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为什么会成为 压垮清朝对外贸易的最后一根稻草
茶叶是清政府的钱袋子 在清代的对外贸易活动中，茶叶是抵御外国商品倾销、保持贸易顺差的有力武器。据统计，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欧洲各国向清朝输入了总价值约为一百九十一万两白银的商品，而清政府则向外輸出了价值约为三百六十四万两白银的商品，超过进口商品一百七十三万两，在这些出口商品中主要就是茶叶、生丝和瓷器。
这样的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鸦片战争之前，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欧美各国向清朝倾销商品和鸦片所带来的负担，尤其是在19世纪前期，茶叶占到中国出口商品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仅广州口岸每年就向英国输出茶叶35万担，价值9445万银元，有效地避免了大清白银外流。
对外，茶叶能让清政府在进出口经济中保持贸易顺差;对内，茶叶是维护国家完整和稳定的重要商品。在清代“茶法”和“盐政”是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的国家政策，贩卖茶叶需要官方开具“茶引”后才有资格从事贩运。
在清代不同地区的茶叶也有着不同的销售对象，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当时全国诞生了三个最大的茶叶出口地，即：汉口、上海和福州。
汉口的茶叶多流向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和俄罗斯，茶叶多为压制的砖茶;上海作为当时最大的茶叶出口地，其出口的江西、安徽产的红、绿茶销往欧洲，浙江绍兴出产的茶叶发往美国，宁波出产的则大多被日本进口;至于福州出口的茶叶多是销往南洋群岛和南美洲。
正是这样分门别类的销售方式和渠道，让清政府以茶叶为媒介，从世界各国收拢了大量的白银。而茶叶也在欧美各国的经济贸易中成为了“绿色黄金”。
在18世纪40年代的英国，曾发生过多起与茶叶走私有关的恶性事件：
1745年，三名海关官员在格林斯蒂德格林的一家酒吧被打伤并遭到抢劫。
1747年10月，走私犯袭击了在普尔港的政府海关。
这样因商品造成的恶性事件与中国明代的海寇走私颇有雷同，但是更加恶劣。而据清政府的官方资料称，在道光年间英国在从中国进口茶叶后，销往本国时每一百斤茶叶收取五十两银子的重税，但是中国在出口时每一百斤只征收二两五钱银子。如此巨大的利润差正是促成上述恶性事件的起源。而当时的英国民众面对如此高昂的价格也依旧对来自东方的“神奇树叶”趋之若鹜。
大量的茶叶消费也成为了英国财政的最大的税收来源，每年由茶叶带来的税收占英国全部税入的十分之一。面对这样巨大的利润，贸易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从1834年的数据来看，英国全年消费了5300万镑的茶叶，而这些消费品都需要向清政府支付巨额的白银才能换来，所以英国人到处寻找能够取代白银向中国输出的货物。结果就是英国开始向清王朝倾销大量的鸦片，而这也就导致了两大帝国在茶叶、白银、鸦片的三角贸易线上，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鸦片战争。
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他们用鸦片换取白银购买茶叶的时候，眼见有利可图的清朝人开始种植鸦片了，而一旦清政府将鸦片种植合法化，英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就会功亏一篑。因此英国人开始着眼于自己培养茶树，由此鸦片和茶叶也在两个帝国中间完成了奇怪的身份转变。
1848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受东印度公司的雇佣，来到清王朝购买茶树苗和种植茶树、聘用炒制茶叶的工人，并带回到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英国人先后在这里开拓了两百万英亩的土地，用来种植和加工茶叶。适宜的气候，加上工业化的生产，英国人一举扭转了由茶叶带来的白银流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将成品运回英国之后剩余的茶叶，英国人便开始向全世界贩卖，甚至往大清倾销。
1892年，四川总督刘秉璋在给清朝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就感叹道：四川的茶叶全靠销往西藏才能得利，而这些收益也都用于治理西藏，但是英国人已经开始从印度向西藏贩卖茶叶。这直接导致四川的茶叶滞销，治理西藏的银子也没有了着落。长此以往，不仅西藏会难以管理，四川的茶农也会失业，不是饿死就是成为盗匪，影响安定。
而在当时也不仅仅只有四川一个地方茶叶卖不出去。当美国看到英国种茶发了财，也开始从清朝购买茶树苗，最多一年购买十二万株，这也让美国减少了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同样日本也开始寻找别的茶叶购买渠道，昔日的茶叶消费大国中，只剩下俄罗斯还在大量购买中国茶叶。
无可奈何之下，宣统初年，汉口、福州开始购买外国的机器，并且聘请印度的炒茶师傅来挽救清朝的茶叶市场，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清朝只抢占到了东欧和非洲的部分残余市场，在这场贸易战中一败涂地。
在18到19世纪全球工业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清王朝不但没有“睁眼看世界”，还敝帚自珍将传统的手工业作为自己的看家法宝。直到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士大夫阶层，还认为外国人如果没有茶叶，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亡。这样的短见和无知也让清王朝最终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看客和牺牲品”。
（摘自微信公众号“历史D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