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读后感10篇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是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编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5.00元，页数：17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读后感(一)：想知道为什么封面花纹用了周易的卦爻？
空读了十几年学，回过头来，如果要认真的看东西，往往还要靠词典。作为文字工作者，最新版的词典当然是必须的了。然而这并不是我发此贴的目的，我是最近发现这本词典的封面采用了周易的卦爻，不知道是什么考虑，有了解的朋友吗？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读后感(二)：词典的价值
我觉得世界上每一种语言的字典词典都是最棒的书，没有之一，也没有任何可以嫌弃的地方。
首先想要说的是——这款经典汉语词典的价格在目前我所知道的世界词典中，仅仅是中游、甚至偏下的水平。
像我手边最贵的一本词典是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1ed，当时买的价格差不多26、7刀，换算成人民币大概160块多点吧（肯定有更贵的词典，然而我这个穷人买过最贵的就是这个）。
……翻开一看就是英语单词的整合呀，说实话感觉牛津那本更好用呢。
广袤深邃晦涩难懂的词义……几千年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发展……各种词语的源头……
就拿我稍微熟悉一点的三本古代中国词典来说吧：说文解字、广韵，广雅。
说文解字——展现汉文字的历代发音与文字结构，为近现代繁体字变简体字作出了卓越贡献。
广韵——宋朝（北还是南忘了）人编的一本韵书，里面三十六声母二百零六韵目的整合，对日后拼音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广雅——最早是三国乱世大家编的，是最早的一部百科辞典，里面体现的训诂学是古代语文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学科。
……但现代汉语词典的参考物，不止这三本。
上溯不会早于战国时期的尔雅
晋代的字林
梁代的玉篇
宋代的广韵的姊妹类篇、集韵
明代的字慧、正字通
清代的康熙字典
这TM还不算上烧了语言学家N辈子头发的各种朝代的文、言、文呐。
说的只是我们中国代代有名的词、典而已呐。
……编这本现代词典的老师就是这么闲，把这么一堆词典当作参考与写作的基本，从建国初期修修改改到现在，以后肯定还会永远继续下去。
以前闲着没事翻词典后面的年代表，也有翻前面的主编目录。家里有这本书的所有年代版本，看见好多本的主编基本都是俩人：丁老头和吕老头（具体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了……）。这俩语言学家老大爷可都是集大成者啊，又是训诂音韵又是各地方言古今语法的，一辈子都在编纂词典啊。
然后……献血就染成了这么本词典啦。
简直就是老妈子啊！
没这本书吐槽词典的你们还写个……P啊。（噗）
至于这本词典的实力就东扯扯西扯扯这么些了。每一个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都在宣告着一点点的进步与跟这个不断发展着的国家社会的接轨。
就像我刚买到这第六版，听到新闻立刻翻到“给力”、“宅男“、”宅女”这些个新加入的流行词汇时的开心一样，霎时间就感觉到了这本词典的传统感带来的包容力。
换句话说，它斩钉截铁的拒绝收入“剩男”、”剩女“这些个词汇，收囊审慎、把汉语词汇通用性和生命力原则放在首位，其次还对新词新意还要有价值观的判断的时候……我就已经坚定不移的一生推了。（女权主义，呵呵，你懂得。）
最后，至于有些人说的什么“首先教师的水平就没有提高……”这句话……
就想说——
如果学生能静下心来翻点儿词典，哪还用高水平儿的语文老师给你叨逼叨？
某些人真是低估了词典的价值跟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力呢。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生存，好不容易能喘口气休息一下的时候，翻一下词典吧。
这是……最最低层的呀。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读后感(三)：语言有那么脆弱吗
【唐铁嘴】我改抽“白面儿”啦。（指墙上的香烟广告）你看，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掏出烟来表演）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个强国侍侯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老舍《茶馆》
