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姑娘”只想弹巴赫
朱晓玫在巴黎有一处小小的居所，房子是租来的，50平方米不到。家里东西很少，就是书、钢琴、桌子椅子、一张床。坐在钢琴旁往窗外看，是一排法国梧桐，树的后边，塞纳河缓缓流过。
她今年70岁了，没结婚，没有孩子，一个人在这间小房子里住了近30年。每天7点起来，吃早饭，练4小时琴，没有电话，没有约会。因为不喜欢热闹，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家里，电话有时接得到有时接不到，常有人找不到她，便打电话到她朋友那里，问她的近况。
这是一位近乎“隐形”的华人钢琴家。她成名很晚，30岁去美国，待了6年后去法国，40岁之前几乎没有办过音乐会。2011年，她已经62岁了，因为乐评人张克新的一篇文章，才走进国人视线。在此之前，朱晓玫是谁？在中国，即使是最狂热的音乐爱好者都罕有人知晓。
在那些默默练琴的岁月里，她凭借600多场音乐会获得了欧洲的礼遇和尊重。她在法国数一数二的音乐学校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拥有教职。随意走进一家巴黎街头的CD店，她的唱片总是在最显眼的位置。当她打电话给剧院总机时，接线员常常会说：“你好，晓玫，我认得你的声音。”
法国的《世界报》评价朱晓玫，她总是悄悄走上舞台，穿黑色的衣服和裤子，端坐在钢琴前，她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演奏清澈而深刻，总是能带给我们“灵魂的共振”。《费加罗报》也说，她是如此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却又那样谦逊和充满深度——这两种品质在当今世界太稀缺了。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盛原这样形容她的人生——这是大家喜欢看到的故事，她的低调为人、她的苦难经历和她的非凡成就，确实很励志，就好像多年的媳妇经过不懈努力熬成了婆，也好像灰姑娘终于熬成了公主。
可故事的后半段，在这个名字被人知晓后，生活变得吵闹，很多吹捧夹杂其中，走到什么地方都要签名、照相，她觉得“苦不堪言”。也正应了盛原说的那句话：“你本以为是灰姑娘熬成了公主的故事，可公主本人还在想，唉！其实当灰姑娘也挺好的，可以多一些空闲时间弹巴赫。”
刘苏娴是一位年轻的华人钢琴演奏者，在巴黎待了10多年，她这样形容这座城市：“巴黎只有100多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60分之一，20个区每个区都有音乐院校，有些区甚至有两三所，非常饱和，能从这里脱颖而出，真的太牛了。”
这里的观众也是“全世界公认的难搞”——法国人清高、优越感很强，你太炫技了，他们觉得你就是在炫技;你演奏过于简单的作品，他们觉得你技术不行;你真的需要足够出色，在台上还得有气质，那个气质就是法国人都喜欢的那种气质，像一幅印象派的画，不动声色，但是下面的人都“疯”了。
朱晓玫是不动声色的。她从来不穿晚礼服，只穿面料很舒适的服装，纯色的、没有任何修饰的那种。刘苏娴听她现场的演奏，“那种气质，更像个学者”。旅法钢琴家鲍释贤也说：“她弹琴没有任何炫耀的成分，没有大的动作，完全没有自我英雄主义。”
在巴黎，来听音乐会的是什么人往往证明了演奏者的地位。一场受到“圈内”认可的音乐会，比较好的位置，将会坐着一片白头发的人，他们是听了一辈子音乐会的老巴黎，代表最挑剔的音乐审美。而朱晓玫的音乐会现场，总是能看到那片白头发。
朱晓玫很少弹李斯特或者拉赫瑪尼诺夫这种华丽的乐曲，她弹得更多的是舒伯特、巴赫、海顿、贝多芬等德奥系严肃艰涩的大曲。其中巴赫是弹得最多的，仅《哥德堡变奏曲》她就演奏过250多场。
这可以称得上是巴赫最难、最长的一首曲子，曾被人誉为“一匹人人均想驾驭的战马”。它隐藏着大量技术“暗礁”，原本是巴赫为有两个键盘的羽管键琴创作的，到了钢琴上却要在一个键盘上演奏，两只手需要不断穿梭，“虽然只有两只手，但是要弹出5个人在说话的感觉”。
