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精选10篇
《中国转向内在》是一本由刘子健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1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么薄的书能写出这个东西是很不容易的，唯一扣的一颗星是给了翻译，如果有什么缺陷的话就是叙事太多，高潮来得太晚而结束的太早。
思想随时随地都与文人与皇帝的关系有关，当文人在学术和代理人之间二选一的时候，更多的人选择了权力而非学术，学术开始为正统服务而并非独立，思想文化更趋向于维护统治的武器而并非活跃，当统治岌岌可危的时候，文人必须要为正统买单，而当统治稳定的时候，文人才可以从缝隙中去影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宰相从分庭抗礼到代理人，最终文人的朝廷只是一段，构成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史学回忆。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二)：两宋，中国转向内在
处于中华文化“高原区”的北宋在遭遇“靖康之难”后文化开始内转。而这一直为人所忽视。大家历来只重视北宋的经济与市民生活，在北宋多姿多彩的发展进步表象之下，其实暗潮涌动，中华文明已经开始出现质变了。尤其是二宗北狩，高宗登基之后，朝廷的嬗替与异族的压力导致中国开始滋生“汉族文化中心主义”，士大夫身负国耻家恨，对汉唐的推崇加剧了对异族统治的憎恨。最终进而导致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这种心态到最后逐渐发展成为对外来文化的漠视。中国开始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
王安石变法遗留下来的朝野纷争仍然在南宋延续。基于复杂的政治宗派斗争，导致保守派和改革派互相倾轧不止，新儒学与旧儒学无法融合，进而也无法组建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政治挂帅和文化相轻使得南宋在无法打开外部局面之后，只能矛盾的开启自我保护机制。由此影响深远，中国彻底丧失了汉唐包纳四夷的开阔胸襟和盛世气象。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三)：在哪裏轉向
真的是太久沒看學術書了，腦子不夠用啊，以後爭取每月一本吧，作者開宗明義，確實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兩宋的政治轉向（其實原書副標題是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感覺文化轉向這樣的翻譯是有欠考量的），在看多了說來說去那麼幾個論調之後真實萬分感謝這樣的別出心裁，兩宋的繁華商品經濟，蓬勃的城市化，發達的國內外貿易，成熟的文官制度，甚至是紙筆的使用和流通，都讓人有一種近代歐洲的錯覺，這很可能是因為有了全球比較史學的先入為主，會不自覺的將歐洲史學當做了參照系，本書的理論前提是：不同文化的演進並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著單一的軌道、經過相同的特定步驟前進的，不同文化常有不同的發展重心（當然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此一理論前提適合討論學術，不適宜用來做政治上的狡辯，不然實在太危險，原因是什麽你們懂的），換句話來說，就好像你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說古代人不合道德或者亂倫，西方視角確實是把雙刃劍，看你會用不會用。喜歡談論政治的諸君可以拿這書和錢穆的歷代政治得失對照來看（至於爲什麽這裏只列舉了錢穆的一本書呢，因為實在不好意思，別的還沒有看過啊豈可修，當然還有一個問題是不喜歡多講這類話題，那你還講真是多此一舉啊豈可修），當然還能再找幾本相同主題的來，多多益善，畢竟不同的視角思考問題總是能帶來更多的收穫，一條道走到黑是需要相當勇氣的。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四)：歷史中的《中國轉向內在》
這是一部在學術史中有開創意義的著作。
其提出的南北宋之差異，即使在現在也是研究宋史的學者值得關注也需要探討的問題。可惜依舊有太多人囿於“唐宋變革”或朝代劃分而將之忽略。其史識的流露則是此書最大的成果。
另一個被較少關注的貢獻，則是其對“士大夫”群體的重視（見p13-14）和對道學一脈"走向正統"的關注（p130）。
值得注意的是，2012版的讀者普遍表現了對此書的失望（7.2的評分，較之02版的8.0可以說明許多問題，截止2013年3月16日）。
總結原因有二：
第一，此書誠有今日看來膚淺之處，比如將《三禮》的衰微歸結于新政以及之後的反對派的貶低（p27），以及其他書評中提到的內容。讓許多渴望從中得到關於“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洞見的讀者覺得沮喪。