小皮要开学了，遵班主任老师之命，为小皮买了两本第6版的《现汉》，一本拿到学校，一本放在家里。翻了翻，很高兴，我是个积年的“辞书控”，对《现汉》这样的经典辞书有由衷的迷恋。买回来没两天，忽然看到有“百名学者”联名举报《现汉》“违法”的新闻。对这些“学者”，我不想评论什么，因为从中没有看到熟悉的语言学家。我不是学语言学的，但多年前曾经在语言学和辞书编纂学上下过一点功夫，虽然是个门外汉，但毕竟不算陌生。
这些“学者”大概对于语言学、辞书学并不太熟悉，建议先好好读一读中国语言学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入门书，认真了解一下，所谓“汉语的纯洁性”倒底是怎么回事，是否确有其事。“纯洁”，这个词儿听起来很动人，与“汉语”联起来用，更是颇为动人。但何谓“纯洁”？以“纯洁”为主题，纯属概念化思维。
一种基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语言所具有的稳定性，不是那么容易发生动摇的。如今网络文化如此盛行，弄得很多人在网络上写字儿，基本上都要采用一种独特的“网络语体”，这种语体包括语法、修辞，也包括特有的词汇系统，不仅新词迭出，而且语法也与日常书面语和口语有很大差别，更别说“文风”了。这种“新语体”也在渐渐侵入传统的媒体，我们在报纸、电视上看到越来越多源自网络的表达方式。但只要不先入为主地概念化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维系这个社会运转的语言几乎没有变化，我们日常在各种情境下所使用的语言并没有“网语化”。
照“百名学者”的观点，如果《现汉》“开了这个口子”，更多的非汉字形式的词汇就会如决堤之水，汹涌而至，似乎“国将不国”、“文将不文”矣！这种推断很幼稚。照此理论推断，以后我们的汉语很快就会变成一种“混血语言”、一种“洋泾浜”式的半中半西（实际上学者们所指的是“半中半英”）的怪胎。能吗？几个英语缩略语的词就能推翻汉语的语库，汉语会发生如此规模的“大换血”吗？
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发生了几次“大换血”。其中的主导因素是政治。这几次大变动的结果，一是使语言彻底地现代化了，同时也使汉语的语用功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库大大扩充，使我们的语言能够用来描绘这个多元文化的大世界。也有特殊时期的语言大换血是政治当头，带有特定的色彩，虽然至今余毒未褪，但毕竟在慢慢复原的过程中。当政治的因素减退以后，我们发现，语言实际上是稳定的，它又慢慢回归到它本来应该在的位置上，它又开始恢复它本来有的表达方式和词汇系统，它又能充分用来描述我们想说的，能充分帮助我们思考自己的想法。
语言肯定是要变化的，这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不变，请这些位专家读一读如今“称霸全球”的英语的发展史，就大概对语言的发展和时代性懂得的会多一点。
其实现在这社会多重视外语啊，尤其是英语。如果发生“学者”们预测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有理由“乐观”地相信，中国全民提高英语水平的时代为之不远矣！能吗？
这世界上多种语言并用的民族和国家非常之多，其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者社会通行语言的非西方国家很多，英语词汇满大街，满报纸的地方非常多，哪位学者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本民族语言“被玷污”的民族发生了文化危机？
中国文化是什么？为什么要保持“文化的纯洁性”？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文化的纯洁性”？（扯太远了，话该多了，打住吧。）
语言是活的，语言是要适应时代的，语言是要拿来用的。辞书的根本功能是“记录和整理语言”。当然，《现汉》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特殊的价值，而使其承担了“语言规范”的历史作用。但它其实只是一部辞书。辞书不是法律法规，不要把本来不在其责任范畴的那些名堂硬塞给它。中国人曾经迷信“一句顶一万句”的红宝书，这部辞书虽然是红色的封面，但它不是“红宝书”，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硬把一本有明确功用和价值的书贴上“神”一般的意义。
今天在单位申请给室里买了一本第6版的《现汉》，已经下订单了。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读后感(四)：从源自日语的汉语外来词扯起……
先看下面的这些词：
