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所归立人的大节

　　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其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要求，构成了先秦以来行为规范的总和，是民族性格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先秦以来，孝被广泛用于维系家庭伦理和社会秩序。它被儒家视为整个道德体系的核心，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和基石。对父母的孝养、孝敬和孝义，是孝道思想的精华。

　　“悌”对少长关系的有序性提出了要求。古人认为，要处理好夫妻、兄弟及少长等关系，必须在家庭成员间强调以礼相待、仁厚相处。儒家视孝悌为仁之本，要求兄友弟恭。

　　忠是传统道德操守中极受重视的伦理规范，不仅是个人的修身之要，还是社会道德的最高原则，称之为“天下之纪纲”及“义理之所归”。从“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以公义胜私欲”，甚至“舍生取义”的慷慨悲歌，一步步超越了“忠君”的狭隘层面，上升为对民族、对国家、对天下的忠。

　　儒家将“信”视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立政之道，并将其比作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纽带，进而提出“人无信不立”的处世原则。展开来看，恭敬、谦虚、尚义等与诚信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礼是仁义外在的具体规范，仁义则是礼的内在价值与精髓实质。儒者奉具有权威性的“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为经典，借助历代学者的诠释，论证礼学的深刻内涵，逐步构建出一个庞大又近乎琐细的礼之体系。

　　在儒家的传统认识中，利是不能成为行为评价的价值标准的。如果将所依据的判断尺度归结为外在的某种利益，那结果只能造成现实评价的混乱与无序。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要具备一贯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等特征。由此，义成为处理人际关系、判断是非善恶的重要价值标准。

　　儒家从仁政德治的角度出发，倡导官员廉洁奉公、清白自守，反对以权谋私。清人刘锡鸿说：“且夫忠诚勇毅之才由廉耻出耳，廉则聪明不蔽以贪欲，而体事之心专;耻则位置不安于卑庸，而赴事之力奋。”可见，廉洁被视为官员德行、政绩的根本，可谓“政之本也”。在此基础上，儒家进一步强调“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知恥是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有“立人之大节”和“治世之大端”之称。知耻，指向人内在的善恶和荣辱，具体要求包括守仁义、知荣辱、慎言行。耻与廉的结合，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向度。如此，廉耻不仅是立人之大节，还因为知耻之心扩展而成为立国精神要义。也正因为如此，在天崩地解、朝代鼎革之后，“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成为发人深省的痛彻之言，具有不可磨灭的警示意义。

　　总之，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道德规范，包括崇仁爱、守诚信以及扶正扬善、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有着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相信，经过历史的沉淀，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必定会发展成为维系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矿藏。

　　（常朔摘自《解放日报》2020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