第二，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則是學者以今時（至少是21世紀初）的眼光看待一部出版于1987年的小冊。80年代的學術環境、思考方向、理論深度乃至資料流通，都和現在有巨大差異，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著作，似乎有些苛求。另一方面，這本書的厚度和與厚度不相符的時代、研究廣度也註定了其內容無法過於深入。當今學人早已適應了邏輯嚴密、論證/考據詳細的中國/西方著作，因此不適，也屬正常。
翻譯上，趙冬梅教授的措辭絕佳，但其引文沒有使用《續資治通鑑（或續通鑑）》《宋元學案》等漢字，而是沿用了劉先生的HTC，SYHA等英文縮寫，算是白玉微瑕。
另，這次新版內容沒有變化（字詞錯誤似乎沒甚麼變化），可喜的是，價格也是。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五)：政治總是決定一切的
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作者写了一句关键性的话：“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决定一切”。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从来都是皇权政治。赵宋官家无论是赞同文彦博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神宗，还是玩弄权术至登峰造极之化境的高宗，他们维护皇权政治的初衷与本质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进步，还是皇权专制的退步。
纵观全书所一直在围绕阐述的所谓“中国文化转向”以及“中国文化的内向化”，实质上都是皇权政治演变的“表象”。所以单纯讨论北宋时期的精英文化是如何渐趋保守，直至南宋时期保守主义的“道学”成为国家正统思想，以及王安石变法中的理想主义如何被新儒家的道德保守主义所打败的，至少是不丰富的。
应该看到的是“皇权”这只无形的手，一直在作为杠杆撬动中国政治文化的进程和方向，其支点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这既是中国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的历史大趋势，也是赵宋皇朝的新现象。所谓新，在于它既确立了一个新阶层——士大夫阶层，又不完全信任它，反而让它一直处于分裂至少是分散的状态。皇权利用士大夫治国而不享国，共治又不共有。历史证明，无论是选择实用主义的变法革新还是保守主义的道学，皇权政治总是最终的获益者，巩固的是赵宋政权。至于中国历史的最终走向，并非它的考虑范围。
所以，中国文化在两宋之际转向，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之处首先在于最高统治者即皇帝对实现皇权政治的方式的选择——神宗选择共治，高宗选择专制；其次是精英阶层即士大夫阶层的表现和改革的最终效果：前者与他们之中的领导人物的品格、观察力、执行力、文化修养以及理想性息息相关，比如王安石；后者又要依靠天时地利人和来检验，比如女真人的崛起让王安石变法成为北宋亡国的替罪羊，客观上也促成了道学的兴起。所谓时势，国运也。
所谓必然，事物发展到顶峰阶段必然趋向保守，必然缺乏外扩的动力，必然固步自封，这样才能为它的衰退创造历史时机。物极必反放在政治文化领域说的也是一个时势和国运的问题。
读完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必苛责王安石和朱熹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也不必为政治上的激进和无为争论个面红耳赤。存在即是合理。赵宋官家既然能够选择其一，至少证明在当时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用今天的眼光和世界观去解读八百年前的历史，恰恰是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六)：《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
本书作者与其他人关注点不同，他主要论述的是两宋时期文化的转型。他从学术上，论述了宋代学术的内敛特征。他着重论述了南宋高宗时期的政治是如何影响南宋文化转向内敛的。 在学术上，作者论述了宋代文学、经学、史学和以儒学为表现形式的哲学的特征。 文学上，北宋时期文学家们革新科举文体和内容，“以艺术手法将寻常字词编织为激动人心的语言、简洁的词句和优雅的片段，来表达微妙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壮阔的景象和惊人的见解”。而12世纪的南宋，更加倾向于抽象性思维。 经学上，一个整体的宋代在经学研究上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但是，分开来看时，南宋除了朱熹对经学研究的贡献，其他大多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 史学上，南宋史学著述超越了北宋，纪事本末体的出现和百科全书的编纂都可以为此观点做支撑。 儒学是作者重点论述的部分，在他看来，儒学思想是宋代学术的最高峰。新儒学也集中表现了宋代文学的内敛特征。他们强调内心体验、内省和个人心中内在化的道德观念。 