霸权 白热化 版画 半径 半旗 饱和 保险 保障 悲观 悲剧 背景 本质 比重 必要 编制 辩证法 标高 标语 表决 表象 标本 病虫害 波长 博士 博物馆 图书馆 动产 不动产 景气 不景气 采光 参观 参看 参照 策动 常识 场合 场所 衬衣 成分 成员 承认 乘客 乘务员 抽象 出版物 出发点 出口 出庭 储藏 储蓄 传染病 创作 刺激 催眠 错觉 大局 大气 代表 代言人 贷方 借方 单纯 单位 单行本 蛋白质 导火线 道具 德育 登记 等外品 低调 低能 低压 敌视 抵抗 地下水 地质 电报 电车 电池 电话 电流 电子 定义 动机 动力 动脉 静脉 动态 动议 动员 独裁 读本 读物 长波 短波 二重奏 发明 法人 法庭 番号 反动 反对 反感 反射 反响 反应 泛神论 范畴 方案 方式 方针 放射 非金属 分解 分配 分析 分子 氛围 粉饰 封锁 否定 否决 否认 服务 服用 辐射 附着 复式 复员 复制 副官 副食 副手 改编 概括 概略 概念 概算 感性 干部 干线 高潮 高利贷 高射炮 歌剧 革命 工业 攻守同盟 公报 公立 公民 公仆 公认 公诉 公债 共产主义 共鸣 共和 固定 固体 故障 关系 观测 观点 观念 光年 光线 广场 广告 广义 归纳 规范 规划 国际 国库 国立 国税 国体 过渡 海拔 寒带 号外 化石 化学 化妆品 环境 画廊 回收 会话 会谈 混凝土 机关 机械 积极 基地 基调 基督 基准 集团 集中 计划 记录 技师 假想敌 尖端 见习 坚持 间接 建筑 鉴定 讲师 讲坛 讲演 讲座 交通 交际 交响乐 脚本 教科书 教授 教养 教育 阶级 接吻 解放 解剖 介入 金刚石 金额 金牌 金融 紧张 进度 进化 进展 经费 经济 经验 精神 景气 警察 净化 静态 就任 拘留 巨匠 巨头 俱乐部 剧场 决算 绝对 看守 科目 科学 克服 客观 客体 课程 肯定 空间 扩散 劳动 劳动者 会计 冷藏 冷战 理论 理念 理事 理想 理性 理智 立场 例会 了解 量子 列车 领海 领空 领土 流感 流体 流线型 流行病 轮胎 论坛 论战 落选 脉动 漫笔 漫画 漫谈 盲从 美感 美化 美术 密度 蜜月 民主 敏感 明确 明细 命题 母体 母校 目标 目的 内分泌 内幕 内容 内在 能动 年度 铅笔 前提 强制 侵犯 侵略 情报 驱逐舰 取缔 取消 权威 权限 权益 热带 人格 人权 人文主义 人选 任命 日程 肉弹 入场券 入口 商业 社会 社会主义 社交 社团 神经 神经过敏 神经衰弱 审美 审判 升华 生理 生命线 生态 剩余价值 失恋 失效 施工 施行 时间 时事 时效 实权 实业 世纪 世界观 市场 事变 事态 手工业 手续 受难 输出 输入 水准 私立 思潮 思想 死角 素材 素描 素质 速度 所得税 所有权 索引 自律 他律 谈判 探险 特长 特权 特务 体操 体育 条件 铁血 通货膨胀 同情 统计 投影 投资 图案 退化 退役 外在 味素 胃溃疡 温度 温床 温室 文化 文库 文明 文学 无产阶级 无产者 舞台 物理 物质 悟性 喜剧 系列 系数 系统 细胞 下水道 纤维 现金 现实 现象 宪法 相对 想象 象征 消防 消费 消化 消极 小型 校训 效果 协定 协会 心理学 新闻记者 信号 信用 刑法 性能 虚无主义 序幕 序曲 宣传 宣战 选举 高等学府 学会 学历 学士 学位 血色素 血栓 血吸虫 巡洋舰 训话 训令 讯问 演出 演说 演习 演绎 演奏 燕尾服 阴极 阳极 要素 业务 液体 遗传 义务 议会 议员 议院 艺术 异物 意识 意义 意译 因子 银行 银幕 引渡 印象 营养 优生学 语源学 预备役 预后 预算 元素 园艺 原动力 原理 原则 原子 原作 远足 运动 运动场 杂志 债权 债务 展览会 战线 哲学 阵容 证券 政策 政党 支配 知识 直观 直接 直径 直觉 直流电 指标 指导 指数 制裁 制约 质量 终点 仲裁 重点 重工业 主笔 主动 主观 主人公 主食 主体 主义 注射 专卖 资本 资本家 资本主义 资料 紫外线 自由 宗教 综合 总理 组成 组阁 组织 最惠国 左翼 作品 作物 作者 座谈
以上约600个汉语词实际上是源于日语的外来词。这个简表是根据卓有建树的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主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整理出来的。估计实际上源于日语的汉语外来词不止这些。只看这些，其中有相当多的词在今天的日常使用频率非常高，几乎无法找到另一个“根红苗正”的土生土长的汉语词来替代。
这就是语言的真实情况。从来源于日语的汉语外来词出现的历史时期来看，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末中日甲午海战后，中国开始正视日本这个“蕞尔小国”，借助于这个“小国”开眼看世界，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约二十年的时间内。这个大转折同时伴随着屈辱。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些词已经基本上成为汉语里稳定使用、意义明确、习用的词语了，而且其中相当多的词使用频率极高，几乎整天挂在嘴边，出现在报纸和广播里。
我手头有两种汉语外来语词典，分别是中国现代两位卓有贡献的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和岑麟祥先生编纂的（岑先生所编为《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高、岑两位先生是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时期分别从燕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
