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牙医

　　10多年来，我对一位名叫阿拉·阿斯瓦尼的埃及作家保持着浓厚的好奇心，差不多每年都会去网上搜索一下，有没有他的著名小说《亚库班公寓》的简体中文版，很遗憾一直没有出现。

　　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位牙医作家，而我做过5年牙医。这10多年来，我在不同的国家接受采访时，经常有记者提到埃及牙医阿拉·阿斯瓦尼。这些外国记者告诉我，阿拉·阿斯瓦尼写小说成名后仍然在自己的诊所里干着牙医工作。这让我有些惊讶，我是为了不做牙医才开始写作的，因为我不想总是看别人张开的嘴巴。可是我的埃及同行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好像乐此不疲，我猜想他在为别人拔牙时也拔出了别人的故事，然后他在别人的嘴里装上了假牙，别人的真故事则被他装进了小说。我看到网上在介绍《亚库班公寓》时，说这是一部反映埃及社会百态的小说;在介绍阿拉·阿斯瓦尼时，说他一直以一个埃及知识分子的视角针砭时弊，以埃及社会为背景，用文字刻画出丰满的人物形象。我搜索到阿拉·阿斯瓦尼被翻译成中文的一段话。当被问到为何不做专职作家时，他回答：“社会是活生生的，你必须随时了解它的新动向，这就是我坚持做牙医的原因。尽管眼下每周只有两天坐诊，但我永远不会让诊所关张，因为那是我的‘窗户’，当我打开它时，我就能看到大街上发生了什么事。”

　　这段话让我觉得自己的猜想可能有一点点道理。当然，我相信阿拉·阿斯瓦尼通过他的“窗户”看到大街上发生了什么事的视角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我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但是出于一个牙医对另一个牙医的理解，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理解，这样的双重理解让我相信，阿拉·阿斯瓦尼不会简单直接地把别人的故事装进自己的小说，那些故事进入小说前，首先要经过阿拉·阿斯瓦尼极具洞察力的筛选，然后想象力才开始运行。对于这样的作家，给他一个可靠的支点就足够了，他会尽情发挥，在一条正确的叙述道路上越走越远;根本不用担心岔路的出现，因为岔路会自动并向主路。他不仅越走越远，而且越走越宽广。这就是为什么10多年来我对阿拉·阿斯瓦尼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好奇心，我一直想翻开他小说的中文版，看看这个埃及牙医是如何在叙述里展现埃及当下生活的。我希望这一天很快来到。

　　现在说说一个中国牙医如何描写中国的当下生活。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说说《第七天》里的一个场景。这部小说2013年在中国出版，其阿拉伯文版2016年出版。

　　小说开始的时候，一个名叫杨飞的人死了，他接到殡仪馆的一个电话，说他火化迟到了。杨飞心里有些别扭，心想：怎么火化还有迟到这种事？他出门走向殡仪馆，路上发现还没有净身，又回到家里用水清洗自己破损的身体。殡仪馆又打来电话催促了，问他还想不想烧，他说想烧。那个电话说，想烧就快点过来。然后杨飞来到了殡仪馆，当然路上发生了一些事。他来到殡仪馆的候烧大厅，这是死者们等待自己被火化的地方。他从取号机上取下的号是“A64”，上面显示前面等候的有54位。候烧大厅分为普通区域和贵宾区域，贵宾号是V字头，杨飞的A字头是普通号。他坐在拥挤的塑料椅子里，听着身边的死者感叹墓地太贵，7年涨了10倍，而且只有25年产权;如果25年后子女无钱续费，他们的骨灰不知道会去何处。他们谈论自己身上的寿衣，都是1000元左右，而他们的骨灰盒也就几百元。贵宾区域摆着沙发，坐着6个富人，他们也在谈论自己的墓地，面积都在1亩（约等于666.7平方米）以上。而坐在普通區域的死者墓地只有1平方米。一个贵宾死者高声说：“1平方米的墓地怎么住？”这6个贵宾死者坐在那里吹嘘各自豪华的墓地、昂贵奢华的寿衣和骨灰盒，骨灰盒用的木材比黄金还要贵。

　　我虚构的这个候烧大厅，灵感的来源一目了然，就是候机楼和候车室。至于进入候烧大厅取号，持有A字头号的人坐在普通椅子区域，持有V字头号的人坐在有沙发的贵宾区域，这个灵感来自在银行里办事的经验。中国人口众多，进入银行先要取号，存钱少的是普通号，得坐在普通椅子上耐心等待，有很多人排在前面;存钱多的是贵宾客户，能进入贵宾室，里面有沙发，有茶、咖啡和其他饮料，排在前面的人不多，很快会轮到。

　　来自现实生活的支点可以让我在叙述里尽情发挥。有关候烧大厅的描写，在中文版里有10页。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具有双向作用：一方面，无论是现实的写作还是超现实的写作，是事实的还是变形的，都应该在现实生活里有扎实的支点，如同飞机从地面起飞，飞上万米高空，飞了很久之后还是要回到地上;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又给予文学创作重塑的无限可能，文学可以让现实生活真实呈现，也可以将其变形呈现，甚至可以脱胎换骨地呈现。当然前提是面对不同题材、不同文本所做出的不同塑造和呈现，这时候叙述分寸的把握十分重要。对于写实的作品，最起码应该做到“张冠张戴”“李冠李戴”;对于超现实的和荒诞的作品，做到“张冠张戴”“李冠李戴”也是最起码的。这里我说明一下，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以后仍然保持着人的情感和思想，如果将他的情感和思想写成甲虫的情感和思想，这就是叙述的“张冠李戴”;他翻身的时候翻不过去，因为已经是甲虫的身体，如果他还是人的身体而轻松翻过去，也是叙述的“张冠李戴”。

　　就像牙医的工作，什么样的牙应该拔，什么样的牙应该补，这是一个分寸把握的问题。应该拔的牙去补，那是判断失误;应该补的牙去拔，那是不负责任。对于假牙，也关乎分寸的把握，好牙医应该拥有以假乱真的本领，让装在病人嘴里的假牙像真牙一样，不只看上去像真的，咀嚼时也要像真的。如果拔掉了智齿再装上假智齿，这样的牙医，说实话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学作品，我倒是见过一些。

　　（六月的雨摘自译林出版社《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