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天子的文治团队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也是历代不易的道理，随着岁月的流逝，文治在与武功此消彼长的竞争中渐渐占据优势。

　　建文四年（1402）六月，靖难之役终于分出胜负，朱棣夺权成功，荣登宝座。登基后的朱棣发现虽然从龙之臣众多，但多是龙精虎猛的武将。这存在两点难处，一是难以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二是难以实现收拾人心的工作，因而必须任用文官。起初朱棣是想用建文旧臣，但方孝孺这样的名流拒绝与新朝合作，只能退而求其次。

　　与后世阁臣由外朝大臣推举不一样，这次的入阁完全是依照朱棣个人的感情为自己选配的秘书班子。

　　永乐二年的会试是朱棣登基后的第一场最高规格的选拔人才考试，朱棣对其非常重视。会试前，礼部奏问会试应录取多少人？事事以恢复洪武旧例的朱棣反问道：“洪武时期选拔多少？”尚书李志刚回对说：“各科不一样，最多的470人，少的30人。”朱棣说：“我初登大宝，第一次取士，应该多录取，以后不以此次为准。”并指出“学者成材亦难，当取其大略，其细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语疵而不害理，亦可备数;然科举是国家取人才第一路，不可滥，且文体毋尚虚浮，唯取朴实。”

　　可见朱棣首次会试就要在取士人数上与其父太祖看齐，取472人，并明确指示取才要不拘泥于文字细节，要取实际人才。这既反映了他通过“靖难”后急欲笼络士心的迫切心情，也表现了他敢于和太祖比肩的胆量。

　　朱棣对下第举人同样非常关心，认为“会试下第举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礼部选取贡士六十人上奏。朱棣召见他们，赐给冠带，安排在国子监继续学习，以等待下一次考试。并且勉励说：“士当立志，志一则工专，工专则业就。后科第一甲人有不在其尔曹乎。”可见朱棣的爱才程度。

　　永乐一朝，是明代科举制完善的重要阶段，重点在三个方面：

　　一是规范完善殿试制度。在永乐二年会试后，官方在洪武时期所行的殿试制度基础上重新厘定、丰富和发展，使其更加严密、规范和完备，明代殿试制度由此定型。明确规定读卷官以阁臣、九卿及詹事府、翰林院堂上官等高级官员充任，阁臣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由此，读卷官品级大为提高。

　　三是确定考试标准内容。永乐十五年九月，修成《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朱棣亲自为其作序，颁布天下，以两部《大全》统一对《五经》《四书》的训解，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和陶冶、牢笼士子思想的工具。明代是一个皇权空前强化和官僚制度高度发达的时代，皇权的影响力和朝廷对社会的控制力已通过各级完全听命于皇权的官僚而落实到每一个良民身上;与此相应，“民秀”或“秀民”也把能够出任朝廷官员看作是实现个人价值和光宗耀祖理想的首选甚至唯一途径，这大大加强了帝国的控制力、流动性与认同感。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