在这两部词典的前言中，都对源自日语的汉语外来词的情况作了说明。由于日本和中国在文字上的特殊渊源，使源于日语的汉语外来词从出现就具有汉语词的形式，基本符合汉语词的构词法（其中有一些词则是直接使用中国古文献中出现过的词语而赋予其全新的涵义，但这样直接使用古汉语词的情况并不多，如：革命、共和、交际、劳动、经济），而且从字形和字义上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易于融入汉语语库，因此，大量反映新时代、新观念的日语词，以一种“雪落静无声”的状态进入汉语中。
面向世界的民族，其语言肯定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的。如果说起语言的纯洁性，真的不知道从何谈起。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纯洁吗？简化字的通行已经把中国汉字的字源、本义与使用割裂开了（其实这对于有几千年文字历史的民族来说，是不是一种文化断裂的表现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可我们并未对此有多少不安。我们现在所使用这么多的“人工造字”（简化字）时，为什么不想到所谓的“文字的纯洁性”呢？
再回头说源自日语的汉语外来词，如果从“汉语的纯洁性”角度而言，我们竟然接受了这么多只是“貌似”汉语词的日语词，是不是一种“文化的玷污”呢？当“百名学者”们知道了自己频繁使用的这些词的来源后，不知道是应该对日本文化表示敬意和感谢，还是应该产生屈辱和痛恨？对当年引进这些词的那些人，是不是应该骂他们是“文化汉奸”呢？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再看到和用到这些词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一种强烈的“文化不适感”呢？
再换个角度戏说一下，假使诏令编纂《四库全书》（这可是官方大规模整理古文献的最后一次大工程）的乾隆爷复生，恐怕当世之人中没有几个人能用让乾隆爷听得懂的语言与“他老人家”聊天了，哪怕我们只拣“他老人家”熟悉的话题，恐怕其中交流的困难更在于我们。
其实，“百名学者”们应该并不排斥外来语的，我想平时这些位学者也颇具有“布尔乔亚”情调的，虽然在这一次《现汉》收录字母词的事件中表现得有些“歇斯底里”，但他们平时应该还是很懂“浪漫”和“幽默”的。
让“学者”们不爽的是，这些外来词竟然胆敢不“汉化”（比如X光，为什么不改为“爱克斯光”？），不给它们穿上中国衣帽？这简直是“千古未有之奇变”！
其实《现汉》此次的尝试还是很谨慎的，只是把这二百余条词语作为附录。
——但附录也不行！ “学者”们大吼，这还了得！于是，“把他们告官面儿！”
英国十八世纪著名词典编纂家塞缪尔·约翰逊有一句名言：“词典就象表一样，最坏的也聊胜于无，而最好的也不能指望走得十分准确。”陈原先生有关于词典编纂的另一句名言：“编词典不是人干的事，是圣人干的事。”喜欢辞书和了解辞书的人都应该记住这两句话。
我手中的这两本外来语词典都很旧了，记得都是在降价打折的库存书中淘出来的，这一门类在工具书中属于冷门，很少有人有机会使用它。高名凯先生在为《汉语外来词词典》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后，未及编成就辞世了，几位合纂者（刘正埮、麦永乾、史有为三位先生）又坚持了十余年，终于完成了这部收词一万余条的辞书。刘正埮先生感慨道：“此稿惨淡经营前后凡二十一年，……”我昨夜读到“惨淡经营”四个字，忍不住长长地叹气，我还是知道一点这一代老先生们是如何编纂字典和词典的。
冷板凳一坐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默默埋头字雕句琢，如今怕再没有“学者”肯于做这样的“愚事”了。很多博学的老先生把自己的生命化进辞书里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抽出新《辞源》这样的辞书要查一个字词时，心里都充满了感激和敬意的原因。
余话：深夜浏览《汉语外来语词典》，看到这样一个词条：
喔开 ō kāi 不错，对的，正是，可以。【源】英 OK，O.K.……
我笑了，这一词条大概会让“百名学者”们欣慰了，这种写法大概从“汉语的纯洁性”角度而言是很“雅驯”了，只是别让读的人错以为是把“喔靠”之类的印错了就好。
又话：费这半天劲儿，一个一个词地从辞书中把这些词抄出来，再一个一个地敲入电脑，我又做了一件无用的事。不过，更主要的是给小皮留一个资料，使他有点见识，将来万一也混成“学者”了，不要毫无常识地张嘴就露怯。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读后感(五)：新中国词典纠结史
发表于【凤凰周刊】 感谢余欣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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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六版出版，此次修订新增加单字600余个，增收新词3000多条，增补新义400多项。
