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用兵的“急”与“缓”

　　司马懿是三国时期曹魏的重要权臣，毛泽东曾称其“多谋略，善权变”，他在军事、政治方面具有极高造诣，一生的成就为西晋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司马懿的戎马生涯中，他的指挥常常呈现出“急”与“缓”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司马懿用兵之“急”体现在他主动出击时，异常追求以快克敌。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为新城之战。曹魏新城太守孟达，曾在蜀汉为将，降魏后魏文帝曹丕对其礼遇有加，委任他驻守魏国西南战略要地新城，但孟达却心怀鬼胎，暗中与吴、蜀来往。不久魏文帝驾崩，与孟达交好的桓阶、夏侯尚也相继去世，孟达内心更加不安分。这时诸葛亮已自南中平息蛮族叛乱后回到了蜀国，正在策划北伐事宜，频繁与孟达书信互通。公元227年，诸葛亮急欲对曹魏用兵，派遣郭模向与孟达有矛盾的魏兴太守申仪诈降，故意泄露孟达怀有二心的事情，希望以此逼反孟达配合诸葛亮的北伐作战。在孟达即将起兵叛乱之际，司马懿突然来信，称此事系蜀国的离间之计，并好言宽慰，意在使孟达犹豫不决，迟滞其举兵行动。其实，司马懿早已否决诸将“宜观望而后动”的提议，要在孟达“相疑”“未定”的时候“促决之”，于是不待朝廷答复，秘密行军、日夜兼程，仅用8天即兵临新城，大出孟达“一月间”的预料时间之外。在分兵抵挡吴、蜀援军的同时，考虑到己方粮少兵多、难以久持，司马懿兵分8路强攻新城，并诱降孟达部下李辅、外甥邓贤开城策应，16天急攻擒斩孟达。

　　平定“淮南一叛”王凌之役是又一著名例证。太尉王凌因心怀不满，谋划立楚王曹彪为帝，公元251年春，吴国军队填塞涂水，王凌上表请求朝廷发兵，意图借此谋取兵权发动叛乱，却被早已获知消息的太傅司马懿拒绝。司马懿对王凌佯下赦罪书，而在四月份突然亲率兵马乘船沿江，9天到达甘城，王凌没有想到大军来得如此之快，准备不足而无法抵挡，只好赶到武丘面缚请降。另外，在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变中，已近两年“卧病在床”、70高龄的司马懿抓住政敌曹爽与天子外出祭拜之机突然发难，迅速封锁京内各城门，严控官员及其家眷出入，占领武器库，掌控诸要点，屯兵洛水浮桥，并得到永宁太后的诏书，用计诱降了尚在彷徨迟疑的曹爽，其指挥军事行动迅疾老辣的特点得到了淋漓体现。

　　司马懿深通兵贵神速的原则要义，经常通过快速行军和隐蔽欺骗等手段，以“急”兵造成敌人猝不及防之势，从而夺取作战胜利，显示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难怪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评价其“兵动若神，谋无再计”。

　　司马懿用兵之“缓”，体现在长计远虑，不打无把握之仗上。作战准备阶段，司马懿极其重视经济建设和战略储备。在魏国建立之初，他提出“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认为应以长期发展农业塑造优势，建议“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面对与蜀吴三足鼎立，短期之内无法统一的形势，司马懿策划在上邽、陈仓及淮南淮北等前线地区屯田。灌溉数千顷农田，使魏国粮食储备逐渐殷实，这些粮草在后来与吴、蜀的战略相持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与被后世列为“武庙十哲”之一的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两次直接对抗时，起初司马懿是想要演绎自己疾如风、掠如火的雷霆之势的。公元231年，诸葛亮兵围祁山，司马懿率兵救援，这是二人的首次战场较量。司马懿“卷甲晨夜赴之”，意欲在诸葛亮收割上邽的麦子之前赶到战场与之相拒，但不仅未能阻止蜀军抢粮，还在初战中遭受了挫败。面对这个从未遇到过的强大对手，司马懿聪明地选择了“敛军依险，兵不得交”，以此减缓战势，与蜀军打起了消耗战。当年六月，诸葛亮粮尽，只好退军。3年后，司马懿再次率兵抵御蜀军北犯，在渭水及武功水流域据守持重、以待其变，诸葛亮数次挑战，甚至派遣使者赠送妇女服饰羞辱他，但除却表演了一番“千里请战”以服众心外，司马懿并没有被真正激怒，始终不予理睬。百余日后，诸葛亮患病死于军中，司马懿仍然谨慎非常，不想再犯3年前因追击而中伏的错误，缓步进逼，又一次成功地“耗”退了蜀军。常年随父作战的两个儿子似乎也学会了司马懿的“缓”兵诀窍，司马师在平定毌丘俭和文钦的“淮南二叛”之役中“深壁高垒”，使其渐渐瓦解;司马昭在平定诸葛诞的“淮南三叛”之役中，以“长策縻之”，围困寿春长达半年后战而胜之，二人可谓继承了司马懿“缓”兵之精要。

　　缓兵而用，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谋求以某一领域的优势弥补另一领域的劣势，或是以拖待变，在降低作战风险的同时发现、创造和利用战机而制敌，正所谓“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整体上看，司马懿用兵，能够准确拿捏“急”与“缓”的程度和转换，做到收放灵活，从而“出奇应变，奄忽若神”。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