巴赫生于巴洛克艺术的鼎盛期，他的音乐声部很多，结构感又强。乐评人田艺苗形容，巴赫的音乐有数学的“绝对美”，让我们懂得了规则和秩序，他的作品，一个音都不能改，就像逻辑缜密的欧洲大型建筑，如果弹得不好，一点也不美。
在欧洲，朱晓玫演奏会的门票提前半年便会售空。米歇尔·莫拉是一位法国的企业家和乐评人，因为听音乐会成了朱晓玫的乐迷，认为她是“巴赫最好的演奏者”。迄今为止，米歇尔听过朱晓玫500多场演奏会，他能感觉到朱晓玫演奏巴赫时的“那种能量”，就像中国的书法，沿着一条线，沿着一个方向，“我看见了这条线，感受到了这种能量”。他一直很疑惑，一位中国女性怎么能将巴赫演奏得那样好，尤其是《哥德堡变奏曲》，朱晓玫的版本，不像古尔德版本那样有机械的火花，而是“像水一样，纯粹又自然”。
巴赫是需要时间的艺术。40岁之前，朱晓玫几乎没什么办音乐会的机会，“这是坏处，也是好处”，这样她才有时间去钻研巴赫。现在听别人弹《哥德堡变奏曲》，她一下就能听出到没到火候，“就像吃东西，一口就知道它是不是煮烂了”。
朱晓玫有一本自传，名叫《河流与她的秘密》，“河流”一词源于朱晓玫对巴赫的理解，巴赫在德语中有“溪流”之意，水周而复始地流逝，无所而不往。田艺苗初听她弹的巴赫，“青翠欲滴，原来有生命的声音是这样的”，知道她的人生经历后，更觉得“慈悲高洁，还能听见珍贵的真挚、执着与坦荡”。
朱晓玫生于1949年，由于政治原因，刚出生没多久，家里便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财产。父亲原本是医生，母亲原本是个富家小姐，父母结婚时，婚房买在上海复兴公园对面，是一栋复式公寓，因为外公做进出口贸易生意，母亲会弹钢琴，知道罗浮宫里最好的画。
1950年夏天，朱晓玫随父母投奔亲戚移居北京。他们住在挤了11户人家的小四合院里，尽管拮据，母亲还是送她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念书。她自愿一天练琴10小时，那时的她喜欢李斯特、贝多芬，至于巴赫，太艰涩了，总是被她留到最后。
朱晓玫的20岁到30岁——一位钢琴家最好的时光，几乎都是在上山下乡中度过的。张家口冬天的气温时常在零下20摄氏度，房间像一个石头砌的冰箱，弹琴成了她取暖的方式。她央求母亲偷偷将钢琴寄过来，用音乐老师潘一鸣教她的方法，弹巴赫的复调音乐取暖，一只手摁住一个声部的同时，另一只手得去弹其他声部，一撑一压，手指自然就暖和起来了。
1980年，朱晓玫已经过30岁了，在老师的鼓励下，她决定前往美国学习音乐。她在自传中写下：“生活给了我什么？我30多岁了，‘文化大革命’夺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我想弥补失去的时间，看看还能走多远。我知道参加国际比赛已经太晚了，但那又怎样？钢琴对我来说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已经准备好进入未知的世界。”
然而，现在回忆起来美国的6年是一趟十分幻灭的旅程。首先是生存问题，她在一户富人家做家庭清洁工，擦地、洗衣、熨衣、洗碗，由于聚会众多，每次清洗完盘子都临近午夜，还得清理游泳池。居无定所是常事，最多的时候，她一年搬了35次家。最难过的是一年春天，雪融化了，水渗进地下室，所有的东西都浮在水面上。她想，要不然不弹了吧，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巴赫和贝多芬的乐谱闻起来都是一股酱油味”。
努力了3年，她终于获得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文凭，可依然得不到演出的机会。她感到自己与这里开放外向的文化氛围不合，时常陷入沮丧。后来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去了法国，“那个对艺术家最挑剔也最尊重的地方”，一切才稍微顺遂起来。