媒体认为，这一版“现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民间语文的重视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敏感，如“三陪”“北漂”“宅男宅女”等等。但一些词汇的落选也引起了热议，比如“神马”的落选，编纂方称是为了规范起见。
更大的争议聚焦于“剩男剩女”和“同志”这两个词条的出局上。在7月15日的词典出版座谈会上，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对此作出解释，称之为出于价值观和社会效果的考虑。不收“剩男剩女”，是希望体现人文关怀，从尊重人角度出发；不收“同志”，则是因为“不想提倡这些东西”。
7月17日，《中国青年报》署名王学进文章指出，这样的编法大概是受多年来运动式思维所致，专家们低估了公众的智商和免疫力。大陆新闻网站网易则以一个名为“打码的字典装纯给谁看”的专题页面提出激烈批评，认为：“本只是记录的工具，却偏要打码装纯示人，试图通过美化社会来麻痹读者。”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指出，“同志”一词最早是在港台流行，用以称呼同性恋的。这种代称多少是对中国政治用语的一种调侃，众所周知，“同志”本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最常用的称呼。官方词典至今没有出现对同性肉体关系的界定，也是为了避免出现政治讽刺的意味。
他同时指出，修订词典，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在传统的社会里，只有王朝或当权者才有权编纂词典，并通过编辑词典来规范它所统治的人民的用语甚至是思维，因此，编词典是当权者的特权，而不是人民的权利。
不管怎样，相比起过去，这次“现汉”受到的争议不算什么。社会越来越开放和多元化，政治不再压倒一切；现在媒体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社会、文化等生活层面上，而在三四十年前，大量的争议都集中于政治类词语上。
已经去世的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在1998年9月15日的《人民日报》曾撰文抒发《新华字典》五十年感言，文中说道：“几十年来有一个迷人的怪影——政治，总是缠着它（新华字典）不放。”
词典本身本无意识形态，但时代不由分说在每一个版本上都烙下了印记。词典编纂者的个人回忆中，更掺杂了无数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细节和段落。他们因此饱受曲折和磨难，新中国词典受到非议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部“去意识形态”、逐渐走向平静的国民个人史。
时隔二十年的非议
刘庆隆，生于1924年，解放后就参加了《新华字典》的编写修订工作，此后从“现汉”的试印本到2005年的第5版修订，一直参与其中。1981年，他在《辞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现代汉语词典>编写工作二十年》的文章。
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辞书研究》开展了词典有没有阶级性的讨论。两种意见截然相反，但双方仍存在共同点：认为有阶级性的，也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认为没有的，也不认为词条的选取、注释、举例都没有倾向性。只是双方在掌握的分寸上有分歧。
刘庆隆在文中承认，“现汉”在这方面“交了学费”，但还是没有找到恰当的处理办法。对于“现汉”的批评也截然相反，一些人认为它“客观主义”，不突出政治，另些人则觉得它“穿靴戴帽”，强加进去太多政治内容。
1981年的刘庆隆认为，词典的注释、举例需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体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能背道而驰。比如，不能把“我们要向钱看”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句子搬到词典的例句里。
但他作为一名辞书编纂者，同时也强调，许多词汇不仅要照顾经典定义，也要顾全实际情况。如，“国”不仅有“国家”的意思，用作“岛国”这样的场合时也需注明是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剥削”不仅用于“剥削剩余价值”，也用于“避免商人中间剥削”。
很多人觉得，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词典的意识形态争议比过去大大减少了。像1981年讨论词典有没有阶级性这样的活动，不太可能还出现在公开媒体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
