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的时尚

　　加布里埃·可可·香奈儿不喜欢绿色。这位时尚女王对绿色的厌恶一部分或许来自迷信：在当时，绿色总是与坏运气联系在一起。但更有可能的是，历史上，绿色是有毒的。

　　1861年11月20日，英国女工玛蒂尔达·斯科蒂勒死于“意外”中毒。据记载，“她死状凄惨，呕绿水，眼白发绿”，临死前“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绿的”，每隔几分钟身体就会剧烈抽搐。斯科蒂勒死后，解剖师确认其指甲已变成深绿色，有毒的砷已经进入她的胃部、肝脏及肺部。这种化学元素正是造成她死亡的罪魁祸首，也是当时给衣物等染上绿色的必备染料。斯科蒂勒生前工作时，将含有砷的绿色粉末撒在人造树叶上，不知不觉将它吸入身体。随后，这些头饰将被装饰在女性的头上，成为时尚的一部分。

　　“作为可怜的牺牲品，年轻的女孩用生命换取的，不过是女性对时尚的追求和喜爱。”斯坦福大学博士艾莉森·马修斯·戴维为斯科蒂勒感到愤愤不平。在她撰写的《时尚的受害者》一书中，斯科蒂勒只是l9世纪以来无数时尚的牺牲者中的一员。在时尚背后，人们从头到脚都陷入了“美丽的陷阱”：时尚的历史，是有毒的。

　　“它鲜亮、纯粹，特别吸引眼球，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有光，就会闪现迷人的流光。”1778年，药物化学家卡尔·威尔海姆·舍勒发明了亚砷酸铜，被人们称为“舍勒绿”。这种化工颜料漂亮、便宜，使用方便，一出现就成了时尚界的宠儿。女性用绿色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披肩、扇子、手套、鞋履等。就连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都倾心于它。在一幅肖像画中，她穿着一件草绿色的晚礼服，直视前方。

　　维多利亚女王打扮得美丽大方，却没有发现身上那件晚礼服是有毒的。早在19世纪初绿色染料盛行时，人们就能相对轻松地检测出布料中砷的存在。A.W.霍夫曼博士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死亡之舞》，指出平均每一件头饰中含有的砷元素足以毒死20人。更可怕的是，一条长18米的晚礼服中，可能含有58克砷——仅仅0.26克到0.32克砷就能让成年人中毒身亡。但在数不尽的宴会上，一身绿衣的女子还是随处可见。这些人被《英国医学期刊》讽刺为“蛇蝎美人”：“她的确穿着含有剧毒的裙子，在一间6平方米的舞厅里，足以放倒所有的倾慕者。”

　　有毒的不只是绿色染料。1904年3月，一个22岁的男性销售员把一双棕色美式男鞋染成了黑色，随后去参加舞会。由于心急，他未等鞋子干透就把它穿上脚，黑色的染料沾在了双脚上。当舞会结束后，他感到头晕，且开始呕吐，朋友们都以为他只是喝醉了，却没想到4小时后他就毒发身亡。工业健康专家艾莉丝·汉密尔顿发现，染鞋子的“阿尼林”染色剂中含有硝基苯，渗透进身体后其毒性被酒精催化，“调出了一杯索命的化学鸡尾酒”。无独有偶，早在19世纪，含有硝基苯的红色、橙色等染色剂也导致了许多中毒、死亡事件，亮丽的颜色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死神的镰刀。

　　1900年，美国幽默杂志《泼克》刊载了一幅名为《拖细菌长裙》的漫画，一个侍女一脸嫌恶地提起女主人的长裙进行打扫，飞扬的尘土中出现了“细菌”“微生物”“伤寒”“肺结核”“流感”5个词，裙摆下拿着镰刀的死神缓缓升起，一旁还有两个天真可爱的小孩无辜地注视着这一切。这幅漫画绝妙地讽刺了当时拖尾裙的盛行所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19世纪的街道上满是狗屎、马粪和行人的痰，充斥着各种细菌，当女性穿着时髦的拖尾裙走过大街时，也把疾病带回了家。

　　1908年10月7日，萊特兄弟在法国进行飞机试飞时，邀请了一位女性，哈特·欧·伯格。作为第一位乘坐飞机的女性，哈特在穿着上不仅要优雅，也要适应飞行的环境。于是她便将膝盖以下的部位紧紧勒住，防止飞机飞行时裙子卡住零件。这一举措被设计师保罗·波烈看到，以此为灵感设计了风靡一时的“霍布裙”，裙子紧紧贴合女性双腿，一直延伸到脚踝处，以致人们穿上它时只能小步走路。

　　不过，霍布裙作为时尚宠儿的生命只有短短4年。从1910年至1914年，一方面，它风光无限，出现在无数女性的衣橱中，一方面又持续地遭到攻击，很多人希望它能从女性的身上“退场”。反对者们的第一个理由便是安全问题。身着霍布裙的女性时常被死神“眷顾”。1910年9月，一匹脱缰的赛马在巴黎附近的尚蒂伊马场狂奔，冲进人群。其中，一名身着霍布裙的女士由于裙子太紧而动弹不得，倒在了马蹄之下，最终因头骨骨裂而死。