作者将宋代儒学分为了以北宋王安石为代表的制度改革派和道德保守派。制度改革派虽然也旨在提高道德水准，但他们提倡改革。“他们相信道德价值观与功利主义目的可以达成一致”。 道德保守派又根据其特点被分为道德先验论者和新儒家的先驱。 道德先验论者是新儒家将“德性提高到天理的层次以对抗人欲”；新儒家的先驱是对道德保守主义者，尤其是程颐学说的追随者。 宋代儒学从北宋五位大儒的改造，再到朱熹的集大成，最后成为王朝正统学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王朝将新儒学选为正统，则是取决于政治上的利害权衡。因为当时南宋王朝面临着新崛起的蒙古人入侵，急需统一王朝思想，依靠道德呼吁以提高士气。而新儒学在众多儒家们的积极倡导与全国范围的传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新儒家将自己的教义树立为王朝正统，但他们本身就已转向了内在，将教义完全地渗透进整个文化后，更加失去了变革的力量。内在的特征更加深入。 作者对于南宋政治的论述，则是在论述导致新儒学趋于内敛的原因。 北宋王朝为了防止内乱，采取陈腐的军事措施，还将精锐的军队部署到京畿地区，而不是边防线上，指示边防遇袭是不能及时抵住攻击。北宋王朝覆灭后，12世纪的“南宋王朝在错综纷乱的战火和灾难中诞生”。南宋王朝建立后，同样抵挡不住女真族的攻击。南宋王朝为了求得和平，屈辱投降，不仅向女真族赔去大量的款项，还要自称是女真族的下属或臣子。 自取其辱的行为由王朝最高统治者开始，逐渐影响了士大夫、官员们。他们大多成为了墙头草，甚至有些官员在女真族的控制下建立了傀儡政权，公开与南宋王朝对立。但是朝廷并不会诘难他们，甚至觉得宽宏大度的态度能使他们回来。 在相权与皇权上，高宗频繁更换宰相，而“大多数被罢免的宰相，都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永远正确，无可指摘的君主形象所选择的替罪羊”。专制王权逐渐转为独裁统治。而且，高宗为了选择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人，任由忠臣被陷害。在作者对南宋宰相赵鼎的研究中，充分展现了这一方面。 秦桧抓住高宗想要议和的想法，开始陷害赵鼎，想要独掌相权。秦桧死后，他采取一系列的平反命令，恢复了赵鼎的死后哀荣。由此，可以明白，在秦桧独掌相权时，高宗早就对他心怀不满。可是，秦桧当时权力膨胀，高宗轻易动不了他。 南宋政治黑暗，专制王权转为独裁统治，影响着知识分子的创新，知识分子有问不敢说。在悲哀和困惑中，知识分子逐渐地转向内省和回顾。他们期望建立一个道德社会，为王朝注入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他们道德没有底线，儒家传统道德逐渐泯灭。知识分子们反对变法，并把北宋的衰亡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他们认为内在的道德建设犹为重要，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七)：政治環境中的文化轉向
怎麼說呢，這書缺貨好久了，這次新版一出來就買了。也許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吧，總覺得此書寫的有些表面，沒有深入。
將學術或者說文化與政治聯繫起來研究，這必將是未來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途徑，而且也是不可或缺的。毫無疑問，中國古代的學術也好，文化也好，最終還是跟政治聯繫在一起的，而且聯繫緊密，學術與政治的聯繫可能比外國要緊密得多。這也許有許多方面的因素，粗略言之，自漢代儒家獨尊之後，儒家思想與政治的緊密結合首先就規定了儒家思想與政治的天然聯繫。其次，科舉考試的實行，為學者參政提供了一條路徑，比起世襲制、貴族制，當然會使學者與政治的聯繫更為緊密。但不知爲什麽，也許是受哲學史的影響吧，現在對於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還是集中在學說、思想等內在層面，很少從思想與政治這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來論述。劉子健先生此文將文化的發展與政治結合起來研究，可謂是卓有識見的。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看法，或者說寫法，也許是由於作者身處在海外，受海外學術的影響吧。對於我們來說，海外漢學研究最大的貢獻大概是在眼光、眼界方面，他們常常會從我們意想不到的地方入手來作研究（對於文化與政治的結合研究，倒不是海外獨創，古代早有人這麼結合著說的，但作為科學研究，深入者確實不多）。這對於我們猶如開了一扇窗，可以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劉先生或許是受這種海外研究風氣的影響，能夠從文化、政治結合的角度來研究兩宋文化的轉型吧。（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應該說也是在西方學術影響下的產物，要是沒有長期的西方學術的影響，我覺得不太可能產生那樣的著作，即使有，也許也只是淺嘗輒止的吧。當然，余先生此書，也有詮釋太過之處。這也許是余先生的風格，《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似亦有求之過甚之處。但這些小問題絲毫不能影響余先生的偉大。）