2000年第1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就有一篇署名师叔树的文章，《规范还是误导 修订还是“修正”——<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问题展列与评说》。这篇文章的口吻和措辞，令读者仿佛倒退二十年，又回到《辞书研究》那时浓厚的意识形态讨论氛围中去。
文章激烈地指责“现汉”：“在‘四项基本原则’一词出现以后，在邓小平同志做了那么多论述以后，《现汉》竟把这一显著成果抛弃了！”这句之后，作者连用四个大段，举证“现汉”将那些有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例句大量删节。
该文举例，“现汉”宁犯无主语的大忌，“砍红了眼似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删去，为什么砍劲这么大？“至于谁来领导，潜台词没说出来，意思是明白无疑的了！”
晁继周，1978年调入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词典室负责人，主持“现汉”修订工作，现已退休。他向《凤凰周刊》回忆当年事，也提到了一本名为《是修订还是修正》的小册子，却是诞生在1996年“现汉”大修之后。
这本小册子冲着“现汉”第三版而来，在书店不曾上架，但在社会上一度流传。两位作者署名分别是取“防微、杜渐”的谐音，认为“现汉”修订是在搞修正主义。在晁继周看来，这本小册子是以“极左”的眼光看“现汉”，但当时已过文革，时过境迁，“大家思想观念更解放了”，看得越来越清楚。
既然围绕着许多政治词汇的争议很大，那么词典编纂者被迫采取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删去这些词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资派、大跃进、总路线，这些和那个年代密切挂钩的词汇，自从被删去后一直没有再恢复，晁继周觉得，“今天看来，或许有比一删了之更好的处理方法”。
这些词汇在日常生活读书看报里依然会出现，小说里也常常会提到，于是到了“现汉”的第5版，至少“人民公社”作为一个词条又出现了。这次的释义是一句客观的解释，介绍了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特别界定了其历史时期。
姚文元领军的大批判
“现汉”受到最大的磨难，出现在1974年，那时它还没有正式出版，只是个内部“试用本”。
那一年，批林批孔运动兴起，陕西韩城县燎原煤矿放出了一个大字报，题为《客观主义对谁有利？》，矛头指向“现汉”，称其搞“客观主义”，宣扬圣人、王道等等。大字报呈报到中央以后，正中姚文元下怀，即安排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成员、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布置批判。
煤矿都是工人，文化程度不高，大字报从何而来？原来是文革开始时，冲击了西北局党委的写作班子，认定他们是“黑班底”，其中有一个西北大学中文系分来的大学生，被下放到了燎原煤矿。是他带头写了这张大字报，矿上的领导和技术员一共六、七个人签了名。
就这样，文化界发动了一场针对“现汉”的大批判运动，认定其有尊孔倾向，干扰了批林批孔的大方向，是封资修大杂烩、修正主义回潮、资本主义复辟。一时间大棒横飞。
“悲”是消极的词汇，不能用于社会主义；“喇叭裤”“超短裙”“布拉吉”则是宣扬帝国主义文明……由于被批成大毒草，“现汉”被姚文元批示要销毁化浆。陈原领命之后聪明地冷处理，说找销毁的厂子不容易，还要排队，就把“现汉”悄悄封存在商务印书馆的京郊库房。
这些批判今天可以从一篇文献中找到端倪：1974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报》署名虞斌的文章《评<现代汉语词典>重印本》。文章开头即指出，此书“突出地颂扬了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此外还有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
文章举例，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里提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现汉”却认为，“矫枉过正”就是“纠正偏差做得过了分”，这是“直接对抗毛主席的教导”。此文最后将“现汉”与“刘少奇一伙”挂钩，认为它的出现与刘少奇“在文化教育部门搞复辟倒退”分不开。
1979年，文革结束以后，《学习与探索》杂志曾刊出署名詹人凤文章《批判“词汇有阶级性”谬论——从“四人帮”围剿<现代汉语词典>说起》，进一步详细地披露了文革期间“现汉”受到的非难。
比如，“爱”这个字的解释必须加上“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准”，但同时，“喜”“怒”“憎”“恨”等却没有这样的解释，显得十分滑稽。姚文元在“王道”旁边批示：“日本帝国主义的‘王道乐土’”，便有人跟着批判“现汉”是为日本侵略者鼓吹，归为汉奸走狗一类。
“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词条”
