影响到今天？因为三十四岁才工作，起步比人家晚了一大截，环环相因，什么都比人家晚，工龄比人家少，影响退休工资。就以职称而言，这次我已作了多种准备向副高职称冲刺！我们美术学院申报高级职称的惯序是，外语考试合格后，拿出自己成绩在本院展览厅开“申职展览会”。
外语合格了，展览会开过了，美院中评委全体通过了，但后来文件精神规定，凡本年度退休者不得申报高级职称！我于一九九四年申报，也将于一九九四年退休！为何不早报？因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刚评上中级职称，按规定五年后才能报高职，故只能一九九四年提出。为何到一九八九年才评上中职？——如此一环一环推上去，还不是十九岁那件事？
虽然写了这些经过，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
人因为拥有自由，所以才会高贵。这不是说，自由就等于高贵，而是说，在一个人依愿而行的自由选择中，可以显示出他的高贵。
依愿而行——自由这个词蕴含的一个深刻含义，原来是成全自己。
在写这回信时，又因老母手骨折而耽延了几天，直到今天才能完成这信，抱歉！
如此的长信希望不至引起您的烦恼，占用了您不少时间，实在过意不去！
谢谢您寄给我名片，可我从未印过名片，抱歉了！
新春在即，在此向您贺个早年并祝
文祺
江小燕
1月23日晚11点4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