當然，劉先生此書的寫作另一重要影響也許是中國的學術傳統。中國向以史學為鑒戒之學，是以政治是史學最為關注的基點。劉先生作為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那一代中國學人之一，也許受此影響，把政治史看作是特別重要的一點，是以，在文化史的研究中，也要聯繫政治來看。當然，這純粹是臆測之辭，毫無根據，只是我自娛自樂的想法罷了。
劉先生把文化與政治結合起來研究，可以說甚具卓識。而看到兩宋之際的差異，那更是卓越的史識的體現。今人好論唐宋變革，這也許是受日人的影響，如前兩天蔣興權所說外國人總是厲害的嘛。在中國地位低下的時代，崇洋媚外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對於學術來說，卻不能一味的崇洋媚外，還是需要有自己的思考的。唐宋變革之重要是無可厚非的，但兩宋之間的變革，或者說宋元之間的變革也許是更大的，爲什麽人們一股腦兒撲向唐宋變革，而對於這些同樣重要的變化卻視而不見呢？（當然，視而不見說得也有點過了，還是有人研究的，只是沒有那麼多罷了。）所謂崖山之後無中國這樣激烈的觀點，爲什麽沒有深入的研究呢？也許正如劉先生將政治與文化聯繫起來一樣，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我們要保持民族團結，有些話是說不得的。我們只能承認蒙古之偉大，承認我大汗曾經幾近征服歐洲，只能借此意淫。至於所謂的元朝是我們亡國、亡天下，卻是不能說的。不然，就是破壞團結了。
扯遠了，拉回來。
我們必須承認劉先生此文的卓識，史識也是一個史家最為重要的東西，也是決定一個學者能否成為成功的史學家的關鍵。毫無疑問，劉先生是具有卓越的史識的。在這點上，劉先生絕對是個成功的史學家。
但是，話說回來，成也蕭何敗蕭何，正是西方的學術背景成就了劉先生的視野，但也由於西方漢學研究多未能深入的現實，可以說，劉先生此書也有此一毛病，總是覺得有種隔靴搔癢，未能盡興之感。劉先生將學術轉向與政治結合起來，但總覺得有點太過表面化。猶如說某黨之取得天下是靠臉皮厚和欺騙，這雖有一定的道理，從表面看來也很有意思，但總歸是不夠深入的，沒有能夠看到更深層的東西。劉先生此書也是，將文化的轉向與政治結合起來本沒有錯，但文化總歸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不是如此表面的分析就能解決的。這方面似乎還很有深入的空間。
最後，說說翻譯。不知道別人怎麼看，反正我覺得此書的翻譯還是不錯的，翻譯風不是很重，看著沒那麼難受。有人說此書的引文在翻譯回來的時候爲什麽不意譯，回譯為古文。我自己原本也是這麼想的，爲什麽不呢？作者是參考了原文的，這從譯者說某條原文在某某頁而不是作者所注的某某頁那一條中可以看出來。但爲什麽作者不回譯呢？在看書的過程中，我臆測，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翻譯本就是對原文的一種解釋，從古文譯為英文，這之中就有作者對原文的理解，英文也體現了作者的理解，這種理解也許會和原文有細微出入，也許會有意義範圍大小的轉換，甚至有理解不合與錯誤。如果把它譯回古文的話，就看不出作者的理解了。當然，這只是我的一種臆測，也許是太過臆測了。
本只是想在加入豆列時寫兩句話，作為自己讀過此書的記錄，沒想到一下子敲得有點多了，那就當個短評吧。
是為記。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八)：道德理想的现实困境
“最后，让我们将对新儒家的同情延伸到他们的现代继承人身上，这就是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科学家、技术专家、官僚、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等。现代国家体系接掌了那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组织严密；而他们存在于体系之外，分散而无组织，除了服务，别无选择。在痛苦中，他们同样应当受到同情。”
这段写于全书末《余论》的结尾处的一段话，犹如一条穿越在交错的历史时空中的隧道，将笔端关于“两宋之际”和“新儒家”的论述蓦然间带回了近现代乃至此时此刻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时过境迁，世殊事异，然而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中政治与学术的微妙关系，以及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其间上下求索的艰难的心路历程，却仿佛一幕幕似曾相识的悲怆的历史剧集的再现。书读至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读者才恍然对于著者的良苦用心产生了一丝出于共鸣的明悟——“以古喻今”“借古讽今”，这正是中国史家和史学基于强烈的现实精神而独有的人文关怀，也正是历代中国学人在诉诸笔端时仿佛宿命般不可也不容回避的永恒责任。