文革期间，“现汉”还遇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1975年到1977年间，社科院语言所成立了“三结合”修订组，秉着“开门编词典”的宗旨，向工人农民征求意见。当时，来自燎原煤矿和北京无线电厂的工人，以及解放军通讯兵部的军人都参与到修订中。
自1964年7月北大毕业后，韩敬体就在社科院语言所工作。据他的回忆，燎原煤矿前后一共来了十个人，其中还有之前在1975年国家出版局广州会议上发言批判的一个小女孩，只有十七八岁，在矿上的配电室工作。
怎么“三结合”？韩敬体说，就是“一条一条地过”。分成六个小组，其中的语文组就有语文条目四万多个，花了大半年时间一条条改。燎原煤矿来的人，都是中小学文化程度，遇到不懂的地方，编撰者就得耐心沟通、详细讲解。
有的工人给“现汉”提意见，认为“狗”必须加上一个义项“特务”，理由则是来自《红灯记》的一句台词“门外有狗”；给“茶余饭后”推荐的例句则是：“学毛选，挤时间，早起点，晚睡点，茶余饭后多学点。”最奇特的例句则是：“和毛主席山盟海誓。”
在晁继周的回忆里，这个“三结合”对词典的编写干扰非常大，因为当时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比如说八仙桌，把它解释完之后，得加上一句话，过去是地主老财才使用的。”晁继周说，“很荒唐，很可笑。”
这些意见，最后都汇总到修订的主持人丁声树那里，他从1961年起继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之后担任“现汉”的主编。丁曾在美国从事语言研究，1949年留在新中国，1956年还动员在联合国任职的妻子回国，却因此在文革中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对他的批判延续到1975年。丁声树对这些意见采取了拖延战术，总是说要慎重慢慢来，一拖拖到工宣队离开，整个编辑部花了1年时间消除之前“左”的影响。
在1978年“现汉”第1版面世时，词典里仍然充满了文革残留物。如“大跃进”：“指1958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我国在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出现的飞跃发展。也泛指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还有“博爱”：“剥削阶级用来掩盖阶级矛盾、麻痹被剥削阶级的斗争意志的口号。”
1975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哲学小词典》（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可能是文革极左表现的集大成者之一。在此前的1974年，这本《哲学小词典》还出过“儒法斗争史”分册。
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词条，摘录如下：“建国以来，刘少奇伙同杨献珍抛出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以及合二而一论，在哲学战线上挑起了三次大论战，这是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制造舆论的。这说明哲学上的两军对战，反映着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1971年版《新华字典》
上述提到的那一类词典作为奇葩，只是昙花一现。而文革期间唯一流通的辞书——《新华字典》1971年版，则被一些媒体称之为最“左”的一版，学术圈内评价也不高，甚至是持否定态度。
安平秋不这么看，“我们已经很右了。”他对《凤凰周刊》说：“在当时的革命群众看来，在四人帮和一些‘左’的领导看来，我们已经很有问题了。”
安平秋，1941年生，1971年版《新华字典》诞生的时候，他才30岁，还是北京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安的老师是魏建功，著名语言学家，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新华字典》的主持编纂者。
《新华字典》出生于1953年，花了3年时间，是魏建功、周祖谟、金克木等一批大家的心血结晶，在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组织下完成，质量很高。据魏建功学生、北大中文系教授曹先擢的回忆，初版的政治色彩来自建国之初知识分子“自觉主动的政治热情”，而非上头授意。
陈原曾在《<新华字典>五十年感言》中说，53版字典出版后，他们发现了几处政治性错误，但那时意识形态批判还没有注意到字典这个角落，所以他后来也就忘记了都是哪些地方。“搞过字典的人都明白，若果拿着意识形态姓‘左’的显微镜来透视，谁都能在任何一部字典中找到所谓的政治问题。”
但1966年文革发动之后，《新华字典》消失了，中小学甚至没有字典可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周恩来要求重新修订《新华字典》，“以应急需”。成立的团队里，有一个七人领导小组，组长是曹先擢，此外还有来自工宣队、军宣队的代表，他们负责“指导方向”。