在法国，她租住在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她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朋友，米歇尔·莫拉说起他们的相识，是因为一次“借琴”。刚到巴黎时，朱晓玫买不起钢琴，总是去朋友家借琴练习，一次她找不到琴练，试着给米歇尔拨去电话，不到半小时，米歇尔便送来了自己家的钥匙，他放下了公司的高管会议匆匆赶来，“因为钢琴家比什么都重要”。
1989年，朱晓玫40岁了，终于在塞纳河边的教堂举办了人生第一场正式的音乐会，弹的是《哥德堡变奏曲》。许多邻居买票来听，她这才知道，因为租的房子隔音不好，邻居们会悄悄躲在家里听她练琴。此后，她的《哥德堡变奏曲》一次又一次被邀请演出，在科隆剧院、香榭丽舍剧院都办过独奏会，她的唱片总是被评为震惊（shock）、五音叉（diapason 5）、超强（ffff）。《费加罗报》曾这样写道：“请一定要去听朱晓玫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她的演奏就像作品本身那样纯净无邪。”
和大众设想中的“苦行僧”形象相反，朱晓玫从来不觉得自己辛苦，她觉得自己品尝到了最高境界的快乐。“我最幸运的是，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喜欢音乐了。”直到今天，她每天都在练习，希望用一只手弹出5只手的声音。
比起痛苦，朱晓玫更愿意谈的是生活中那些照亮过她的部分。尽管生在一个艰难的年代，她还是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母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人，不太会逼迫孩子弹琴，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家务，是擦拭钢琴。在朱晓玫3岁时，母亲便把钢琴从上海运到北京，那是一架英国钢琴，象牙色的琴键泛着光，手指摁下去，琴键的低音区听起来像一条龙，高音区则像一只鸟。家里有5个孩子，生活艰辛，母亲一点一点卖掉了自己的首饰，却始终没有卖掉钢琴，因为“晓玫弹它”。
朱晓玫还记得，自己听到的第一首钢琴曲是母亲弹的舒曼的《梦幻曲》，那是一个暴雨夜，母女俩点着小灯笼，感觉整个世界好像开阔了起来。
她还谈到自己的启蒙老师潘一鸣。自己的手比正常人的还要小一点儿，潘一鸣老师第一堂课便发现了这一点，就鼓励她，“某些情况下小手会创造奇迹”。
这是一位很有想象力的老师，他的课上有许多比喻，令人放松。他会让大家感受琴键的触感，大拇指放松，所有手指才能放松，想象自己是一只猫，用猫爪子去抚摸琴键。
他还带学生到山上去，一起看书，读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福楼拜，甚至，他会教你，音乐是有颜色的。
细细想来，命运出现转机时好像总是有巴赫。
在光秃荒芜的中国农场，巴赫的乐曲不仅温暖了朱晓玫的手指，还温暖了她的心灵。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她甚至开玩笑，应该在药店里卖巴赫的CD，比什么“百忧解”都好用。巴赫带给人的是平和。
在美国时，朱晓玫需要借用别人的钢琴练习，才能申请到学校，每次练琴，都要看主人脸色。直到有一天，她弹奏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主人安静下来，什么都不说了，于是她每天都花6小时来练习这首曲子。每次弹奏，朱晓玫都觉得这支曲子来自寂静，就像一个人从梦中醒来。
过去这些年，她举办了超过600场个人独奏会，她告诉记者，其中有两场做到了“忘我”，弹的都是《哥德堡变奏曲》。“剧场不存在了，观众也不存在了，什么时候曲子完了也不知道，自己都不存在了，音樂直接冲向观众。那种忽然安静的，空气都凝固了的感觉，能量真是不得了。”