　　霍布裙不友好的设计引发了许多安全事故，但它的问题不止于此。1910年，正是美国等国家女性要求投票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者看来，霍布裙限制了女性的自由活动，是一副时尚的“脚铐”。作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就曾撰文严厉控诉过霍布裙：“穿裙子的女性身体受限，不可能像男性那样做出精确的动作。小碎步看似是‘女性化’的表现，其实不过是‘裙装化’——它与性感没有一丝关系。”《纽约时报》更为犀利：“如果女性希望竞选总统，她们得能一步跨上摩托;如果她们希望从法律上获得完全的自由，她们一定不能被‘脚铐’束缚。”

　　霍布裙甚至成为女性的一种物化标志。在一幅名为《它赢得了奖品》的插画上，一名身着霍布裙的女子与一只宠物犬站在一起，她与小狗的姿势相似，弓着身子做出被驯服的姿态。这个画面似乎在说：霍布裙代表的性感，使女性沦为男性眼中如宠物般的玩物。

　　历史上，曾专门“瞄准”女性的时尚杀器不只有霍布裙。19世纪中期，社会步入大工业机器时代，一种近似圆形的裙箍开始从贵族走向平民。这种裙子以精纺棉为主要面料，轻巧美丽，却极其易燃，时常引起火灾事故。尤其在芭蕾剧院，为了表演效果，女演员们不得不穿上裙箍式样的芭蕾舞裙。据记载，在1797年至1897年的100年间，全世界约有1万人葬身于剧院的大火中，其中大部分是由芭蕾舞裙燃烧引起的火灾。最为著名的一次大火可能是1862年，芭蕾舞演员爱玛·丽弗瑞的“赴死”。在舞剧《波尔提契的哑女》的彩排现场，汽灯直射到正在休息的爱玛的舞裙上，过高的温度点燃裙子，火一下子蹿起四五米高，爱玛成了一根火柱。她像代表作《蝴蝶》里的蝴蝶一样，扑火而去了。

　　“‘时尚’二字从未挣脱性别差异的紧箍咒……就现代社会而言，社会科学调研的重点，应该更多地放在那些至今仍被要求穿着时尚的群体，即女性身上。”艾莉森·马修斯·戴维强调，即使从古至今，因时尚而受害的男性数不胜数，但女性受害者更多。

　　“额头上长满疹子，里面全是脓，面部肿了一圈，眼睛都睁不开。”这是19世纪，一个年轻的波兰男子因长期佩戴男士礼帽而患上皮肤病的情形。当时，这被认为是帽子内层使用的有毒染色剂所致。他也不是个例，一些人也深受帽子毒素的困扰，但“毒礼帽”的毒，更多是“射”向制帽工人的。

　　男士礼帽盛行一时。它可以保暖、防雨，不过更重要的是，在19世纪，男士出门如果不戴礼帽，会被视为无礼之举。为了时尚，人们似乎忽视了工人制作它时受到的危害。为了把一缕缕的皮草编成长长的纤维，制帽匠需要把动物的皮毛剥掉，然后“制毡”：用摩擦、压力、化工品及热力等综合手段，将动物的毛发拧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常会把水银刷在皮毛上，以此来软化毛发中的蛋白质，并将皮草变成橘红色。

　　巴黎圣路易斯医院的蜡像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只25岁男性的手部模型，手的主人是一个19世纪60年代的制帽匠。他“手”上的指甲已经变成黑色，且轻微膨胀。这在制帽匠中已成为常态，伴随他们的常见职业病还有肺病，而这些病症都归结于制帽时所需的有毒化学物——水銀。作为最危险的化学物质之一，水银不仅毒性巨大，还能轻易被吸入肺部，进入皮肤或停留在胃部。在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里，经过近200年的时间，馆里收藏的许多帽子仍有水银残留。

　　含砷的绿色染料也有毒，它首先毒害的是染料作坊里的工人。给布料染色的男性工人小便时，手上的砷接触皮肤会引发感染，带来痛苦的灼烧感，大腿内侧病变腐坏，像得了梅毒一样，且至少需要在医院里躺6个月才能痊愈;而将染色后的布料进行加工的女工，吸入砷后普遍出现腹泻、贫血、头痛等症状，甚至死亡。好在随着工人死亡案例增多，法国、德国等国家禁止各行业使用含砷的绿色染料，但在英国等国家，直到1860年后——淡紫、洋红等颜色取代绿色成为时尚新宠，绿色染料才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艾莉森笔下那些有毒的时尚单品，一面美丽，一面危险。“它们曾陪伴主人一世，毒素已深入每一根纤维……时尚的生命很短，毒素的生命很长。”

　　（梁衍军摘自《看天下》2019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