在修订开始之前，国务院科教组甚至发起了一次汉语工具书的评比选拔，因为想看看选择《新华字典》对不对。一时间，北大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所有大中小型字典辞书都集中到了修订小组，经魏建功、游国恩、袁家骅、岑麒祥、周祖谟、阴法鲁等多名专家多次讨论，还是认定《新华字典》准确、简明、适合中小学生和工农兵使用，略加修订即可出版。
这个编辑团队，不仅有北大教授，还有社科院、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可谓科研经验、辞书编纂经验、教学经验一样都不缺。据曹先擢回忆，当时还在扫楼梯的王力，也悄悄地承担了一部分异体字的统计工作。
在文革这样的环境下，这样强大的团队在修订上并没有体现出真正的实力，但在校对方面大显身手。
1971年4月，编辑部在北京翠微路的商务印书馆旧址开始校对，先后六遍。周祖谟治学以精细见长，22岁时就以《广韵校本》奠定学术地位，他校对的“索引”部分也就特别受到大家的注意。结果——据魏建功的长子魏至介绍——周祖谟的校对达到了公认“毫无差错”的水平，“没有放过任何一处最细微的纰漏”，令所有人叹服。
编撰过程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例如，“背着太阳”这个例句，因为太阳在当时总是毛泽东的象征，于是就被删掉了，而在“向”字下面加了一句“向着太阳”。迟群在向周恩来汇报时，提到这件事，周恩来说：“神经过敏！”
在遇到“茹毛饮血”这个词时，有编辑提出不能要，因为“茹”是吃，“毛”是毛主席。这让魏建功和安平秋都惊诧莫名。
小字典不是政治教科书
“黑帮爪牙”“反动知识权威”“反革命小集团”“专政对象”……这些都是曾经扣在71年版《新华字典》编撰者脑袋上的高帽，但安平秋说，到编撰工作开始时，他们都没有问题、算作“革命群众”了。有个工人喊魏建功“老魏”，让他兴奋不已，感觉“释然、踏实”。
根据陈原的回忆，此次修订主要着重于作“政治检查”，加上政治套话。“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词语进入了《新华字典》，安平秋的说法是“政治性的词条比较多，意识形态的比较多”。因为编辑部内争论时常很激烈，上级要求他们拿着影印本去北京、上海、辽宁三地征求工农兵意见。
“你编的不是字典吗？我们不是认字的吗？你告诉我们这字是什么意思，弄那么多政治性的东西干什么？”令安平秋意外的是，许多工人不赞成过多的政治词汇进入词典。“工人敢说话。”
但上海奉贤新闻出版五七干校有个人给安平秋留下了很深印象。“我们的修订内容里，在‘屈’字下面保留了一个过去的词条‘屈原’，他就说，为什么举例是屈原呢，屈原总不是好人吧。当时（的情况就是）否定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最终，在周恩来“小改应急需”的指示下，只有64处被改动，全书引用了46条毛主席语录。在安平秋看来，在当时底层百姓没有像样辞书的情况下，把这本字典推出去就是“最大的成绩”。这一版《新华字典》的出版说明中提到，“对其中反动的和问题较大的地方作删改”，这是上级领导的原则性指示，“但在实际修订过程中，”安平秋说，“并没发现有反动之处可删。”
不过，这句话令之前那个版本——1965年版《新华字典》的修订者、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极为不满。在语言所前所长、著名语言学家李荣的追思会上，曾有人追忆，李荣在语言所内部的会议上，曾三次尖锐批评71版《新华字典》的“前言”。
李荣的这位朋友便劝他，这个前言“并不是参加修订的这些人的真心话，也不是说这些人真心地那么看待《新华字典》的……参加工作的这些同志在特定的环境里头，为了把这本书搞出来，不能不作一些折中。”据当事人回忆，李荣认可了他的判断。
“解释字词的小字典，不是社会科学词典，不是百科全书，更不是政治教科书。”陈原也特意在《五十年感言》中写道：“千万不要责备参加这次修订的人们，那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年代，谁都只能依样画葫芦。”
文革后的辞书一直在慢慢消除“左”的痕迹和影响。“现汉”的83年版本，只是对78年第一版做了一些小改，而时隔13年之后的1996年大修，抛弃了数千旧词，引入了数千新词，但像“坏分子”“人定胜天”这一类带有强烈历史痕迹却语焉不详的词语，仍被批评者们所诟病。
值得庆幸的是，不论是《新华字典》还是“现汉”，努力在做的只是跟上中国社会快速前进的生活节奏，而不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和隔夜就变天的政治路线。思维定势和套话仍在，反映时局的分量和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已越来越小。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1998年版《新华字典》第673页的这句“名言”，也许是新中国辞书编纂者走向平静的一个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