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言与美言
从古至今，我们一向非常重视“信言”，由此衍生出许多成语俗语，譬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譬如“一诺千金”。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也是反对“巧言”，追求“信言”，与老子的观点一致。
可以说，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诚信的言论，一定是质朴的，直接的，简单的，不需要那么多包装，不需要那么多技巧，不需要那么多修饰。这倒和一句西方的谚语“真理总是赤裸裸的”相合。
但是，我国也是一个非常讲究“美言”的国度。孔子不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还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学诗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增加语言的诚信度。因为不学诗，也同样可以保持语言的诚信度，只要你自己愿意。学诗，显然是为了增加语言的美感。特别是在外交场合。外交官在外交活动中，总会首先称引《诗经》中的成句，以增加自己语言的美感。
同时，在语言表达方面，尽量避免直言不讳，也是增加语言美感的必要手段。譬如秦晋崤之战后，战败的秦国统帅孟明被晋军释放，回家前，他在船头对晋国统帅说：“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是：“如果我国君主遵从晋君的好意赦免了我们，三年后，将来拜谢晋君的恩赐。”这话说得自然非常漂亮，但是，其实质的意思是，假如我们能被我国国君赦免，那么三年后，我们一定会来晋国报仇，一雪战败的耻辱。
我们说话常常注重语言的修辞技巧，讲究“美言”，这自然使人变得文雅，礼貌，能照顾到对方的情绪，很多责备意味的话，也因此削减了锋芒，不至于刺伤对方，这都是“美言”的意义所在。所以，言辞尽量做到委婉、含蓄、柔和，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是“美言”的最大价值。
但是，事物往往还有另一方面。过分注重“美言”，也会造成不良后果，那就是善掩饰，好虚言，言不由衷。老子说“美言不信”，指的就是这个方面。很多人喜欢为死去的人写墓志，但是，很多谀墓之词也就因此产生。一个人生前本来作恶多端，也会因为“为尊者讳”，而一笔勾销。过分强调“美言”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愿意讲真话。只要把话讲漂亮就行了，只要大家听了舒服就行了。至于这话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真实的内容，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那就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了。
崇信“美言”的传统，让人变得复杂，机巧，多疑。“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即使是这“三分话”，也尽量说得圆滑，模棱两可，漂亮，不要指涉实质内容。虽然许多人也相信“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在日常交往中，我们却很少对人进“忠言”，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如此。因为“忠言”不是“美言”，“忠言”有时很刺耳，容易得罪人，特别是在领导面前。
所以，在过分注重“美言”的文化传统下，我们也要重新思考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训诫了。提升“信言”的地位，也显得刻不容缓。自然，我们应该继承“美言”的传统，说话尽量做到委婉含蓄，不伤人，但是，却不能只讲空话，漂亮话，谄媚的话，言不符实的话，而应该多讲讲真话，信实的话，质朴有内容的话，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特别是，要敢于讲出自己不同于众人的话，自己独特的见解，哪怕是带有批评性质可能会引起大家不满的话，只要是深思熟虑过的，也应该大胆表达出来。
我相信，“信言”和“美言”，其实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前提是，“美言”必须以“信言”為基础。言语中一旦剥离了诚信的内核，那么话无论说得多么漂亮，也不过是一个空壳，除了玩弄辞藻之外，就什么意义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