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战略意义的细节才决定成败

　　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的1943年，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1947年，李普曼针对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了《冷战》一书，他指出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

　　李普曼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的看法，对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来说已难以接受。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激进建议，挥师冲向世界。这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在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合力结构。战略设计可以凭学理在纸上任意纵横，而对国家资源支撑力度的认识则需要“居家过日子”的经验。能够把握目标和资源间的合理匹配关系以及扩张战果和国家消化能力之间的合理匹配关系，是国家战略能力及其理论研究成熟的表现。爬坡最难下坡处，在相当多的时候，下坡所用的力量和资源要比上坡更大，这与消化所需的体能要比吃饭更大的道理一样。

　　明乎此，也就知道了政治尤其国际政治上的事并不是振臂一呼就可以解决的。心血来潮，之乎者也，只能演戏而不能为政，更不能为战。19世纪末中国文化人中的新锐人物那高亢的行文行事的作風，促成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但当他们将变法及其首领人物光绪皇帝推向无路返回的险峰时，却发现中国并没有准备好推行他们纸面“改革”的现实力量，结果留在他们及其变法事业前面的只有跳崖一途。20世纪初的沙俄新锐人物别佐布拉佐夫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初通、其运输能力远未形成的条件下，力主沙皇进取远东，最终导致沙俄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惨败和由此引发沙俄帝国在数年后的解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我们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就能带动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相当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所占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

　　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原因，也不能解释富裕的宋朝和明朝何以败亡于北方少数经济落后民族之手的原因，更不能解释苏联在“五大三粗”的时候竟轰然垮台的原因。财富的本质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占有的结果。占有权决定分配规则及由此规定的财富流向。要改变规则，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技术能力，而是将事理和学理统一到目标与资源能够保持动态平衡实践经验中的国家战略能力。前几年有人出书，其题目就是《细节决定成败》，确切地说，一般意义的细节并不决定成败，只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细节以及洞察这些细节的战略能力才决定成败。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