她在美国时虽然过得困苦，但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乔多斯教授。这位教授师从20世纪重要的钢琴家施纳贝尔，是美国很有名的钢琴家，却会在音乐会结束时问朱晓玫：“你真的认为我有能力举办音乐会吗？我该继续吗？”这样的谦卑深深影响着她。
每次录完曲子，朱晓玫都不敢听自己的CD，怕发现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有一次，朋友在开汽车时放了她的录音，问她，你觉得这个弹得怎么样啊？她说，还可以啊。朋友哈哈大笑，告诉她，这是你自己弹的。
她经历过动荡的年代，有着很深的愧疚感，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幸存者，“我的音乐，要献给我们这一代那些再没有机会的人”。
2014年，她受邀回国办了几场音乐会。济南那一场，当年音乐学院的同学们没有告诉她，从世界各地赶来。他们默默坐在第一排，都低着头，怕打扰她。演出结束后，灯光亮起，大家全都站起来。那一刻，她感受到了同辈的支持。
朱晓玫在巴黎的家距离罗浮宫只有10分钟路程，离巴黎圣母院、毕加索故居、伏尔泰故居都很近。巴黎的天气一年四季都不热，天空很蓝，她时常漫步在塞纳河岸，看咖啡馆里的服务员飞快地招呼客人。
朱晓玫鲜少购物，积攒了很多年的钱，最后在房子和钢琴之间，选择了一台斯坦威三角钢琴。母亲曾教育她，钢琴不是一个物件，而是“家庭的成员”。
这些年，朱晓玫穿的衣服都是妹妹和朋友帮忙买好的。赞助商邀请她参加活动，要给她订商务舱，她说经济舱就可以了。一次她去音乐会弹琴，门卫误把她认成了女佣，说今天早上女佣已经来过了，她一点不生气：“把我当成普通人，这个评价多好。”
旅法钢琴家顾劼亭还记得第一次去朱晓玫的家。尽管有心理准备，顾劼亭还是有些震惊，她没有想到，一位年近60岁的钢琴家，还住着租来的房子，什么家具都没有。
朱晓玫在巴黎的生活还是那样，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弹琴。有时候她弹到自己都有点不懂了，才觉得安心，“因为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弹得已经很好了，就说明你无法进步了”。
她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钢琴，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在70岁这个年纪，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时，她回答：“可能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孩子，买了三四套房子，也可能早离婚了，因为结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真是不堪设想。”
朱晓玫的许多同学担心，她年纪越来越大，如果她生病了，谁来照顾她。年少时音乐学院的那批同学，有人做了房地产经纪人，有人成为针灸师，有人从事钢琴进出口业务，有人成为音乐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富有了，除了朱晓玫。大家很想关心她，但是又怕打扰她。
朱晓玫反而很淡然。前些时间，她录了几位音乐家最后的作品，贝多芬、舒伯特、海顿、莫扎特。她发现，莫扎特最后一首作品跟第一首作品一样，他对死亡没有恐惧。
她也希望自己做一个对死亡没有恐惧的人。音乐家会聊的一个话题是，“葬礼上要放什么音乐”，曾有人问过她：“晓玫，你的葬礼上要放哪一首巴赫，是《哥德堡变奏曲》吗？”现在她找到答案了，她不想在自己的葬礼上放巴赫。莫扎特是永远年轻的音乐，他从来没有长大过，莫扎特的最后一首音乐和第一首是一样的，纯真，热爱生活，永远像个孩子。她希望自己的葬礼上放的是莫扎特的曲子。
（停云摘自《人物》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