《中国转向内在》一书的副标题为“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①，从一般学术史的角度考察，著者所沿循的研究思路是：在史学界普遍强调“唐宋变革”②、而将包括北宋与南宋两个阶段在内的整个300余年的宋代历史视为一整体的、笼统的历史特别是思想史-文化史范畴的情形下，以公元1127年（靖康之耻）在现实政治上的重大变动为切入点，系统考察这一时期前后由于亡国之耻的震撼而引发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逆转以及期间士大夫在学术和政治的双重领域及其互动中所展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集体心态的变化，从而得出结论“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序言》，页1）。
书中并未明言“转向内向”的具体所指，这实际上归因于“内向”一形容词在语义上的多重涵义即多重解读，而书中各个章节之间的并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而具有逻辑线索性的多角度论述，实质上围绕“内向”一词对两宋之际士大夫特别是书中所指称的“道德保守主义者”集团的心态变化作出了全景式的呈现。其一，这一“内向”首先发生在学术与政治、或大而化之谓“道统”与“政统”的碰撞互动中，其结果是专制皇权的空前膨胀（以高宗一朝扭曲的君相关系即皇权与代理人的关系为主要表征，详论于第五章“专制政体与宰相们”）导致这一批“道学型士大夫”③在政治上屡屡受挫甚至在心理上感到“遭受玩弄”，因而对现实政治基本采取消极回避、不予过问的态度，专注于本学派的教育和著述事业。其二，这一“内向”更为显著地体现在新儒家学者的理论构建上，以“北宋五子”开端至南宋朱熹臻于完备的“理学”④尤为突出地凸显了传统儒学中“内圣”的一面，高擎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空前地凸显了人作为伦理学主体的庄严伟大”（李泽厚语）⑤，从而使得此后中国士大夫在学术上的视野，越来越向内收窄于自身内心的体察、反省与修养，而鲜具对现实的行政能力和专业技术的关注（直到明清之际朴学的兴起和其后清代学术的考据之风才对此有所反拨，但依然未能拓展到上述现实领域，这不属于本文的论述范畴）。其三，这一“内向”在理想成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之后，藉由专制政治的力量而向全社会进行了全面、系统、广泛的无孔不入式的渗透，从而使“内向”不仅成为理学士大夫的某种性格心理，而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和全体中国人的某种集体无意识，从而深刻影响到此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如社会结构的重新板结僵化、乡村宗族意识的全面加强、明清政府的“海禁”“闭关锁国”政策等⑤。概而言之，著者所提出的“转向内向”即大致呈现在上述三个方面：士大夫对政治的内向、士大夫学说的内向、由士大夫而引起的整个社会的内向。
论述这样一个时空集中、线索繁多、背景复杂的历史过程，无疑令人联想起所谓“宏大叙事”的历史笔法。然而本书著者却能在仅15万字的篇幅中，条分缕析地清晰展现这一两宋之际的重大变化，尤见作者功力。然而限于笔者的阅历和功底，本文无意也无能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谈论本书在材料组织和历史写作等方面的借鉴意义，因而唯有就其内容而言，试图接近著者在全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命运的感慨。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亦即“士大夫”阶层，在这一称谓本身中即蕴含着自身难以避免的一对矛盾：“士”意味着位处草野的知识精英，作为弘传儒家学说的学者而自命掌握“学统”⑦；而“大夫”则是身居庙堂的国家官僚，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和源出天命的皇权的执行者。一方面，“士”必须将自身的知识“货与帝王家”，使自身在社会中的游离状态依附于现存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成为官僚之后的“大夫”又必须竭力恪守自身作为儒家学者的道德和学术上的义务，努力保持自身的品质清正和人格独立。因而，“士大夫”一词当中实际包含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在朝与在野、倾心学术与倾心政治、靠近道统和靠近政统等在内的多重矛盾因素。所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中庸》）、“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等等言论，亦不啻为对这种矛盾心态的侧面反映，同时亦展现了在强烈的道德主体意识支配下，优秀的士大夫试图在二者之间做出调和与平衡的卓越努力。
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士大夫在现实的行为上，就不可避免地落入本文标题所说的“道德理想的现实困境”。以本书所论述的历史时空——两宋为例，道学型士大夫一方面始终渴望“得君行道”⑧，使自己的学说为专制君主所认可并推向全国，通过全面提高社会道德而重建秩序，以期实现其“回向三代”的最高道德理想；另一方面，他们对现实政治又始终保持着疏离的心态，总以“道统”传承者的文化尊严力求保持独立性。而在这样的特殊时空之下，士大夫阶层连同其学说最终被皇权或谓现实政治所利用，也就成为了某种悲剧性的必然。
