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酒救国史

　　近来，欧美各地的超市货架上都被洗劫一空，而除了卫生纸和食品之外，就连免洗洗手液都成了抢手货。

　　为了弥补免洗洗手液需求的巨大缺口，一些酒厂站了出来。众所周知70%酒精度以上的酒精能够有效抵御新型冠状病毒，而这些酒厂纷纷把蒸馏出来的好酒做成免洗洗手液或者消毒用酒精，提供给民众，以解燃眉之急。

　　英国伦敦的58 Gin金酒厂，将每年的酒厂游项目取消，将部分产能转向为附近的伦敦居民提供自己生产的免洗洗手液，据说香气还挺不错的。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建议免洗洗手液的酒精度最好在80%以上，而印第安纳州的Cardinal酒厂积极响应此号召推出了酒精度80度的免洗洗手液，提供给当地救护人员使用。

　　苏格兰Deeside酒厂，也是生产全世界酒精度最高金酒（酒精度高达87%）的酒厂，如此高的酒精度完美符合了免洗洗手液的消毒要求，由此酒厂紧急生产了4000瓶提供给附近的银行和学校使用。

　　加州的Prohibition Spirits酒厂还推出了三款鸡尾酒味的免洗洗手液，分别是青柠玛格丽特、古典鸡尾酒和椰林飘香，据说洗完手之后手变得更香了。

　　华盛顿的一位调酒师同时经营着一间微型蒸馏厂，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之后，他把椰子油、茶树还有自己蒸馏的朗姆酒做成了一款免洗洗手液，由于闻上去实在太诱人，他会提醒购买者：“虽然这瓶洗手液是可食用级别的，但请还是用来消毒比较好，别当酒喝！”

　　其实，酒厂“救国”早有先例。酒厂是酒精的生产源头，如果加大蒸馏次数，酒厂很容易就能产出浓度超过95%的优质食用酒精。酒精除了稀释调和成烈酒之外，在国防化工、医疗卫生、食品加工、工农业生产等各个领域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退到重庆，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大本营。那个时期，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物资调配全靠公路远距离运输，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缅甸被日军侵占，滇缅公路切断，再加上当时中国并没有成规模的油田，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抗战后方的燃料问题十分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酒精就成了抗战时期的重要军需物资。酒精是高效的生物燃料，在整个同盟国阵营里都有使用，中国也不例外。

　　一吨酒精能够代替0.65吨汽油，而稻米、小麦、玉米、高粱等粮食都可以用于酿酒，再加以提炼便可以得到90%以上高纯度的酒精，是当时条件下比较理想的汽油替代品。

　　于是，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以及那个年代特有的西康省（现在的雅安、西昌、甘孜、凉山州等地），酿酒工业纷纷高速发展，仅四川地区的酒精产量，在1942年就创了800万加仑的记录，为抗战输出燃料，保障交通运输。1949年后，这些保障后方的酒厂纷纷被国家收编，改制成为我们熟悉的茅台、泸州老窖、五粮液……

　　二战初期，威士忌作为英国的重要出口商品，依旧在可流通的范围内出口售卖。像美国这样未参战的国家，往往通过购买物资的方式来支持同盟国的事业，比如美国著名烈酒公司Schenley，就一直大批量进口苏格兰威士忌在美国市场销售。

　　当时，虽然威士忌大规模减产，但是麦卡伦、帝王这些坚持生产的酒厂，依旧为英国撑起了数额不菲的外汇储备。

　　随着战事进一步加剧，苏格兰酒厂从对外销售转为为后方生产，酒厂出产的酒精开始直供国家，为前方战线提供物资保障。

　　二战时期，美国波本威士忌行业同样被政府直接接管。一方面，大量小酒厂被关闭，以保证后方粮食供应充足;另一方面，大酒厂生产的酒精直供前线，美国参战总共使用了17亿加仑酒精，其中44%都是由各大波本酒厂生产出来的。

　　酒精的持续供给，给战争时期的同盟国带来了充足的物资保障，生产弹药需要酒精，更重要的是，合成橡胶也需要酒精——彼时，日本切断了南太平洋天然橡胶的供给，而利用酒精制成的合成橡胶，让盟军的车轮滚滚向前。

　　（摘自《作家文摘》）

　　◇ 且 庵

　　《梦溪笔谈》中记有一事：“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这里的太祖皇帝是赵匡胤，赵普就是那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当时的宰相。

　　一问一答间，君臣二人都蛮叫人佩服的。当着皇帝的面，被皇帝一再追问，赵普就是不肯说皇帝最大，倒有几两骨头。听了赵普的回答，赵匡胤没有不快活，反而连连叫好，说明他肚量也不小。君临天下为皇帝，知道天下是道理最大，也知道自己这个皇帝没有道理大，这样的皇帝其实也蛮大的。相反，以为天下唯朕最大，朕比道理大，或者朕就是道理，这样的皇帝就很小了，天下会看他很小，历史会看他很小。

　　我忽然想起老舍《茶馆》里常四爷的一句话：“咱们老百姓盼啊，盼啊，就盼着谁都讲理！”谁都能和我们老百姓讲理，一个社会上上下下都讲理，多好呢。天下人心，其实也只服一个理，不服其他。

　　（摘自《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