事实上，透过全书的立体论述，作为读者不难看出，无论是高宗前期对道学型士大夫的赏识、中后期重用秦桧而打压道学型士大夫、孝宗时期在北伐舆论下对理学的重新重视、宁宗时期对“伪学”全面压制的“庆元党禁”直至最后理宗时期正式确立理学为官方正统这五个历史阶段，横跨1127年至1240年长达一个多世纪，决定道学型士大夫及其学说命运的，始终不是学理上的论争，而是皇权的现实政治需要。从高宗到理宗，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历代皇帝自身的个人偏好，但他们对待包括理学在内的各派学说的根本标准，依然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专制逻辑。包括理学在13世纪地位的逐渐抬升乃至被确立为官方正统，其主要原因亦是当时蒙古在北方崛起并宣称自己为中原文化的正统，从而促使南宋王朝将目光投向了理学最为津津乐道的“道统”，用来证明自身的文化正统性和政治合法性。此后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对理学正统地位的不断加强，亦概莫能外。
最后，笔者不得不重新回到开篇那个沉重而带有悲怆意味的现实命题上，那就是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同样面临的尴尬处境与艰难抉择。这一矛盾的最典型者，无外乎前期的康有为与后期的郭沫若，对这二人的评价，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群体之间，显然呈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两极分化的极端现象，也使二者作为最大的争议人物长期被学界视作难以全面评价的对象⑨。二者皆游走于学人与政客之间，在学术上拥有震古烁今的惊人艺业，但在政治活动上却又饱受诟病。笔者只想原则性地善意地指出，二者从根本的文化人格层面而论，都成长于比较典型和完备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教育环境之中，系统而扎实地接受过儒家经典的道德塑造和学术训练，因而也不可避免地身怀这种矛盾心理。特别是在百年中国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背景之下，他们的学术创造和政治活动亦因之而坎坷沉浮。但这并非他们个人独具的性格缺陷或人生选择，而是某种带有普遍意味的身不由己的身份的悲剧，以及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无一例外地发生在每一位近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身上——严复吸烟而死、章太炎装疯卖傻、王国维自沉殉道、赵元任逃离故国、梁漱溟致力“乡村建设运动”而屡遭失败、陈寅恪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不得善终……与西方“为学术而学术”“以学术为职业”的知识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不同，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强烈的现实关怀，特别是对于政治的关会，总深感身具某种特殊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而这一点正是传统士大夫矛盾人格的真实传承。
正如今天鲜明地带有某种“中国特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职一样（注10），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应当如何继承传统士大夫的人格遗产，如何在恪守现实关怀的同时，不致始终落入“道德理想的现实困境”而造成一次又一次上演的在专制政体下的悲剧命运，这正是一个值得所有当代中国学人共同思考并作出努力的重大课题。
最后，笔者欲引用顾颉刚先生在那篇感人至深的名文《古史辨自序》中的一段话，来作为这篇不成功的借题发挥文的尾声：
“我要忠实于自己的生命，则为社会所不容；若要改作委蛇的生存，又为内心所不许。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了！然则我自己觉得，我有这一点粗略的科学观念，有这一点坚定的志愿和不畏难的勇气，我的眼下有许多新问题，我的胸中没有一个偶像，在现在轻忽学问的中国社会上，我已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我所负的责任是很重的。社会上固然给我以种种的挫折，但是我竟不能用了我的热情打出一个学问的地位来吗？我将用尽我的力量于挣扎奋斗之中，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就是用尽了我的力量而到底打不出一条小径，也要终其身于呼号之中，希望激起后来人的同情而有奋斗的继续者！”